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研究
——基于大一统与正统思想的视角

王文光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谈到“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时特别指出:“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1]。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中可以概括出两个关键词,即“大一统”和“正统”,可见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都以实现中国“大一统”为己任,此理念根植于每个少数民族政治家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绵延不绝的强大内在动力。

在古代政治文化中,正统地位的取得是必须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或是为实现多民族国家大一统而付诸实践的政权[2]。因此,本文所说的少数民族政权是指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历史演进过程中,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能深刻影响大一统国家发展进程,并自认为是正统,且把建立大一统国家作为目标并外化为具体实践活动的政权以及实现建立大一统国家目标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具体有汉国、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北魏、后唐、后晋、后汉等,其他不具有上述特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1)历史上在中国疆域范围内,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少,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政权因其国祚过短、偏据一地,不具有能主导大一统国家发展进程的特点,故此类政权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从研究热度来看,与北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国家发展历史贡献备受关注不同,研究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历史贡献的成果不多。原因不难理解,十六国与五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特殊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彼此间征伐不断,与大一统的标准相去甚远,故被传统史家称为“乱世”。但即便在十六国与五代的“乱世”时期,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依然是理解与认知中国宏观发展历史的根本所在。十六国与五代时期中国疆域范围内各少数民族政权虽互相攻伐不止,却孕育着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大一统,在民族融合的广度、大一统的深度上亦较前代大一统王朝多有不同。十六国时期匈奴、羯、鲜卑、氐、羌以及五代时期的沙陀突厥以武力结束了晋末宗藩割据、唐末藩镇争雄的局面,自居华夏正统,主动承担起接续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重任,为后世更大规模的大一统王朝的出现积聚着力量。

因此,本文的重点在于阐述十六国时期汉国、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北魏等以及五代时期沙陀突厥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对中国大一统发展历史的贡献。只有清楚认识到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贡献,才能进而厘清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发展问题,最终解答“何为中国”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两晋、两宋时期的儒家士人多倡正统、尊王攘夷,使“正统”与“华夷”成为长期以来运行于大一统之下的两大要素[3],但他们强调的“华夷之辨”不过是为遮掩自身在“大一统”理论上的窘迫。大一统的内涵之丰富,非“正统”“华夷”可概括,其不仅包括疆域一统、华夷秩序等要素,更包括了道德评判的德性教化、仁政理念,但究其根本,大一统在整体上呈现为政权合法性的话语表述、行动依据、思想体系以及最终所形成中华民族共通的历史思维。

一、夷狄可为君矣: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隋唐大一统国家建立的贡献

魏晋时期北方民族大量内迁,并于西晋覆灭后建立起诸多政权,古代史家对此称为“五胡乱华”,这样的认识带有夷夏大防的偏见与歧视,是认为少数民族政治家不可以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君主”。而实际上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大规模突破皇权意识的封锁,推动和改变华夷秩序和正统观,说明夷狄亦可为君。这样的历史事实对大一统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为隋唐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由匈奴屠各种刘渊建立的汉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也是十六国时期的肇始;其后刘曜改国号,从法统上将前赵列入中国历史序列,前赵国是第一个,不得不注意;[4]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赵,在政权合法性的构建道路上多有踌躇,最终选择放弃前赵“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5]2685的路径,[6]以后赵接续汉晋政统;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因为汉化程度较深,在十六国时期最为典型,对大一统的实践也比较充分;前秦曾经统一过中国北方,是十六国前期的代表性政权;北魏结束十六国的纷繁复杂局面,统一了北方,历史地位值得重视。正因汉国、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北魏在承继序列上有突出且鲜明连续的关系,且在多方面又有极具相似之处,故可以将这些政权并于一起讨论更能反映出各少数民族政权在十六国肇始、前期、后期三阶段的特点以及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贡献。

十六国虽在社会整体面貌、发展路径与汉晋两朝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但其建立在对秦汉魏晋以来王朝旧制、民族秩序、正统思想的补充与修正上,将中国大一统历史予以扩大与丰富。因此,我们必须破除大汉族中心主义、胡汉二元对立的错误史观对十六国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偏见,正确认识十六国政权将自身塑造为正统王朝,以接续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历史。

