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的两种身份：史学家与小说家

林宪亮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西晋末年任佐著作郎，东晋初曾修国史，后又历任山阴令、始安太守、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干宝的著述颇丰，主要著有《晋纪》《春秋左氏义外传》《搜神记》等，注《周易》《周官》等，其中以《晋纪》《搜神记》的成就最为卓著，也最为后人所知，他因而获得了两种身份：史學家和小说家。一个人同时拥有史学家和小说家两种身份，看似很正常，但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极为少见的，因为这两种身份在当时是不相容的，甚至是冲突的。

一 史学家干宝

干宝年少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因其有史学才华，在西晋末年被任命为佐著作郎，所谓“佐著作郎”，就是协助著作郎修撰国史及起居注的史官。东晋初，王导向晋元帝建议修撰国史，并推荐了干宝，“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晋书·干宝传》）。干宝经过多年努力撰写了一部西晋历史 —《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同上），此书为干宝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时人认为他是一个良史，“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同上）。良史是指能秉笔直书、记事信而有征的史学家，这是对史学家极高的褒扬，但这类史学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多见。

干宝的史学才华及其《晋纪》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赞赏。南朝史学家何法盛在其《晋书》中评论干宝的《晋纪》说：“评论切中，咸称善之。 ”（《文选·〈晋纪论晋武帝革命〉》李善注引）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 ·史传》中说：“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 ”刘勰认为干宝的《晋纪》，相比较其他晋史，精审真实，井然有序。唐初房玄龄领衔修撰的《晋书》将干宝的本传与两晋著名史学家陈寿、司马彪、王隐、孙盛、习凿齿等人同卷，也是出于对干宝的史学才华及其《晋纪》的认可。干宝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这是可以确定的。

干宝对史学的贡献，除了他能够秉笔直书，还在于确立了修史的“凡例”，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史通 ·序例》说：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

干宝为《晋纪》所作的“凡例”影响深远，模仿者甚众，遂成范式，但由于《晋纪》已散佚，“凡例”究竟是什么形式和内容，就不得而知了。

在《晋纪》中，干宝撰写了一篇具有史论性质的《总论》，该文选入了《文选》，并且还被唐初史官以“史臣曰”的形式附于《晋书 ·愍帝纪》之末。在这篇史论中，干宝阐释了他对西晋兴亡的看法，提出了“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的观点，认为百姓的愿望和社会的风尚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与存亡，实际上他批判了清谈的盛行对西晋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总体而言，干宝的《晋纪·总论》体现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干宝的《晋纪》在《隋书 ·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中均有著录，南宋以后的官、私书目未见著录，《晋纪》在南宋就应散佚了。《晋纪》的部分内容还散见于《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清人汤球、黄奭以及近人陶栋曾据以辑佚，分别见于《众家编年体晋史》《汉学堂丛书》《辑佚丛刊》，干宝的《晋纪》由此可窥见一斑。《晋纪》散佚，主要是因为唐修《晋书》的出现及流行取代了其他晋史，刘知幾说：“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馀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刘知幾《史通 ·古今正史》）清人王鸣盛也说：“《晋书》唐人改修诸家尽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除了干宝的《晋纪》，还有王隐的《晋书》、虞预的《晋书》、何法盛的《晋中兴书》、朱凤的《晋书》、谢灵运的《晋书》、萧子云的《晋书》、臧荣绪的《晋书》等也都逐渐散佚了。虽然干宝的《晋纪》最终散佚了，但我们并不能否定干宝的史学成就。

二 小说家干宝

干宝还编撰了一部比《晋纪》影响更为深远的《搜神记》，它被后人普遍认为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与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并驾齐驱，备受世人的重视。

干宝编撰《搜神记》的动机是他有感于生死之事，《晋书 ·干宝传》：

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馀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

干宝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将父亲的侍婢残酷地陪葬了，十馀年后，开墓发现这个婢女竟然还活着，后来还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了。干宝的哥哥曾经停止了呼吸，似乎已经死了，后来又还阳复活，并目睹了鬼神之事。干宝受到这些“奇迹”的启发，编撰了反映“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的《搜神记》。

