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理论逻辑、演进逻辑和实践逻辑研究

刘展源,郭 燕

(大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自启蒙运动开启西方现代化以来,人类文明从传统农业文明演进到现代工业文明阶段。然而,西方现代化建构的现代文明存在着片面性和狭隘性,其发展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积累和资本统治,形成了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的社会结构、直线式的技术进步主义和高度膨胀的经济理性形态,从而激发人们的批判和清算。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生态哲学智慧,遵循生产力发展逻辑和生态环境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开放出生态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花。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49的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努力达到共产主义所倡导的自然解放和人类解放相统一的理想境界。

一、生态文明的理论逻辑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打破了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生存状态,消除一切旧有封建宗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的作用。然而,在资本逻辑和市场经济等因素的驱动下,资产阶级加剧对劳动者和自然资源的剥削,造成劳动异化和自然异化的双重悲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透过这一现象,开创性地将生态学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和原则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深入地思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不仅明晰现实生态危机的内在资本逻辑,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的生态属性,从而在文明更迭的角度上提出生态文明的设想和理念。

(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

面对工业文明招致的自然异化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化自然观理论、物质变换理论和共同体理论,孕育出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理论指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也是人类情感、意志和智慧的精神之源,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确证离不开自然环境与物质资料。

同时,只有进入到人类认识与活动视野的自然,才能摆脱自身的纯粹性并获得自身的本质,才是对于人类而言具有真正意义的自然。因而,既要正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客观规律,也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以人化自然观为哲学前提,它关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历史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物质变换过程,要求“以人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维持人与自然之间健康的新陈代谢。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则要求对“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构建“真正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态文明的逻辑旨归就在于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彻底消灭以私有利益为主导的底层逻辑,按照自然规律、社会历史规律和美的原理来建设新型文明形态,达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自然财富与社会财富的统一,实现社会整体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生态哲学、实践逻辑和价值追求,引领着生态文明思想的启蒙与发展。由于西方环境公害事件危及人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重新认识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并且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形态有了新的理解和要求。马尔库塞秉承马克思主义人道化占有自然的思想观点,要求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行为动机和生理机制进行一场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以解放人的自然和外在自然来实现人类本质的回归,从而恢复人与自然的应然状态[4];本·阿格尔在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消费理论,他将异化消费视为现代社会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异化现象,即“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从而他期望通过改组官僚化和集权化的工业文明体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来使人类生产劳动根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福斯特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的基础上,揭露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忽视自然系统阈值并掠夺性地占有生态资源的罪恶现象,而解决其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狭隘视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6]。社会主义公有制将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大化逻辑,由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来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共同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从而推动文明范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可以看出,生态文明一直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并且具备辩证性和实践性的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从科技、消费和生产等角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诸多诉求和建议。

通过追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观点,明晰生态文明与已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紧密联系。工业文明作为一种以机械化生产为主要标志的文明形态,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结合后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形态。在资本逻辑和经济理性的支配下,人类解开欲望锁链和滥用科技暴力,导致社会结构呈现出单一化、形式化和工具化的特征。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赋予了工业文明以新的特征,经济增长成为工业社会的最大追求”[7]。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的辩证否定,突破工业文明范式下的内在逻辑和唯物质主义的短板,全面地满足人类的生态安全、经济繁荣和精神需求。因此,生态文明既关乎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又对人类文明的存续有着深刻影响,成为真正适合人类本性、生产力要求和自然规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生态文明的演进逻辑

生态文明遵循人类与自然的整体性原则,以生态为内在尺度来谋划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它并非直接否定工业文明,也不是消极地回归自然或回到前现代性的神秘主义,而是在肯定科学、理性和工业文明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新的文明形态。通过对两种文明的哲学基础、政治属性、经济模式和文化底蕴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地论证了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着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并且对生态文明的内涵本质做出更为详尽的学理阐释。

