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建构逻辑、内涵要义及实践路径

翟坤周　王敏月

〔摘要〕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发展与安全相辅相成，具有内在同一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坚持发展与安全的统筹互构，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经济安全提出了系列独创性新观点新论断，极大拓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安全理论叙事向度，形成了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理论沿循“理论—历史—实践—主体”四维框架，继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经济安全的深刻洞察、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对经济安全的实践认知、扎根于新时代十年对经济安全格局的变革重塑、孕育于习近平地方任职时对经济安全的前瞻思考，建构起了以经济安全战略地位论、目标导向论、结构体系论、科技自主论、制度机制论为核心要义的学理体系，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安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解决新时代经济安全复杂性问题的行动指南、贡献了推动全球经济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充分彰显其在理论、实践、世界维度的价值意蕴。新征程上，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需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安全工作全方位全过程领导，全面提升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增强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经济安全治理能力，以经济安全格局全面有力保障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和相互支撑。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经济安全；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4）02-0004-12

经济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要义。从国际维度看，逆经济全球化、新冷战思维带来的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和经贸体系深度重构，外部经济讹诈、遏制、封锁对我国经济的极限施压，清晰地展现了竞争型国际格局下“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1〕。从国内维度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经济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并存，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各类经济安全风险积聚叠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经济领域更加凸显，诸如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构成的经济安全“总问题”亟需破解，经济安全面临着巨大风险挑战。为此，习近平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紧紧围绕“为什么要维护经济安全、维护什么样的经济安全、怎样维护经济安全”等重大课题作出重要论述，深化了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规律性认识，建构了新时代以“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为牵引的经济安全理论体系，擘画了“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3〕的美好蓝图。深刻剖析和阐释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建构逻辑、内涵要义、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对于巩固国家总体安全、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安全以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建构逻辑

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继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经济安全的深刻洞察、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对经济安全的实践认知、根植于新时代十年对国家经济安全格局的变革建构、孕育于习近平地方任职时期对经济安全的前瞻思考，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深厚的历史逻辑、深刻的现实逻辑、缜密的主体逻辑。

（一）理论逻辑：继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经济安全的深刻洞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原创性建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中对经济安全进行了深刻洞察。其一，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认为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人在肉体上只能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4〕，自然资源决定着人的生存；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5〕，揭示了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资源能够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以支撑国家经济发展。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理论时指出资本固有的逐利特性会导致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在规模和结构上失衡、脱节，造成“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6〕，极端过剩的生产在严重时甚至会爆发以生产比例失调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将社会拉入“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7〕的深渊，揭示出社会再生产健康有序循环是保障经济安全运行的关键要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规模随之扩大，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日趋复杂，逐渐催生出由资本关系主导、由票据形式支撑的“借”和“贷”信用关系。高关联强度的信用关系建立，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再生产运行的断裂和停滞，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循环运行。其三，从世界市场理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地域性、民族性的生产和消费逐步变成世界性的了，一国或一地的经济危机发生必将波及到整个世界市场，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生态。因此，经济安全也是塑造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重要议题。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列宁认为维护经济安全要突破全球对外贸易垄断，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工业，“任何别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完全虚假的、纸上空谈的贸易保护主义”〔8〕。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出口和进口经营得使国家手中保持一定的后备，保持一定的对外贸易出超”〔9〕。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正是在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维护经济安全的理论观点，为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极大地丰富拓展了经济安全的时代内涵和行动指南。

（二）历史逻辑：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认知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条件下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就如何化解和防范不同时期经济风险进行了有益探索，为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理论建构积累了实践认识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和蚕食，国家经济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中国共产党人为突破经济困局进行了革命实践探索，为维护经济安全奠定了实践论和认识论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区域进行了严密经济封锁、交通封锁和极端白色恐怖镇压，造成根据地物资匮乏、供给不足，严重威胁到劳苦大众和工农革命军的生存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经济斗争思维化解经济风险，使根据地经济保持在正常运作状态。一方面以军事斗争突破经济封锁、求得经济安全；另一方面从农业、交通业、工商业和金融财政多方面入手激活经济运转，畅通社会流通：组织春夏耕种，扩大粮食生产；设立各地运输站，建立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流通；利用私人资本生产军需和生活必需的工业生产品；消灭捐税制度，消灭货币行市差别，铸造和发行“工”字银元货币；创办消费和生产合作社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确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0〕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以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为主要手段构筑起了战时经济安全防线。面对日寇倾销日货、收买土货、强使伪钞、破坏金融的经济侵略行为，中共中央建立独立、统一的金融制度，建立预决算制度和会计审计制度，维护法币，巩固边币，鼓励发展私人经济，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同时对进出口贸易实施强制统治，争取对外贸易进出口平衡并达到出超，有效保障了物质生产供给安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出确保工业经济安稳运行，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11〕，要坚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并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重的工业化思想，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夯实国家发展基础，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维护经济安全的根本所在，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2〕，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是增强经济实力、保障经济安全的动力条件；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深刻认识到加强经济风险防范至关重要，认为“经济风险防范问题，是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13〕，要利用国家财政、货币等政策实现中国经济航船平稳行驶在持续快速、健康安全的发展轨道上；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安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14〕，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以新安全观为重要支撑的经济安全实践认知。

