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与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
——基于京族三岛的调查与分析

彭 谦 黎冠冠

(1.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2.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一、人口较少民族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1]但当下中国社会结构与主要矛盾已经出现了新变化,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难免会遭遇新的困境。如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村庄人才与财富的流失,传统农业经济和传统文化的衰落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步伐。

(一)人口较少民族的基本特征

要使人口较少民族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先摸清人口较少民族的“家底”,探明其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特征。

一是人口较少民族人力资源少。根据七普数据显示,28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数为2469764人(2020年)[2],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7%,人口基数较小。因此,在人力资源领域,人口较少民族的人才储备少,体系化、产业化的人才队伍较缺,行业的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等高端人才基本没有。此外,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他们对各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有限,地方人才流失较为严重,甚至出现了人力资源的“倒灌效应”。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空心化、人才质量整体欠佳等问题。

二是世居地多靠山靠边。中国的人口较少民族,有24个世居地在边境附近,涉2119个行政村,他们世居地多与边境线重合[3]。依托靠边境的区位优势,他们频繁地进行边境贸易。受历史遗留因素影响,人口较少民族现在依然大散居小聚居于西部边境的广大农村地区。如世居在云南的8个人口较少民族,无不是生活在高山密林里,那里高山和深谷相间并列,山险谷深水急[4]。即人口较少民族虽人口规模小,但世居地的地理区位特殊且重要。

三是自然资源相对较匮乏。人口较少民族世居地多与我国的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屏障区重合,自然资源的市场化、商业化转换能力有限。如世居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为保护当地脆弱的草地林业和珍稀的野生动物资源,这里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行严格的退耕还林、还草和“禁猎转产”[3]。此外,随着工业化的整体推进,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普遍面临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明显、自然资源锐减、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等问题[5]。

四是人对自然的依存度高。人口较少民族因地理和资源禀赋等特点,生计模式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存度高。如内蒙古,拥有我国1/4的草场、1/7的森林面积,约5亩/人的人均耕地面积,这些优渥的自然资源条件使其尤其适合发展畜牧业,这里也是我国重要的农牧生产基地。

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依赖性强。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起点低、困难多、难度大、任务重但又至关重要。不同的人口较少民族之间社会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4]。如在人口较少民族中有13个民族是直过民族,虽然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他们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但依然存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体系不够完善、生计方式相对单一、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差等问题。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群众返贫,实现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方面依然任务繁重。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生态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而,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社会发展正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社会转型。针对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搞好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6],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7]。中国学者普遍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让人离开乡土,而是立足乡情区情,充分挖掘好、利用好、开发好各地原有的生态资源禀赋,让“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8]。并强调“再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经营老路,国家政策不允许,资源环境不允许,人民群众也不答应”[9]。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发展的现代化。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口较少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经济发展之路,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人口较少民族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传统。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群众把自然万物当作平等的生命体对待,把自然万物拟人化、对象化、宗教化、神圣化。他们相信自然界的每一个存在物都有其神格,拥有不可言说的神力。“万物有灵”的背后,隐含着人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的伦理道德规范。教导人们在进行经济生产时,要平衡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充分尊重自然生态环境所固有的秩序。

二是生态经济是新时代的要求。2007年,我们党已经把“生态文明”写进党代会报告,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0]。这标志着党和国家的执政方针政策与指导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即中国社会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2012年,更是把这一发展理念写入宪法,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坚持发展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生态经济的发展的魄力与决心。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渐转向生态经济。党的二十大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总体性的布局。因此,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之路,符合国家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的主旨要求。

三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生态经济现实基础。在党和国家的带领下,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已经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式发展,新时代后这些地区进入现代化转型发展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与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不平衡、现代化水平不高、内生式经济发展能力羸弱的矛盾,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匹配的矛盾等方面。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只有走生态经济发展之路,才能够解决发展要求强烈与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四是生态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要求。“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1]人口较少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互助过程中形成了超越血缘的地缘共同体,但这种交往范围较窄,交往半径较小,主要以本地交往为主。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基础,因而可走生态经济发展之路,生产出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生产出来的生态产品符合社会需要,符合现代人与人交往的主流价值观,可以增进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从而促进社会交往关系由区域交往向国内交往和国际交往转型。