(一)哲学维度的比较研究

不同的哲学理论和哲学范式决定两种文明形态具备不同的认知逻辑和价值立场。西方现代哲学高扬理性自由,颂扬主体精神力量,以数学逻辑和计算原则等分析还原方法来掌握物质世界规律,将科学知识视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有效武器,推动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兴起。然而,理性和资本权力的结盟塑造出一种高度膨胀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形态,不仅漠视自然的生命价值和进化规律,而且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简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导致工业文明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逻辑。

生态文明在此基础上秉持有机论哲学、存在论哲学和实践论哲学的基本观点,准确辨析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关系、共在关系和对象关系,纠正了工具化的理性思维及其分析性和碎片性的认知逻辑,形成一种系统有机、利益兼顾的生态理性思维。生态理性作为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坚持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反思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代际利益与代内利益的内在关系,合理地规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人类理性自身内在力量的发展方向,进而避免理性膨胀造成的“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8],带领现代文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

(二)政治维度的比较研究

每一种文明范式或社会形态都具备着特定的制度设计,正如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不是历史的偶然,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契合也不会是历史的巧合或主观的臆想,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的内在性。在工业文明同一化逻辑的统摄下,人们按照“实验性”和“数字性”的科学模式进行机器化生产,导致人类的主体性地位被工具的主体性所取代,人类的独立性则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在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交织相融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工业生产力提供最大发展空间,工业文明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了工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现阶段的资产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无法承受工业文明创造巨大的生产力,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日益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羁绊,从而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基础。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9],由此决定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建设内容和预期目标是高度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制度根基,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地位平等,从而共同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进程,确保生态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以造福人民为目标。同时,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意志来引导和规制资本意志,统筹个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的融合发展,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需求、生命健康需求和生态安全需求,逐步引领、推进和促成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文明”,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本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优势。可见,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是为扬弃资本的异化而提出的,是在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和超越发展中生成的,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社会主义建设也内涵着生态文明建设,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内在契合。因此,社会主义拥有着建设生态文明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三)经济维度的比较研究

从经济发展方式上看,工业文明体现为以物为中心的线性发展,生态文明体现为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工业文明以现代技术“促逼”和“摆置”方式去开发自然,以牺牲自然的必然性为代价去追求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从而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造成无法修复的物质变换裂缝。同时,“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加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元对立,落后地区转变为污染产业的生产地和废弃物品的倾倒场,农民、失业工人和受压迫民族遭受着最为严重的劳动剥削和生态剥削。因而,工业文明虽然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是它将生态与文明的对立冲突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

生态文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狭隘的价值观念,尊重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多重价值,重视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围绕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聚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一方面克服资本逻辑和市场经济等非理性因素,按照自然的本性、社会的需求、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组织生产,建立节约型的经济运行体系、生态化的生产力构型和公平公正的经济秩序,从而协调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环境生产,达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生融合”;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坚持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核心位置,引导科学技术向生态问题聚焦,促使科学技术摆脱封闭性和局部性的视域限制,从封闭、孤立和偏执的状态中得到解放,由此将发挥出科学技术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内涵、人文关怀和社会价值,成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沟通桥梁。

(四)文化维度的比较研究

文化在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文明发展的方向、程度和速度。工业文明中的劳动阶级依附于工业机器,日益沦落为生产线的组成部分,丧失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服从于外在规律并认同现实社会的物化结构,表现出主体的客体化和原子化特征。对此,卢卡奇、葛兰西和霍克海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应地提出文化批判理论,其理论旨趣都在于反对工业文明的精神贫困化状态,唤醒被物化所压抑着的意识形态并实现思想解放。霍克海默[10]在此基础上批判文化工业的反启蒙逻辑和欺骗性特征,他认为“整个文化工业所做出的承诺就是要逃出日常的苦役,然而文化工业的天堂也同样是一种苦役”。在这种异化劳动和现实苦役的状态下,人们由于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便转向消费领域以获得自身价值认同和物质满足,逐渐被物化逻辑所控制并同化,推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盛行,而大众的心智衰退也体现出对生态危机的无动于衷。

