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此以后》中的创伤、幽灵叙事和主体性重构

杜丽丽

[摘 要] 创伤与幽灵叙事存在密切联系，因为以幽灵的形式对现在造成侵扰的多是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创伤，在这种意义上，历史书写即是对创伤的挖掘和治疗。文章通过对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从此以后》的文本细读，探讨小说所再现的个人和家族历史记忆中的创伤，以及它所采用的幽灵叙事模式；借鉴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分析在追寻的叙事框架下，当代主人公比尔·昂文艰难的自我主体性重构；进而论述以《从此以后》为代表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在创伤表征和创伤见证方面的伦理意义。

[关键词] 《从此以后》；创伤； 幽灵；他者；主体性；创伤表征

[中图分类号] I561.7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6-2991（2024）02-0062-06

《从此以后》（Ever After）是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创作于1992年的一部“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fiction）。作为当代英国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斯威夫特的作品常取材于历史，在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中探究历史叙事的本质，描述家庭生活的情感压力。《从此以后》延续了他在《水之乡》（Waterland，1983）中所采用的家族史和个人史的叙事模式，反思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和意识形态建构性本质，关注被传统历史叙事忽视的“另一类维多利亚人”（the other Victorians），并在叙事伦理的层面探讨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再现维多利亚“他者”的创伤。小说的主人公是无意中得到祖先遗稿的大学老师比尔·昂文（Bill Unwin），他自杀未遂，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叙述他的精神创伤和人生困境，在回忆中探究自己的人生缘何出错。在与当代时空对应的历史叙事层面，小说穿插了比尔的祖先马修·皮尔斯（Mathew Pierre）的日记。马修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曾享有幸福稳定的家庭生活，但信仰危机以及痛失爱子等一系列创伤事件使他不堪忍受，最终选择自杀身亡。同样深陷精神创伤的比尔，尝试通过摘选马修的日记在叙事中再现马修的一生，借此摆脱创伤，重构自我主体性。这部作品发表后，并未像《水之乡》和《最后的遗嘱》（The Last Order，2000）等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这或归因于早期评论对这部小说缺乏原创性的苛责。笔者认为，《从此以后》与诸多英国文学作品存在互文关系，但这并非小说缺乏原创性的证据，而是说明了斯威夫特小说讨论的是英国文学中人们普遍和迫切关注的一些问题，因而在当前理论话语体系下，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应被重新认识。这部作品对创伤和幽灵的历史再现独具特色，对历史叙事的伦理维度的思考深刻而又敏锐，应在幽灵批评和创伤叙事的理论视角下重新阐释。

一、历史再现中的创伤和幽灵

如果我们借用戴维·庞特（David Punter）幽灵批评（spectral criticism）的方法解读这部小说，会发现《从此以后》以幽灵叙事的形式再现了历史中的创伤，属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意义上的“幽灵文本”1（texte fantome）。它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再现在两个层面展开：主人公比尔对先祖马修精神创伤的历史再现，以及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对维多利亚时期“另一类维多利亚人”（the other Victorians）精神创伤的历史再现。这部作品深入挖掘了“历史无意识”中的创伤，模仿维多利亚时期的语言和叙事风格，以“腹语术”（ventriloquism）的形式对创伤进行叙事再现，表达了当代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的遭遇中追寻历史真相的伦理诉求。

在当代理论话语体系中，“幽灵”（specter）和“创伤”（trauma）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提出，创伤是一种突如其来或灾难性的不可抗拒的经历，人们对创伤的反应常常是延迟的，不可控制的，并以幻觉或其他侵入方式重复出现。他对创伤的界定强调了创伤的“延宕性”及其“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的特征[1]92，这和幽灵的“萦绕”存在理论上的共通之处——创伤的原始事件难以确切还原，从而造成了对当事人的持续缠绕。《从此以后》既涉及维多利亚人的精神创伤对当代主人公的影响，又反思了在当代语境下如何再现维多利亚时期的创伤以及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联接中重构自我主体性等问题。

《从此以后》“幽灵文本”的特征首先表现为由大量历史文本“踪迹”所建构的“互文本”：导致马修信仰危机的达尔文式的顿悟发生在莱姆·雷吉斯（Lyme Regis）“他与鱼龙面对面遭遇”[2]89 的那一刻，而“莱姆·雷吉斯不能不唤起简·奥斯汀的《劝导》；与化石的对抗不可避免地指涉了托马斯·哈代的《一双蓝眼睛》 中亨利·奈特的粉碎性体验[3]。當读者考虑到这些细节在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均以“自我指涉”的形式被借用，就会察觉到斯威夫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互文网络。古特本指出：“通过关注马修·皮尔斯的达尔文信仰危机，斯威夫特设法将他的历史语境化纳入了一个丰富的文学框架。”[3]在这些互文本构成的“幽灵文本”之下，存在着诸多“不可显示的文本空间”，它们如同储存一代又一代人创伤的秘密“洞穴”，将创伤深埋起来。创伤储藏在记忆的“洞穴”里，人们感受不到它的影响，它就变成无意识里的隐秘：“由于被埋葬起来又无法用语言表达，创伤就会找机会以幽灵的方式返回……就像有再生能力般地缠绕着一代又一代人。”[4]4由于历史中的创伤在“幽灵文本”中隐藏起来，它有待通过读者的阅读行为被唤醒。

