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身份视域下的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李 帅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1923年陈独秀在“科玄论战”中对于往事回忆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1)(陈)独秀:《答适之》,亚东图书馆辑:《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40页。陈独秀虽有自谦之意,但也道出了时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直观感受。的确,从“事后”去看新文化运动,所能够看到的是高高跃起的时代潮头,而矗立其上的正是陈独秀、胡适等人。但若是从潮起之处观察,我们看到的却是陈独秀个人的筚路蓝缕。陈独秀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使他被时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钜子”(2)《新闻拾遗:名人演说》,《申报》1920年3月26日,第14版。,成为当时新思想界毫无疑问的领袖人物之一。正是基于此,后世学者对于陈独秀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但需要指出的是已有成果更注重陈独秀思想的问题,而较少关注其“身份”的影响。(3)关于陈独秀文科学长身份的相关研究多以辅助《新青年》杂志的发展为侧重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唐宝林、林茂生在《陈独秀年谱》中对陈独秀任职北京大学以及《新青年》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基本史实的梳理。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90页。陈平原从“一校一刊”的视角分析了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的结合对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作用。作者虽未重点分析陈独秀的身份问题,但已潜在说明了文科学长对于《新青年》杂志的作用。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张宝明则认为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使《新青年》杂志由“门可罗雀”转变为“作者、读者还是编辑队伍都开始趋向门庭若市的热闹”。见张宝明:《“主撰”对〈新青年〉文化方向的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罗志田对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易人的事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但主要是探讨该事件对于《新青年》杂志转向的影响,因此重点在“后果”而非“前因”。见罗志田:《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本文在已有成果基础之上,以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与思想领袖的双重身份为切入点,动态考察陈独秀身份的转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期丰富关于陈独秀及新文化运动研究的相关内容。应该说,陈独秀能够在北京大学汇集新资源、凝聚新力量与他文科学长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是最激进的新思想倡导者与领袖。因此,在新旧之争的高潮中,陈独秀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便凸显了出来。可以说,五四前后陈独秀个人革命路径的转向是其双重身份冲突的结果。基于此,以陈独秀双重身份为切入点梳理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揭示被遮蔽的历史现场,进而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文科学长与新文化“钜子”的诞生

新文化运动肇始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与陈独秀任职北京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经过,蔡元培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回忆。据蔡元培回忆,“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4)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新青年》杂志进入到了北大的校园。在陈独秀北上之前,在北京大学也是难得一见该杂志的身影。1916年10月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理工科预科班学习,据其回忆:“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39页。显然,陈独秀的新身份为《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大学师生间影响力的提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学生读者群体的形成,为陈独秀与《新青年》杂志社会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新的助力。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影响就是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身份为他聚拢优质的作者提供了便利,这其中尤以胡适为典型。(6)关于胡适与《新青年》杂志关系的形成,详见张宝明:《读者·作者·编者:三重维度下的胡适与〈新青年〉》,《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胡适在留学美国之时,便已在国内获得“文名”。当时向胡适约稿者不乏其人,其中尤以《甲寅》和《新青年》为力。例如,章士钊在1915年便向在美国的胡适约稿,“前辱示书暨小说一种,高怀雅谊,倾感不胜。《柏林之围》已登入四期,早经邮呈,想蒙鉴阅……左右文才斐亹,读者倾心,如有鸿文,务望陆续惠寄,钞胥之费,当略筹备……不识近在新陆所治何学?稗官而外,更有论政论学之文,尤望见赐,此吾国社会所急需,非独一志之私也。”(7)《章士钊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1915年10月,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亦向胡适约稿称:“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即汪孟邹——引者注)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8)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9、70页。12月13日,汪孟邹再次写信给胡适:“陈君(独秀——引者)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9)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9、70页。汪孟邹除了为《新青年》约稿,还预定了胡适日后的稿件,“将来撰稿有需于吾兄者甚多,当求竭力相助”。(10)《汪孟邹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第2页。陈独秀也向胡适直接约稿,“大作《决斗》迟至今始登出,甚愧甚愧。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11)《陈独秀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第3页。显然,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社都对胡适这一人才汲汲以求。

