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王朝对云南中部的地方治理

方 铁

明清时期的云南中部，大致包括今昆明市、曲靖市大部、玉溪市北部、楚雄州东部的地域范围。关于明清时期云南中部的情形，迄今尚无专文研究。笔者在此前阐述先秦至元代今滇中及附近地区情形的基础上，①方铁：《先秦至唐代的今滇中与滇东地区》，《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方铁：《宋元时期今滇中与滇东地区的历史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收集明清时期云南中部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爬梳并予总结，企望窥其原貌。

一、明朝对云南中部的经营

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兵30 万出征云南。明军一路由四川永宁趋乌撒（今贵州威宁），吸引住今黔西、滇东北的乌蛮土司；另一路主力25 万人自辰、沅入贵州，克普定下普安（在今贵州盘县西北），直抵云南曲靖。梁王派十万军队拒守曲靖白石江。明军攻破曲靖后兵分两路，傅友德率兵数万进击乌撒，蓝玉率主力趋中庆（在今昆明）。梁王率部属投滇池自杀，中庆守军投降。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平定澄江、临安、元江、寻甸、楚雄等地。明军分兵取鹤庆、丽江与金齿（指今云南德宏地区），车里（今云南景洪）等处相继归附。明朝享国277年，其统治在云南尤其是云南中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在云南设置严密的行政机构，与军队机构都司下属的卫所互为表里。为防止地方官府形成割据，明朝将省级政区分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一省的行政、司法、用兵之权。洪武十五年（1382），明置云南布政司。云南布政司管辖全省的52府与63州、54县。经过调整，云南布政司领20府、43州、30县，以及8宣慰司、4宣抚司、35处长官司。①（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己未，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46《地理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172页。位于云南中部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有云南、姚安、楚雄、武定、临安、澄江等府。据《明史》卷46《地理七》，位于云南中部府州县的情形大致如下：

云南府，管辖晋宁州、安宁州、昆阳州、嵩明州，州领昆明、富民、宜良、罗次、归化（位今云南澄江以北）、呈贡、禄丰、三泊（位今安宁西南）、易门等九县。澄江府，领新兴州、路南州，以及河阳（治今云南澄江）、江川、阳宗三县。楚雄府，领南安州（位今云南双柏以北）、镇南州（治今云南南华），以及楚雄、广通、定远（治今云南牟定）、定边（治今云南南涧）、柷嘉（位今云南楚雄以南）等五县。姚安军民府，领姚州（治今云南姚安）与大姚县。武定府，领和曲州（治今云南武定）、禄劝州与元谋县。在临安府（治今云南建水）辖地，②元朝的临安路治今云南通海。明洪武十六年（1383）改为临安府，徙治今云南建水。位于云南中部的县有通海、河西（位今云南通海以西）、宁州（治今云南华宁）、嶍峨（治今云南峨山）四县。明朝在云南中部设置的机构较为合理及稠密，基本格局已接近后世政区，一些地名亦大致相同。

明廷积极修建云南各地的府城。所建城池大都布局规整，不仅有坚固的城墙、完整的护城河，开设多座城门，大部分城墙为砖石结构。一些府城经两次以上的重修或增修，部分府城在旧城旁建新城，或先后建多处新城。（天启）《滇志·建设志第三》记载了云南各地修建府城的经过。云南中部的情形大致如下。③（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5《建设志第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云南府，第181页，姚安府，第202页，寻甸府、武定府，第204页。

云南府城（在今昆明），建自洪武十五年（1382），周九里余。共六门，门各有楼，四隅亦各有楼。居西南之间者为钟楼。环城有河，可通舟楫。有九处重关楼，各跨衢市之隘，为万历四十八年（1620）巡按御史潘浚所建。姚安府城（在今云南姚安），为景云元年（710）唐朝御史李知古所筑，为土城。明洪武初易以砖石，周二里三分，高二丈，共三门。嘉靖七年（1528），兵备周崇义筑月城于南门外。嘉靖八年（1529），知府王鼎将城墙由五尺增高三尺。嘉靖三十九年（1560），知府杨日赞于南关外新筑土城，高一丈二尺，广130丈，左右两侧建敌楼，有四关一土垣。万历四十六年（1618），巡按御史潘浚添建城墙700 余丈，置南门城楼一座，西南建角楼二座。寻甸府署（在今云南寻甸）。旧城在城北一里，成化十九年（1483）建，后迁至鲁兀山下。嘉靖六年（1527），因土司安铨叛乱，官府复徙今署。洪武十六年（1383）建武定府署（在今云南武定）。隆庆三年（1569），平凤氏土司之乱后，知府刘宗寅迁于狮山之麓。