比尔的精神创伤涉及多个方面：个人生活中的挫折、身份危机、集体性的灾难和时代创伤等，而他对“真实”的本体论追问以及“真实”幻灭后主体性的碎裂是造成他创伤的根本原因。比尔反复思考真实和自我的本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2]8“我是谁？我不是我，曾经的我是我吗？”[2]4他认为露丝带给他的是真实的生活，他与露丝的爱情承载了生活的真实意义。当叙述者把“真实”与他对露丝的爱联系起来时，小说的讽刺性变得明显，因为露丝没有忠实于他们的婚姻。比尔认识到这一点后，陷入人生意义的幻灭和自我认知的危机。与比尔一样，马修的精神创伤也涉及“真实”信仰幻灭后主体性的碎裂。在马修发现鱼龙化石的那一刻，物种进化的证据使他对信仰的真实性产生深刻的质疑。比尔忍不住感慨：“你不得不想象这个场景，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是对一些人来说，整个世界却轰然倒塌。”[2]110这与比尔九岁那年得知父亲自杀的消息时，“随着父亲的死，我的世界从此分崩离析”[2]22，构成一种互文关系，使读者从马修的创伤转向叙事者比尔的创伤。斯威夫特不时地在两者之间进行类比和切换，似乎暗示马修的故事不过是比尔个人创伤在叙事上的置换。马修和比尔的创伤在叙事中相互交叉，展示了前者对后者持续的萦绕，如同幽灵，循环往复。

综上所述，《从此以后》讲述了家族创伤如何以幽灵的形式对后代造成侵扰。小说采用大量的互文手法，模仿维多利亚小说的语言、风格和情节呈现了一个“幽灵文本”。它“类似于一位归来者，一位来自维多利亚过去的幽灵般的参访者，无声地潜入我们的现在”[5]xv。马修的日记作为对他精神创伤的叙事表征，是容纳比尔家族秘密的“洞穴”，比尔的阅读行为将深藏于他无意识中的家族创伤唤醒，使那些无法言说的秘密以幽灵的形式复归，并最终促使他以历史书写的形式挖掘创伤，努力实现对创伤的治愈。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维多利亚小说“积极促进了当前在个人、群体、国家和全球之间开展的创伤讨论，因为无数过去和现在的创伤相互交织，争夺我们的注意力”[6]8。

二、追寻的叙事模式和创伤书写中的主体性建构

起初比尔在重构马修历史时曾有意采用罗曼司叙事，刻意规避马修的创伤体验。借用拉凯布拉（Dominick LaCapra）的观点，这种叙事属于“救赎”式的叙事，因为它“基于某种目的摒弃创伤事件或把创伤事件边缘化——含沙射影地表达一些有可能实现的价值观和愿望”[7]192。当比尔意识到他无法在对马修罗曼司化的叙事重构中治愈自身创伤时，他开始直面历史中的创伤和幽灵，采用以“追寻”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努力在各种文档的碎片中探索历史的可能“真相”。作为一部典型的“新维多利亚档案小说”（Neo-Victorian Archive Novel），《从此以后》描述了比尔在维多利亚文献资料中对历史真相的追寻，“着眼于构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清晰界限，进而反思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并试图表明，过去逝者已逝，唯有通过文本遗迹才可以向现在彰显其存在”[8]123。 比尔偶然邂逅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历史文档并对此展开学术考古，由他的学术探险揭示出的有关维多利亚时期某个历史人物的秘闻则构成了小说的第二层历史时空。两大时空之间对历史真相的“追寻”是这类小说的总体叙事框架。具体来说，《从此以后》中的“追寻”在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比尔对自身身份之谜的追寻；第二，比尔对浪漫爱情的追寻；第三，比尔对祖先历史真相的追寻。斯威夫特采用追寻的叙事框架试图引导读者思考过去和现在的悖论关系。然而，他更重要的目的是重建自我主体——通过诠释马修的日记，重构马修的历史，比尔探究自己的身份，重建真实、稳定、有意义的自我主体。