1917年胡适在打算归国之时,对其个人前途问题亦不得不加以考虑。早在1916年时,汪孟邹就在致胡适的信中询问道:“吾兄定何时卒业?何时返里?便请告知。”汪孟邹询问的原因在于“吾皖有人拟俟时局定后,组织一日报,友人议论均谓请吾兄主任至为佳妙也,未知尊意如何?”(12)《汪孟邹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第2页。显然,汪孟邹已经为胡适归国后的职业做了谋划,日报社“主任”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职位或选择。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为胡适开出了更具诱惑的条件:“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13)《陈独秀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第5页。综合而言,陈独秀提供的职位月收入总计约有400余元。这对于当时迫切需要赚钱的胡适而言,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胡适归国之时,其个人经济状况并不富裕。这从他与江冬秀的婚礼筹办上就能反映出一二。胡适在给其母亲的家书中写道:“儿此次归里,决计暂不迎娶,家中千万勿作迎娶之预备。”胡适虽列举了多个“不迎娶”的理由,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无钱何能办此事”。(14)陆发春编:《胡适家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2页。由于个人经济能力的限制导致胡适不得不将自己的婚期“一推再推”。对于归国之初的胡适而言,寻求一份“稳定的高收入”就显然尤为迫切。

胡适能够接受陈独秀的邀约加盟北京大学,一个潜在且很重要原因就是陈独秀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这一身份使他对于胡适的承诺具有更强的兑现能力。胡适任教北京大学后,其收入未及陈独秀所言之数,但亦相当丰厚。正如胡适在家书中所言:“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二百六十元。本月加至二百八十元。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高矣。”而且,胡适还能够到他处兼职,日后收入必定会增加。(15)陆发春编:《胡适家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2页。因此,胡适对于这份教职十分满意。自然,这是其他职位所不能提供或者说满足的。陈独秀正是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吸引到了胡适这位新文化的大将。

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一方面他将一些志同道合者引介至北京大学,如胡适、刘半农。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从北京大学的教授群体中寻找志同道合者,如周作人、沈尹默、陈大齐、王星拱等。这些优质的作者群体的聚拢,改变了《新青年》杂志早期陈独秀“独撰”的窘况,进而改由北京大学同人轮流编辑。因此,《新青年》杂志才能够刊登启事:“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16)《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期,1918年3月15日。这样的“启事”既是“新思想”资源集中的体现,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作者群体完备的标志。显然,《新青年》杂志能够“自给自足”与陈独秀本人的文科学长身份有着莫大的关系。

《新青年》杂志编辑、作者队伍水平的提升直接带动了杂志影响力的扩大。正如《新人》杂志上的文章所言:“《新青年》是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锋,开发新思潮的动机。欧战以前,中国都抱着守旧的思想,保存腐朽的文化;到现在,人民守旧的思想,一变而为革新,腐朽的文化,一变而为实用,能够顺着世界的潮流进行去,一半可说是《新青年》提倡,鼓吹之功。”《新青年》上的文章“差不多大半都是有价值的文章,像《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等,对于社会上更多影响,而专号中像《易卜生号》,《人口问题号》和《劳动问题号》等尤好。总之《新青年》是一本有价值的书,社会上受着他的影响狠(应为很——引者注)大。”(17)朱朴:《六种杂志的批评》,《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1日。来自于批评者的“肯定”,对《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力而言显然更具有说服力。

正是因为有陈独秀“文科学长”加持,外界才会把《新青年》杂志作为北京大学的“校刊”看待。为了消除外界的“误会”,陈独秀不得不对此做出解释:“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18)《〈新青年〉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期,1919年2月15日。陈独秀虽声明校与刊“毫不相干”,但也只是撇清了组织上的关系。而在人员上,无异于是告诉读者《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们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从另一个侧面看,就等于是坐实了《新青年》和北大的关系。对于读者而言,《新青年》杂志上的观点究竟代表的是作者个人还是北京大学,实际上已经不再重要了,自然他们也不会去详细区分这些细微的差别。因为在读者看来,《新青年》文章的论点已经蕴含了北京大学的权威。

