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相得的真相与演绎

张程

建安十二年（207），26岁的南阳隆中青年诸葛亮加入盘踞荆州北部的刘备势力。

在良禽择木而栖的乱世，诸葛亮的选择本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并不突出的浪花。但事后发展表明，这场入职对蜀汉政权乃至三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诸葛亮作为刘备势力集团的后起之秀，在刘备死后迅速掌控了蜀汉的实权，主导了蜀汉的发展。他加入刘备阵营一事，具有额外的意义，需要着重解读。

建安十二年，46岁的刘备饱经风霜，且有“皇叔”之尊，为何三番五次屈尊造访一位除了江湖传说没有任何实绩的年轻隐士？

三顾茅庐的叙事预先假设诸葛亮是千年难遇的人才，得一卧龙就能参与群雄逐鹿。这是故事中所有人物都接受的不证自明的“事实”，突出了刘备的唯才是举、求贤若渴。

人才确实是政治斗争，尤其是乱世枭雄争斗的重要因素，但肯定不是枭雄首要的考量因素。中国从东汉开始步入门阀社会，豪强大族垄断政治、经济和舆论大权，把持地方实权。乱世中，地方世族势力的政治能量更加凸显。割据势力莫不争取地方豪强世族的支持。中国的世族时代一直持续到唐朝中后期，才在科举兴盛和分裂混战的双重打击下分崩离析。

盘踞新野的刘备，大半生奔走在冀北、徐州、中原腹地和荆州北部，深知争取门阀支持的重要性。无奈他初来乍到，与荆州世族关联浅薄。为融入荆州世族网络，刘备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隐居南阳隆中的诸葛亮，是比刘备早来荆州的山东世族子弟。他出身琅琊，父亲早逝，从小依附叔父诸葛玄。诸葛玄赴任豫章太守，政争失败后投奔好友、荆州军阀刘表。诸葛亮随之来到荆州，并在叔父死后隐居隆中。虽然家道中落，但诸葛亮天资聪颖，加上刻苦攻读，在当地小有名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家族通过联姻深深融入了荆州世族。

对这样一个既有真才实学又握有融入荆州世族网络入场券的青年，刘备自然要尽力延揽了。即便不至于三顾茅庐这般低姿态，态度也必然大体恭敬。而诸葛亮门第不高、根基不深，加入创业初期的刘备阵营是最现实的职业选择。这便是刘备、诸葛亮“君臣相得”最初的样貌。

诸葛亮加入后，帮助刘备争取了荆州世族的支持，度过了曹魏大兵压境之下荆州分崩离析的艰难时刻，赢得了参与赤壁鏖战的原始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在赤壁之战中功勋卓著，而且在刘备惨败夷陵、驾崩白帝城之后，扛起了蜀汉存亡的重担，成为蜀汉政权的灵魂人物。

不过，作为一个失败政权的权相，诸葛亮最初的形象仅仅是众多忠臣贤相中的普通一员。岁月的一大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挖掘一段历史闪光的一面，照亮它、放大它，直至塑造成一颗炫目的星辰。诸葛亮的形象便在岁月的塑造下熠熠发光，三顾茅庐故事随之成为熠熠生辉的叙事。

诸葛亮形象及三顾茅庐故事的演变，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三国归晋，中国短暂统一后又到东晋南北朝时期。永嘉南渡后，东晋社会更重门第阀阅。封闭保守的世族势力与蓬勃向上的寒门士人便产生了矛盾，后者渴望通过奋斗出将入相，如诸葛亮般功成名就。底层百姓也钟爱诸葛亮。诸葛亮醉心事业，不事产业，生活节俭，去世时家无余财，与以崇富斗富为时尚、不事实务、一心安逸享乐的魏晋豪门贵族形成鲜明对比。对比之下，老百姓当然更喜爱足智多谋、一心报国的诸葛亮了。诸葛亮的经典形象，便在此时定型了。

富庶繁华的宋朝将对诸葛亮的推崇推向了高潮。一方面，南宋理学将原先的魏晋正统变更为蜀汉正统，以刘备-诸葛亮为王朝法统的主流；另一方面，经济繁荣的宋朝政治羸弱、外交屈辱，偏居东南一隅的南宋王朝这一特点尤其突出，朝野官民需要精神层面的支持。宋人对蜀汉政权及诸葛亮极容易产生共情，将诸葛亮等人视为抵抗北方强大侵略者的精神支柱。文人士大夫也更加推崇诸葛亮。

诸葛亮在宋朝的“崛起”，与宋朝社会形态的演变也有关系。大规模的科举考试和重文抑武的国策，使社会流动活跃起来，中国真正进入平民社会。读书人很容易在诸葛亮身上找到共鸣，对三顾茅庐故事更是艳羡不已。“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成为忠臣贤相是抱负满满的读书人的人生目标，也在宋朝开始不再触不可及。平民社会的产生也使得通俗消费市场兴起。话本創作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求，而三国故事是其中广受欢迎的畅销题材。

在宋代话本的基础上，明代诞生了传世名著《三国演义》，完美发扬了蜀汉正统论。诸葛亮是其中神化色彩最重的人物，创作者编排了草船借箭、空城计等光辉事迹烘托其形象，即便是失街亭等少数负面事件，也从正面叙述。三顾茅庐更是延续了三个回合，是《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之一。至此，三顾茅庐从《前出师表》的只言片语壮大为一幕大剧，起初的下层世族子弟化身羽扇纶巾、谈笑间敌人灰飞烟灭的神人。诸葛亮的形象和三顾茅庐的典故，由此固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包含了特有的文化内涵。

遗憾的是，即便是在士大夫天堂的两宋，三顾茅庐也仅仅是读书人的美好愿望。宋朝同时也是君主专制程度加强的时代。北宋之前，哪怕是莽夫治国的乱世，宰相见天子议政，也可君臣坐而论道，事毕皇帝赐茶、宰相从容告辞。反而是在为后世士大夫追念的宋朝，北宋一建立，宰相范质等便“惮帝英睿，每事辄具劄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从此，君臣坐而论道成为历史，臣子的地位一降再降，直至清朝军机大臣们“跪听圣训”。

“君臣相得”永远只是理想，正如三顾茅庐一般虚幻。

（摘自《藏在故宫里的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