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家”“国”关系与“信”观念的演变

章丽琼

春秋时人对“信”的强调，是新的社会观念发展的体现。将“信”置于春秋社会变动的大势的背景中，以“家”“国”关系的政治变迁为视角，将制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剖析“信”观念的内涵及其在春秋时期的发展与演变。

春秋时期的“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指向，“国”指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家”是与“国”相对应的卿大夫之室，是诸侯国再分封而形成的地方管理形式。宗法分封制之下，诸侯、卿大夫在其属地范围内有独立的管理权，可以进行再分封（参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430頁），以“锡命”“委质”等礼仪作为维系主臣关系的形式。在西周铭文中，可见“锡命”之礼的大概，各层级在分封时采取此种隆重的典礼，表明君主、国君、卿大夫对各自臣子们的权威与恩施（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 1981，50页）。“委质”，刘文淇引服虔注曰：“古者如仕，必先书其名如策，委死之贽如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君也。”（〔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修四库全书 ·经部·春秋类》第 1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4页）杨宽先生认为： “‘委质就是把贽付给主人，不再收还。 ”（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 1965，362页）是下对上表达忠信的决心的见证。王、诸侯、卿大夫都可以对下属进行策命，如此上下阶层之间承诺约定及天然的血缘姻亲关系，保证着宗法制下等级结构的稳定（许倬云《西周史》，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3，169—176页）。“策命”与“委质”维持着上下级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西周以来礼制对各等级行为的规范。

到春秋时期，依靠“策名”“委质”等礼制来维持君臣关系的效果在发生变化。虽然在春秋文献中常有对臣子受“策命”的记载，如僖公二十三年（前 637），狐突以“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为由推辞国君之命；《国语》记载晋国军队围攻鼓，执鼓子，但鼓子的臣属夙沙釐，以“委质为臣，无有二心 ”为由，还依旧跟随鼓子。但是随着春秋社会的权力的下移，“策命”“委质”逐渐丧失实质意义，卿大夫之“家”对诸侯之“国”权力的觊觎在春秋中后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将关注的视野下移，发现在卿大夫的私家，家臣与家主的关系也渐趋恶化，家臣对“家”甚至“国”权力的争夺时有发生。从“家”“国”关系到主臣关系变化，在整个社会自下而上的流动过程中，新的社会观念也孕育而生。

“信”作为新的道德规范，以寄调整“家”“国”之间矛盾，尤被推崇提倡。汉代董仲舒曾说“春秋尊礼而重信”；清代顾炎武也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都将“信”作为区分春秋与战国社会性质的标准之一。近来陈来先生提及“信之德乃春秋人所常见”，黄朴民先生也指出“尊礼、重信、轻诈和‘先礼后兵等是春秋时期战争的重要特点”。可见，春秋“家”“国”矛盾加剧的过程中，呼吁新的观念与之相适应，“信”正是这一政治变动下的产物。

春秋初期，孔子眼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逮于大夫”等违背礼制的现象，已经频繁上演，至春秋中后期“陪臣执国命”，臣子弑君篡权之事也常有发生。自下而上的政治变动引发了社会观念的发展，在“家”“国”之间关系的调整进程中悄然变化，春秋时之人伦观念也与后世大有不同者（参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童书业著作集》，中华书局， 2008，569页）。

卿大夫私家内家臣对家主逐渐不守信的变化，是春秋时期伦理观念变化的缩影。春秋家臣“不敢知国”的观念依旧存在，但主臣矛盾渐趋加剧，如春秋中后期，鲁国的季氏的家臣南蒯就直呼“臣欲张公室”、阳虎欲取代季氏而成为鲁国的公臣，作为家臣对权力觊觎的实质是卿大夫权力增强的体现。尤其当阳虎作为叛臣在逃亡晋国后，晋国的赵简子仍然对阳虎以礼相待，就是春秋后期贵族在观念上对家臣可以随时易主的接受。家臣的叛乱与赵简子等贵族对家臣评价的变化，可见西周以来，在宗法血缘基础上所建立的以“孝”为核心的君臣关系已难以维持（参徐难于《论春秋时期的信观念》，《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春秋时期，事君有贰，臣子中途易主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是在礼制被打破，法制尚未建立之时，“信”在传统秩序渐趋崩塌过程中，成为维系君臣关系的新观念（参阎步克《春秋战国时期“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历史研究》 1981年第6期）。

