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下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研究

张欣雨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魅力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常常涉及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而《金锁记》又是张爱玲的经典作品，小说描写主人公曹七巧在财欲与情欲等诸多压迫之下，性格被扭曲，成为一个迫害、摧残身边之人的压迫者的故事，展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爱情等各方面的困境、挣扎和反抗。本文即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结合文本，对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形象塑造和转变进行研究与分析，探究《金锁记》所隐含的女性主义立场。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近年来颇受重视的一種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其旨在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两性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来引发读者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审视文学作品，对男权中心的现象进行反思，展现了特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关怀。而《金锁记》是一部控诉父权压迫、展现女性生存实景的中篇小说，故事以曹七巧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展现了当时鱼龙混杂的上海社会里的女性命运和家庭伦理，具有较为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

在母亲去世后，青春美丽的曹七巧被哥哥“交易”到姜家给身患软骨病的二少爷做太太。然而，丈夫无法满足七巧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渴望，她对三少爷姜季泽的接近也无法得到回应，感情上受挫的她只能从物质中寻找满足感。在物欲和情欲的双重折磨之下，七巧的人格发生了异变，她开始折磨身边的人，打丫头、换厨子，就连七巧的儿女长白和长安也未能幸免。故事的最后是七巧在孤独中结束了她悲剧的一生。“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曹七巧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而是那个时代许多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家庭的矛盾、社会的轻视、封建纲常的禁锢等各种问题，不得不妥协甚至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幸福。本文将对《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一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人物塑造背后所蕴含的对男权制的质疑和反抗，在女性主义视域下对《金锁记》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和研究。

一、主体性缺失—依附与服从

曹七巧的悲惨命运始于物资贫乏和女性身份禁锢而造成的主体性缺失，这使得她只能依附于男性而生存。七巧的哥哥曹大年谈起七巧被“卖进”姜家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当初我若贪图彩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他以亲人的口吻、打着爱护妹妹的旗号来驳斥妹妹的控诉，但是话里话外还是将七巧当作用来交易的商品，认为家中的女性是他的所有财产。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波伏瓦在著作《第二性》中指出：“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这意味着他们要无可置疑地接受其他男人为她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体面的服从。”掌握了话语权的男人成了两性中的主导一方，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拥有着制定规则和树立对错标准的权利。处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七巧作为女性，自然就只能被划为“他者”，成为男性和父权家庭的附属品，接受以男性为中心的规则和习俗，在家听从长兄，出嫁听从夫家。这样的主体性缺失也可以从七巧在姜家的待遇中窥见。“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些。”七巧在姜家本就受人轻视，再加上她低贱的出身，就连七巧的侍女小双都打心里瞧不起七巧。“小双抱着胳膊道：‘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我们拿什么去比人家？凤箫道：‘你是她陪嫁过来的吗？小双冷笑说：‘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作为这个父权制家庭原本的一分子，小双认为自己还要高于作为二奶奶的七巧一等，提到七巧时不仅急于和七巧撇清关系，还把七巧的丑事到处宣扬。见风使舵的下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姜家其他人对于七巧的态度了。在分家之前，七巧实际上一直处于“失声”状态。“去年她戴了丈夫的孝，今年婆婆又过世了。现在挽了叔公九老太爷出来为他们分家，今天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在姜家生活的七巧更像是一个会生儿育女的佣人，她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自尊，于是在她终于从姜家解放出来之后，她就想尽办法成为一个所谓有尊严、有地位的人，哪怕是通过打压自己儿女的方式。

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他者”地位的现象也多次出现在张爱玲的其他作品中，如在《倾城之恋》中，即便白流苏已经与丈夫离婚七八年之久，兄长仍然要求白流苏在前夫死后“堂堂正正地回去替他戴孝主丧”；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母亲冯碧落被家里安排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聂介臣；等等。张爱玲善于通过描写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不平等来展现女性的艰难生活境况。

二、欲望的压抑—失望与扭曲

父权制度的禁锢和传统婚姻的束缚让七巧在爱和性上都只能处于被动状态。嫁到姜家之后，无爱的婚姻和残疾的丈夫让七巧空虚寂寞，“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于是，她将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寄托在三少爷季泽身上，但是这份感情无法得到季泽的回应。“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就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虽然季泽对七巧产生过悸动，但是他不愿意为七巧冒这个险。在这段感情当中，作为男人的季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七巧愿意为了他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季泽却不愿意为了她得罪家里人，这场感情的游戏最终以七巧的落败而收场。“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七巧被禁锢在姜家，外人只看见她光鲜亮丽的一面，她从一个麻油店的站台一跃成为高门显户的太太，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的“凄怆”的处境—在家里没有说话的权利，就连作为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坚持性欲乃是一切人类成就之源泉，以及性欲观念的扩展，自始便是精神分析学的重要的动机。”（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欲是人类活动的普遍动机。而在这种欲望受到抑制、扼杀的时候，人的生命、人的行为就会不可控地产生变形。爱情、性欲的持续压抑让七巧最终变成了一个举止怪异、性格泼辣、言语粗鲁的人。