昆明城的标志性建筑金马碧鸡坊，初建于明宣德年间。（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称：“城南三市街有碧鸡、金马二坊，盖表其为一方之胜也。”清顺治十四年（1657），二坊毁于战火；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建，道光九年（1829）又进行维修。咸丰七年（1857），杜文秀起义波及全省，两坊再次毁于兵火。光绪十年（1884），云贵总督岑毓英重建。二坊北面与“忠爱坊”相配，合称“品字三坊”；南面与东、西寺塔相映，为昆明的闹市胜景。称为昆明八景之一的“金碧交辉”，指酉年的秋分与中秋重叠之日，酉时（下午5 至6 时）太阳西沉，月亮东升，两坊正对而映光相射，夕阳下的碧鸡坊倒影在地，并随映光向东移动；月光下的金马坊也倒影在地，随映光向西移动，两个倒影逐渐凑近最后相接，故称“金碧交辉”。如此奇景，60年方得一见。

明朝在云南各地派驻卫所。云南中部是较早驻扎卫所的地区。明制5000人设一卫，1000 人设千户所，分别由指挥、千户统领。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初定云南，乃在滇中置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洪武十五年（1382）至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又向云南增派一些卫所，位于云南中部的有临安卫、楚雄卫。以后又在云南中部设云南中卫。卫所在驻地进行屯田，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于全省而言，云南中部是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在卫所聚集的云南中部，以各级军官为主形成新的望族大姓，云南士绅阶层乃浮出水面。由于来源与构成方面的原因，云南士绅阶层对朝廷表现出高度的忠诚。明末流亡云南的南明政权逃难缅甸，出发时竟有数十万人哭泣随行，拖家带口的官兵与士绅日行仅30 里。①（明）《求野录》，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2页。明代中后期，大量外地人口迁入云南地区，以新产生的士绅阶层为核心，凝聚形成云南的地方性汉族群体，作为一个省级政区应有的内外条件，云南已完全具备。

明朝任命沐英为云南总兵官，世代镇守云南地区。沐英，字文英。安徽定远（今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人。八岁父亲去世，母携之逃难，母死后朱元璋养为义子，改姓朱。朱元璋的义子多达20 余人，以沐英功绩最大，常委以重任。洪武元年（1368），沐英从征福建崇安、漳州、泉州等地有功，许恢复沐姓，任镇国将军。又从卫国公邓愈经略川、藏地区，以功封西平侯，准世袭。洪武十四年（1381），沐英任征南右副将军，与征南将军傅友德、副将军蓝玉率兵30 万征云南。洪武十六年（1383），蓝玉、傅友德奉命班师，沐英留镇云南。他建议朝廷在云南开展军屯，获准。洪武二十五年（1392），高皇后与皇太子去世，沐英伤心过度身亡，年仅48岁。死后归葬京师，云南军民与少数民族酋长，“攀号哭送者数万人，金马山前之路，隘不得行”。②（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26《沐英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756页-3759页。

沐英之子沐春袭职七年，先后平定越州、广南、宁远等地的叛乱，并大修屯政，凿铁池河灌宜良涸田数万亩。沐晟袭父兄之业镇滇41 年，历时最久，虽“用兵非所长，战数不利”，在巩固边防方面亦有建树。他任职不久，麓川（在今云南瑞丽一带）首领思伦发死，余部分据其地，沐晟讨平之，分其地为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又于怒江以西置屯卫千户，麓川遂定。永乐六年（1408），沐晟随大将军张辅征交趾有功，晋封黔国公爵。洪熙元年（1425），加太傅，朝廷铸征南将军印赐之。③（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26《沐英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759页-3762页。沐氏家族镇守云南12代，先后受封二王、一侯、一伯、九国公、四都督，权势拟于亲王。

