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探意

刘希乐

摘 要 归有光《项脊轩志》一文“或凭几学书”的“书”异于“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的“书”（表示动作“写”），“学书”也别于“学习书法”等义，这里的“学书”应释为“读书”。归有光的发妻魏氏“凭几读书”既符合器物“几”的使用实况、文化寓意及历史文化情境，也符合魏氏的家族背景与家学渊源；同时，魏氏“凭几读书”的画面不仅与其隐喻的“功名奇景”“凭几之言”等“生命表达”相映，而且与归有光的审美兴趣相符。

关键词 归有光  项脊轩志  “几”  学书  生命表达  审美兴趣

统编《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三单元《项脊轩志》一文释“或凭几学书”的“书”为“写字”。我们借助文献资料，从共时和历时角度阐释“学书”之义，借力器物文化对家具“几”的使用实况进行“存在还原”[1]，再现“几”的历史文化情境；在此基础上挖掘《项脊轩志》一文的意义空白，探究作者归有光的“生命表达”，感悟作者的审美兴趣，进而印证该文中“学书”的真义。

一、借助文献资料，从共时和历时角度阐释

阐释是以我们意识中的“先在结构” [2]为基础的，故而我们查阅了陈复华、楚永安主编的《古代汉语词典》、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第五卷》、《辞源·第二册》和《辞海·上册》，发现“书”均有“书籍”之义，但尚需从共时和历时角度寻找文献资料来证明《项脊轩志》中的“学书”即“读书”之义。

首先，从共时角度阐释。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中的相关篇章可作为共时材料来互证“学书”为“读书”之义，如《震川先生集·李君墓志铭》一文：“君始入城中，为杜氏壻。学书不就；为县掾，亡何，又谢去。”[3]其中“学书不就”即“读书没有考取功名”之义，毕竟李君不可能“为杜氏壻”后才开始“学习写字”，也不可能刚“学习写字”便能担任“县掾”。再如《震川先生集·李南楼行状》：“家世业农，未有显者。先祖质庵生四子，先君最少。赘城中杜氏。学书，不就，为县掾，亡何，谢去。”[4]此文中的李南楼即《李君墓志铭》中的“李君”，这里提及“家世业农，未有显者”，可知“学书，不就”表示“读书没有考取功名”，“学书”显然为“读书”之义。

其次，从历时角度阐释。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便已出现“学书”一词，如《项羽本纪》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5]这里的“学书”释为“学习认字与写字”或“读书”均符合语境。再如，东汉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记载：“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6]此句中的“年十三学书”和“文史足用”关联在一起便可推知“学书”即“读书”之义。

故而，无论从共时角度，还是从历时角度，“学书”均存在“读书”之义。为进一步证实“学书”在《项脊轩志》一文中的真义，尚需借力器物文化还原“几”的使用实况，在历史文化情境中探知“几”的文化寓意。

二、还原“几”的使用实况，再现“几”的历史文化情境

“几”在各类语言工具书中多有注释，在陈复华、楚永安主编《古代汉语词典》中释为“古代摆在座前的小桌子，用于凭靠休息或放置物件”。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释“几”为“古人坐时凭依或搁置物件的小桌。后专指放置小件器物的家具”。再如《辞源·第一册》释为“几，小桌子。古代设于座侧，以便凭倚”。又如《辞海·上册》释为“几，矮或小的桌子，用以搁置物件；古人的几用以倚凭身体”。上述注释是否符合事实，尚需还原“几”的使用实况，一探究竟。

