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
——以梁祐逵等七位作家为中心

朱则杰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在清代诗歌（包括散文）的文献学研究领域，世纪之交相继出版了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1］和柯愈春先生所撰《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2］两种巨著。两书均为16 开三大册，各著录清代作家近两万人，别集约四万种。特别是《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更可以说是后出转精，代表着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

但不难想见，涉及这么多的对象，即以《提要》而论，这里面的各种疏忽、缺漏乃至错误，自然不可能完全避免。并且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一般说来，其难度恰恰也是最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订正和补充，正可以使两书更趋完善。特别是关系到《提要》本身以及日后《全清诗》《全清文》等内部排序的作家生卒年问题①《清人别集总目》虽然按作家姓氏笔画排序，但各家小传也力求注明生卒年。，更是解决一处是一处，完成一家多一家。因此，笔者在日常读书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即随时将它们记录下来，并陆续整理成文，相继分组发表，提供给编撰者以及其他有关读者参考。本篇取梁祐逵等七位作家，仍旧按照《提要》著录的先后立目排序，依次考述；有些同时涉及《清人别集总目》的问题，也附此一并予以指出。

一、梁祐逵（卷六，上册，第132 页）

梁祐逵，《提要》缺少生卒年。

按梁祐逵生年仍旧不详，但卒年及大致生活时代可以考知。

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六《艺文略·八》“集部·二”在著录梁祐逵佚著《代耕编》的时候，节录有同乡挚友“黎遂球序”［3］。黎遂球字美周，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天启七年丁卯（1627）举人；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在江西赣州抗清殉节，享年只有四十五岁①参见黎遂球《莲须阁集》卷首查继佐撰《明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谥忠愍美周黎公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3册，第10-13 页。。该《代耕编序》，其《莲须阁集》未载，完整者可见黄宗羲辑《明文海》卷三百零九②黄宗羲《明文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6 册，第463-464 页。该处作者署名“姜周”，盖因忌讳之故而有意关合“美周”。同卷其上一篇《陈耆仲近艺序》，情况相同。并且全卷仅此两篇序文，相当于黎遂球序文专卷。，而文内叙及梁祐逵“与予互相师友”；这话虽然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谦逊成分，但两个人的年龄基本上不会相差太大。

又明末广州名妓张乔，卒时年仅十九岁，其遗作以及他人纪念之作曾经辑有《莲香集》，并且建有“百花冢”，而与黎遂球、梁祐逵都有交往。最近读到已故古直先生《明张乔“百花冢”资料辑略》一文，第八部分论述张乔幼年能诗，举例说明“尚有先于戊辰”即崇祯元年（1628）十四岁的作品，而第六例、第七例连续为《宝安舟中，黎美周招同李定夫、王崇道、梁渐子，挟诸少年夜泛》《游七星岩，同黎美周、何景玮、梁渐子诸子赋》［4］。有关考证即使不一定十分准确，但梁祐逵（渐子其字）也像黎遂球一样，当时已经成人，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莲香集》重辑本卷一，开头所收“原序”凡“五篇”，第二篇即系梁祐逵所撰，署款为：“乙酉除夕前三日，娴禅道人梁祐逵题并书。”［5］2a这里的“乙酉”，指清顺治二年（1645）；而正文曾说：“予半生学道，而每遇花魂无主、月魄不满时，未免蛛性多牵，荷丝难杀……”［5］1b则此时梁祐逵至少已经四十岁左右，逆推其生年也确实与黎遂球差不多。

而《提要》将梁祐逵大致归入本卷“生于万历四十四年至泰昌元年（1616—1620）”者并附在生年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的作家之后，这显然是按其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中举该年净减二十来处理的。但如果依此逆推，那么梁祐逵在顺治二年“乙酉”（1645）还不到三十岁，再夸张也不能自称“半生”；其在崇祯元年“戊辰”（1628）之际交往妓女，更只有十岁左右，同样不合情理；并且与黎遂球相比，几乎相差一个辈分，自然也够不上“互相师友”。因此，梁祐逵在《提要》中的位置，应该参照黎遂球（《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不收）的生年而适当前移。