沐英11世孙沐天波，为沐氏家族最后一任黔国公。清顺治二年（1645），元谋土官吾必奎造反，沐天波调各地土司助讨。阿迷土司沙定洲率兵抵省城，吾必奎已平。沙定洲驻城外不肯归，随后举兵叛乱袭占沐府。沐天波母陈氏、妻焦氏自焚而死，沐天波等出逃滇西。沙定洲追至楚雄，攻80 余日不下。石屏土官龙在田邀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由黔入滇，擒杀沙定洲。沐天波、李定国等迎永历帝朱由榔入云南，合作抗清。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进攻云南，沐天波随南明流亡政权出走缅甸。缅人欲执献南明君主于清军，伪约盟誓，拟先杀随行大臣，沐天波等奋起反抗遇难，史称“咒水之难”。①（清）冯苏撰：《滇考下》，（清）王崧编纂：《云南备征志》卷12《故实十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54页-756页。

驻守云南的卫所将士多为汉族，也有一部分是回族。蓝玉、沐英所率出征云南的军队有不少回族将士，其中一些人落籍云南。以后还有不少回族将士从内地奉调入滇。正统年间，兵部尚书王骥三征麓川，先后从内地调集数十万军队参战，有一些回、汉籍士兵落籍云南。清康熙时儒林郎马文秀，祖先为陕西凤翔回族，洪武间其始祖马正辅随沐英出征云南，以后以军功世袭临安千户，明末为避普名声之乱迁居元江。腾冲五棵树的回族马登高，其先祖随王骥征讨麓川，以后定居腾冲。②（清）王掞撰：《敕封儒林郎马驸墓》，（民国）《元江志稿》卷2；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云南回民主要是经商或从事加工业，多数人口分布在为腹地城镇与交通沿线，昆明、大理、楚雄、蒙化、永昌、临安、曲靖、寻甸是主要聚居点。昆明、楚雄、玉溪、通海、嵩明、寻甸、大理、巍山、保山、腾冲、曲靖等地，现均有回民的聚居区。

明初航海家郑和，为昆阳（今晋宁昆阳镇）的回族。据说郑和为元代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的六世孙，原姓马，小字“三保”。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入滇，三保被俘入宫，任燕王朱棣藩邸的近侍宦官。朱棣称帝后任命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改名和，人称“三保太监”。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奉命率领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每次两万多人，七次访问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与地区。第七次航海归途中，郑和病逝于古里（今印度南部科泽科德）。所访问地区的官民感念郑和立庙祭祀。越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等地，有关“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传说甚多。

云南中部分布众多的彝族人口。彝族支系繁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一个特点是自称、他称众多。③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3页。除常见的“黑罗罗”“白罗罗”，彝族较大的支系还有：“撒摩都”，分布在楚雄、澄江、大理、云南府（治今昆明）等地，受汉族的影响较大。“摩察”，明代扩散至姚安、武定、楚雄等地。“罗婺”，宋代居于武定一带，明代流散各地，武定、楚雄、姚安、永宁、罗次为主要分布区。“阿者”，元代聚居于广西路（治今云南泸西），明代流散至江川、通海等地。“车苏”，明代分布在楚雄、新平、墨江等地。临安、楚雄等地还有“妙罗罗”，滇池地区有“普特”，元谋等地有“葛倮罗”。

二、明代云南中部的经济文化

明朝在云南中部设置较多的卫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洪武年间，云南地区设有15 卫、2千户所。据《明史·兵二》，主要有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临安卫、楚雄卫、曲靖卫、大理卫、洱海卫、金齿卫、景东卫、蒙化卫、平夷卫、越州卫、六凉卫、云南中卫、广南卫、大罗卫、澜沧卫、腾冲卫等。①（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90《兵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198页，第2211页。据《明实录》记载，在洪武朝的中后期，明朝调兵进入云南有十次，人数达20余万人，除去后来离开云南返回原地者，连同原来驻守的军士人数并不少。明代卫所制度允许军人带有家眷，云南也不例外。以一军户平均有三口人计算，守滇的军人及家眷约有七八十万人。

明代的卫所分布云南省的农业地区，形成大规模军事性质的移民。云南卫所大致有滇中、滇东、滇西、滇南等四个分布区，军队集中驻扎在城镇、农业地区与交通沿线。卫所实行四分镇戍，六分屯田。明人王士性说，云南（治今昆明）、临安（治今建水）大理、鹤庆、楚雄五府为富饶地区，其余区域则为瘐壤多警之地。②（明）王士性撰：《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第127页。王士性所说的云南等五府，亦为卫所密集地区。云南军屯始于洪武中期。（正德）《云南志》卷2《屯田》称：