（三）实践逻辑：根植于新时代十年对国家经济安全格局的变革重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互动的特殊场域，坚持改革与稳定并进、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核心理念，推进经济安全战略体系结构重塑和政策体系深度调整，逐步形成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经济安全新格局。其一，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伴随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方式、动力、结构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風险”〔15〕，如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不足，各类隐性经济风险逐步显现，严重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并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改革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结合起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构建起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同时，习近平强调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协同推进其他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体系完善和治理效能提升，为形塑“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经济安全”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经济安全格局，建立起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国家现代化发展体系。其二，在扩大开放中坚持以加强合作共治为理念，完善经济安全全球战略部署。当前，科技之变、产业之变、国际格局之变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深度调整，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冲击着整个国际环境，贸易壁垒、经济脱钩、科技打压成为发达国家限制他国发展的惯用手段，这为各国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化解经济治理矛盾、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增大了难度。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世界各国乘坐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中国始终倡导世界各国“要担负起加强合作的责任，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16〕，并依托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等新兴经济平台和合作机制，不断深化国家、区域、组织间的政治互信，深化产业、金融、基础设施、贸易合作，创设经济风险联防联控新机制，积聚经济安全治理的最大合力。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理论建构，正是生成于新时代十年来对国内外经济安全格局的变革性重塑上，为我国构建发展的经济安全新格局提供了深刻指引。

（四）主体逻辑：孕育于习近平地方任职时期对经济安全的前瞻思考

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期间便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之间的辩证逻辑，在逐步深化对经济安全的内涵、特征、条件、趋势等规律性认识中提出了系列重要论断，这构成了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直接来源。在河北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和书记期间，习近平围绕农业大县的县域经济发展，相继制定了“半城郊经济”、工业兴县、旅游兴城的战略，他指出：“发展经济无非三个环节，即生财、聚财、用财，而财务管理工作是直接关系到能不能聚好财、用好财的大问题”〔17〕，指明了财务管理工作在经济运行安全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要通过紧密结合整顿党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来进行财务清理，严惩“贪官污吏”，充分保护国有财产、促进经济勃兴，要使正定彻底改变“高产穷县”旧面貌，率先实现藏富于民。在福建先后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习近平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以经济安全健康发展助推各领域全面发展。在厦门，习近平严厉打击厦门远华特大走私犯罪活动，强调要重视金融安全问题、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问题，通过金融机构改革和宏观调控来确保经济健康安全运行。在宁德，习近平立足山区贫困实际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富有创见性观点方法，奏响“经济大合唱”，走出了闽东特色的脱贫致富之路，解决了山区人民生存安全和发展落后问题。在福州，习近平重视海洋资源安全，提出发展海洋经济设想，推动海港工业、渔业、养殖业、水产业取得长足发展。担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以后，习近平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问题入手，系统认知经济发展内在机理，对经济安全工作有了进一步思考。他从生态、信息、粮食、能源等领域出发，推动“生态福建”“数字福建”建设，花大力气治理水土流失和“餐桌污染”，建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保障资源能源供应，为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挑战、实现更高水平经济发展筑牢了全方位经济安全防线。在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代省长期间，习近平从省域的总体视野出发，倡导树立“发展的稳定观”和“大平安”理念，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和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习近平认为，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两面的共同体，要推进致富与“治安”的平衡协同，必须用好改革这一原动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从而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运行”〔18〕，引领浙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立足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发展方位，在金融领域规范期货交易、强化金融监管、培养金融人才；在贸易领域强调抓好港口建设和运营，完善航运发展软环境；在产业领域“要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坚持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战略定位，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19〕，习近平对上海市的发展定位和经济安全实践认识，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二、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立足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发展境遇，面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复兴的中心任务，围绕“为什么要维护经济安全、维护什么样的经济安全、怎样维护经济安全”等重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安全的重要论述，建构了以经济安全战略地位论、目标导向论、结构体系论、科技自主论、制度机制论为内涵要义的学理化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经济安全战略地位论

