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养方式、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展

聂倩 项亚光 李佳丽

摘   要：该研究基于资源替代理论与优势强化理论，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年、2014—2015年两期数据，探索家庭教养方式对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分析不同路径是否存在阶层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1.相较于忽视型教养方式，专制型、宽容型和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子代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教养方式对弱势阶层认知能力的发展影响作用更大，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作用则不存在异质性效应；3.非认知能力中的成就目标和情绪管理技能在教养方式和子代认知能力之间扮演中介角色，且中介作用在弱势阶层中更大。

关键词：教养方式；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异质性；中介效应

一、引言

我國台湾学者蓝佩嘉在其著作《拼教养》中，将教养视为阶层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1，父母试图以“完美”的教养方式保障子女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从而实现阶层上升或稳固现有的优势阶层。这种“拼教养”的行为与家庭原有资源的多寡密切相连：优势阶层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源，在实践中大多采用密集型育儿方式；资源匮乏的阶层在子代养育上面临能力与行为的“双重夹击”2，最终沦为教养上的落败者。

显然，家庭教养方式与阶层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运作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已经对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现象进行了详细探讨，但是要回答“教养方式是否助力了阶层再生产”这一问题，还需要对不同阶层获益的程度进行考察。此外，关于子代地位流动与再生产的判断大多还停留在学习成绩（或认知能力）的探讨，忽视了社会情感等非认知能力。因此，本研究将着重探讨以下两个问题：（1）家庭教养方式对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如何，是否存在阶层异质性？（2）非认知能力是否扮演中介角色，其效应大小是否存在阶层异质性？

二、文献综述

1.教养方式对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平均影响效应

鲍姆林德依据父母对子女选择的干预方式，提出了权威型、专制型和宽容型三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s）1，而后麦克比和马汀对其进行了修正，从亲子互动中的“回应”和“要求”两个维度出发，按照“高—低”两个响应水平将教养方式划分为四类：权威型（高回应—高要求）、宽容型（高回应—低要求）、专制型（低回应—高要求）、忽视型（低回应—低要求）。2 这四种教养方式很好地概括了不同家庭的养育氛围，在后续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大量研究延续了父母教养方式的维度划分模式，从“回应”与“要求”两个方面考察对子代发展的影响。对于认知能力而言，父母早期采用的民主、鼓励的沟通方式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开发3，当子女进入学校后，父母的严格要求又会通过加强子女良好习惯的培养、改善学习策略来提高学业成就。4 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则更多与父母的“回应”有关。父母的关心、重视与鼓励会传递给子女更多积极的信号，使他们形成较高的自我效能感5；高频率、高质量的亲子沟通可以缓解孩子的负面情绪，也能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良好的沟通技巧。6 而关于“要求”维度的作用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虽然明确了孩子的日常行为准则，但是存在增加孩子焦虑的程度7、降低自主能力的发展8、破坏社会化进程9 等风险。因此，教养方式的影响效应是一个情景依赖与动态衍生的问题，“哪种教养方式才是最有利于子女发展的”这一问题，仍然存在讨论的空间。

2.教养方式对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效应：“资源替代”还是“优势强化”？

在探索异质性效应的相关文献中，存在两种充满张力的假说，罗斯等人将之称为资源替代理论与优势强化理论。前者认为某一资源对产出的影响会在弱势阶层中表现更加强烈，因为弱势阶层拥有的资源更少，产出的实现就更加依赖于现有的难得资源；后者则持相反主张，认为多种资源的效应是可以相互叠加与促进的，所以特定资源对产出的影响会在优势阶层中表现更为明显。10

具体到家庭教养方式与子女能力发展，关于资源替代理论与优势强化理论的争论便集中在“哪个阶层能从家庭教养方式中获益更多”这一问题上来。在资源替代理论视域下，弱势阶层没有与优势阶层相当的资源，因此，其会更加依赖家庭的教养方式来发展自身的能力（教养方式作用更显著）。相反，优势强化理论认为，优势阶层丰厚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教养方式发挥更大的效应，使其子代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教养行为“让一些家庭从繁荣走向繁荣，而另一些家庭从贫困走向贫困”。1

哪种模式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现有的研究并未提供标准答案。王春超、林俊杰指出，家庭教养方式对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的非认知能力影响效应更大2；朱安新、曹蕊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对优势阶层子女的学习成绩影响更大3；李佳丽等人通过引入交互项的形式，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学业表现、心理健康与问题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存在阶层异质性。4 结论矛盾的原因，一部分可以归于研究数据、方法上的差异，同时也启示不同能力的发展也许确实存在不一致的结论，本文将用统一的方法进行全面的验证。