梁祐逵的卒年，则《清人别集总目》已经定为顺治四年丁亥（1647）［1］第3 册，2136，依据大概就是所附传记资料目录中的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二梁祐逵传末尾按语：

《瞎堂诗集》“哀喆乔禅人”诗注云：“即梁渐子。”其诗次《丁亥腊尽，台设禅人乞诗》前，则其卒即在顺治四年。［6］

检释函昰亦即该传正文提到的曾起莘所撰《瞎堂诗集》，其“哀喆乔禅人”诗见于卷十七“七言绝句·一”，原题及其自注为“喆乔禅人之殁也，欲吊不果，诗以哀之（即梁渐子）”［7］。该集内部作品虽然分体编次，但同一体裁之内仍旧明确编年；本年“丁亥”七言绝句共有十三题之多，而此诗排在倒数第二题，并且作者当时就在广州一带，通讯总还正常，所以梁祐逵应该就卒于本年。陈伯陶的这个推论过程，确实是符合逻辑的。至于《胜朝粤东遗民录》所在传记正文中提到的另一位出家为僧者释函可（俗名韩宗騋），其《函可和尚集·千山诗集》卷十“七言律·二”在顺治八年辛卯（1651）前后还有《怀梁渐子》③释函可《函可和尚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15 年12 月第1 版，第234 页。其前卷九“七言律·一”有《辛卯元旦》，而本卷后面还有《辛卯生日》，分别见第226 页、第247 页；但中间作品排序比较混乱，只能取其大概。，又卷十二“七言律·四”很迟才有《遥哭丁善甫、梁渐子》④释函可《函可和尚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15 年12 月第1 版，第280 页。同卷其前至少已有顺治十三年（1656）所作《丙申生日二首》，见第278 页。，那主要应该是由于作者早在顺治二年乙酉（1645）就离粤北上，不久在南京被捕，继而长期流放东北，家乡消息闭塞所致，并且不排除诗集内部有关作品排序错误的可能。

附带关于《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共同著录的上海图书馆藏梁祐逵《绮园蕉筒》三卷⑤前及道光《广东通志》该处，《代耕编》上一条著录为《绮园蕉筒集》，书名带有“集”字。，据有关介绍似乎属于诗集。而今人编纂的《全粤诗》，梁祐逵收在卷六百六十二（以“梁佑逵”立目），作品只从温汝能辑《粤东诗海》卷四十九录得五首［8］，这不知是否与拙作《〈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张延绪等五位作家为中心》第三条“何士域、何士埙”所说的情况类似［9］。

二、王廷弼（卷七，上册，第155 页）

王廷弼，《提要》本条说：

廷弼字昆良，河南祥符人。《河南通志·艺文稿》谓其顺治九年进士，而进士题名录不载其名。撰《珠树堂集》八卷、《聚远楼集》六卷，清刻本，藏者不详。

按《提要》本条，首先是“王廷弼”应当改作“王廷璧”，“弼”字盖因读音相同，并且可能受《提要》稍前所述“王元弼”牵连而致误；其以为“进士题名录不载其名”，原因也在这里。

王廷璧的传记资料，目前所见比较翔实、规范的，是鲁曾煜《秋塍文钞》卷三《副使王昆良先生传》［10］。后来钱仪吉辑《碑传集》，曾将其“节录”在卷七十九［11］401，这就比较容易读到；并且标题也直接改为《副使王先生廷璧传》，更加明晰。而它最初的形态，实际上乃是鲁曾煜主纂的乾隆《祥符县志》卷十四《人物志·上》“乡望·皇清”王廷璧本传①乾隆《祥符县志》，乾隆四年己未（1739）刻本，第100a-101a 页。其前尚有缺页。。

有了这篇传记，王廷璧的科名、仕履等等基本上都能够清楚。不过还可以补充的是，除了字“昆良”以外，王廷璧一字“昆石”，号“苍岚”，有关文献资料特别是友朋酬赠作品中经常出现。这样日后如果进一步关注王廷璧，那么检索的渠道也会更加多样些。