文科学长对于陈独秀或《新青年》的深刻影响,从当时的读者反响中亦能够观察到一二。以曹聚仁和施存统两人为例。曹、施二人都是浙江一师的学生,都服膺理学。施存统后来成了《新青年》的“半信徒”,原因在于“除了关于反对孔子的一部分之外,大概都很赞同”。(19)(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续),《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9月22日,第3版。施存统对于《新青年》杂志的“赞成”也影响到了他的老乡曹聚仁。1918年秋天,曹聚仁乘船去杭州,在船上遇到了施存统。据曹聚仁回忆:“船行三日,我们接席倾谈,当然无所不谈。我看见他的枕下,摆着几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随手拿来看了几篇,不觉有些异样的感觉。那些文字,虽是用文言体写的,内容却是崭新的。如吴虞所主张的只手打孔家店,在旧士大夫眼前,真是大胆妄为,大逆不道。”曹聚仁所谓的“旧士大夫”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因为他们同是单不庵的弟子。因此曹聚仁才会问施存统:“存统,我们的单老师看了,他会有怎么样的想法?”施存统回答道:“单老师,也未必会反对的!《新青年》中的写稿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先生,他还是北大的教务长呢!”(20)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4页。“教务长”应为“文科学长”的误传,但陈独秀的官方身份的确为其所办刊物增加了权威性。(21)关于“官方权威”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可见张宝明、李帅:《民间与官方资源互动视角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很显然,在这些“外地人”眼中,北京大学教授和北京大学具有同样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所具有的力量足以使他们怀疑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

难怪后来的“学衡派”对此很不服气,正如梅光迪所言:“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22)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可见,北京大学给予《新青年》杂志的不仅仅是作者和读者,同样还有服膺全国青年学子的权威。而《新青年》杂志对于北京大学资源的利用都是建立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基础之上。因此,陈独秀任职北京大学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最终使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钜子”,也成为当时新思想界毫无疑问的领袖之一。

二、新旧冲突与陈独秀官方身份危机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革命,其直接的攻击目标就是“旧文化”。《新青年》诞生之日,正值袁世凯复辟之时。正如陈独秀所言《青年杂志》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3)陈独秀:《答王庸工(国体)》,《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2页。实际上“如果不以‘文化与学术’作为招牌,不但北洋政府不能容许《新青年》的存在,而且连同人都难以寻觅”。(24)张宝明:《从学术到政治:“五四”新青年派走向社会主义的精神路径》,《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但是,《青年杂志》却连续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孔子平议》《宪法与孔教》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可见,《新青年》虽未直言反对“复辟”,却是通过“反孔非儒”的曲线方式表达编者自身的主张。紧接着,《新青年》杂志便竖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对于旧文学的攻击使《新青年》杂志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关注,自然也就出现了一批反对者。正如鲁迅所言:“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所以当做之事甚多,而万不举一,颇不禁人才寥落之叹。”(25)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显然,“四面八方的攻击者”虽让《新青年》同人处境颇为艰难但无疑也让杂志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新旧文学之争与政治产生关联是“新青年派”将林纾创作的小说人物“荆生”的形象原型解读为段祺瑞的心腹爱将徐树铮。郑振铎对此总结道:“当时是安福系当权执政。谣言异常的多。时常有人在散布着有政治势力来干涉北京大学的话,并不时的有陈胡被驱逐出京之说。也许那谣言竟有实现的可能,假如不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林纾的热烈的反攻《新青年》同人们乃是一九一九(年)的二三月间的事。而过了几月,便是‘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安福系不久便塌了台,自然更没有力量来对于新文学运动实施压迫了。”(26)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刘运峰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安福系虽未能直接扑灭新文学的火焰,但并不意味着“谣言”是空穴来风或者说新文化的倡导者未受到压迫。

傅斯年对此的描述可以为郑振铎的“总结”提供一些历史的细节。傅斯年称:“有位‘文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27)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傅斯年提到的“地位最高的一个人”实际上就是当时总统徐世昌。因此,1919年3月,傅增湘(沅叔)致函蔡元培表示,“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显然,“耆宿”所针对的是“在事员生”,也就是具有官方身份的新文化运动领袖。(28)《附:傅增湘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5、286页。对此,蔡元培的态度是“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29)《复傅增湘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4页。此函虽为傅斯年代为撰写,但亦表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态度。而傅增湘所担忧的是“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傅增湘所谓的“益启”实际表明“新旧文学之争”已经与党派之争相关联了。(30)《附:傅增湘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5、286页。