(四)生态经济是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的路径

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在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某一时间周期内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成果(GDP)和生态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2]。即经济的规模效益(企业规模化程度高低)、结构效益(新技术运用于产业升级)和消除效益(政府政策和制度的引导与制约)会直接影响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对传统能源依赖性高,经济越发展人们收入越高,但生产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就越多,对环境污染越大。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出现一个经济生态化转型的拐点。此时经济依然发展,但因生产技术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制度的完善及人们对自身健康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逐渐形成良性并进关系。诚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所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

二、京族现代化遭遇的困境

京族是名副其实的人口较少民族,1952年该族人口仅4624人[13],2020年总人口也不过33112人(七普数据)。京族三岛是指广西东兴市(县级市,属防城港市管辖)江平镇的澫尾村、巫头村、山心村。因这三个行政村位置相连且岛上主体居民是京族,这里也是他们的世居地,故统称为“京族三岛”。2019年,京族三岛上的常住人口为9718人,其中京族人口9311人,占比96%。目前,京族三岛除京族外,因就业或婚配等原因,还居住着24个其他民族。多民族在此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关系融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2020年,该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5年的12904元提高到了21173元[14]。在看到发展效果的同时,仍要看到新时代背景下京族三岛现代化转型亦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交通设施基础差

京族人口大除主要聚居于京族三岛外,也零星地散居于当地各个行政村中,与其他民族人口“插花式”居住。该地区主要以渔业生产为主,渔业贸易的地点基本在海边,而且跨境物流加工、跨境贸易相对较为频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渔业贸易开始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京族三岛远离行政中心,且当地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度及公共交通建设水平并不高。2018年,京族三岛所在的防城港市公路里程仅有3204公里,铁路仅为30公里,民用汽车和民用船舶均不到14万辆[15]。具体到京族三岛,基础设施以及公路网络更少,与防城港市对接不畅,主要表现为:公共交通运力不足、运输成本较高、运输效率较低;当地群众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少、道路选择余地小、出行成本高;当地交通极其容易陷入饱和状态,交通拥堵现象突出,地区自然资源市场转化进程严重受阻。公共交通问题已经成为当地群众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

(二)自然资源相对稀缺

京族三岛地属平原,岛上大部分陆地都是通过近百年的围海造田而得。因岛上无优质耕地,仅有少量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盐碱地,因此,岛上的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均高度依赖于岛外市场的有效供应。简言之,京族三岛耕地匮乏,无法发展现代农业;没有矿产,发展工业的底子不足,唯一有的就是海洋资源。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当地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排污总量在不断增加,近海污染现象日益严重,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剧增。例如:京族三岛所在的防城港市工业废水排放量2000年为861万吨,2003年增加为2043万吨,2005年为2217万吨,到了2010年猛增到5889万吨[16]。当地的工业废水排放均排入海洋,京族三岛就位于出海口处,意味着该市所有的工业废水、废渣基本都是从这里排出并汇入海洋的。因此,近海的渔业资源越来越少,近海渔业发展举步维艰。

(三)对海洋资源依存度较高

京族三岛世居居民历来有发展渔业经济的传统,渔业是当地最重要的经济形态之一。在地方经济结构中,渔业经济占比非常高,形成了“靠海吃海”的经济传统。随着京族三岛近海海域海洋污染的日益严重,近海渔业资源锐减,京族三岛的渔业逐渐发展到了远洋。于是,远洋渔业就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京族三岛的重要经济形态。而且,远洋捕捞距离京族三岛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这不仅增加了捕捞作业的风险,同时也表明京族三岛居民对远洋海洋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京族三岛经济发展的模式有被逐渐固化的风险,难以向其他方向拓展。