另外，该传记没有记载王廷璧的生卒时间及享年。而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曾经依据《顺治九年壬辰科会试进士履历便览》，定王廷璧生年为明末崇祯元年戊辰（1628）［12］44。从这类进士履历往往有意把年龄往小里说的情况来看，《提要》目前将王廷璧大致归入本卷“生于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者并附在生年为天启二年壬戌（1622）的作家之后，这倒应该差不多。

但关于王廷璧的两种著作，该传记最末说：“有《珠树堂文集》十卷、《聚远楼诗集》八卷，行于世。”而《提要》所说，似乎是依据郭人民、史苏苑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州历史人物辞典》“王廷璧”条“著有《珠树堂集》八卷（刊本）、《聚远楼集》六卷（刊本）”云云［13］，但又“藏者不详”，亦即存佚不明。既然如此，《提要》目前不如整条删去为好。

附带关于杨淮辑《中州诗钞》（原名《国朝中州诗钞》），卷二选录王廷璧诗歌十一题十四首，所附作者小传大抵采自有关地方志；但其中“康熙壬寅，以少参分藩粤东”，以及下文“粤东提督哈某”，又“粤民”云云［14］，这几个“粤”字都是“越”字之误。

三、祁皋（卷七，上册，第165 页）

祁皋，《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同依据已故孙殿起先生《贩书偶记续编》卷十四集部别集类“清顺治至康熙”之属［15］，著录《念兹堂诗草》十卷，称作“约康熙二十二年刻”或“约康熙刻本”，同时作者介绍都只有籍贯广东东莞［1］第1 册，585。

按今人谢永芳先生《〈清人别集总目〉订补》一文，第三部分《撰人重要生平信息失考》曾经指出：

祁皋，字弼五。祁友文［文友］之孙。乾隆间诸生。详宣统《东莞县志》卷六十九、《东莞诗录》卷三十九。《总目》仅言明祁氏籍贯。［16］

这样，祁皋的基本情况就清楚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杨宝霖先生所编地方文学论文集《东莞诗词俗曲研究》，收有何印明先生《读莞人诗集札记》一文，其中正巧有一则“祁皋《念兹堂诗草》”［17］下册，512-514，介绍此集情况相当翔实。从该文可以知道，原书“扉页已脱”，内部“卷一为文，卷二至卷十为诗”；而卷首“有序三篇，首为乾隆八年（1743）印光任序”，又“依次为卫廷珙序，梁善长序”［17］下册，512-513。所引印光任序文，开头提到：“东莞祁生弼五，予所拔士也。”［17］下册，513 检宣统《东莞县志》卷四十二《职官表·二（文职·下）》“国朝·知县”栏，印光任于乾隆二年丁巳（1737）至八年癸亥（1743）官为东莞知县［18］3a。其赏拔祁皋，肯定是在这期间。因此，同书卷六十九《人物略·十六》“国朝·五”祁皋的本传，称之为“乾隆初诸生”［18］2b，这个“初”字就十分准确。而印光任该序，正写于离任的这一年，干支为“癸亥”；《贩书偶记续编》称《念兹堂诗草》“无刻书朝代，约康熙癸亥刊”，这一定是把乾隆的“癸亥”当作了康熙的“癸亥”亦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致提前了恰好一个甲子六十年。《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显然就是这样沿袭而来。这从原序的角度来看，又一次生动地说明，使用干支纪年最好同时加上年号甚或年份（特别是在康熙年间，元年与六十一年同为“壬寅”），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歧义。

另外梁善长的序文，该县志卷八十八《艺文略·六》“集部·下”祁皋“念兹堂诗集［草］十卷”条有附录［18］11a-b，开头从“甲子春”说起；梁善长为乾隆四年己未（1739）进士，这里的“甲子”自然指乾隆九年（1744）。又何印明先生该文也曾经提到［17］下册，512，在成书于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的梁善长所辑《广东诗粹》卷首“参订姓氏”中，列有“祁皋弼五（东莞）”［19］，这同样有助于判断祁皋的大致生活时代。

何印明先生该文提示我们，《念兹堂诗草》原书尚存人间。杨宝霖先生在《东莞诗词俗曲研究》的《前言》最末一段，谦逊地说论文集作者“都是未经正规训练的一群乌合之众”［17］上册，6；然而实际上，他们却做出了大量旁人未能做出的贡献。尽管文内没有具体交代《念兹堂诗草》的收藏单位或个人，但有心的读者循着这条线索，还是很有希望找到原书的。