经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安全对于国家、民族、个人发展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其一，从国家总体安全层面看，经济安全是形塑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基石，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国家总体安全。随着我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复兴新发展阶段，各类严重威胁经济发展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可能会随时出现，保障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中地位越来越凸显。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20〕，创造性地揭示了经济安全与其他各领域安全的内在逻辑，以及经济安全置于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基础地位。其二，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层面看，经济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在强国复兴征程上，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内容的经济安全不仅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更是有效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要件，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环境，切实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从而促使“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21〕、“国家安全更为牢固”〔22〕，确保实现强国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不迟滞和不中断。其三，从个人利益实现层面看，经济安全是创造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安全能有效确保人民共享国家发展的经济利益。习近平多次强调，经济安全涉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必须统筹推进就业、收入、食品、医疗、住房、生态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利益安全问题的解决，坚决避免因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发生的经济风险，筑牢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经济安全防护网。

（二）经济安全目标导向论

立场和目标引领国家经济安全工作的方向。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站稳“经济安全是为了人民”的立场，坚持“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一方面，经济安全是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推进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产业范式变迁，引发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深度调整，社会生产供给出现全新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趋高级化、个性化、多样化。为创造更加美好的人民生活，亟需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影响经济安全的技术壁壘，不断整合科技创新资源，规制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带来的“破坏性”风险挑战，加快放大新质生产力给产业变革、技术革命带来的正向效应，为保障我国经济安全提供更为安全可靠的创新动力条件，并不断依靠科学技术进步驱动满足人民对高端、优质、多样、个性、安全的产品期待，真正让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安全的发展，既要在“稳”的基础上推动“进”，又要在“进”的基础上实现“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23〕，沿用过去铺摊子、上项目等粗放型发展老办法暂时能够把速度提上去，但“会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是总爆发”〔24〕。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重考验，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需要跨越许多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现有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了”〔25〕，“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正在显露，就业也存在结构性风险”〔26〕。可见，在经济发展“跑过一定路程后，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27〕，要以经济整体性发展带来经济整体性安全，并将经济整体性安全贯穿于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高水平经济安全。

（三）经济安全结构体系论

经济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覆盖金融安全、重要战略资源安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等要素领域构成的复合型结构体系。其一，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命脉。“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28〕，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和撬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杠杆，能有效提高各类资源要素配置和流动效率，金融安全一旦受损便易引发经济衰退乃至经济危机。习近平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29〕，“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目的，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作为核心目标，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根本动力，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30〕，使金融安全成为经济安全建设的有力防火墙。其二，重要战略资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关键支撑。在保障粮食安全上，习近平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31〕，“保障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32〕，“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33〕，“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3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35〕的新粮食安全观，坚持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在稳定能源安全上，习近平强调：“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36〕，“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37〕。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我国持续推进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科技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其三，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环节。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国家核心产业在全球产业链条中拥有着强大竞争力的直接体现，科技创新迭代速度慢、应对风险能力弱的产业链供应链往往会被置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一旦面临因产业高级化分工带来的产品或技术断供将会在全球经济链条中受制于人，甚至是被淘汰。因此，习近平十分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38〕，“要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39〕，不断提升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等战略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力，形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有力支撑经济安全新格局。

（四）经济安全科技自主论

科技自主是国家强盛之基、经济安全之要。当前，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要素革新引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科技自主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主动力，以科技兴国、科技富国、科技强国支撐起国家经济安全长足发展。 一是加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和水平。关键核心技术是自主创新的命脉，“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40〕，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为此，我国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41〕，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新能源产业上围绕风能、氢能、太阳能的技术开发与利用，建立起完备安全的现代能源战略体系；在粮食产业上推动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农业工业技术、生物育种技术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真正做到“藏粮于技”；在高端制造业上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瞄准机器人、芯片制造、关键基础件、精密制造工艺等核心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振实体经济。持续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着力解决重点产业“缺核少芯”，以科技创新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以自立自强的能力筑牢经济安全的基石。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夯实全面创新基础。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想极大释放科技创新的动能，必须使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不断强化创新驱动的顶层设计，搭建科技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推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从抓问题、立框架、建制度、塑体系、提效能层层递进，着力建立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科技和金融融合机制、统筹协调创新治理机制、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等，从而打通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潜能。三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坚力量，也是催生新发展动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习近平强调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着重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五）经济安全制度机制论