在汉国建立前,刘宣曾进言刘渊,“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5]2648-2649刘渊虽同意起兵反晋,但并未采取“复呼韩邪之业”,而是称“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5]2649刘渊以汉朝继承者的身份打出“复汉”旗号的依据是“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5]2645无论是挛鞮氏改姓“刘”,还是匈奴屠各种刘渊为营造自身的合法性而冒姓“刘”,都是希望借助民族血缘关系来确立自身政权的法统地位,减少“华夷有别”的阻力,以谋求自身的正统化。刘渊在即位汉王时将两汉皇帝一一追溯,并“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5]2650,建构起与汉朝的相承关系,其根本目的不只是为招揽汉人世家大族的支持,也不仅是要弥合并州屠各与南匈奴间的歧异[7],而是要以此旗号再塑汉代大一统之业[8],“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5]2649

刘渊建立政权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正统地位的取得开辟了道路。少数民族替代汉人称王建政的事实对秦汉以来保守的“夷夏”观念无疑是巨大冲击,民族秩序也不再停留于“以夏变夷”的民族认知框架中,而向着涵盖汉人与各少数民族整体的大一统秩序演进,后世各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以少数民族身份寻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所以,将刘渊的行为归纳为“复汉反晋”寻找依据则太过于狭隘,并未看到其意在冲击传统的夷夏观、正统观。只不过汉国作为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所面临的思想阻碍过于强大,只得委婉地构造先世以示“华夏正统”。汉国的出现直接促进大一统思想内涵的变化,为少数民族政权位列大一统次序提供了效仿对象,故讨论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必先由汉国开始。

刘曜继立后改“汉”为“赵”,有学者认为刘曜欲接战国时期的赵国,为自身争夺正统地位的铺垫,[9]但这种解释并不准确。刘渊宗汉立国、越过魏晋寻求正统,在其所处时期自是合理,至刘曜即位时仍采取“缮宗庙、社稷、南北郊”[5]2685极具华夏色彩的即位礼,以宣示对“华夏”与“正统”的认同,所以刘曜继续称“汉”亦是合理。而改国号的原因在于,刘曜继位时其已攻陷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在事实上宣告灭亡,刘曜“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5]2685,公开宣告自身的正统是承续西晋,主持南北郊祀借此否定东晋的地位,以标榜自己为正统之所在。自前赵以后,国号选择、南北郊祀也多为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效仿,极大扩充了“正统”概念与仪式表达的内涵。慕容鲜卑、前秦等也多因循汉魏郊祀以明其正统地位,凸显其皇位膺受天命的合法性[10]。

石勒灭前赵,“季龙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传国玉玺、金玺、太子玉玺各一于勒”[5]2745,后赵随即开始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建构:“勒群臣议以勒功业既隆,祥符并萃,宜时革徽号以答乾坤之望,于是石季龙等奉皇帝玺绶,上尊号于勒,勒弗许,群臣固请,勒乃以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之。”[5]2746这段记述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僭号天王”与“以赵承金”。

有学者将“天王”名号与天王信仰联系起来,或认为受中亚佛教影响较深,[11][12]此说法不确。称“天王”不称帝的主要原因在于“无戎人而为帝王”的阻碍。石勒推王浚为天子,王浚属下王子春所言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石将军非恶帝王不为而让于殿下,顾以帝王自有历数,非智力之所取,虽强取之,必不为天人之所与故也”[13]2805,“天王”之称不过是迈向“皇帝”的前期准备而已。之后石虎废石弘,“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5]2765,可见“天王”并非来自佛教信仰。遵循“殷周之制”意在表明顾忌“夷夏”身份未敢称皇帝之号,恰如石虎所言,“皇帝者盛德之号,非所敢当”[13]2998,但不奉晋室“无所降屈”,已自认皇帝之实[14],吕思勉对“天王”称号的评论可谓真知灼见。即便明确“天王”之意,却又无法说清石勒为何在短短七个月后由天王进号皇帝,这点便要从“以赵承金”入手,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解释。