四、王永命（卷七，上册，第172 页）

王永命，《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1］第1 册，113。

按王永命生卒年仍旧不详，但大致生活时代可以重新考察。

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五有一篇《王孝沇墓志铭》，为王永命长子王治（孝沇其字）而撰，据题注作于清“康熙庚午［二十九年，1690］正月”，其中记载王治的生卒时间极为具体：

康熙戊辰［二十七年，1688］八月初九日辰时，卒于都门；生崇祯癸酉［六年，1633］三月三日酉时，距卒之日，享年五十有六。［20］442

对照这个情况，《提要》目前将王永命大致归入本卷“生于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者并附在生年为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的作家之后，算到王治出生的那一年才十岁，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同样，在王永命本人的《有怀堂笔》中，也有不少类似的线索。例如卷一《辛未齿录序》，为最初考中秀才的“入学榜”而撰，其中叙及：

不肖永命，与张子尧典、胡子希圣谬领辛未榜头，同榜弟兄八十有七。……辛未迄今，将弥五十载，而同榜弟兄比肩一堂，即年齿俱过花甲。［21］302

这里“辛未”为明崇祯四年（1631），到撰写此序的时候将满五十年而不到五十年；联系卷三《芹香社启（巳秋时齿录十三友也）》来看，可知其作于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而王永命以及所有同榜秀才，此时都已经超过“花甲”六十岁，则其出生必然在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之前——当然，这个“之前”的范围，最多也只能限在十年之内，不然所说“花甲”就会改用七十岁的“古稀”之类。

这样综合判断，王永命在《提要》中的位置，大概比目前移前十年左右比较合适。

可惜的是，上及《王孝沇墓志铭》，提到其前王永命“遘疾卒”，范鄗鼎曾经“为文哭诸柩侧”“将葬……为志铭，纳诸圹”，甚至其“元配朱太宜人将祔葬……又为志铭，纳诸圹”［20］442，然而《五经堂文集》内，仅卷二有一篇为王永命而撰的《王劬庵乡贤录序（康熙乙丑［二十四年，1685］正月）》（王永命号劬庵）［20］356-357，而关于其夫妇的这两篇墓志铭以及祭文，却都没有收录，将来也许只能等待地下出土了。即如《提要》叙及的王永命《有怀堂笔》卷首那篇范鄗鼎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春王三月”所撰序［21］292-294，同样不见于《五经堂文集》，可知范鄗鼎作品散佚确实十分严重。至于范鄗鼎《理学备考》卷首的一篇王永命序［22］，《有怀堂笔》未载，那是因其作于《有怀堂笔》刊刻同年而稍晚的“戊午秋七月望吉”，所以来不及收入，与《五经堂文集》那种散佚属于不同的性质。

五、李子金（卷七，上册，第172 页）

李子金，《提要》已定其卒年为清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而关于生年只说“生于天启年间”。

按田兰芳《逸德轩遗诗》卷下“辛巳”年所作，有《闻隐山先生讣，重悼之》二首［23］，系《立秋有忆》之前第二题。作者家乡河南睢州，与李子金（隐山其号）家乡柘城相邻，消息灵便，所以李子金应该就卒于这一年——这很可能即为《提要》所本。而恰巧《清人别集总目》著录李子金［1］第1 册，763，曾叙及享年八十岁；其所依据，从其所附传记资料目录来看，大概是《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九所收郑廉《李之铉传》的有关记载：

李子金，名之铉，以字行。……年八十矣，犹欲收拾秦汉以来仪文度数，以续“三礼”，未及脱稿而卒。［11］698

这样由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逆推，则李子金出生于明天启二年壬戌（1622）。

不过，这里的“年八十矣”云云，毕竟比较模糊，有可能存在弹性，所以《提要》当初没有采纳，而将李子金大致附在生年为天启四年甲子（1624）的作家之后。好在郑廉同时还为李子金撰有墓志铭，并且很早以前就已经被今人引用——原“河南教育学院教［数］学系”高宏林先生《清初数学家李子金》一文，第一部分《生平》曾说：