经济安全制度机制是经济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经济安全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从根本上要靠制度机制保障。一是党对经济安全的领导制度机制。党的领导制度是统领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制度， “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利的统领和协调”〔42〕，深刻表征着党的领导是提升经济安全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新时代经济安全更具总体性、多样性、复杂性，必须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经济安全领导体制，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安全各领域全过程，把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经济安全治理成效。二是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从经济风险到经济危机，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效预防经济危机发生、形成，必须将防范经济风险作为前置重点，建立健全金融、产业链供应链、数字经济、重要战略资源能源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预警机制，预先化解苗头性、倾向性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关键设施、重大科技等安全可控，在推进建设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中牢牢把握经济安全工作主动权。三是新发展格局制度机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机制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维护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43〕。一方面，必须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畅通国内大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44〕，“真正形成市场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动发展新模式”〔45〕，在政府和市场的双向良性互动中强化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之间的耦合效用，构筑高标准市场体系，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进入新时代，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咨询、金融、人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和力量仍显薄弱”〔46〕，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国际制度性权力仍需要不断努力。必须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动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三、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多维价值

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从理论维度上构建了新时代国家经济安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实践维度上提供了解决新时代经济安全问题的实践指南；从世界维度贡献了推动全球经济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安全理论新飞跃。

（一）建构了新时代经济安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果，建构了以原创理论标注的新时代经济安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一，建构了“发展是最大的安全”的经济安全发展理论。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打破“就安全论安全”的线性逻辑，厘清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将“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47〕作为理论内核，强调发展是安全的重要内涵和根基，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应对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时，要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协同联动，不断增强经济发展韧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其二，建构了“国家各领域安全赋能经济安全”的经济安全支撑理论。国家安全体系涵盖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等多种领域安全，经济安全与国家各领域安全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强调国家各领域安全对经济安全的支撑作用，系统部署各领域安全赋能经济安全的落实机制，统筹推进经济安全建设。其三，建构了“经济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安全治理理论。面对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下行的客观局势，西方国家不断泛化经济安全内涵，打着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幌子任意推行贸易制裁、技术封锁、加征高额关税等措施，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致使全球陷入经济安全困境。习近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批判了西方国家经济安全观的狭隘性、自私性，在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时兼顾他国合理安全诉求，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经济安全治理理念，推进政党、国家、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流，携手应对全球经济风险挑战。

（二）提供了解决新时代经济安全问题的实践指南

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服务于新时代国家经济安全治理实践，为改变当前经济安全困境，提高经济安全工作效益提供了实践指导和战略指引。一是擘画了依靠制度机制推进国家经济安全治理的新蓝图。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既强调党的领导制度在治理中的根本作用，也重视经济风险防控机制、经济风险审查机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在预防化解经济隐患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积极完善经济安全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和保障体系，推动各体系内部协同联动，不断推进经济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开拓了经济安全治理新思维。在“两个大局”的历史性同步交织作用下，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联动效应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突出。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将系统、动态、联系、发展的思维贯穿于经济安全工作全过程，提出均衡兼顾发展与安全、预防为主和底线思维、维护国内发展安全和国际合作竞争博弈三对关系，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安全治理的思维边界，把对经济安全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三是提供了经济安全工作的方法论指导。从总体部署上，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强调经济安全工作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传统经济领域和新兴经济领域安全、国内经济安全和对外经济安全，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具体路径上，坚持综合治理经济安全各领域，健全经济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强重點行业、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完善国家经济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经济安全防护体系。

（三）为全球经济安全公正合理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西方发达国家为追求本国经济的“绝对安全”，始终坚持着基于依附理论框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观，创设了“霸权”“强权”的单边主义经济安全政策，严重侵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给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隐患。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坚持经济安全应该是普遍、共享和包容的，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安全观，强调要以政党合作来推进全球经济公正合理治理。“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48〕，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复杂交织的经济安全挑战。一方面，通过加强交流互动促进各国经济安全理念相通。各国政党要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搞技术封锁、贸易壁垒、科技脱钩，以对话弥合分歧，扩大经济安全的理念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政党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49〕。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50〕，要深化与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交往，以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为平台坚定地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尊重各国自主发展权，携手应对全球经济风险挑战。