(四)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输血式”帮扶

党和国家为促进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密集的民族帮扶政策。如京族三岛所在的东兴市(县级市)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积极落实中央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仅2011-2019年就落实专项发展规划资金10080万,其中中央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86.2%,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投资额占比为10.4%,地方的投资额占比为3.4%。尽管在国家各项帮扶政策的支持下,当地各项民生事业快速发展,但是从资金构成可知,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资金来源单一,严重依赖中央拨款,地方性拨款较少。且在“输血”式帮扶政策下,地方职权部门对帮扶政策产生了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他们倾力为建设美好小康生活而奋斗的主体性未能充分有效地激发。

(五)生态文化传承“青黄不接”

京族世代向洋而生,逐渔而居,独特的生计方式和地理环境共同缔造了他们独特的“边山海”文化,海洋性是他们的文化特性之一。随着岛上生计方式由单一的渔业经济向农工商多元化复合经济转型。京族的海洋渔业生计模式孕育的独特海洋文化的现实功能和审美功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这就导致京族海洋文化的传承出现文化创新乏力,文化更新慢。笔者对岛上的东兴市京族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发放了相关问卷:“你觉得你的同学或者朋友了解本地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吗?”(1)东兴市京族学校分为小学部和初中部,此次问卷调查只向初中部的学生发放。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了180份,获得有效问卷数156份。其中,有效问卷中学生的民族构成比例具体为:京族、汉族、壮族、瑶族学生占比分别为65.38%、23.08%、9.62%、1.92%。问卷发放时间为:2022-12-22—2023-01-22。3.85%的受访中学生“觉得他们不了解、不知道”本地有哪些少数民族文化,理由是他们和本民族文化几乎没有接触。但46.15%的受访者说得益于家中长辈、亲戚朋友、学校的讲授,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一点”,21.15%的受访者也认为他们应该“了解”。9.62%的受访者觉得“非常了解”,且能详细列举一些具体的本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名目。有19.23%的受访学生老实回答:“我对他们这个方面的情况不清楚,不好说。”作为京族世居地唯一的民族中学,仍有约20%的受访中学生明确表示不能清楚地写出本地有哪些民族特色文化,只有约30%的受访学生能够清楚写出一些具体的本地民族特色文化。这表明京族海洋文化确实遭遇了传承断层问题。

三、人口较少民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打造生态化交通体系

道路与空间从来不是一个与社会无关的自然事实,它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地位决定,当地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的时候,需要始终秉承生态交通理念,打造智能生态绿色覆盖面广的生态交通体系。京族三岛及附近村庄群众出行难是一个现实难题。为了加强京族三岛与外界的联系,实现资源共享,一是要改、扩建与行政中心的道路,进一步促进京族三岛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二是要打造更多的陆路交通出海口。京族三岛的交通网络要连接好整个西南腹地,成为重要出海口,打造衔接整个东南亚的交通网络。三是要通过交通网络促进生态发展。当地的海陆交通一体化布局,要与当地的生态资源有机结合在一起。公路水路的变化不仅是经济的纽带、交往的纽带,同时要变成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交通网络布局要与当地的人文自然景观紧密结合,山水林田海沙人要实现互通互联互动共生。通过交通网络的设计,可以大力发展生态养老经济,让京族三岛成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典型样本,从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二)发展生态经济