关于李子金的生卒年月问题……笔者1988 年8 月9 日到李子金的家乡柘城县后罗李村调查时发现了李子金的墓志铭，才彻底弄清了这个问题。墓志铭中记载：“……年八十，以寿终。生于前天启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子时，卒于康熙四十年六月初十［日］子时。”

由此可见，李子金生于1622 年4 月2 日，卒于1701 年7 月15 日，终年七十九岁。墓志铭中所以说“八十以寿终”，是因为乡里计算岁数都是以“虚岁”算，即每人要把实际岁数加上所谓“天公赐的一岁”。［24］

这里不但有生年、卒年和享年，而且还有具体的月日乃至时辰。只不过传统计算岁数的方法本来就是以“虚岁”算，而高宏林先生偏偏要按所谓的“实际岁数”算，把享年当作“七十九岁”，这反而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倒是其所介绍的“乡里”关于“虚岁”的这个解释，听起来生动形象，可以作为一说。

高宏林先生该文，明显属于科技史的范畴，所以一直没有被《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所关注，甚至也没有被更迟的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吸收［12］。这说明，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大领域之间，壁垒确实是很森严的。现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检索的便利，这方面的缺憾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拙稿本条之所以复述该文的研究成果，主要也是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引起读者更大的重视。

另外关于这篇墓志铭，现今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它的拓片①见“360doc 个人图书馆”网站，网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119/07/6266565_809812592.shtml，2022 年8 月25 日，据介绍至少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有藏。首行标题，为《■［皇］清文学子金李公墓志铭》②参见高宏林先生该文所附“参考文献与注释”第三条，《中国科技史料》杂志1990 年第1 期，第34 页。；次行作者，署“商丘同学弟郑廉顿首拜撰文”。前及《碑传集》，只录《李之铉传》而不录这篇墓志铭，不知郑廉本集是否未载。而今人李新民先生所著《河南名人墓》一书，“明清时期”有“李之铉”条，不但同样交代了李子金的生卒年，而且详细介绍了墓址以及墓志铭等：

李之弦墓在今商丘市柘城县皇集乡罗李村西北，省道206 可达，地理坐标为北纬34°02′11.0″，东经115°11′27.0″……曾出土墓志铭一块，亦立于墓前。［25］

这就是说，该墓志铭的实物，也就在墓前。假如有热心人能够按照这个指引，再次去寻访该墓志铭，并将拓片上的文字核对准确，点校整理出来①王兴亚等先生所编《清代河南碑刻资料》（商务印书馆2016 年3 月第1 版）第6 册“商丘市·柘城县”未收，不知别处是否已有完整的点校本。，那应该是一件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事情。

六、刘仪恕（卷七，上册，第180 页）

刘仪恕，《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1］第1 册，521。

按清初李振裕《白石山房集》卷二十六最末一篇《山西平阳府知府刘君墓表》，即为刘仪恕而撰，末尾有关叙述说：

君讳仪恕，字某。先世山西洪洞人，再迁为陕西泾阳人。中顺治乙酉［二年，1645］科举人。初任山东武定州知州，升山西潞安府同知，擢平阳府知府。以某年某月日生，某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元配某氏，继陈氏，俱赠淑人。子六人……长子灏为余所得士……［26］833

这里可惜生卒时间都空缺，但好在有享年八十岁。

又清末樊增祥《樊樊山诗集·樊山集》卷十九《禹鸿胪为刘西谷先生画〈风雨联床卷子〉，有陈午亭、徐亮直、查初白、王楼村诸老辈题咏。癸巳［光绪十九年，1893］小除日，得于渭南，因次徐韵二首》，其后“附记”之“记”乃刘灏（西谷其号）所撰《风雨联床卷子》的图记，大略说：

昔辛巳九月，余自长芦运使事竣旋都，季弟邺侯适自秦中来邸舍，依依相乐也。一日，禹鸿胪过访，戏索为作此图，盖取东坡与子由“夜雨对床”之意云尔。及十一月，忽奉先妣讳，星奔而归。明年五月，复遭先君之变。叠罹大酷，痛几灭性。兄弟六人，茕茕庐次；每当松楸风雨之夕，谈及斯图，疑以为谶。今服除后，与弟宗一辈重一展阅，未尝不相顾而悲也。……故序而存之，以示爱我者。［27］435-436