陈独秀成为北洋政府高层政治压力与北京大学自由学风的“矛盾点”,其公开的表现之一就是关于陈独秀辞职的议论在当时的刊物上广为流传。1919年2月26日,北京大学学生张厚载就在《神州日报》中登载了北京大学可能出现人士变动的消息。该通信称:“近来北京学界忽盛传一种风说,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卸职”,而且“东海近据某方面之报告,对于陈独秀及大学文科各教授如陶履恭、胡适之、刘半农等均极不满意,拟令一律辞职……然陶胡两君品学优长,何至牵连在内。彼主张废弃汉文之钱玄同,反得逃避于外。当局果有此种意思,诚不能不谓其失察也。”张厚载认为,“陈独秀将卸文科学长职之说,极为可靠”。他的依据就是:“日昨大学校曾开一极重大讨论会,讨论大学改组问题,欲将某科某门改为某系,如是则可以不用学长。此种讨论亦必与陈学长辞职之说,大有关系,可断言也。”(31)半谷通信:《学海要闻》,《神州日报》1919年2月26日,第3版。到了3月3日,张厚载再发通信称:“前次通信报告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将有更动消息,兹闻文科学长陈独秀已决计自行辞职。并闻已往天津,态度亦颇消极。大约文科学长一席,在势必将易人。而陈独秀之即将卸职,已无异议……胡适、陶履恭、刘半农三教授则蔡校长以去就力争,教育部已均准其留任。”(32)半谷通信:《学海要闻》,《神州日报》1919年3月3日,第3版。《新无锡》报也登载这样的“传闻”,即:“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胡适之等诸君创文学革命之论,为时所忌,致有被逐之谣。虽幸未成事实,然苟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必受尽无数之艰难挫折,始克有成。语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深望陈胡诸君,勿因此小小恫吓,而自馁其气也。”(33)逸:《编辑尾声》,《新无锡》1919年3月10日,第4版。陈、胡被逐的原因还在于文学革命与“为时所忌”,可见时人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陈独秀被捕入狱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呈请将陈独秀早日保释。其中一条理由就是:“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34)《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呈请将陈独秀早予保释由》,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卷,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13页。

对于《神州日报》上的消息,蔡元培亲自致电该报辟谣。蔡元培在电文中称:“贵报‘学海要闻’(半谷通信):‘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此段报告,有数误点:(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必绝对否认之。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误也。”而对于废除文科学长之事,蔡元培表示“陈学长赞成不设学长之议,纯粹为校务进行起见,于其个人之辞职与否,无关系”。同时蔡元培也否认以辞职力保胡适等教授之事。(35)蔡元培:《致〈神州日报〉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79—280页。最终,事件的结果以北京大学开除张厚载结束。在整个事件中文科学长的“去留”实际上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是否辞职,引发关注原因在于“文科学长”的官方性质。北京大学“学长”制度来源于清末的教育改革。依照清末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分科大学监督,每科一人,共八人,受总监督之节制,掌本科之教务、庶务、斋务一切事宜。凡本科中应兴应革之事,得以博采本科人员意见,陈明总监督办理。”(36)张百熙:《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50页。民初,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认为:“从前北京大学堂职员,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纷歧。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藉以撙节。”(37)《教育部总长呈荐任大学校校长等文》,《政府公报》第5期,1912年5月5日。根据上述呈请规定,“总监督”即为校长,而“分科监督”为“分科学长”。显然,改称分科学长后其职权依然不变。而且,在新规定中“分科学长”具有校长备选人的资格,可见其重要性。因此,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并不是普通的大学教授,而是具有官方身份的管理者。

对于来自北洋政府上层的压力,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能够以“兼容并包”来维护倡导新文化的教授们,但蔡元培不可能完全无视来自北洋高层的政治压力。正如《申报》所言:北京大学所出版的新思潮刊物,“大招一辈旧思想者所反对,其视此等出版之作者,几于大逆不道。屡次欲藉不正当之势力加以压制,此等暗潮酝酿已非一日,最近此辈旧思想者仇视益深”。而张元奇更是携带《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到教育部陈说,并希望教育总长对此采取制裁措施。但由于教育总长傅增湘并未有相应的行动,“旧思想者”便希望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氏。而尤集矢于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氏”。(38)《传教育弹劾说之由来》,《申报》第16563号,1919年4月1日,第6版。在北洋政治的压力下,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须采取相应的举措予以回应。蔡元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可以说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以“校长”身份回应北洋政府上层政治压力。免除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实际上是对高层政治压力的妥协。而在“文科学长易人”的具体操作层面,由于掺杂了诸多派系与利益的纠葛,其过程却不甚令人满意,尤其是陈独秀对此颇为愤怒。(39)陈独秀对于“文科学长易人”的不满体现在其对汤尔和的态度上。在1919年3月26日夜间的会议上,汤尔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如胡适所言,“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尔和——引者注),是夜先生之议论风声,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实际上,这一晚也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轨迹。因此胡适指出,“试读四月十一日记末行,可知在当时独秀与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会之意义。”因此,陈独秀才会在遇见汤尔和时对其“以怒目视”,足见陈氏对于汤尔和之不满。见《胡适致汤尔和(稿)》及《附: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卷,第600—601页。第二层在处理的过程中考虑陈独秀的个人感受,以顾全私人情谊。因此,蔡元培在致电《神州日报》社时一再强调陈独秀是为了学校教务问题主动辞职,而北京大学还保留了陈独秀的教授职位。这些举措都是蔡元培对陈独秀个人的尊重。综合而言,蔡元培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是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在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撰文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原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40)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第2版。陈独秀所谈及的“公义”“私情”,自然也包括了文科学长易人之事。