《搜神记》中的“志怪”故事大多不是干宝的原创，而是来源于古籍中的记载，也有一些是来源于道听途说。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内容并不可信，“宝既博采异同，遂混虚实”（《晋书 ·干宝传》），甚至干宝也承认《搜神记》的部分内容并不可靠，“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搜神记·序》）。例如《搜神记》卷六：“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岁有马化为狐。 ”这种“马化为狐”的情形，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再如《搜神记》卷一六：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 ”鬼问：“汝复谁？ ”定伯诳之，言：“我亦鬼。 ”鬼问：“欲至何所？ ”答曰：“欲至宛市。 ”鬼言：“我亦欲至宛市。 ”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 ”定伯曰：“大善。 ”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 ”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 ”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 ”鬼答言：“惟不喜人唾。 ”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 ”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

这则“宋定伯捉鬼”的故事叙事委婉，引人入胜，然而从真实性角度来说，“捉鬼”的故事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由于《搜神记》中大多是鬼神怪异之事，并不可信，北宋以来，目录学著作便把它归入“子部”的“小說家类”，例如《新唐书 ·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将《搜神记》进行了重点论述，实际上是把它当成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建国以来，各类文学史亦沿袭鲁迅的观点，把《搜神记》列为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与之相应的，干宝自然也就有了小说家的身份。

三 两种身份的冲突

在中国古代社会，修史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史官专门从事史书的撰写，皇帝甚至还会亲自过问，唐朝史学家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史通 ·史官建置》）可见，史学的地位是很崇高的。而小说的地位却是卑微的，班固《汉书 ·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把“小说家”列于“十家”之末，又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也就是把“小说家”排除在“可观者”之外。班固把小说描述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刍荛狂夫之议”，其鄙视之意已溢于言表。班固关于小说的定位，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对小说的态度。

《晋纪》和《搜神记》，使干宝获得了两种身份，一是史学家，一是小说家。然而，这两种身份是冲突的。史学家追求内容的严谨、真实，排斥虚构，小说家则恰恰相反，对于故事的内容是否真实并不在意。干宝作为史学家，为什么去编撰一部“君子弗为”的小说呢？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感到费解的事。

对于干宝而言，他非常乐意接受史学家的称号，史学家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他不能接受小说家的称号，因为他不认为编撰《搜神记》是在创作小说。干宝编撰《搜神记》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鬼神是真实存在的，“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搜神记·序》）。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描述鬼怪故事并不是借鬼神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想让人相信鬼怪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情况正如鲁迅所说的：“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隋书 ·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的编撰者依然持这种观点，所以把《搜神记》列入了“史部”的“杂传类”。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排调》第十九则云：“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 ”这则故事亦被《晋书 ·干宝传》引用。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太史，他修史时坚持不加隐讳，径直写出来，也就是秉笔直书，后来董狐成为秉笔直书的代名词。干宝被称为“鬼之董狐”，说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搜神记》中的鬼怪故事是真实的，干宝是毫无隐讳的客观描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小说”，例如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裴启的《语林》、葛洪的《西京杂记》、王嘉的《拾遗记》、戴祚的《甄异记》、王浮的《神异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幽明录》、吴均的《续齐谐记》、刘敬叔的《异苑》、祖冲之的《述异记》、王琰的《冥祥记》、陶弘景的《冥通记》、沈约的《俗说》、颜之推的《冤魂志》、侯白的《旌异记》、殷芸的《小说》等。这些“小说”的作者有皇族、官员、文人、道士、隐士、学者等，他们与干宝一样，并没有把他们所撰写的作品当成小说，更没有把自己当成小说家，他们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记载本人以及他人的所见所闻。但由于这些作品中确实有许多不真实的内容，后世便把这些作品认定为了小说，这与作者的初衷其实是相背离的。

史学家追求内容的真实，而小说家则可以虚构，在崇尚真实与鄙视虚构的时代，二者的社会地位悬殊，因此，在当时一个人同时拥有史学家与小说家的身份是匪夷所思的。干宝颇有史才，被称为良史，其《晋纪》在当时影响颇大，他的史学家身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干宝在编撰《搜神记》时完全没有创作小说的意识，他也不认为《搜神记》是一部小说，但由于《搜神记》中的鬼神故事并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后人逐渐把《搜神记》认定为小说，干宝也就被动地获得了小说家的身份。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