父亲的自杀曾造成了比尔严重的创伤，使他出现了认知和身份危机。比尔喜爱阅读文学作品，他借助文学想象，为自己建构了新的身份——追寻父亲死亡真相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并在内心计划着对继父山姆的复仇。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不得不一次次接受继父的恩惠，所以和哈姆雷特一样，他犹豫不决，无法复仇。最后，事实的真相是比尔父亲并非因为得知他母亲塞尔维亚的私情自杀，而是因为知道了比尔并非他的亲生儿子。出其不意的逆转和未解的身世之谜形成了对传统追寻叙事的反讽，粉碎了比尔赋予自己的哈姆雷特身份。此后，比尔将目光转向维多利亚时期母系家族的祖先马修的日记，他试图通过重写马修的故事，治愈内心的创伤，重构主体性。比尔对马修的重构起初采用了罗曼司的叙事框架，描述了马修的浪漫爱情和幸福婚姻，他希望他叙述的马修的故事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马修和伊丽莎白“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2]117。比尔重构的马修和伊丽莎白的爱情罗曼司和现实中比尔与妻子露丝的爱情罗曼司相互交叉，互为参照。然而，他们最后的结局构成了对传统罗曼司叙事的反讽：马修因信仰危机，不堪忍受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最终婚姻破裂，自杀身亡；比尔一直生活在妻子露西的光环下，“作为一名后台管理者，始终等待着女主角的亲吻……”[2]81，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他只不过是“一个舞台上戴绿帽子的丈夫”[2]120。换言之，在他者马修和伊丽莎白悲剧的参照下，比尔为自己建构的传统罗曼司中骑士的身份轰然倒塌。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认为重建自我主体的重要因素是对他者的责任：“正是在他者与我的关系并非对称的这个意义上，我是臣服于他者；从本质上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主体。”[9]59比尔自我主体的重构是在与作为他者的马修的相互观照中实现的，或者说，比尔主体性的重建需借助马修的“他性”来完成。如果说阅读马修的日记是比尔对他者的召唤，他重构的文本则可被视为他和维多利亚幽灵“面对面”交流的场域：马修在比尔的阅读中被唤醒；而对马修人生真相的追寻赋予了比尔以伦理的责任。随着比尔在历史文献中的追寻和学术探索活动，作为他者的马修的“脸”逐渐清晰，而比尔通过承担追寻真相的伦理责任，他的自我主体性逐步被确立。因此，在《从此以后》中，斯威夫特对维多利亚他者的书写最终亦落脚于比尔在当下语境中对自我创伤的治愈和主体性的建构。小说的故事层面的结局是比尔将马修的日记送给了别人，这暗示了他在阅读马修日记，与幽灵“面对面”的交流中通过对他者的认识已经实现了对自我主体的认知，所以不再需要马修的日记。循着这一思路也可以解释为何《从此以后》叙事的结尾又回到了比尔记忆中与妻子露丝相见的时刻，这似乎暗示着他已经成功地走出创伤，开启新的生活。

总之，在《从此以后》中，比爾遭受创伤之后，起初用罗曼司叙事规避创伤，并在罗曼司和文学叙事中为自己建构了复仇的哈姆雷特和追求爱情的骑士的身份。作家斯威夫特以反讽叙事揭示了这两种身份的虚妄，因为没有他者在场，自我的主体是不可认知的，自我需在他者的“脸”中被映现。此后，比尔决定通过对马修的历史重构来建构完整的自我主体，然而他起初拒绝创伤、用罗曼司粉饰创伤的行为带来了主体的进一步分裂或碎化。当比尔决定承担对他者的伦理责任，直面创伤，与马修“面对面”交流时，他才真正摆脱创伤，重建自我主体。换言之，《从此以后》在追寻的叙事框架下重在表达过去以幽灵的形式对现在的侵扰，这使得小说对“他者”历史真相的追寻之旅在后半部分发生反转，转变为主人公在他者的帮助下重构主体性的自我探寻之旅。