四、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实践路径

新征程上，做好国家经济安全工作，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安全工作全方位全过程领导，全面提升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增强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经济安全治理能力，以经济安全格局全面保障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加强党对经济安全工作全方位全过程领导

加强党全方位全过程的领导是新时代做好经济安全工作的根本保证。“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51〕，是经济安全工作的掌舵人。回顾百年历程，在党对经济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下我国有效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由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危机的重大考验，切实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强有力地论证了党的领导是做好经济安全工作的最大底气。新征程上，为增强党对经济安全工作全方位全过程领导，一是要加强思想理论学习，重视思想理论学习是强化党对经济安全工作领导的先进性、科学性的必然要求。既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维护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学习，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智慧，扎实经济安全工作的理论素养，又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的重要论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不断开创经济安全事业新局面。二是要提升党领导经济安全工作的能力，将党的领导融入经济安全各环节、各领域和全过程。一方面要从党的建设入手。新时代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要做好经济安全廉政工作，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要从干部队伍入手，干部队伍是落实经济安全的主力军，是经济安全战略的组织实施者，必须增强干部队伍从事国家经济安全工作的本领。应面向全体干部队伍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主题教育，推进理论学习深化内化转化，保证其从思想上认识到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从行动上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提高经济风险预判能力和风险处置能力，着力推进国家经济安全建设。

（二）全面提升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化法治化水平

推进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又是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保障。制度化使经济安全有制度可循、依制度治理，法治化使经济安全有可靠保障、维护经济秩序。通过经济安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双向互动，可以推动国家经济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切实提升国家经济安全治理效能。一是要不断推进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建设。深化党对经济安全全面领导制度、经济风险监测预警制度、经济安全协调制度、经济安全决策咨询制度、经济安全审查和监管制度等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推进经济安全工作运行规范化、有序化，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升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化水平。二是要推进国家经济安全法治建设。进一步制定或完善粮食安全保障法、能源安全法、金融稳定法等经济分域法，形成一套系统完备、内容协调、运行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法律制度。同时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经济属性，依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等各类产权相关法律制度，统筹推进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技术合同法、反不当竞争法、科学技术进步法、数据法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规范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提升国家经济安全法治化水平。三是要把国家经济安全制度法治落到实处。行政机关是推进经济安全制度执行和实施经济安全法律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依法行政，依制行事，切实履行职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经济安全工作队伍。此外，需强化对经济安全制度、法治实施过程的监督，既要以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为手段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又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推动经济安全制度、法律落实。

（三）增强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经济安全治理能力

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单元和力量载体，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点、动力源。习近平指出：“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52〕，必须扭住这一关键要素，增强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经济安全治理能力，保障经济稳健运行。一是要保护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力。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经济发展转型的挑战，我国很多市场主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的能力有所减弱，亟需利用财政、货币、金融等宏观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针对性地对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这类抵御风险能力较差的市场主体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助力企业“爬坡过坎”，“留得青山”常在，赢得“生机盎然”。二是要解放压抑市场主体发展的“外在束缚力”。“放管服”改革是破除束缚市场主体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站稳“企业本位”，推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政府不能大包大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所有“话语权”，要充分给足企业在市场经营中的自主权，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者并重推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生产创业的积极性。三是要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培育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活力的重要源泉。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自身“造血”功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企业家既要加强自我教育自我学习，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守法，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企业家的实干精神，培育发展壮大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又要勇于创新敢于创新，要不断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以创新发展激活社会生产力，提升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能力，夯实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

（四）以经济安全格局全面有力保障新发展格局

深刻认识新时代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正确把握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必须系统筹划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在安全的基础上开创国家经济发展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审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着力部署经济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的互构，强调以经济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格局升级经济安全格局，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一是要加快构建涵盖能源、资源、粮食、金融、核心技术、贸易等关联现代经济体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经济安全大格局。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通过更高质量发展塑造更强国家经济安全治理能力，深入推进经济安全思维、理念、体制、政策、手段创新，构建起有效应对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链”“脱钩”等严重挑战的国家经济安全新格局，促进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和综合能力现代化。二是要突出经济安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涵盖了经济安全格局的系统工程，经济安全格局本身就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内容。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系统性风险挑战，以经济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是顺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必然要求。要将经济安全贯穿到强国复兴事业各领域全过程、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全部门，破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民经济循环受阻、经济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韧性，推动经济系统运转更可持续、更加安全、更为顺畅、更高效率，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把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可靠的基础上，推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以“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53〕，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的经济安全格局保障，唱响中国经济安全发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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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