如前所述,刘曜自称皇帝以前赵接续西晋,而石勒称“天王”后采纳任播的建议越过前赵,甚至可以直接说否认前赵法统继承者的地位,以接续西晋的姿态出现,但却与后赵自前赵国得玉玺而为正统互相矛盾(2)以玉玺证明自身正统所在是为十六国惯例,例如石虎在即位“大赵天王”后,就以获玉玺而示正统、天命在己,《晋书》载:“武乡长城徙人韩强获玄玉玺,方四寸七分,龟纽金文,诣邺献之。拜强骑都尉,复其一门。夔安等又劝进曰:‘臣等谨案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分之数以象七政,寸之纪以准四极。昊天成命,不可久违。辄下史官择吉日,具礼仪,谨昧死上皇帝尊号。’季龙下书曰:‘过相褒美,猥见推逼,览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兹议。今东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庆。’中书令王波上《玄玺颂》以美之。季龙以石弘时造此玺,强遇而献之。”此外,慕容儁诈称得玉玺而即地位之事,后文将述。《晋书·石季龙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765—2766页。,石勒自然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否则不会在建平元年即皇帝位后,“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5]2748-2749。以前朝旧京的占有宣称自己对汉晋的正统接续,而避开“夷夏大防”,以此诉诸对大一统的尊重与追求,石勒“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5]2749

魏晋之际,慕容部经过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的迁移过程后,最终占据辽西地区建立起前燕政权,其汉化色彩相比匈奴所建之前赵也更为浓厚[15]。与汉国提出的“复汉”不同,前燕为了寻求政权的合法性,举起“尊晋勤王”的旗号,但这并不代表慕容鲜卑没有称王建制的意图。慕容廆时期,“宋该等建议以廆立功一隅,勤诚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镇华夷,宜表请大将军、燕王之号。”[5]2842慕容廆认为自称燕王理所应当,但韩恒反驳“自群胡乘间,人婴荼毒,诸夏萧条,无复纲纪。……要君以求宠爵者,非为臣之义也。”[5]2843之后封抽等上书陶侃以求进慕容廆为燕王,陶侃将此书呈于晋成帝,但慕容廆没有能够等到燕王的封号就于咸和八年(333年)去世,去世前曾经任“车骑将军”[5]2811,晋成帝后追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5]2811终慕容廆一世,前燕仍困于华夷身份中,只得以“尊晋勤王”、尊晋立国为自身辩护,这点在慕容廆与高瞻的对话中得到明确体现,“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5]2813

慕容皝时,“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轻,宜称燕王”[5]2817,慕容皝也和他的父亲一样百般推辞,但最终还是在“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13]3013,并致书庾冰、庾翼以晋封自己为燕王,遂得“朝命”[5]2819。至慕容儁攻打邺城时,“是时燕鸟巢于儁正阳殿之西椒,生三雏,项上有竖毛;凡城献异鸟,五色成章。儁谓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称:‘燕鸟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椒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征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览之大悦。”[5]2833-2834这段文字记述的目的是要表示天人感应,有祥瑞以应天命,慕容儁“御四海”的时机到了。攻下邺城后,慕容儁又诈称玉玺由冉闵之妻所献,既有祥瑞以应天命、又得玉玺以顺民心,便于永和八年(552年)即皇帝位,“时晋使適至燕,俊谓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13]3131此条记载明确前燕“在正统观承继序列中承上启下,突出了五胡十六国的中国性问题”[16],慕容皝称燕王时仍遵循的是慕容廆所遗留下来尊晋立国,而称帝后自言“为中国所推”则明确少数民族亦可为帝王,而“鲜卑”的民族身份在慕容皝与慕容儁时期并未成为太大阻碍,从尊晋、请封至称帝的过程中鲜卑逐渐确立起自身的正统地位。

考察慕容鲜卑由“尊晋勤王”到“已为帝矣”的转变,可知慕容鲜卑再次解构华夷秩序,援引文王、大禹“东夷西戎”的身份将少数民族尽量从“夷夏大防”中解脱出来,从而使“夷夏”降为大一统的注脚,而不是成为少数民族称王建制的思想阻碍。虽然“华夷共祖”的思想在司马迁《史记》中已有形成[17],但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中率先揭橥此思想并在十六国混战时期于中原建立起政权当为慕容鲜卑。《晋书》载:“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5]2803慕容鲜卑未取刘渊攀附汉室后裔之故事,而是自认为是黄帝之后,既然鲜卑与汉人同为黄帝之后,那自然可位列正统。从政权时间与承继关系上来看,未尝不可说前燕开启了借以“华夷共祖”的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先河。

