论余华小说的苦难书写

张文庆 胡洪强

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先锋文学的创作浪潮中，无论是《世事如烟》还是《现实一种》都体现了余华的创作风格。暴力、血腥、荒诞是他小说的主题。《活着》和《第七天》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在不同层面体现了余华的创作风格。随着时代的改变，先锋派作家也都在寻找转型之路。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再从《兄弟》到沉淀七年才出世的《第七天》，都体现了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

苦难书写是余华小说恒久的母题，死亡、宿命依然是余华苦难书写的特色。相较于早期作品中近乎“零度写作”的冷漠，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呈现出了温情的底色。

一、苦难书写的具体呈现

余华将自身对于苦难的理解贯穿于小说中，刻画了一个又一个苦难世界。“余华母题中的‘苦难要素由‘生存（命运）之难与‘存在（灵魂）之苦两大因子合成有关。”（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在这个时空中，余华描写时代的混乱、自然灾害、犯罪和暴力等背景下给人们在生存方面带来的苦难遭遇，以及在这个苦难世界中对于人性的考验。

（一）生存苦难

余华对于生存苦难的书写，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在《活着》中，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稀缺而造成的物质苦难随处可见。在凤霞短短的一生中，苦难是她生命的色彩，而物质的苦难所带来的不幸却是主旋律。

如果小说《活着》是在叙述福贵由于自己的过错和时代造就的苦难人生，那么《第七天》则是试图描述整个社会现状，通过一桩桩新闻事件来反映这个真实的社会，由此来讲述这个时代人们生存的疼痛。“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余华《词汇的力量》）在上层社会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时，社会的另一个极点却在担忧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灯红酒绿和断壁残垣是互不相交的分割线。

在余华其他作品中，自然灾害、事故和暴力给人们造成的生存苦难比比皆是。人的尊严与道德被蔑视，取而代之的是屈辱和卑微。在余华的小说中，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关怀和对人生存境遇的关注。

（二）精神苦难

在余华的小说中，主人公们饱尝着精神苦难的折磨。通过对人性的罪恶和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的刻画，小说呈现了精神苦难对人性的侵害，以及由此带来的无边的苦难。

在福贵身上，精神苦难既体现在人性的恶及其带来的无边的苦难，又体现在对过往所作所为的悔恨情绪在精神上的折磨。福贵让妓女背着他在大街上到处游荡并顽劣地和老丈人打招呼等行为体现了福贵人性的顽劣，而人性的恶是造成苦难的原因之一。物质的富有满足了青年时期的福贵最基本的需要，但不知道活着是需要用信仰来支撑起自己灵魂的高贵，用责任和担当撑起整个家庭。在经历了变故之后，对家人亏欠、自责等悔恨的情绪裹挟着福贵，这也是他精神上的受难。

余华在《第七天》中呈现的苦难更多表现在对于欲望的追逐，而欲望是苦难的原因之一。警察私自用酷刑使男子屈打成招，把职位看作是一种权力，一种可以用来耀武扬威的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人们越来越急功近利，越来越不满足自己的欲望，从而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了苦难。

二、苦难书写的特色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余华的创作风格不断发生变化：从贯穿小说的暴力和极尽冷酷的零度叙事，到充满着温情叙事的现实主义风格，注重故事情节叙述。虽然余华的创作风格在不断变化，但都在书写着苦难，而在讲述苦难时，死亡、宿命等特点贯穿在他的作品中，当然，温情也是必不可缺少的底色。

（一）死亡主题的言说

《活着》是以福贵一家人的相继死亡作为主线，福贵不断经历家人死亡的过程也是他受难的过程。福贵的一生不断经历着失去，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但是在不断失去、不断经历死亡的过程中，福贵始终拥有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活着。余华试图用福贵身边所有人的死亡来凸显福贵的活着。这种对活着的执念，在福贵年轻时便生出了根。“我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到了家龙二又成了我的替死鬼，我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我对自己说：‘这下可要好好活了。”（《活着》）福贵的执念是对生的渴望，只要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就要好好活一天。正如余华所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所以，即便在晚年时只有一头老黄牛陪伴，他依旧在好好生活。

《活着》塑造了福贵以生拒死的形象，用生的渴望来承受生命的苦难。而《第七天》开篇展现了一个亡者的世界，以逝者的角度来描述现实。在第一天的叙述中，还原杨飞最后一天的生活轨迹，来解释他成为亡灵的原因。

在余华的小说中，死亡是描写受难的一种模式，也是展现人性的方式，通过生的人对死的人的态度来展现现实世界的冷漠，直接冲击了苦难的现实社会，也展现了余华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

（二）宿命意识的延续

宿命意識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性的概念，“一切事物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令人赞叹地关联着的，不过不是按照理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非令人赞叹的），而是按照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形循环来关联着”（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活着》中，福贵和福贵的父亲一样吃喝嫖赌，最后输光家产。福贵和家人经历了各种灾难，无论是时代赋予的还是自身原因所造成的，都似乎是命运的使然。在《第七天》中，杨飞和妻子李青的爱情最后以分开告终，正如一开始杨飞和李青之间的差距一样，这段婚姻注定以悲剧收尾。

在命运面前，爱情、亲情甚至自身的命运都显得格外脆弱。在生命中，人们需要理性，而在这些非人为的、无法预料的事情中，人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无法逃脱的命运也是余华小说中无法逃避的苦难。