云南屯田最为重要，盖云南之民多汉少夷，云南之地多山少田，云南之兵食无仰。不耕而待哺，输之者必怨；弃地以资人，而得之者益强，此前代之所以不能乂安此土也。今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伦列于原野。

沐英镇守云南，“垦田至百万余亩”。洪武二十五年（1392），沐英卒，子沐春袭职。沐春在职七年，“大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③（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26《沐英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760页。据《明会典》卷18《户部五·屯田》，云南都司所属卫所，屯田多达110万余亩，每年征粮38万余石。

云南的矿冶业十分发达，云南中部是重要产区之一。谢肇淛《滇略》卷3《产略》说：“滇银矿共二十有三所，置场委官，以征其课。”云南的银矿以楚雄、永昌、大理三地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临安、澄江、元江、鹤庆等府也有银矿分布。云南银的产量居全国首位。嘉靖、万历后，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河南、四川、甘肃、云南九省均产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永行也”④（明）宋应星撰：《天工开物》卷14《银》，北京：中华书局译注本，2021年，第366页。。云南缴纳银课居全国之首。天顺年间，明英宗命宦官赴浙、闽、川、滇诸省督缴银课，总数计183000余两，其中云南缴纳10 万两有余，占总数的60%弱。⑤（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81《食货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971页。《滇略》卷3《产略》称云南有铜矿19所，路南、宁州、罗次、楚雄、弥勒、禄劝、永平、北胜（今云南永胜）、车里（今云南景洪）为产铜之地，一些地方产量还不小。清代路南州以东有产铜的红石岩厂，“明时于附近之暮卜山开采，年获铜数百万斤”⑥（清）阮元等纂修：《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5《食货志·矿产三》，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点校本，2021年，第359页。。明代云南有“铜以供天下贸易”之说。⑦（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3《地理志·物产》，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第115页。

《滇略》卷4《俗略》称，临安（今云南建水）之繁华富庶冠于滇中，“又有铜锡诸矿，辗转四方，商贾辐辏”。王士性《广志绎·西南诸省·云南》说：“滇产如铜、锡，斤止值钱三十文，外省乃二三倍值者。由滇云至（贵州）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赢之负也。”云南本地消费铜亦颇可观，以铸造昆明城郊凤鸣山太和宫的金殿与大铜钟为例。万历三十年（1602），云南巡抚陈用宾仿湖北武当山太和宫的金殿，用精铜铸成昆明太和宫金殿，崇祯间，太和宫金殿被拆运移往宾川鸡足山。清康熙时，平西王吴三桂于旧址重建太和宫金殿，用铜500 余万斤。明代金殿虽已不存，清代金殿却保存完好。太和宫铜钟铸造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重约14 吨，钟面铸刻精细花纹。铸造金殿、铜钟时耗用大量材铜，成品制作亦十分精美。

卫所屯田需要大量的农具，推动了云南冶铁业的发展。云南府的安宁，临安府的河西（位今云南通海以西）、嶍峨（治今云南峨山），楚雄府的定远（治今云南牟定），澄江府的新兴，曲靖府的陆良与沾益，均为原铁的重要产地，一些地方的产量还相当大。锡、铅或与银、铜矿伴生。云南地区多产银和铜，也大量产锡与铅。明代《天工开物》说锡多出西南郡邑，“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①（明）宋应星撰：《天工开物》卷14《锡》，北京：中华书局译注本，2021年，第390页。

明朝的盐课提举司在内陆地区有七处，分别是四川、广东海北（广西廉州）、黑盐井（在今云南楚雄）、白盐井（在今云南姚安）、安宁（在今云南安宁）、五井（在今云南大理）、察罕脑儿（在今陕西灵州）。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的盐课提举司分设一些盐课司，云南黑盐井辖三处盐课司，白盐井、安宁盐井各辖一处盐课司，五井下辖七处盐课司。洪武时，云南的盐课提举司岁办大引盐17800余引，岁入太仓盐课银35000余两。《明熹宗实录》称：“滇南唯矿盐二课，为利滋大。”②（明）《熹宗实录》卷36，天启三年七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2026年。