从汉国起至前秦统一北方前,少数民族政权在借助宗汉、尊晋等名号至自立为帝的过程,“夷狄可为君”的观念逐渐被接受,渐次冲破“夷夏”的藩篱,以“正统”为依据将少数民族纳入汉、魏、晋连续的大一统历史谱系。前秦作为氐族所建之政权,其虽统一北方,却因淝水之战迅速崩溃,但前秦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贡献不可否认。

苻坚在送吕光征使西域前,“坚送于建章宫,谓光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5]2914,苻坚欲以王化治理西域,苻坚对仁义、礼教推崇的自觉以及施以王化的特别嘱托,“正统”概念在据有地域的基础上添加了“道统”的内涵,即“以有道者为正”。此外,前秦灭代后,苻坚将拓跋什翼犍送往太学学习,“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坚尝之太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寿,何也?’”[5]2899这两段对话不仅将代国时期拓跋鲜卑的“荒俗”映衬出来,也可以看到前秦氐族对于文化修养、崇尚德治、以善存国的道德强调。

汉国虽是第一个提出“惟德所授”[5]2914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对正统性的论述更侧重于“复汉”,并未过多地以此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前秦统一北方后,以“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5]2914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的苻坚执意攻打东晋,“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刘禅岂非汉之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13]3304苻坚强调“德”的重要,其核心在于反驳“戎狄非正统”的观念,复归至“君子大居正”的“仁德”以抗衡汉人的正统观念,明确将“德政”纳入衡量正统标准之中[18],凡可推行德治,以德怀远就可入列正统,而且前秦先后灭前燕、代国、仇池国、前凉,据有长安、洛阳二都,统一北方,其在地域与德治上均有自称正统之资格。而苻坚执意伐晋的焦虑并不在于“文德怀远”缺乏依据,而是在于“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5]2933以及“混一六合”的“大一统”要求产生的危机感,而前者带给苻坚的危机感并未有后者之强烈。王猛死后,苻坚与苻宏言“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5]2933正暴露出“大一统”对前秦的要求与现实相抵牾。但淝水战败前秦败亡之迅速,使再度统一北方的重任落在了拓跋鲜卑身上,北魏继前秦后再次完成了北方地区的大一统,成为最终结束十六国混乱局面且直追汉晋、被纳入正史序列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在《魏书·序纪》中,魏收将鲜卑的民族源流上溯到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之子昌意是鲜卑的始祖,昌意的子孙“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19]1魏收《序纪》的目的是要强调“华夷共祖”,强调鲜卑和汉人都是黄帝的后裔,鲜卑建立的北魏是中国大一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仪式表达上继承了汉魏传统,天兴二年(399年),“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19]2734-2735虽其做法多受十六国旧制之影响,欲以表达正统的目的与十六国时期并无太大出入,但却通过二郊二丘格局“展现北魏郊祀制度设计的独特性,传达出与东晋争膺天命的明显姿态”[10]。

北魏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入列正统的借鉴与总结,既是对十六国之继承,又是对其之修正。经过从汉国至前秦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的追求,至北魏时与南方互相对峙,“华夷”身份已不再成为阻碍,通过各政权的铺垫,北魏已然取得中华正统王朝的地位,其不仅为隋唐的大一统国家出现进行着量的积累,更成为隋唐制度的直接缔造者之一[20]。

十六国时期作为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最初阶段,少数民族突破秦汉夷夏观对少数民族立国称帝的限制,由此开启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新局面,汉国、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北魏作为先行者,极大影响了后世少数民族政权建构自身正统地位的政治实践、判别标准以及表达形式,而这正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思想内涵的发展,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开放与包容,实应追溯至此时期。

二、入中国则中国:后唐、后晋、后汉正统地位与民族融合

五代十国是十六国之后又一政权更迭频繁、多个政权相互对峙的时期,欧阳修曾称“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21]188五代与十六国在历史面相上虽多有相似之处,但不尽相同:

