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春秋第一人”

首阳

郑国不过是春秋时期二流诸侯，但其执政子产一人的事迹却占《左传》约1/16的篇幅。难怪清代王源在《文章练要·左传评》中称子产乃“左氏心折之第一人”。明人唐锡周更直言：“后半部《左传》，全赖此人生色。”究竟子产在郑国做了什么，令他被推崇为春秋贤臣的代表呢？

读心术

论出身，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公子发（子国）之子，也被称作公孙侨。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晋楚尚在争雄、吴越缓缓崛起的中间期。卷入时代浪潮的郑国，陷入长久的动荡。

当时，穆氏（郑穆公之子）通过排挤铲除郑国其他卿族，完全掌握国政。穆氏诸族轮流执政的安排，随着时间推移必然出现波动。前563年，五族“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执政子驷、司马子国、司空子耳都被杀害。

西宫之难后，司徒子孔一跃而为“当国”，子孔刚上位就想通过盟誓的方式，逼迫群臣效忠自己。子产当即站出来，以“众怒难犯”“专欲难成”的道理劝他将盟书烧掉，这才使郑国安定一段日子。只是，“当国”子孔的野心始终不曾消失，前555年，子孔暗地与楚国勾结，向其借兵“欲去诸大夫”，结果，子西与子展就率领国人，“杀子孔而分其地”。

自此，孔氏失政，穆族剩下的七个氏族，被称为“七穆”。而得到子孔全部家当的罕氏与驷氏，顺理成章变为七穆的代表。“当国”之职遂由罕氏子展接任，子西为执政。子产则被他们立为卿。此后10年时间里，子产充分展现了他在外交、军事上的才华。前551年，晋平公想召郑简公朝拜自己。子产为维护国家尊严，撰书斥责晋国“政令无常”，以至于郑国“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弄得“国家罢病”。如此义正辞严，晋人也不好公开撕破脸，只好作罢。

随后，子产跟随“当国”子展带领700乘战车攻打陈国。在攻入陈国都城后相当守礼，“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确保陈哀公住所不受骚扰。两个月后，子产前往晋国献捷。晋国责问子产“伐陈之罪”时，子产先细数郑国历代先祖对陈国恩惠，再论陈国恩将仇报的悖逆之举，申明郑国复仇的正当性。晋人只好又说郑国这是以大欺小，不料子产的回复更直白：晋国现在的疆土这么广大，不也是靠侵略小国抢来的土地嘛！

从规劝子孔，到对晋外交中屡屡得胜，都证明子产掌握了极高的揣测人心的本事。他总能看出对手的私欲及黑暗面，利用这一点将自己的诉求正当化。如前547年，晋楚弭兵之盟前夕，楚王突然率军伐郑。子产敏锐察觉到，这是楚王怕跟晋国结盟后不能再打仗立威，才来这一趟。所以，他向子展建议，“不如使逞而归”，子展从善如流，下令“不御寇”。一切如子产预料，楚军耀武扬威一番后即撤军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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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弭兵之盟顺利结束，郑国从晋楚轮番蹂躏中暂时解脱出来。然而，七穆的内斗在外事缓和后进入白热化阶段。穆族执政第一人、公子去疾的孙子伯有，在前546年已经取代子西，成为新执政。

伯有坚持要把子西的弟弟子皙派去楚国出使。当时楚郑关系紧张，这跟派子皙送死没什么区别。子皙遂破罐破摔，带领驷氏家兵烧了伯有的家。伯有最终不敌驷氏，“死于羊肆”。子产面对驷氏强权，毫不畏惧，站出来帮伯有收尸安葬，甚至枕在他的腿上号哭不已。这一點惹怒了驷氏，他们想干脆也除掉子产。电光石火之际，之前一直按兵不动的“当国”罕虎站出来怒斥道：“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罕虎力挺子产，驷氏只好作罢。

罕虎不仅保住子产性命，还命其担任仅次于自己的执政卿。前543年，属于子产的时代终于来临。子产凭借强大的后盾，加上充满人情味的抚慰，终于令七穆的争执平静下来。

执政次年，子产就做了一件大事。他带着郑简公前去朝见晋平公，因为碰上鲁襄公去世的变故，作为同姓诸侯的晋平公为表哀悼，暂不接见郑国使团，也没有安排好住所和相应礼节。子产竟命令手下砸毁晋国迎宾馆的围墙，将随行车马安顿进去。

这种做法自然遭到晋国责问。而子产再次以高超的外交辞令，反客为主。子产称，当年晋文公时，把迎接诸侯的宾馆建成国君寝宫的规模。诸侯一来，感到“宾至如归”。可现在国君的铜鞮宫绵延好几里，却让诸侯住在奴隶住处般的房子里，不毁掉围墙还能怎样？

执政赵武听完汇报自惭形秽，忙派大夫前去道歉。事后，晋平公为了弥补，不仅“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还扩建诸侯之馆。以博学闻名的晋国大夫羊舌肸（叔向）为此感慨：“子产有辞，诸侯赖之。”

救时宰相

很难想象，毁墙事件短短7年后，曾把子产夸上天的叔向，居然写了一封信痛骂子产。叔向论及子产掌握政权后的多项主张，主要有“不毁乡校”“作丘赋”“铸刑书”。乡校就是设于乡间的学校，承担舆论中心的作用。大夫然明建议子产把乡校都关了，省得这些人以卑论尊。而子产却认为乡校可以反映国人的好恶，等于是指导自己行政的风向标。

为什么子产招致这么多的非议，跟“作丘赋”脱不了关系。按杜预所注，这是把郑国田地以“丘”为单位征收军赋，每丘需要“出马一匹、牛三头”。这么做固然会使得国家收入猛增，但也变相催促百姓投入生产，令劳役沉重。所以《左传》称，子产执政不到一年，咒骂他的歌谣就传唱开了。

可是，这些都不是让叔向破防的真正原因，子产“铸刑书”才是他最无法忍耐的。从前周朝虽然订立过刑律，但并不向外界公开。而子产将明确的律令铸造为刑书示众，这无疑是挑战旧时贵族们的法律解释权。叔向认为，子产的做法，会让原本温顺的国人，时刻惦记着用法律来争权夺利，如此一来国家哪有安宁的一天？

面对昔日好友的谴责，子产回了一封颇有悲凉色彩的信：

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子产说他的目的是要挽回郑国常年的颓势，非下猛药不可。至于自己的下场，他并不在意。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子产执政三年后，全国上下焕然一新，百姓唱起新的歌谣。从前大家恨之入骨的剥削者，摇身一变成了全国的守护神。子产的赤诚之心终究打动郑国上下。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