这里“辛巳”为康熙四十年（1701），该年十一月刘灏母亲谢世。其“明年”则为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刘仪恕卒于本年五月。由此结合享年逆推，即可知刘仪恕出生于明天启三年癸亥（1623）。

此外李振裕《白石山房集》卷十五还有一篇为刘仪恕而撰的《琅函阁集诗序》，其中曾叙及刘仪恕“年未及艾，挂冠而归”［26］708。古人通常“五十曰‘艾’”；检雍正《山西通志》卷八十一《职官·九》“平阳府·知府”有关两条记载：

刘仪恕：陕西泾阳人。举人。康熙七年［戊申，1668］任。

袁国梓：江南华亭人。进士。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任。［28］

这样假设刘仪恕于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辞官，算起来倒是刚好五十岁，不过大体上也还差不多。

附带关于禹之鼎（曾官鸿胪寺序班）为刘灏与其第四弟刘泌（邺侯其字）而作的《风雨联床卷子》，又名《夜雨联床图》，原图现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②参见已故刘九庵先生编著《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康熙四十年辛巳（一七〇一）”“仲冬朔”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1 月第1 版，第558 页。。笔者虽然未能获见，但从《樊樊山诗集》该处可以了解到不少情况。即如文字作品，在前述“附记”之后，又有“附诗”［27］436-439，作者为陈廷敬（午亭其号）、徐葆光（亮直其字）、郭［元？］釪、王式丹（楼村其号）、宋荦、查慎行（初白其号）、刘灏，凡七人，每人或者五言或七言古诗一首，或者七言律诗同样“次徐韵二首”（包括原唱）。所有这些文字作品，总起来即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题咏类诗歌总集，书名可以称作《夜雨联床图题咏》，前引该篇图记则可以视为序文，而其编者自然就是刘灏。考《樊樊山诗集》总体上作为一种诗歌别集，其中却包含着不少独立成卷的诗歌总集，拙编《清诗总集序跋汇编》曾有录及③朱则杰《清诗总集序跋汇编》第五《题咏类》第二种《二家咏古诗》、第六《课艺类》第七种《二家试帖诗》，凤凰出版社2021 年11 月第1版，第4 册第1707 页、第5 册第1971 页。；而像《夜雨联床图题咏》这样，附录在卷内某题诗歌之后的，为数还要更多④例如其下一题关于《蜀冈纪游图》的题咏，也是如此，见《樊樊山诗集》上册第439-445 页。，根本不遑勾稽。至于它们的文献价值，则就从这里刘仪恕的谢世时间也能够窥见一斑。

不过，在《樊樊山诗集》之外，其他诗人题咏《夜雨联床图》的作品也还时或可见。例如周起渭《桐野诗集》卷三最末，有七言绝句《题刘陂千〈夜雨对床图〉六首》［29］，这里“陂千”是刘灏的表字。又张大受《匠门书屋文集》卷四，有五言古诗《刘西谷侍御示〈夜雨对床图〉，与天农各题五首，用“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为韵，仆用上句》五首［30］；与之同时题咏的张德纯（天农其号），因为其诗集可能已经遗佚，所以无法查检。这样看起来，樊增祥当时得到的图卷，很有可能后面存在脱页，不知故宫博物院所藏如何。至少从总集的角度来说，这些作品，包括樊增祥的题诗，也都应当补充到《夜雨联床图题咏》中去。

还需要注意的是，樊增祥该题第二首的首联，正文云：“文章官职并华年，枕簟秋床减夜眠。”又上句自注说：“西谷、邺侯两先生同在翰林。”［27］435但事实上，刘泌直到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才举进士，在禹之鼎作图之时自然还没有进入翰林院，所以樊增祥的这个说法严格说起来乃是错误的。至于此图取意于苏轼（东坡其号）、苏辙（子由其字）兄弟的典故，而今人或因此猜测它就是为“二苏”而作（具体从略），这性质当然更加严重。