第一,在时间上,五代十国仅持续半世纪之久,远远短于十六国时期。因此,中古史家多将其附于隋唐史后,是为唐末藩镇的继续发展,而辽宋史家又习惯将其作为宋朝建立的背景阐述,对后唐、后晋、后汉正统地位的研究不多。

第二,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称帝者繁多,至五代时期仅有沙陀突厥称帝。由于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无法定于一尊,为塑造自身合法性并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南朝政权竞争角逐正统地位,其对华夷等观点与实践的冲击更为明显,但至五代时期,统治北方的五个政权在军事、经济上占据绝对优势,且始终认为自身为正朔所在,从而表现为统治北方的五个政权间的竞争。[22]

第三,十六国时期“夷狄不可为君”的观点十分强大,而至五代时却并未包含多少华夷之辨的成分,所谓“夷狄”的形象在五代时期已十分模糊[23],沙陀突厥所建三朝所受到的阻力远未有十六国诸政权之强烈,且作为沙陀突厥政权第一朝的后唐在一开始就为汉族士人所接受与认同,完成了“入中国则中国”的历史性转化。

从史书记载来看,沙陀突厥内迁中原后,并非没有受到“华夷之辨”思想观念的阻碍,在李克用上奏唐昭宗的诉表中说道,“况臣父子二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荆楚,收凤阙,碎枭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臣之属籍,懿皇所赐;臣之师律,先帝所命。……且陛下阽危之秋,则奖臣为韩、彭、伊、霍;既安之後,骂臣曰戎、羯、蕃、夷。”[24]在朱温篡唐后,沙陀突厥以“中兴唐祚”自居,主动变“夷”为“汉”,最终确立起自身合法性地位,并在后唐建立之初就位居正统地位。

《新唐书》载:“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25]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年),朱邪赤心因平定庞勋之乱有功,被赐姓“李”,名“国昌”,这为李存勖“奉唐正朔”建立后唐埋下了伏笔,也使李存勖与其他政权并立时具备了天然的正统性。这不免使人想到刘渊的建国道路,刘渊宗汉与沙陀突厥奉唐虽有相似,但二者完全不同。从刘渊之弟刘雄的碑文来看,刘雄自云“孝宣帝玄孙。值王莽篡窃,远遁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26]这样的家世建构使得刘氏已然成为汉代皇帝的嫡系子孙,沙陀突厥并未以李唐皇帝的嫡系子孙自居,而是以唐朝皇帝叙联昭穆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以李唐宗室的身份再造后唐,二者有很大区别。同时,在汉国时期,刘聪就对公开怀疑其身份之人多有打击[7],而后唐并未受到任何怀疑,且“庄宗之开帝业,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图。故数君子者,或以书檄敏才,或以缙绅旧族,咸登贵仕”[27]812。士人对后唐的认同与拥戴是没有疑义的,故后唐李存勖灭梁复唐,得以位列正统也离不开自李克用以来奉唐正朔的正统化建构的努力。

在灭后梁之后,后唐占据中原地区一度实现了北方的统一,李存勖便于洛阳行郊天之礼,几乎完全延续了唐代的郊天礼制,同光二年(924年)正月“丙寅,帝亲赴明堂殿致斋。丁卯,朝飨于太微宫。戊辰,飨太庙,是日赴南郊。二月己巳朔,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毕,宰臣率百官就次称贺,还御五凤楼。”[27]428

同时,后唐之所以能位居正统,离不开对文治教化、仁政的提倡,这也是后世儒生奉后唐为正朔,反视后梁为僭伪的原因之一。《旧五代史》载,后唐明宗即位后,不仅多行仁政,裁撤宫人,“后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并停。分遣诸军就食近畿,以减馈送之劳。秋夏税子,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后祇纳正数,其省耗宜停。天下节度、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诸州杂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不得邀难商旅。”[27]495-496同时对儒家文化、科举制度亦多有复兴,天成三年(628年)崔协上奏:“‘请国子监每年祇置监生二百员,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满数为定。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又每年于二百人数内,不系时节,有投名者,先令学官考试,校其学业深浅,方议收补姓名。’敕:‘宜依。’”[28]以至于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后唐明宗多有称赞,“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21]66