另一个让七巧发生性格异化的原因就是七巧对于物欲的压抑和释放。一方面，亲情、爱情及性欲带给她的失望，让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感情宣泄的代替品；另一方面，金钱是她为数不多可以掌握的东西，是她拥有自尊、拥有权利的依傍。可以说，七巧畸形的物欲是这个冷漠拜金的父权制社会的产物。“我稀罕你？等我有了钱了，我不愁你不来，只愁打发你不开！”七巧意识到，是因为自己有了钱哥哥才会觍着脸上门找她，只要有了钱周围的人自然会簇拥你、高看你。金钱带给了七巧痛苦生活中难得的快感，让她陷入了对物质疯狂的欲望当中。而在分家之后，之前这些年七巧在姜家被迫压抑着的、积攒着的物欲就一下子得到了释放。“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自此，七巧终于异变成了一个金钱的奴隶，她对金钱极端的控制欲甚至让她拒绝了季泽的求爱。

诸如曹七巧一般，张爱玲塑造出一个个臣服于情欲和物欲的女性形象来揭露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吞噬。例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沉溺于梁公馆的奢华生活，妥协于对乔琪乔的情欲，最终从一个单纯美好的学生变成了为梁太太笼络达官显贵的工具，迷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

三、向惡的转变—反抗与复仇

复仇行为是女性悲剧抗争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以男性为尊的父权制社会当中，男性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女性只能服从于男权的规训和制裁。不平等和压迫让女性奋起反抗，但是在时代条件的制约之下，这样的反抗注定是扭曲的，带有复仇性质的。而在张爱玲的作品当中，女性形象对于社会的反抗和报复往往表现为女性形象向“恶”的转变。

对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来说，她对父权规则的挑衅首先就体现在她对“妻子”这个角色的颠覆上。传统礼教要求妻子必须贤良淑德，即拥有善良、贤惠、贞节、孝顺等品质，懂得和谐妯娌、维护家族。而七巧在姜家则一直是“不知羞臊”的形象，她粗鲁的言谈让家里的每个人都避之不及，她抛开忠贞名节向自己的小叔子主动示爱，甚至在分财产的时候大喊“亲兄弟，明算账”，等等。她背离了完美妻子的形象，违背了父权制社会的规则，通过离经叛道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尊严。

而在分家之后，七巧展现出的则是对“母亲”角色的颠覆。她担心自己管不住女儿，于是即便是在小脚已经不时兴的情况下还是决定要给女儿长安裹脚，让长安被他人耻笑；她的胡搅蛮缠让长安在女中丢尽了颜面，让长安不得不选择辍学；她向童世舫撒谎长安从小就有抽大烟的习惯，彻底断送了女儿的爱情。她毁了女儿的一生，而儿子长白更是没有幸免。她纵容儿子逛妓院、抽鸦片，将儿子养成了羸弱的废物。她羞辱芝寿和娟姑娘两位儿媳，逼得她们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让长白彻底断了结婚的念头，只敢在妓院走动……曹七巧亲手葬送了儿女的幸福，让自己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和温暖荡然无存。她不仅和传统观念里教养子女、善待小辈、无私大爱的母亲形象背道而驰，更是背离了女性天生的善良母性。她想要通过“作恶”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表达自己的不甘，通过对男性设定出来的神圣的母亲形象的破坏来对社会进行复仇。七巧形象的塑造展现出了那个时代女性所受到的种种压迫和释放出的激烈反抗。

这样“作恶”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其他小说中也时常出现，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被婆婆和丈夫不喜的烟鹂，为了排解苦闷同裁缝不清不楚。而《创世纪》中的紫薇在病态的家庭中性格发生了扭曲，从一个知书达理的媳妇变成一个尖酸刻薄、打压小辈的老太太。在封建的家庭里，女性被要求处处克制守礼，甚至受尽冷眼和欺压。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快乐和自由，她们只能不断试探、挑战男性划定的规则，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张爱玲对女性形象的描摹细致入微，字里行间透露着那个时代女性艰难的生活状态。她们在男性文化中苟延残喘，也尝试反抗来彰显自身的价值。曹七巧不仅是张爱玲笔下一个经典女性形象，更是无数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缩影。以曹七巧为对象进行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对了解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受到的压迫、自我的觉醒和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即使是在女性主义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社会，女性仍然受到来自男权话语的各方面制约，被残留下来的社会规约所束缚。女性只有保持清醒理性，积极进行自我救赎，才能在不迷失自我的前提下争取到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