文化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态文明培育出以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生态文化。一方面,生态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启蒙,通过文化启蒙来恢复人类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的能力,发挥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和审美禀赋,把人们从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生态文化作为绿色发展的客观反映,广泛渗透于社会生产生活。在文化的渗透性和实践性作用下,人们深化生态理念、生态素养和生态道德,全面提升社会秩序整合能力和道德规范能力,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通过哲学、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的比较研究,从价值观念、制度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动态演变过程来论证了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但必须强调的是,生态文明绝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和绝对排斥。两种文明作为现实性和历史性的人类活动,都重视物质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工业文明为生态文明奠定社会基础和技术基础,提供丰富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以及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因此,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规范和引导,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以及人的现代转型等方面赋予价值关怀,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的耦合与可持续性发展。

三、生态文明的实践逻辑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更高级文明形态,其价值诉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在微观层面表现为绿色的经济生产方式、完善的体制机制、和谐的社会价值观念与健全的基础设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有益成果,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实际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全景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全貌。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文明形态的进步,又是社会制度的完善;既是价值观念的提升,又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既是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的目标指向,又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有益尝试”[11]。

(一)构建绿色化的生态经济体系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中,我国自觉以生态与文明的协调为目标和使命,秉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价值导向和实践取向,建设以经济系统良性循环和生态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在具体的经济运行层面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地指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1]50,积极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转型,鼓励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摆脱物本性、片面性和极端功利性的特征。生态化的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考量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幸福指数和个人发展程度,纠正了传统“唯GDP论”的发展方式,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在内的经济结构体系,从而致力于消灭贫困和实现公平分配,真正做到发展为民、发展利民和发展惠民,达到科学化、生态化和人本化的统一。

(二)构建制度化的生态治理体系

理论是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制度是理论的具象化表达,理论与制度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而生态文明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则需要健全的制度体系保障。一方面,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制度,正确权衡人民原则和资本原则的关系,实施自然资源条件的宏观调控和整体性供给,推动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不自由的对立状态走向自由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我国吸收人类制度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扭转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全面推进国家体制机制的生态化改革。在生态立法和生态执法的过程中依法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红线与底线,依法严惩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逐步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体系,推动社会生产生活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三)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历史传承,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灵感和道义精髓,要求“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12]。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道法自然”的辩证思维、“厚德载物”的道义伦理和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可以给当前人类文明结构失衡的突出难题提供有益启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传承和延续中华民族崇尚生态和谐的文化基因,创造性地把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形塑更具时代内涵、更具历史使命和更能代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追求的生态文化体系,从而为中华民族延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支撑、精神支柱和理论滋养。

(四)构建公平和谐的生态社会体系

我国坚持个体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来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情民意在社会发展中得以体现和表达,也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主体能动的思想自觉和付诸实践的巨大合力。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孕育“公共性建构”的价值归宿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13],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积极配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主动抵制西方文化产品承载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树立以健康消费、节约消费和理性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绿色消费方式,摆脱虚假需求的控制并自觉承担消费责任,从而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在国际层面上,我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以全球视野来推进生态文明的国际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中,我国援助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经济转型,共同开拓绿色合作领域和合作渠道,完善绿色发展合作机制并构建绿色发展伙伴关系,从而为全球经济复苏、增进民生福祉和推进双碳治理工作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庄严承诺。

生态文明作为现代文明范式转型的必然趋势,带领人类走出传统工业文明下的现代化悖论,为破解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新的借鉴。当代中国基于工业文明的历史反思和辩证分析,审慎思考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对人类文明发展、社会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理性筹划,开创了生态文明的先河。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不仅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窠臼,有力地驳斥西方学者荒谬的“历史终结论”,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做出原创性贡献,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实现人类文明长远发展的现实途径,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文明树立典范,增强了世界各国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自觉和行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