（三）温情叙事的底色

“不妨用两个词来指称余华母题：‘苦难与‘温情。”（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如果说苦难奠定了余华小说的基调，那么温情就是苦难基调中的色彩。从“苦难中的温情”到“温情地受难”，主题词的变换，也预示了余华在创作方面的改变。

长篇小说《活着》是由短篇小说《活着》改编而来，相较于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余华在创作中想要凸显的温情色彩。在短篇小说中，福贵的父亲是被福贵活活气死的；而在长篇小说中，福贵的父亲是从粪缸上摔下来而死的。这种更加具体化，甚至还带有一丝黑色幽默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福贵的罪恶感，同时也展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第七天》也不断流露出温情的色彩。“如果说余华的《活着》是一个被动性的、等待的故事，那么他的《第七天》则是一个主动性的、寻找的故事。”（洪治纲《寻找，是为了见证—论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杨飞在不断找寻父亲的过程中，也不断寻找着自己的记忆，见证别人的故事。一件件看似荒诞离奇的事，在找寻的过程中真相渐渐呈现在眼前。这也象征着余华逐渐从童年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更加渴望温情并且寻找温情，淡化了前期零度叙事极尽冷漠的创作方法。这一转变除了受环境、文坛创作风格、读者的需求的影响外，更多的原因是余华本身对于生活体悟的变化。

三、苦难书写的价值

“忧伤是因为不满，不满是源于生命的热爱，也是源于余华内心深处某些清晰的价值参考，同时还源于他对那份美好未来的期许。”（洪治纲《余华评传》）作家余华对于苦难如此钟爱，以至于其作品中充满了忧郁色彩，除了是自己的思想的表达外，一定还有想要传递给读者更深层次的含义。

（一）人性的探寻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研究人性时，认为人性具有两重性，从“身体和灵魂”到心智的两重性，两重性来源于纯粹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这也是人性复杂的体现。在《活着》中，春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在春生绝望想要自杀时，家珍展现出了人性善的一面。家珍对春生说：“春生，你要活着。”“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活着》）家珍的话减轻了春生的愧疚感。家珍和福贵之所以同情春生，源于他们内心最纯粹的原始力量，而人性除了人自身的力量之外还有社会所赋予的，是社会的扩展和延伸。即便家珍宽慰着春生，但依旧害怕受到牵连选择将其拒之门外。这体现了家珍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正如余华所言：“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虚伪的作品》）在余华的小说中，常见的秩序混乱是时代和历史所赋予的，现实的欲望和人性的善之间产生强烈的矛盾，从而造成了个体精神的失衡。在混乱的环境中丧失了平衡后，人们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打乱，不再独立思考，而是单方面地被現实的欲望和膨胀的内心所裹挟。面对人性的复杂，我们要在人性的善与恶、欲望和灵魂之间寻找自我内心的平衡，为自己人性的美好寻找栖息地。

福贵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表现出了生命个体的混乱。福贵在年老时看着亲人一个一个离开自己，但依旧在好好活着，这是福贵在经历了一生的沉浮后找到了生命的平衡。寻找平衡也是福贵的自我救赎，因此，老年的福贵没有避开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而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一生的经历袒露出来。在《第七天》中，现实的黑暗残酷和“死无葬身之地”的一片祥和形成对比，现实的混乱留给人们的是彼此之间的猜忌和互相伤害；而在死后，人们之间反而更加真诚，生前的仇人变成了朋友，不再有争吵、算计。

余华的小说呈现出悲剧的色彩，展现了被欲望吞噬的理智和良知，刻画了一个接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但即便是在苦难中依旧没有放弃对人性美的追寻和探索。在《活着》中，余华对于人物的塑造体现了人性的善。在文本中，余华虽叙述了福贵苦难的一生，但在这个故事中包含了超越苦难本身更深层次的含义：关于现实，关于命运，关于真善美。《第七天》的出版时间虽然距离《活着》发表相隔甚久，但余华在小说中依旧在对人性美进行探索。而对李月珍、杨金彪这些人物的塑造在作者余华笔下也是一种坚定的对善的能量传递，以期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柔软和共鸣，这是余华书写苦难的真正价值。

人们在欲望和灵魂之间如何平衡为自我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人们试图用很多方式来筑造人性美，却忘记在人的内心深处本身就拥有真善美的能力，这也正是通往平衡的道路。

（二）承受苦难的生命意识

面对无常的生命，人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苦难，也是余华在小说中想要传递给我们的观念。正如余华写道：“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福贵一生都在经历苦难，而忍受便是福贵对待苦难的态度，用自己坚韧乐观的精神承受命运带来的不幸。“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活着》）福贵在经历一生的不幸后依旧能够乐观地生活在世界上，这就是福贵对待苦难超然的态度。

但是在余华的小说中，又不乏通过死亡来摆脱苦难的例子。在《第七天》中，杨飞的妻子李青，追求更加刺激的生活，从而造成了悲剧。如果李青像福贵一样以乐观的精神来面对生活，也许就会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命运。

余华认识到生命本身充满苦难，用自己的方式对苦难进行探索，寻找战胜苦难的精神出路。从前期的极端茫然到后期温情的底色和平静的思考，这种转变让读者看到了余华在不断探索之后所展现出来的苦难书写的意义。人们被生活裹挟着，那些可预见的和无法控制的苦难无可避免，人们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与其逃避苦难，不如直面苦难。只有不断地超越、寻找世间的平衡，才能更有效地对抗苦难、战胜苦难。

本文系伊犁师范大学2023年度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开放课题一般项目“刘亮程文学创作中的边疆文化及本土传播”（项目编号：23ZWYB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