3.进一步的探索：非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其异质性效应

能力是相互流动与发展的，最为醒目的是非认知能力对认知能力的促进作用。大部分研究发现，学习毅力、自我教育期望、自尊、控制点等非认知能力对学习成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5，且这一作用在弱势群体中更加明显。如方超、黄斌的研究发现，贫困学生拥有更好的情绪转化能力，能够积极降低自身消极情绪给成绩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更有可能取得学业上的优势。6 叶晓梅、杜育红发现，个人努力观念、努力行为、教育期望等自致性因素对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贡献度高于城市学生，进而说明了非认知能力对农村学生更加重要。7

因此，父母的养育可能还存在子女非认知能力作为中介的暗线。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对此探究较少，方平等人验证了学生自我概念在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学习成绩中的中介作用8，也有研究将之拓展至学业倦怠、成就动机、自我效能等因素9，但是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非认知能力的探讨却始终处于空白。再者，这条暗线的阶层异质性效应也未得到讨论，如若弱势阶层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中介效应更强，那么意味着弱势阶层父母在养育过程中不应只偏好于追求那些可转化为工具利益的外部益处（如有利于竞争或流动的成绩等），还应该强调符合价值理性的内部益处（如坚毅、自律等品格），这对于促进阶层向上流动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索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及其阶层异质性效应。

三、研究设计

1.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执行调查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2014—2015年两期数据，最终追踪匹配成功进入分析的学生样本为9449名。

主要解释变量为家庭教养方式，传统的分类方式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比如说，在教育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家庭教养早已突破了照料子女的内涵1，所以“回应”维度应该包含更多的父母参与因素。本研究借鉴李佳丽的分类方式，从“参与”和“要求”两个维度构建教养方式指标，其中前者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和情感参与等13个题项，后者包括父母对子女学习、生活行为等8个方面的管教程度，均以均值为界划分为“高—低”两个二分变量，交叉形成权威型、专制型、忽视型与宽容型四种教养方式（见图1）。2

主要被解释变量有两个：第一个是子代的认知能力，参考以往研究3，本文选取学生2014—2015年数学、英语和语文三门主课期中考试成绩作为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将原始分数标准化，以确保成绩量化的客观性。第二个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子代的非认知能力，采用周金燕提出的测量框架，从“成就目标”“人际合作”与“情绪管理”三个维度进行指标构建4，具体题项与方法如下：

成就目标技能由“就算身体不舒服，我仍然会尽量去上学”“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我仍然会尽力去做”“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能够坚持下去”4道题组成；人际合作技能由“我很害羞”“我常自己一个人坐着，而不愿与别人一起”“与同伴在一起时，我不常讲话”“我能和大人轻松交谈”“当我不小心伤害他人时，我会道歉”“如果我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对，我会尽量想别的办法解决”“即使情况很糟糕，我也能保持镇静”“对于需要完成的任务，我通常很有信心”8道题组成；情绪管理技能由“出现消极情绪时，我通常很快可以调整过来”“我通常很快可以在别人的帮助下调整过来”两道题组成。所有题目选项均为“1（完全不同意）—4（完全同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通过0—1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变量，得分越高，表明学生成就目标、人际合作和情绪管理技能越强。

关键控制变量为家庭经济文化地位，由家庭收入、父母最高受教育水平和最高职业地位3个题项构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0—1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变量，根据因子得分由高到低将样本划分为优势阶层、中等阶层和弱势阶层三组。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家庭、学校层面的变量，具体包括性别、户口、是否流动、前期学习能力、兄弟姐妹数量、父母同住、学校性质、学校排名和学校所在地类型。

2.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比较不同家庭背景的样本在家庭教养方式与子代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考虑到本文构建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6个代理变量很有可能还受到未被观察到的变量（如自我认知）的共同影响，用传统OLS回归估计家庭教养方式对子代发展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偏差，因此，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简称SUR）对6个方程进行联合估计，然后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探讨这种效应是否存在阶层异质性。

最后，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学生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然后用分样本回归的方式检验这种中介效应的阶层异质性。

四、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显示，不同阶层家庭教养方式、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在教养方式方面，忽视型与权威型是我国家庭当前主要采用的教养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占比最少，仅为18.19%，这与传统东亚父母严格、控制的形象略有出入，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变迁背景下我国家庭教养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同阶层父母的教养方式有较大差异：弱势阶层以忽视型、专制型教养方式为主，优势阶层父母以权威型、宽容型教养方式为主，中等阶层则处于二者的“过渡”状态。

不同阶层子女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差异较大，整体表现为“弱势阶层最弱，优势阶层最优”的状况。特别是在认知能力方面，优势阶层学生的数学、语文和英语的得分大约是弱势阶层学生的1.2倍，远远大于非认知能力之间的阶层差异。这映照了国外的一些研究结论，即相较于白人社会，东亚的学生社会情感技能和学习动机更少受社会分层的影响而分层。1

总之，家庭教養方式、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之间的群体差异反映了阶层的重要意义，但是其具体的运作机制及运作结果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2.教养方式对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效应