明代云南联系内地的交通线，主要有普安入黔旧路、乌撒入蜀旧路、建昌路、粤西路。普安入黔旧路的走向，为自昆明往东北至曲靖，东行经贵州普安（在今贵州盘县西北）入湖南及内地各省。乌撒入蜀旧路，从昆明出发至曲靖，往西北经交水（今云南沾益）、沾益州（治今云南宣威）、乌撒（今贵州威宁）至四川纳溪转赴内地。建昌路的路线，为由昆明经武定、元谋过金沙江，经建昌（今四川西昌）、越巂（今四川越西）、荣经至成都。粤西路的走向，为从昆明至广西南宁，分为广南路、罗平路两条支线，走向与元代旧道相同，普安入黔旧路、乌撒入蜀旧路是云南通往内地的主要道路。明中叶后，乌撒入蜀旧路阻塞难通，行旅赴内地主要走普安入黔旧路。由于道路单一且经常梗阻、不断有人建议复开建昌路、粤西路，但未付诸实施。

云南通往外邦的道路主要有以下数条：一是自昆明经大理、永昌至腾冲出境道。元代有中庆经大理过金齿西行道，即前代的博南山道，明代保持此道畅通，并陆续增设一些驿站。二是从赵州（治今大理凤仪）通往景东出境的驿道。路线是从昆明沿滇西的道路至赵州，再分道南行，有驿道通往景东，接通经车里（今云南景洪）、八百媳妇国（中心在今泰国北部清迈）抵海边的道路。从赵州南行可至景东驿。若从昆明沿上述路线至定西岭驿，南行可至蒙化府（治今云南巍山）。云南通往内地与邻邦的上述道路，大都以昆明为出发点，可见明代继承了前代以昆明为交通枢纽的传统。

元代滇池水运已具有可观的规模，明代进一步有所发展。洪武间官府重修云南府城（在今昆明），建六门，六门外有环城河通舟楫。通过盘龙江支流与其他河流，云南府城的翠湖与滇池沟通，舟楫可从翠湖直达滇池。万历年间，晋宁文士唐尧官《晋宁州风土记》说：“（晋宁）郡去会城（昆明）仅百里，商估陆行者少，暮挂帆而朝达云津，可省负担之劳焉。”③（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5《建设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第181页；（道光）《晋宁州志》卷12《艺文志·记》。滇中的星云湖、抚仙湖亦可行舟楫。武定以东的金沙江河道，水面开阔可以航行。四川商人贩运大木，多从云南姚安府、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顺金沙江而下，并无阻碍。（天启）《滇志·金沙江考》说，从武定府禄劝州的广翅塘走水路赴南江，木商航行十日可达，又可至马湖府文溪、铁索江边数滩，遂至叙州府（治今四川宜宾）。记载称武定、寻甸、姚安、楚雄、安宁等府县，“或濒金沙江，或有小溪流入金沙江，皆可行舟”①（明）毛凤韶撰：《疏通边防河道议》，（明）张机撰：《疏通水陆以达朝贡议》，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25《艺文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第866页。。

云南的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发展很快，尤其在云南中部。据（天启）《滇志》记载统计，天启时云南有儒学63所，包括府学16所，州学23所，县学22所，卫学2所；另有社学163所，书院48所、文庙4处。全省设医学官员23名，阴阳学官员17名，按一校一官的原则，云南应有医学23所、阴阳学17 所。设学校较多的地区，先后是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治今云南建水）。②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53页，第757页。全省各地的儒学，少数为元代所建明代重修，如云南、大理、澄江、鹤庆、永昌五府，安宁、嵩明、石屏、邓川四州与河西县的儒学，建于元代者有11处，其余为明代所建。嘉靖、万历年间，云南兴建学校、书院最多。至崇祯末年，全省共有儒学73所，书院65所。③据（民国）龙云等监修：《新纂云南通志》卷131至卷136《学制考》统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点校本，2007年。

洪武时云南产生举人4 名、进士3 名。永乐九年（1411），朝廷在云南开科取士，规定三年一考。至崇祯时，全省共产生举人2732 名、进士260名，另有武进士47 名、武举人103 名。培养举人、进士最多的地区是昆明、大理、建水、保山。④古永继：《明清时期云南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思考》，《云南学术探索》1993年第2期。安宁人杨一清，为成化时进士，历任户部、吏部、兵部尚书，位居内阁首辅。昆明人严清，为嘉靖时进士，历任四川按察使、布政使，贵州与四川的巡抚，以及刑部、吏部尚书等职。滇中的社会风气也发生变化。寻甸府自改流建学，“其俗渐改，人文可睹”。彝族聚居的武定府，原称“俗尚强悍难治”，建学后旧习渐改，“士民勤业，骎骎有省会之风”。⑤（明）前人撰：《请加额解疏》，（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23《艺文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第767页；（天启）《滇志》卷3《地理志·风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第111页。