陈独秀在新世界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后,在官方的报告中,其“官方身份”仍是重点,“陈独秀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今春辞职。当在大学时,组织《新潮》杂志,自认文学革命,颇有操纵全校之势。”(41)《陈独秀被捕及获释》,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卷,第689页。而在狱中的陈独秀亦颇受“特殊照顾”,即在狱中多次由医生为其诊治。例如,1919年7月20日第一次诊治报告中称:“押犯陈独秀声称伊头部发晕,肚腹发坠。遂派巡长那玉景往医药室,将宋医官请到本所给其诊,系痃症。复派那玉景同宋医官至医药室,给其取来面药六包,令其一日服用三次。”8月30日至9月7日,陈独秀因“消化不良”之症六次由林医官为其诊治。(42)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卷,第751—758页。显然,这不是一般收押的“犯人”所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可以肯定的是陈独秀的“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身份还在发挥着作用。如陈平原所言:“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43)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显然,这一“路向的前提”是由陈独秀的官方身份予以保证的。那么,陈独秀在卸任文科学长之后,重新选择自己革命的路径就是题中之义了。

三、身份变换与陈独秀的革命转向

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为他聚拢新文化资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文科学长作为北洋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与陈独秀的性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因为陈独秀是一个性格坚毅的执行者,章士钊曾评价陈独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而在行动上“独秀则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44)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北京)》第1卷第30期,1926年2月6日。因此,陈独秀不可能与“旧派”或北洋官僚体系妥协。作为实干家的陈独秀,直接的行动显然更符合他的性格与理想。

陈独秀性格的特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新文化运动“钜子”会帮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学生散发传单。(45)相关情况可参看《陈独秀被捕及获释》,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卷,第683—706页。因为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老师辈的行动。显然要引导学生就需要加入学生,五四后陈独秀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当被启蒙的学生们走上街头的时候,作为一个“老革命党人”的陈独秀很难再静坐书斋,所以陈独秀才会有“研究室与监狱”的论断。陈独秀认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46)只眼(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可以肯定地说,北京大学就是陈独秀的“研究室”。在整个社会都动起来的时候,陈独秀显然做好了进“监狱”的打算。而陈独秀由文科学长转变为大学教授,身份的变化是给陈独秀去掉了“紧箍咒”,并最终促使陈独秀离开了北京大学。

关于陈独秀的性格对其离开北京大学以及革命道路选择等的影响,胡适在日后写给汤尔和的信中讨论过这一问题。胡适认为:“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47)胡适:《致汤尔和(稿)》(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卷,第600页。胡适的说法遭到了汤尔和的反对。汤尔和认为:“陈君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之事,亦必脱鞲而去。”而且“以陈君当年之浪漫行为置之大学,终嫌不类”。显然,汤尔和认为陈独秀的志趣与大学的生活并不相符。在汤尔和看来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只是个时间问题。汤尔和甚至认为:“当时陈君若非分道扬镳,则以后接二连三之极大刺激,兄等自由主义立场能否不生动摇,亦属疑问。”(48)汤尔和:《汤尔和致胡适》(1935年12月2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卷,第609页。可见,胡适多年后所认为的“约束力”在汤尔和看来是“不堪一击”的。相较于胡适的自信,汤尔和的判断或许更接近陈独秀个性的真实。