表2中的第（1）列至第（6）列采用了SUR联合估计了家庭教养方式对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整体来说，权威型与宽容型的教养方式更加有利于子女发展，这与大部分研究结论一致。2 进一步比较发现，相较于认知能力，教养方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更大3，这可能有两点原因：其一，本文教养方式指标的构建杂糅了父母的学业、情感、生活参与以及对子女各方面的要求，这对以学习成绩为代表的认知能力来说“提分”效应并不会很明显；其二，青春期是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家庭教养方式和各项干预活动会显著且有效影响子女发展。4

分样本回归（见表3）为我们展示了不同阶层教养方式的影响效应结果。对于认知能力来说，随着家庭阶层地位的下降，教养方式实现了从“无关宏旨”到“举足轻重”的角色转变，如专制型的教养方式对优势阶层子女的英语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419，p<0.01），但能使弱势阶层子女获益（1.978，p<0.01）。成就目标、人际合作和情绪管理不存在异质性效应1，即所有阶层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都能从家庭的教养方式中获得程度相当的“收益”。综上，资源替代理论在认知能力的发展上得到了验证，优势强化理论未能得到验证。

3.非認知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其异质性效应

使用Bootstrap法对非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总样本结果显示，成就目标、情绪管理技能在教养方式与子代学习成绩间扮演显著中介角色，且前者作用更强，这一结论与非认知能力领域的大部分研究相呼应。1

分样本结果显示非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存在阶层差异。对于优势阶层而言，仅有成就目标技能中介效应显著，对数学、语文和英语成绩的效应值分别为0.051、0.039和0.020。对于中等阶层来说，除了成就目标技能之外，情绪管理技能也担任了部分中介角色，其效应值分别为0.045、0.083和0.070。对于弱势阶层而言，成就目标与情绪管理技能都起到了积极的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096、0.120和0.075。

综上，通过对分样本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随着家庭阶层地位的劣化，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大小在认知能力的发展中呈现加剧的趋势。这表明，发展非认知能力对于弱势阶层来说也许是一条实现学业逆袭的“隐蔽路径”，资源替代效应再次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本文从资源替代和优势强化的理论视角，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与子代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阐释了非认知能力作为中介的效应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家庭教养方式、子代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均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家庭阶层地位的下降往往伴随着教养方式的忽视与专制化，子代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得分也逐渐下降。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对子代的能力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效应大小呈现“权威型最优，宽容型次之，专制型随后，忽视型垫底”的排序。

第二，家庭教养方式对子代认知能力的发展作用在弱势阶层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优势阶层子女只能从宽容型教养方式中获得数学与语文成绩上的增益；中等阶层子女虽能从宽容型与权威型教养方式中获得认知能力的发展，但是效应不及弱势阶层大；弱势阶层子女可以从三种教养方式中获得“认知收益”，且效应值最大。综上，资源替代理论在认知能力的发展上得到了验证，而优势强化理论未能得到验证。

第三，非认知能力中的成就目标与情绪管理技能在家庭教养方式和子代认知能力中扮演中介角色。具体来说，优势阶层中仅存在“教养方式—成就目标—认知能力”这一条中介路径，中等阶层补充了“情绪管理”这一中介路径，但是中介效应仅限于权威型与宽容型教养方式，弱势阶层补充了专制型教养方式的中介路径，且效应最大。

2.建议

首先，本研究为弱势阶层制订了一系列“赶超”计划，但是将理论迁移至实践还存在一些障碍，比如实际生活中，父母的行动处境更接近“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教养方式的选择与其说是极大化利益驱动下的策略，不如说是为了降低风险与不安全感的摸索过程。其次，在教育评价系统仍然以学业分数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背景下，非认知能力的“回报”只能以一种更加隐匿的方式呈现，无法得到制度上的有形激励。因此，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与资源调配者，应该从“结构缺陷”出发给予弱势阶层支持，如建立改善家庭教育质量的专项资金、建立公共教育平台；社会媒体则应该加大健康的、积极的教养方式的宣传，如平等的亲子关系与和谐的亲子互动；学校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偿机构，应该加强和家长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对于弱势阶层而言，家校合力是助力其打破壁垒、实现代际流动的重要途径。

Parenting Sty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 A Dual Perspective Based on Heterogeneity and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NIE Qian1，XIANG Yaguang2，LI Jiali2

（1.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2.School of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Abstract： Based on resource substitution theory and reinforcement of advantage theory，this study explored the mechanisms of the 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by using the data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during the years of 2013-2014 and 2014-2015 and it also analyzed whether there existed any class heterogeneity effects across pathways. The findings have shown that：1.compared with neglectful parenting styles，authoritarian，permissive，and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both of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2. parenting styles have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skills in disadvantaged class，and there were no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non-cognitive skills；3. achievement goals and emotion management skills，which are included in non-cognitive skills，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skills，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tends to be stronger in the disadvantaged class.

Key words： parenting styles，cognitive skills，non-cognitive skills，heterogeneity，mediat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