为臣之“信”，为君命不二。春秋初年，针对周郑“交质”“交恶”之事，《左传》作者就斥责郑庄公无信。春秋中后期，对“信”的提倡逐渐加强。如宣公二年（前 607），在卿大夫赵盾与晋灵公权力争夺中， ..麑在“贼民之主，不忠”与“弃君之命，不信”的困境下触槐而死；成公九年（前 582），范文子佩服楚囚“南冠而系”，因其“不忘旧，信也”请求晋君免其死罪，将他放归楚国，“使合晋、楚之成”；昭公元年（前 541），楚国因鲁国违背盟约要杀使者叔孙豹，叔孙豹宁死也不愿意行贿求生，得到晋国赵孟的称赞而避免了杀身之祸，等等。守信之臣往往可以绝处逢生，皆因有“信”。类似事例各国都有，不胜枚举，强调为臣以“信”，守信之臣能得到君主褒扬和礼遇，恰是应对传统君臣关系危机的方式，传统“孝”观念对其约束也已渐消弱，“信”开始作为新旧秩序调整过程中君臣关系的调节因素。

邦国之间的交往，是“家”“国”关系的延伸，“信”在春秋时期是诸国交往的原则，盟誓是“信”的独特方式。据统计《左传》中，诸侯国间朝觐盟会四百五十次。桓公十二年（前 700），因宋无信违背与鲁的盟誓，与郑结盟，鲁伐宋，《左传》引“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 ”。“信”是“盟誓”的核心，必须守信，否则就得不到神灵的庇佑，国将不保。且“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将“信”抬高到能否在争霸中保持优势的手段。但也出现如郑国子展所说的“吾盟固云‘唯强是从 ”之现象，盟誓之信渐屈从于大国的权威。至春秋晚期，盟誓实乃虚空，不被信任。如哀公十四年（前 481）小邾国射宁愿与子路个人相约，而不愿意与鲁国结盟。可见无信之“盟誓”已经渐成趋势，“用质”成为另一种外交的方式，以人身为质，保证两国之信，实乃外交之信丧失的表现，至战国时期，“用质”成为诸国常见的外交形式。正如阎步克先生在研究列国邦交时提出：在缺乏最高仲裁的相对均势下，而形成的列国之间的“信义外交”，并不说明它被真正的执行，信义的背后是实力与利益在支配（参《春秋战国时期“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

上述盟誓中，常出现如：“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要盟无质，神弗临也”等誓言。在盟约后追加“自我诅咒”的内容，以此来强调遵守誓言的决心。如此，春秋之“信”来自神灵对盟誓双方的监督，这是对神灵敬畏与对盟誓本身无法信任的体现，但伴随着诸国对盟誓的蔑视，尤其在诸国违背盟誓而又可以获得更多利益时，“神”的绝对权威被打破，“用质”的方式表明，以人的自由与生命为抵押的方式胜过对“神”的许诺。春秋时期要求信于神的同时，更强调人的重要性。季梁肯定地说“夫民，神之主也”，曹刿也言及“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与人之“情”才是大“信”。可见此时与人之“信”已然重于神意。

伴随家国关系紧张程度的加剧，道德规范之“信”在社会交往中已难以维系，至春秋晚期，“信”更体现在个人內在修养方面的内涵，且与社会其他德性关系密切，如“仁”“义”“名”“礼 ”等，“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等等。襄公二十七年（前 546）楚令尹子木说道：“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等等，社会变动刺激“信”逐步内化，这是人性觉醒的体现，“夏商西周时期，从总体上看，基本保持着 ‘人的观念隐于“族”的传统”（参晁福林《认识“人”的历史—先秦时期 “人”观念的萌生及其发展》，《学术月刊》 2008年第5期）。

“信”作为调节君臣关系、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稳定，在“家”“国”关系加剧的过程中，其作为政治道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伴随着权力斗争的加剧，“信”逐步也丧失其政治道德的功能，逐步内化个人的道德修养。从春秋时期开始，宗法制度趋于解体，社会结构松动，存在于宗族之外的人日益增多，春秋时期“信”与其他德性，在家国关系变动的局势下，渐构建成调节社会秩序的观念网络。

家国矛盾，致使传统血缘基础上的君臣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需要新的调节机制，故春秋时期强调君臣间、国与国之间需信守承诺也维持秩序的稳定。“信”逐渐发展成为调节贵族之间关系的道德手段。陈来先生认为 “‘信在春秋时代，更多的是作为国家间行为的准则”（参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77页）。春秋时期社会的变动也激发了人们对于 “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有“信”者为君子，使“信”成为人的内在修养的追求，这在战国时期诸子的思想中表现得更加丰富。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信”在春秋时期被架之高位，恰是殷商西周以来的信任机制出现危机，“家”“国”天然的血缘基础上信任关系的缺失的体现。当新的社会体制还没有建立时，“信”作为调节社会秩序的政治道德，然在“家”代“国”出现后，“信”由道德伦理逐渐向功利性转变，披上虚伪的色彩，甚至在战国局势下，“信”为贵族虚伪之掩饰也显得多馀，社会竞相逐利，“信”作为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在诸子的思想中逐渐得到内化，成为 “人”之修养的组成。尤其是儒家，自孔子到孟、荀，继而形成影响深远的诚信思想体系。

（作者单位：深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