明代前期，云南产生《朝天集》《沧海遗珠》等集体性的诗文作品，宦滇外省籍文人创作的文集有50余种。明代中后期，云南本土作家异军崛起，形成各具特色的作家群体。云南府有施铨、郭文、毛玉、胡廷禄、施昱、刘文征、傅宗龙等人。安宁州有张维、杨一清、朱化孚等人。晋宁州有王宗、王昱父子，朱玑、朱克瀛、朱凤祖孙三代，以及唐氏诸人唐锜、唐尧官、唐泰等人。呈贡县有文祖尧，嵩明州有兰茂、贾惟孝，宜良有严容等人。宁州有张文礼、张西铭、张凤翀、王元翰等人。江川县有侯必登、侯度、侯宏文，通海县有马文荣、缪宗周，新兴州有陈表、雷跃龙等人。⑥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57页。

明代云南修纂地方志113种，留传至今10 种。其中省志九种。今存陈文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周季凤撰（正德）《云南志书》、邹应龙等撰（万历）《云南通志》、谢肇淛撰（万历）《滇略》、刘文征撰（天启）《滇志》等五种。府志类方志有34种，今存李元阳撰（嘉靖）《大理府志》等三种。

永乐九年（1411），云南首次举行乡试。景泰四年（1453）春，云南巡抚郑颙始议立贡院。不久建成，秋天的乡试在此举行。⑦（明）陈文撰：《新建云南贡院记》，（明）陈文等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0，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26页。地址约在今昆明正义路中段以东，后来择址新建。弘治十二年（1499）建成新贡院，位今云南大学与昆明三十中一带。新贡院呈中轴对称的布局，前为大门，门外设旗台，建“腾蛟”“起凤”二坊。前楼名“明远楼”，东西部为考场，四隅建瞭高楼，再后为贡院的中心至公堂。至公堂后为监临、提调、监试、考试四房。嘉靖、万历年间，贡院增修或重修，仍保持基本的格局。清初云南贡院在明代基础上重建，位置未变，建筑的名称相沿未改，但分布范围有所扩大。

云南中部知名的文庙，有昆明文庙与大姚石羊孔庙。元代始建昆明文庙，原址在昆明五华山。明洪武初沐英重建。景泰年间巡抚郑容建成德、达材两坊。嘉靖十年（1531）建启圣祠。万历元年（1573），巡抚邹应龙凿泮池。巡抚周嘉谟与知府王绍旦，增建明伦堂与文昌、魁星二阁。大姚石羊孔庙。位于大姚县城西北的石羊镇象岭山麓。有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佳的孔子铜像。孔庙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清代多次重修。孔子后裔石羊提举孔尚琨，根据家藏的孔子像精心设计铜像，历时9年铸造成功。孔子像头戴琉璃王冠，手捧朝笏，广袖薄带，庄严端坐大成殿殿台。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明初云南中部的风俗。称澄江“俗尚咂酒”。当地流行以米麦酿酒。款待宾亲之贵者，必先上果馔，设架于庭院，置酒樽泡以水，务令樽满为度。置中通之竹筒于酒瓮，必探其底，与客为揖让之礼而请饮。别以杯酌水，候客既饮而注于樽，视水之盈缩以验所饮之多寡，若水溢而樽不能相容，则复劝饮之，以示爱敬之重。遇寒月置火于樽下，以保持热度。又称新兴（今云南玉溪）“其俗好讴”。当地夷汉杂处，少年美声喉，喜讴歌，清早良夜，放意自适而歌，随处相闻。或以饮酒自娱，或以劝农耕，虽妇人、少女亦为之欣然自得。①（明）陈文等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第111页，第156页。

三、清代的云南中部

据《清史稿·地理二十一·云南》，清初沿袭明制，置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后为云南省。初设云南巡抚，治云南府（治今昆明），并设云贵总督，云、贵两省互驻。康熙元年（1662），改为云南总督，驻云南曲靖。康熙三年（1664），裁贵州总督并云南，驻贵阳。康熙二十二年（1683），移驻云南。乾隆元年（1736），设云南总督。乾隆十二年（1747），改为云贵总督。光绪间裁减云南巡抚。云南府为省治（在今昆明），总督、巡抚以及布政、提学、提法三使均驻于此。盐法、巡警、劝业各道亦驻省治。