三、创伤表征和创伤见证的伦理意义

鑒于当代英国小说“既与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凝结在一起，也与哲学上扎根于英国本土的道德和文化批判传统密不可分”[10]68，以《从此以后》为代表的大部分新维多利亚小说本身即蕴含着浓厚的伦理意味。在历史再现的伦理维度上，“腹语术”1的大量运用使《从此以后》在创伤表征和创伤见证上颇具特色：斯威夫特既借助腹语术，以第一人称见证者的口吻，叙述了马修在维多利亚时代遭受的创伤；同时也讲述了后来者比尔面对马修这份来自维多利亚时期的“证词”，不断思考如何再现历史中的创伤。拜厄特（A.S.Byatt）认为腹语术是英国当代历史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写作方法，因为它关涉“对死者的爱，是对那作为持久不变的幽灵或精神的声音的文学呈现”[11]11。维多利亚人在当代语境下无法真正为自己发声，他们属于历史书写中沉默的他者。当代作家作为迟来的见证者，必然对缺席的维多利亚人负有伦理责任。然而，面对维多利亚人不可避免的缺席状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当代作家应该如何表征历史中不在场的他者？沃尔弗雷斯提出“持续见证”的概念，因为创伤以幽灵的形式反复侵扰叙事，它抗拒书写，这造成了创伤表征的困难；创伤唯有“以纠结不散的鬼怪或是频露痕迹的幽灵形式”被再现，才更符合它重复性和萦绕性的特征。而阅读幽灵文本，“把创伤作为他者在特定文本中的物质呈现来阅读”，读者需要游弋于在场和缺席之间，解读文本中的符号、痕迹或者作家“试图复原或重构历史时所依赖的标记等的指涉意义”。[12]168-169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是持续见证，读者需要借助精神分析、历史和伦理等学科话语，在幽灵叙事羊皮纸式的涂抹书写之中读出创伤的真正意义。

从创伤见证来看，主人公比尔按照主观意愿随意编排马修日记的行为显然不能实现对维多利亚他者担负的伦理责任。根据列维纳斯的理论，“对他者的责任是自我的伦理精神，因为真正的伦理关系承认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等关系，我始终是为了他者，我是为他者服务的”[13]。这实际上承认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奉献而非占有的关系。作家斯威夫特采用幽灵叙事，模仿维多利亚时期的叙事风格，以“腹语术”为维多利亚人代言，明显更符合列维纳斯倡导的伦理责任关系：他既叙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和当代的创伤，同时也以“抗拒式阅读”的形式对自己的历史叙事行为进行了反思，从而自觉承担起了对创伤叙事的伦理责任。《从此以后》试图重新复活那些在历史中被迫消失的、遭受虐待的、被误解的维多利亚他者，这是小说伦理诉求的表现。“另一类维多利亚人”的创伤被置于当代的文化理论思潮下去考量，充当创伤见证者的不仅是比尔等当代时空下的叙事者，而且包括当代的读者。作家通过插入以“腹语术”形式创作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日记、书信等，试图召唤读者在阅读维多利亚时期证词的过程中共同见证那个时代的创伤。在这个意义上，“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想象重构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日记、信件、自传，甚至那些沉默的他者的思想和忏悔，达到了共情的叙事效果。他们对虚构的维多利亚时代普遍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事实本身表达了当代作家的伦理诉求”[3]。维多利亚人必然是不可知的，超出我们的理解和表征的范围，是我们无法占有的过去。然而对于那些在历史叙事中以伤悼、回忆和证词等形式展现的维多利亚人的创伤，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声音，当代作家依然担负着伦理责任，即通过阅读见证创伤，通过想象性重构为那些沉默的他者代言。

四、结 语

“历史创生论”者认为，历史本质是意识的一个过程，人类的符号化表达不断分化和对秩序经验知识的提升，才建构起历史。[14]《从此以后》采用腹语术的历史书写策略，努力回到历史的深处，召唤亡灵为自己发声，这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维多利亚他者承担的伦理责任。小说以幽灵叙事的形式表征了维多利亚时期沉默的他者所遭受的精神创伤，表达了作家再现历史的伦理诉求和在当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见证。作为迟到的见证者，斯威夫特意识到了自己应负的伦理责任：他一方面采用以追寻为框架的双重叙事时空叙事，在再现历史创伤的同时，凸显了备受创伤萦绕的当代叙事者凭借创伤话语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努力；另一方面，他通过建构持续对现在造成侵扰的不同版本的过去的历史，质疑了当代理论对创伤的挪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他者创伤表征的伦理困境。笔者认为这是以《从此以后》为代表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独特叙事魅力所在：既遵循创伤诗学描写维多利亚历史中被湮没的他者的精神创伤，又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反思并质疑自身从历史文献的证词中捕获历史真相的努力。这种矛盾性反映了当代作家对历史叙事的本体问题及其伦理维度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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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uma， Spectral Narrativ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Ever After

[Abstract] Trauma and spectral narrative are closely related， as historical traumas lingering in memory consistently haunt people at the present in the form of specters returning.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Graham Swifts Ever After， this paper discusses haunting traumas in personal and family historical memory， which are narrated in the form of spectral writing. Moreover， drawing on Levinas theory of “the other”，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Bill Unwins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under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of questing. Based on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Neo-Victorian fiction” represented by Ever After in terms of trauma representation and traumatic witness.

[Key words] Ever After；trauma；specter；the other；subjectivity；traumatic repres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