京族三岛自然资源禀赋匮乏,且受工业污染的影响,近海渔业资源越来越少。因此,要破除资源禀赋的限制,就要走经济生态化的道路。一是要大力发展近海生态渔业。由政府对京族三岛海域划定渔业生态保护区,鼓励渔民使用绿色生产技术,降低排污总量。大力鼓励近海生态养殖,并鼓励生态渔业产品的加工。二是要大力发展“渔光”互补发电项目,促进传统渔业生态化转型。京族三岛是当地重要的渔业资源区、生态屏蔽区,发挥着重要的防风固沙、挡浪蓄水的生态作用,也为大量海洋生物和珍稀鸟类的生息繁衍提供天然场所。当地海域广阔,光伏资源丰富,可以引进渔光互补发电等生态项目,盘活村里闲置土地资源,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建立生态信用体系。为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导力和管理的有效性,可以给岛上各级各类经营者与村民建立信用积分档案与评分系统,制定详细的操作性强的生态文明建设信用评级标准。

(三)拓宽发展思路

近年来,京族三岛居民对远洋捕捞作业的依赖度在不断攀升,不仅存在着海上的自然风险,同时也大大限制了京族三岛的发展。因此,拓宽发展思路,以本地渔业资源为基础发展相关生态产业,并生成上下游联系紧密的产业链,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建议京族三岛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通过文旅融合发展生态文旅经济,促进第三产业绿色发展。由政府建立专门的民族职业技术学校,增强岛上居民的就业能力,加大对导游、厨师、主播、摄影师等第三产业从业技能的培训力度。使当地形成旅游品牌突出,上下游产业体系完整,辐射其他产业的生态旅游业。例如:依托岛上特色文化小镇的建设,充分挖掘京族三岛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搭好文旅融合经济台,唱好“边山海”生态经济发展戏。

(四)以“造血”式帮扶促进生态发展

京族三岛对帮扶政策依赖度较强,实践证明纯粹依靠外部“输血”来实现地方的发展,并不是长久之计,更不是治标之本。培育京族三岛的自我发展能力,以“造血”式生态帮扶替代“输血”式帮扶,是京族三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造能”式生态帮扶是以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充分调动帮扶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培育其生态发展能力的一种帮扶模式。与“造血”式帮扶不同的是,“造血”式帮扶强调的是培养被帮扶者自我发展的力量,主要是通过项目带动本地各项事业的发展;而“造能”式生态帮扶,则是在培养被帮扶者生态发展的能力,使被帮扶者能够依托本地自然资源,发展生态产业,走生态发展之路。具体而言,京族三岛丰富的海洋、沙滩和林业资源,是宝贵的自然资源财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善加利用:一是生态产业帮扶。在立足本地自然禀赋和区位资源特点基础上,规划以生态渔业为主线的产业集群。政府帮助京族三岛形成以生态养殖、生态渔业加工、生态渔业产品的销售、生态渔业美食、生态渔业文化旅游、生态渔业康养为产业链的生态产业体系,从而激发京族三岛生态产业发展的能力。二是财政政策帮扶。要不断完善地方的财税制度,增强地方经济规划的顶层设计水平和经济的调控能力等,通过税收减免、财政优惠,使资金不断流向生态产业,并鼓励生态产业内部创新发展,提升京族三岛生态发展的能力。

(五)加大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

京族三岛各族群众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文化互学互促互融,最终形成了极具“边山海”特色的京族三岛海洋文化。但是,由于京族属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相对小众,加之受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京族三岛文化传承已青黄不接。鉴于此,一是要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拓宽文体科技领域经费来源渠道,增加财政投入,夯实民族特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财政基础,促进京族文化的传承。二是要保护非遗项目。为避免京族文化消弭于时代文化的洪流之中,在民族特色文化的扶持力度上可以适当向京族倾斜。同时,政府还要加大京族非遗项目的申请力度,并给予必要的扶持经费,使京族更多的项目能够进入非遗目录。三是要多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守正创新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平台。如,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培训力度;加强各级各类非遗传承人与各大高校、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交往交流力度与频率。

人口较少民族,由于存在人口少、人力资源有限、位处边远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缺、人对自然的依存度高、发展靠帮扶、文化小众等特点,所以对京族三岛当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看,只有坚持走生态发展的道路,用生态发展的思想来指导经济社会建设,才能够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