位于云南中部府州县的情形如下。云南府（治今昆明）领四州七县，即：嵩明州、晋宁州、昆阳州、安宁州，以及昆明、富民、宜良、呈贡、罗次、禄丰、易门七县。武定直隶州（治今云南武定），领元谋、禄劝两县。楚雄府（治今云南楚雄），领南安、镇南、姚州三州，以及楚雄、广通、大姚、定远四县。澄江府（治今云南澄江），领新兴州、路南州，以及河阳、江川两县。②（民国）赵尓巽等撰：《清史稿》卷74《地理二十一·云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2321-2325页，第2329-2330页。

清廷重视修建云南中部的府州城池。一些城池经过多次重修或改建。据《道光云南通志稿·建置志·城池上》，云南府的情形大致如下。

云南府（治今昆明）城池的形制与规模，奠定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云南府城为砖城。设六门，上有楼。大东门曰“咸和”，楼曰“殷春”；小东门曰“敷泽”，楼曰“璧光”；南门曰“丽正”，楼曰“近日”；大西门曰“宝成”，楼曰“拓边”；小西门曰“威远”，楼曰“康阜”；北门曰“拱辰”，楼曰“眺京”。居南门西偏者为钟楼，环城有河可通舟楫，河外有重关，跨衢市之隘。康熙二十四年（1685），因围攻吴三桂叛军，云南府城池被毁。雍正六年（1728）重修，并备下以后修缮的银两。以后按照明代旧城的形制多次重修。嘉庆二十一年（1816），巡抚孙玉庭等新建东偏鼓楼，以配西偏钟楼。①（清）阮元等纂修：《道光云南通志稿》卷35《建置志·城池上》，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点校本，2021年，云南府，第112页。

据《道光云南通志稿》卷36《建置志·城池下》，云南中部其他较重要城池的情形如下。武定（治今云南武定）州城。明嘉靖间，对武定土司进行改土归流。隆庆四年（1570），巡抚陈大宾等将州城迁于狮子山麓，筑石城，周四里三分。高二丈，设四门。万历间，同知袁国藩将城墙增高三尺。崇祯元年（1628），知府赵纾增修四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知府王清贤增修四城楼。雍正七年（1729）重修，水渠环绕城垣达百余丈。

楚雄府（治今云南楚雄）。明洪武十六年（1383），都督袁义奏准朝廷，迁大理国所建楚雄城于今地，筑砖城，周七里余，高二丈五尺。设六门，东曰“平山”，南曰“广运”，西曰“德胜”，北曰“永镇”，东南曰“德化”，西南曰“仁福”，门皆有楼。崇祯五年（1632），同知窦敬禹增高城墙三尺。崇祯十五年（1642）叛军围城，将领杨畏知建敌台15座坚守，“民赖以全”。清雍正四年（1726），知府李玉键修复因地震坍塌的府城，筑四围士墙，上砌以砖。以后又多次重修。城渠宽深各一丈五尺。

澄江府（治今云南澄江）。明正德十三年（1518），知府童玺迁将府城由绣毬山迁至金莲山麓，筑土城。城墙厚四尺，高一丈，周四里许。建五门，各砌以石。隆庆五年（1571），知府徐可久迁府城至舞凤山麓，筑砖城，周五里三分，高一丈九尺，有水池，城楼、水洞、沟道俱备。设四门，四隅建角楼，东南角高三层，悬钟于其上。清乾隆元年（1736），知府来谦鸣修建四门鼓楼，以及垛口181座。

云南中部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道光云南通志稿·地理志·风俗》记载了滇中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形。称云南府（治今昆明）四季如春，日炙如夏，稍阴如秋，一雨如冬。故夏不挟扇，冬不围炉。所居诸族种类不一，皆守信约敦朴素，邻保相资，“守望相助，大有古初之风”。又言省会地势开阔，四时和序，故人多儒雅。其地汉多夷少，清代风气渐开，士雅民淳，教化易入，百姓耕织贸易，各安其俗。“自元至本朝人物、科第后先振起，服食器用，骎骎乎有中原之风焉”。

《道光云南通志稿·地理志·风俗》谓楚雄府（治今云南楚雄），自明代以来地当孔道，而不染于纷华。文教日兴，土风驯实，“妇人不尚泽饰，故淫风绝少。虽贫贱之女，不嫁为妾”。清代往来商贾杂沓，历年使秤轻重不一。康熙五十二年（1713），知府张嘉颖今各铺使秤规整划一，“至今商民称便”。又说自明朝将领傅友德平定楚雄，留兵成守，明太祖徙江南百姓以实之，又有宦游商贾入其籍，“大都南人较多，故俗类南方”。