1.还原“几”的使用实况

欲还原“几”的使用实况，需先了解“几”的实际尺寸、形状与功用。王力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中有言：“古人坐时两膝跪在席或床上，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坐时可以凭几。几是长方形的，不高，类似今天北方的炕几。”[7]并具体描述了“几”的尺寸、形状与功用：“漆几，西汉，高43厘米，长63厘米……这件漆几的几面扁平，中部略下弯，是一件凭几，即斜坐时倚靠的木架子。”[8]王世襄讲到：“炕几、炕案也属于矮形桌案，但比炕桌窄得多，通常顺着墙壁置放在炕的两头，上面可以摆陈设或用具。”并介绍了明式“黑漆素炕几”和“雕云纹炕几”的具体尺寸[9]。可见，用于凭靠或放置小物件的“几”类家具，也被称为“炕几”或“凭几”等，宽度在30厘米左右，高度一般是35-40厘米，几面扁平，适合凭靠读书，却不适合写字或学习书法。

“几”的实际尺寸、形状与功用决定其多用于凭靠读书或休息或放置小物件，《项脊轩志》中“凭几学书”的“几”应是“坐时凭靠”的“炕几”或“凭几”，适合凭靠读书。相关例证在历史文献中俯拾皆是，如《三国志·魏书十二》“然融凭几安坐，读书论议自若”[10]便是确证。再如文震亨的《长物志》中讲到“几是古人坐时凭依或搁置物件的小桌……置之榻上或蒲团，可倚手顿颡”[11]，可见“几”放置在榻上或蒲团上，用来放手或以手支头，适合凭靠读书或休息，显然不适合写字或学习书法。故而，“凭几学书”中的“学书”应释为“读书”。

2.再现“几”的历史文化情境

器物不只是器物本身，還是文化的化身，“几”类家具在历史文化长河中被披上了“礼”文化的外衣。“几”在我国古代是具有一定身份象征的家具，早在《周礼·春官》就有记载：“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12]据此可知，司几筵掌管五几、五席的名称、种类，辨别它们的用途和所当陈设的位置。五几的不同装饰代表不同的地位等级，行使不同的礼仪。再如《西京杂记》所载：“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锦。”[13]可见“几”因社会地位的不同，其使用与陈设方式也有区别，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含义。

被赋予文化含义的“几”多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家或读书之家所有，一般市井人家少见，归有光所处的明代社会同样如此。即便“几”的置放不是用来倚靠读书的，但至少是欲把自己扮成“读书人”的心态外显，伊永文在《明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所言的“皂快书房”便属此类。伊永文在此书中论及郑氏姐妹的室内陈设：“旁设褆红小几，博山小篆霭深檀……云母屏，模写淡浓之笔；鸳鸯榻，高阁古今之书。”[14]此处“小几”说明“几”的形制之小，不适合学习写字或学习书法；郑氏姐妹未必真读书，但家中有“几”且“高阁古今之书”，恰可说明“几”的读书功用及文化寓意。

既然“几”多为官家或读书之家所有，那么归有光及其妻子的家族背景如何呢？归有光在《震川先生集·请敕命事略》中曾言：“先人讳正，世为吴中著姓。”[15]可知归氏家族“世为吴中著姓（有声望的族姓）”，家学渊源深厚。门当户对的发妻魏氏自然出身名门，如归有光所言：“吾舅光禄典簿，而诚甫之世父太常公，以进士起家，为当代名儒。”[16]此处，归有光所言“吾舅光禄典簿”即其岳父魏庠，“诚甫之世父太常公”即魏庠的兄长魏校。《项脊轩志》正文创作于1524年（归有光18岁），由“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可知，续文中的魏氏“凭几学书”画面只能出现在归有光婚后（23岁之后），作为“光禄典簿”之女、“当代名儒”之侄女的魏氏，已非“学习写字”的懵懂儿童，在当时的历史文化情境下，魏氏岂会出嫁之后才开始“学习写字”，显然不符合事实与情理。

三、探究“读书人”的“生命表达”，感悟归有光的审美兴趣

墨白皆画，隐藏在“凭几学书”画面背后及《项脊轩志》文本中的意义空白，更值得深入挖掘。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认为，一切阐释活动的对象，一段需要解释的话或一个需要解释的文本，始终是某种生命表达 [17] 。归有光的“生命表达”不仅体现在祖母“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期待中，还隐藏在“项脊生曰”一段（该段被教材删去）中，此段文字隐藏着“读书人”归有光坚信“功名奇景”[18]的“生命表达”，恰如陈益所言：“借蜀地寡妇守护朱砂矿，利甲天下，和诸葛孔明起于隆中的故事，表达了读书人坚定的自信。”[19]