另外关于刘仪恕的籍贯，后世也有不少错误出现。例如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七十六《武定府》“名宦·本朝”说：“刘仪恕，泾县人。顺治十三年知武定州……”［31］很明显，这是把“泾阳”误写成了“泾县”。而泾县属于安徽宁国府，于是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九十《人物志·宦绩·十三》“宁国府·国朝”即据此立传：“刘仪恕，泾县人。顺治十三年知武定州……”［32］这就越来越像是真的了。

更为复杂的则如今人编纂的《中国美术家大辞典》，有条目说：

刘仪恕：清代书法家、收藏家。浙江平阳人，官任刺史。精鉴别，富收藏。擅长书法，多有手跋。［33］

检得乾隆年间泾阳人张五典《荷塘诗集》，卷十有《与十九弟重丝论画》绝句十首，开头两首及其自注如下：

为数吾乡赏鉴家，平阳老守眼无花。琅函高似臣辉阁，题字一般如画沙。（刘刺史仪恕“琅函阁”、任运使玑“臣辉阁”，并多收藏，刘氏鉴别尤审。二公皆工书，多有手跋在也。）［其一］

诸刘都有父风存，三入词垣好弟昆。舟夜连床江上雨，清臞灯下对琴尊。（平阳五子，三与馆选。《风雨联床图》，西谷、邺侯两太史，写自京口。）［其二］［34］

上引该辞典条目，其最原始的依据应该就是这里的论画绝句第一首。其中的“平阳老守”，字面意思是山西平阳府的老太守；“太守”以及“刺史”，都是知府的别称。而读者如果不详其义，就有可能误解成刘仪恕为浙江平阳县人。

又论画绝句第二首所谓“平阳五子”，这个“平阳”也是用官职而非籍贯来代指刘仪恕。不过如前所述，刘仪恕共有六子，可见张五典这里同样存在疏忽。特别是称《风雨联床图》作于“京口”即江苏镇江，所以诗句有“舟夜”“江上雨”云云，则不知“京口”两字是否原为“京门”“京师”之类。至于刘仪恕六子中另外一个曾入翰林院的，那就是前引刘灏图记提到过的第二弟刘涵（宗一其字），可参本篇拙稿下一条。

七、刘涵（卷十六，上册，第417 页）

刘涵，《提要》称其“约生于康熙五年（1666），卒年不详”。

按陶正靖《陶晚闻先生集》卷六有一篇《候选知县忍亭刘君墓志铭》，为刘涵弟刘沆（忍亭其号）而撰①参见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12 月第1 版，第172 页。，开头部分说到其父刘仪恕共六子：

考封通议大夫推庵公讳仪恕，由举人累官平阳守，生六子：长侍御讳灏，次运使讳涵，皆由词林起家，世称“二刘先生”；君次第三，又次编修泌，又次曰“浚”，曰“远期”。［35］618

但下文叙述兄弟六人寿命都不长，每人都有卒年或线索，其中关于刘涵说：“比侍御殁，后三年，运使亦殁。”［35］619刘灏生卒年为康熙元年壬寅（1662）至五十一年壬辰（1712），享年五十一岁①参见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12 月第1 版，第176 页。；刘涵晚于刘灏三年谢世，即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

刘涵最后官终福建盐运使。检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十七《职官·八》“总部·国朝·盐运司运使”有关两条记载：

刘涵：泾阳人。进士。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任。

刘侃：沂水人。进士。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任。［36］

这与刘涵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可以说正好吻合，至少不存在抵牾。由此联想到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四十四《步陈集（乙未正月，尽五月）》有一首《与刘海观前辈话旧有感》：

三馆当时数二刘，后来谁不仰风流？

芝兰臭味终相近，缟纻交情幸见收。

自别道山虚接武，每从宦海阅沉舟。

对君忍话京华事？宿草鸰原痛未休！［37］

此诗作于本年查慎行“闽游”途中，具体时间大约在春夏之交。刘涵字宗一，又字海观；刘灏字陂千，又字波千、若千，所以尾联两句还有自注：“伤令兄若千先生也。”这在目前所见刘涵友人的酬赠诗歌中，确实是作期最晚的了。