《道光云南通志稿·地理志·风俗》称澄江府（治今云南澄江），“其性质野，其俗豪强，蚕衣耕食，不事逐末”。“士以劲特相慕效，耻为委蛇，庶几铁中之铮铮者”。明成化间，云南布政使撰联赞云：“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醇”。每年二月八日，其地为迎神举办庙会，正月内城外各村设会，输流迎请诸神。于东门迎诸神于会所，设醮三日，后四门输递迎请，用锦彩妆演马匹，名曰“神马”。多扮演台阁故事，“备极美丽”。近夕则比户张灯，笙歌彩舞以供游人玩乐，此俗相沿已久，据说有祈年许稔之效。还说新兴州（治今云南玉溪）士人慕于学，“官者以清白自期，致仕者恂恂如里老”。①（清）阮元等纂修：《道光云南通志稿》卷30《地理志·风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点校本，2021年，云南府，第529页，楚雄府，第535页，澄江府、新兴州，第536页。

清人曹春林撰《云南竹枝词》，盛赞滇池之美：“迭迭西山苍翠铺，茫茫草海水云区。扁舟掉入昆明去，绝似烟波一钓徒”。朱庆萱撰《晋宁竹枝词》，描述滇中重阳登高之趣：“重阳糕饼卯时尝，酒底花开菊正黄。饭后登高呼女伴，山头拾得锦香囊”。黄柄堃撰《云南竹枝词》，写滇中蔬果与水产之佳：“鸡枞风味压园蔬，虎掌梨窝尽不如。更有晋宁金线好，不曾输与四腮鱼”。②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74页，第2617页，第3073页。所言“鸡枞”“虎掌”“梨窝”均为著名野生菌，鸡枞为其中极品。晋宁金线鱼味极鲜嫩，传颂一时。檀萃《滇海虞衡志》称滇池多巨螺。渔人贩之，遗壳之地名“螺蛳湾”。渔人剔螺壳腌其肉，以姜米、秋油相调和，担肩叫卖于市，“争食之，立尽。早晚皆然”。又赞其尾之黄名“螺蛳黄”，滇人尤重之，“以为天下所未有”。

士青撰《游滇纪事》，记载了民初滇池湖畔大观楼一带的美丽景色。称：

将到大观楼时，见楼之左，有众舟泊焉。另有滇绅自备置之船二艘，专为游湖之用。有相识者，可以借之。楼前切近湖边，有新建之楼，登高远眺，见湖水澄清。大有“秋水长天一色”之概。遥望西山，若隐若现，殊觉爽气飞来。俯瞰近湖一带，舟艇往来，帆舶如云。楼后有石砌之鱼池一，亦楚楚可观。池后又有一亭，虽非画阁雕梁，然亦具有匠心。左右回廊，横通于亭楼，雨天可免湿足。亭之西有新建洋楼一所，传闻将租于西人消夏，计两层，前有空地，可植花草，后有睇水，可以养疴。楼边有杨柳多株。远观山色，近挹绿柳，与二三知己借赁一椽，或把酒吟诗，或对樽邀月，或抱膝作竟夕之谈，或泛舟作烟雾之客，较西湖之亭阁，瑞士之楼合，未遑多让。③于希贤等选注：《云南古代游记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5页。

士青所言大观楼建筑的布局、式样等至今仍依稀可见。但滇池湖畔“秋水长天一色”，较西湖之亭阁、瑞士之楼合毫不逊色的景致，则已不复现，仅存于游览者的遥想中矣。

综上所述，明、清是云南中部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云南中部登上古代发展的顶峰。明、清两代又具不同的特点。明朝经营治理云南中部做出的贡献，主要是延续元朝以该地为全省统治中心的做法，并大力发展农业、矿冶业与文化教育，增强了云南中部的实力。同时，云南中部是卫所屯田与移民的重点，推动了云南汉族、回族以中部为中心的发展壮大。清朝经营治理云南中部的特点，主要是进一步发展经济文化，并重视城池修建等工作。清代昆明、楚雄等地城池的基本格局，大致保留至今。由于统治者注重文化传播与移风易俗，云南中部的文化与内地更趋接近，社会面貌相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