“蜀清守丹穴”和“诸葛孔明起隆中”的人物故事，只是“读书人”归有光对于“功名奇景”的“生命表达”的外显形式之一，文中的“凭几”意象同样是“生命表达”的外显形式。因为“凭几”象征“受到帝王恩宠”及指代帝后临终付托，如《三国志·魏书十二》：“初，太祖平柳城，班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20]此处的“冯几”即“凭几”，太祖赐予毛玠“素冯几”以示对其恩宠。又如归有光在《震川先生集·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中曾论及：“我世宗肃皇帝凭几之言，告戒深切。”[21]“读书久不效”的归有光一直渴望实现“功名奇景”，或是受到君王恩宠，或是得到皇帝“凭几之言”的机会。

如何实现“功名奇景”“凭几之言”等“生命表达”呢？于归有光而言，唯有读书应举，方可不负祖母的期望，方可实现“凡士之读书应举，以登进士为荣。其登进士，服官受采，以衔天子命，过乡闾寿其亲，而姻戚宾友，迎延满堂，日为供具，饮酒欢宴为乐”[22]的“生命表达”。这里的“服官受采，以衔天子命”显然是渴望有朝一日实现“功名奇景”，受到君王恩宠或得到“凭几之言”。

“凭几之言”难得，发妻魏氏“凭几读书”的画面时常有之。此种场景之所以能进入归有光的审美视野，或因物质层面的“几”与“生命”之间构建了联系，形成了“美学的、哲学的兴趣”，正如童庆炳所言：“托尔斯泰如此细致地观察花，不是因为他要认知这朵花的客观属性，而是因为他发现了花与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兴趣不是生物学的，而是美学的、哲学的。”[23]若是饥肠辘辘的流浪汉来到项脊轩中，定然视“几”而不见，因为他对“几”没有任何兴趣，他只对食物充满生理需求，遑论对“凭几读书”的画面产生“美学的兴趣”。比起“凭几写字”的画面，“凭几读书”的画面更符合“读书人”归有光的“审美兴趣”，更能与该画面隐喻的“生命表达”相映成趣 。

“凭几读书”的画面之所以能进入归有光的审美视野，亦由其具体的生活情境决定，正如叶朗所言：“对于被押送刑场处决的死刑犯人，路旁盛开的鲜花也不能进入他们的视野，这也是‘审美上的冷淡，这是由具体的生活情境决定的。”[24]“儿之成，则可待乎”的家人期盼，“世为吴中著姓”的家族背景，“科举取士”的时代大背景，共同构成了归有光的生活情境。这些情境决定了他必须“读书仕进”才能实现自我“生命表达”。故而，与“读书仕进”相关的“凭几读书”画面便带着美学的兴趣自然进入归有光的审美视野，令其刻骨铭心。睹“几”思妻之际，令归有光刻骨铭心的“凭几读书”画面便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涌现，自然流于笔尖。

综上所述，《项脊轩志》一文“或凭几学书”中的“学书”不应释为“学习写字”，而应释为“读书”。归有光的发妻魏氏“凭几读书”既符合小家具“几”的使用实况、文化寓意及历史文化情境，也符合魏氏的家族背景与家学渊源；同时，魏氏“凭几读书”的画面更能与该画面隐喻的“功名奇景”“凭几之言”等“生命表达”相映，更符合归有光的审美兴趣。

[本文系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立项课题“高中语文深度学习的思维模型建构与评估”（课题批准编号：2021JY14-L020）、江苏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语文‘生·动课堂学习力提升研究”（课题编号：D/2021/02/186）系列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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