刘涵的生年未能确考。据上及刘沆墓志铭所述，刘沆“生于康熙甲寅年［十三年，1674］六月二十四日，卒于雍正壬子年［十年，1732］六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九”［35］619。如此再结合前述其兄刘灏，刘涵从理论上说大致出生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到十二年癸丑（1673）之间。但刘涵在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就已经举进士，所以不可能迟至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才出生，不然当时还只有十三岁。《提要》目前推测其“约生于康熙五年（1666）”，算到举进士为“弱冠”二十岁左右，这应该差不多。

不过，刘涵即使按照最早的康熙二年癸卯（1663）计算，至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谢世，享年也只有五十三岁。上及刘沆墓志铭，之所以逐个写到兄弟六人的谢世，正是有慨于：“昆弟六人，二十年间相继徂谢；君之殁最后，年未及耆，其它滋促也。”［35］619古人通常“六十曰‘耆’”；刘沆没有达到这个岁数，其他兄弟还要更加短寿。回看六人中，有三人曾经进入翰林院，这在历史上确实极其少见。清末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一“词林嘉话·兄弟翰林”条，总结清代“三人”者共“十家”，第一家就是“泾阳刘涵”兄弟②平步青《霞外捃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4 月新1 版，上册第50 页。第二家为“海宁查慎行”兄弟，见同页。。然而由于兄弟六人都未能长寿，这个文化家族就很快式微了，如同该墓志铭接下去所感叹的：“呜呼！其诚可悲也。”

另外关于刘涵的仕履。正如《提要》所述，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刘涵以翰林院检讨外放，改官江苏扬州知府。这在清朝人事制度的变更方面，是一件带有标志性的事情，所以各种文献多有记载。但其后又官江西南康知府，则曾见同治《南康府志》卷十二《职官·文职》“国朝·知府”，记其前面两任为：“祖泽溶，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任；谢锡衮，康熙三十五年由南昌府同知署。”后面一任为：“张象文，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任。”而唯独中间说：“刘涵，书院‘去思碑’载以己卯年授南康守。（按，己卯为康熙三十八年。）”［38］这里所谓“书院‘去思碑’”，指“康熙四十七年，岁在戊子［1708］，夏五”府学教授兼主白鹿洞书院事熊士伯撰写的《郡伯刘公教思碑记》，可见今人编纂的《白鹿洞书院碑记集》，有关叙述说：

郡伯刘公，关西名家子，妙年取科第，偕其兄先后直史馆，分校礼闱，拔识多知名士。康熙己卯，朝廷以维扬烦剧，嘉其才，特简外守，著有政声；以忧归。再任南康，负山滨湖，贫瘠特甚；公至，则兴废举坠……不数年而淳熙之盛事可复见于今日。顷以大臣首举……特旨调补江南江宁府。③李才栋、熊庆年《白鹿洞书院碑记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年8 月第1 版，第223－224 页。此处标点笔者做过调整，原标点可参见下文。

这里本来说得很清楚，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刘涵正是外放扬州（“维扬”系其别称）知府。两年后的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十一月，刘涵母亲去世；又次年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五月，刘涵父亲接着去世。刘涵在得知母丧的消息之后，就必须回家丁忧守制。又从紧接着的父丧算起，通常“不计闰二十七个月”，至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八月服阕，然后再回朝候补。因此，刘涵赴官南康知府，再早也应该在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的冬季，而最大的可能是在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今人将其中几句标点作：“康熙己卯……特简外守，著有政声。以忧归，再任。南康负山滨湖……”［39］223误以为都是就南康知府而言，所以标题下所添“题注”上来就说：“康熙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九九），刘涵任南康知府。”［39］222而当初的《南康府志》，大概也就是这样理解错了。

刘涵举进士之后，起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中间历官扬州、南康、江宁三任知府，最后终于福建盐运使，这样才构成完整的仕履。而像《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九所录刘绍攽《关中人文传》，在说“泾阳有刘涵者……擅名词苑”后就称其“卒扬州太守”［11］700，这个错误显然更加严重。

此外《清人别集总目》也著录有刘涵［1］第1 册，504，而小传阙如，则可以酌情予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