除了性格因素,陈独秀走上街头的思想根源亦是有迹可循。关于陈独秀行为的思想根源从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解释中可以窥探到一二。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运动“确和‘军事’‘政治’‘产业’三者没有同一范围的。但是能够将‘新文化’的运动,加入此三项范围以内,更有完全最高的理想。世上军事是可不要的,但现下军事不能免去。什么缘故呢?我们主张使战争受了‘新文化’的感化,使军士反对一切非文化的野蛮。至于说起产业方面,我想也应该如此的。也应该使‘新文化’去主挥(疑为“指挥”——引者注)他的。”“政治也应当使受‘新文化’的感化。‘新文化’做政治的引线,使政治日日发达,不至于争权夺利。我们应该使政治受了‘新文化’的主挥(疑为“指挥”——引者注),万万不可我们反受了政治的感化。现在的中国,无论南方北方,可说是没有一个好人。官僚、政客、军人,都是如此,无非争点权利罢了。他们那还有时候去管国家呢。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断然不能受他们的利用。”(49)陈独秀:《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沪江大学月刊》第9卷第4期,1920年4月。需要说明的是本篇是陈独秀在沪江大学所做的演讲笔录,与发表在《新青年》第七卷五号上的同名文章,在文字上存在差异。因该篇是用以演说的缘故,所以陈独秀的阐释更加详细。因此,本文采用该版本作为资料,以便于研究。显然这时的陈独秀认为新文化最重要的是“运动”,也就是要发挥其影响力。在陈独秀的阐释中,“新文化”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一种革命的力量——进行社会革命的利器。有了行动的目标,就要采取行动的实践,这是由陈独秀的性格决定的。

陈独秀革命道路的转向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陈独秀对于建党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他新文化运动“钜子”身份所产生的凝聚力体现出来的。正如维经斯基在他的一封信中所写的:“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50)《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51)《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86、88页。显然,陈独秀的“声望”和“影响”是凝聚中国各地革命组织或革命者的重要力量。

对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新文化运动“钜子”)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他们的报告中多次强调,例如,马林称“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即陈独秀——引者注)。”(52)《马林第一次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马林在另一份报告中甚至称,“组织得不到发展”的原因就有“月刊(指《新青年》——引者注)长期停办”。(53)《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国形势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452页。而在中共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个人的威望是组织凝聚力的重要保证。彭述之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即有所描述: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它最初几年内,能够保持继续性和稳定,无疑的是由于陈独秀的个人威信。作为党总书记,他监督宣传部门,同时又是党出版物最勤奋的供稿人;他与省城和国外干部和党员维持联系,他就是党四面八方转盘的轴心。”(54)彭述之口述、程映湘编撰:《彭述之回忆录》下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9页。时至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也指出:“他(指陈独秀——引者注)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5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陈独秀是“一批怀着拯救和复兴民族、改造和建设‘新中国’的‘新青年’知识分子逐渐积聚到一起,开展‘新文化’的启蒙探索”的核心人物。(56)翁有为:《“五四”前后陈独秀对“封建”意涵的探索——中共“反封建”话语的初步形成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陈独秀多数的时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实际上他是“激进者中的激进者”。因此,随着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的发展,陈独秀自然积极投身其中。而上海作为中国社会革命资源(既包括思想方面的,亦包括物质方面的)最为丰富的城市,革命活动自然也最为活跃。陈独秀身处上海这样的城市,积极参与其中是符合其个人性格的。而《新青年》杂志最终转变为一份政治性刊物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因此,从第七卷六号开始,《新青年》杂志开始把关注的重心放到了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在中共成立之后,《新青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陈独秀的身份也从思想领袖最终变成了革命领袖,无疑陈独秀和《新青年》再一次引领了时代潮流的发展。

结 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身份一变再变。陈独秀身份转变的背后所折射的正是中国社会革命重心的转移。陈独秀文科学长身份的确立,为他聚拢新的思想资源创造了便利条件。由此,陈独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而在新旧冲突之中,具有双重身份的陈独秀实际上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即便是作为同一阵营的蔡元培在面对政治压力之时,亦不得不对陈独秀的官方身份进行调整。在失去官方身份后,陈独秀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行动空间。陈独秀将其所聚集的思想革命资源投入到了中国的社会革命之中,进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历史篇章。毫无疑问,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始终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那个人。陈独秀身份的转变既是中国革命的“因”,又是中国革命的“果”。显然,陈独秀作为过渡时代的重要人物,本身就蕴含着复杂甚至矛盾的内容,因此对其研究也就有了多维度的观察视角。这也是为什么后世研究者需要不断探求、研究的原因所在,但最终的目的在于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