石敬瑭借契丹之力灭后唐建立后晋,下诏令太常礼院:“德莫盛于继绝,礼莫重于奉先。庄宗立兴复之功,明宗垂光大之业,逮乎闵帝,实继本枝,然则丕绪洪源,皆尊唐室。继周者须崇后稷,嗣汉者必奉高皇,将启严祠,当崇茂典。宜立唐高祖、太宗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27]1918石敬瑭极力与后唐建立帝统与宗统的承继关系,将唐、后唐与自身视为连续性整体以此支撑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在石敬瑭死后,皇位由少帝石重贵所继,据石重贵墓志言,“王姓石氏,讳重贵,赵王勒之裔,晋高祖之嗣也。”[29]石重贵自言石勒之裔,与石敬瑭所言“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27]977相去甚远,石氏究竟是否为羯族因史料缺乏不易断定,学界也多认其为附会之说,但问题在于,同为出身“代北集团”的后晋[30][31]在顺利继承后唐的政治遗产后并无改弦易辙的必要。

综合来看,对石重贵攀附石勒的问题更应放置于石重贵欲称帝自立,以示自己为中原正统王朝的背景下理解,“晋遣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来谢,书称‘孙’,不称‘臣’,遣客省使乔荣让之。景延广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32]这自然激起了欲入主中原的耶律德光的愤怒,“契丹大怒,遣使来责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13]9243按此推测,自名“赵王勒之裔”其目的在于对辽去臣称孙以求博得自身政权的正统地位,并协调称帝后辽与后晋、后晋与后唐间的帝位嬗代问题。石勒为十六国前期以武力建政、由天王称帝的标志性人物,自然比辽的傀儡、“汉丞相”之地位高,依附契丹的后晋末帝石重贵需要寻找更好的阶梯。攀附石勒不仅再次验证五代时期“胡汉”“华夷”观念的淡化,而且原本出身于“五胡”的石勒被借为论证自身称帝正统性的依据,其称帝的故事也在此时被赋予新的内涵重新登场,被重整入中国历史的政治建构中。值得注意的是,石重贵伪造身世也并未动摇自身的正统地位,其中以“嗣兴唐祚”的南唐态度最为明显,在后晋被契丹所灭后,南唐有“是岁,契丹陷京师,中国无主”[21]771之感,可见后晋的正统地位并不需要怀疑。

后汉刘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21]99,但却“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皆不祧。”[21]102后唐、后晋亦不乏追尊前代皇帝之举,后唐“诏于晋阳立宗庙,以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圣皇帝、昭宗圣穆皇帝及懿祖以下为七庙。”[27]404追尊前代的意图是将自身纳入大一统历史统绪,而这恰是沙陀突厥三朝力图将自身整编入大一统历史的史实。

尽管沙陀突厥三朝国祚短促,后唐持续十四年,后晋不过十年,后汉仅有四年,却在民族融合方面有突出贡献,“沙陀族建立的后唐、后晋与后汉王朝,并未带来严重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反而历经摸爬滚打而促成了各民族的融汇。”[33]从后唐、后晋、后汉的入仕情况来看,吸纳了大量的汉族与其他民族士人,近乎占据三朝政权的全部:后唐36位大臣中有31位为汉人,少数民族3人;后晋123位大臣中113位汉人,10位少数民族;后汉32位大臣中有31位汉人。[34]从中不难看出,民族界限越来越模糊,最终与中原民族融为一体,难分彼此,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因此中国历史上未存在过纯粹汉人的王朝,也从未存在没有少数民族参与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时期,即便是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汉人王朝的宋朝亦有“鲜明的多民族构成之色彩”[35],而这种民族构成直接承续五代,只不过在辽宋对峙时期被宋人有意淡化或忽略罢了。

虽然后晋、后汉未能取得后唐时期的政绩,也未能在整体上改变与北方契丹、南方多个政权的对抗关系,但对沙陀突厥三朝历史贡献的认识必须放到唐末到宋初这一历史总体进程中来考察。唐末动乱摧毁了原本的社会秩序,沙陀突厥在此时打出延续唐祚的政治旗号,以期结束分裂战争,希望复归于大一统,为打破藩镇割据的局面,同时也为多民族国家再次走向大一统创造着条件,结束五代的任务虽未能由沙陀突厥完成,但沙陀突厥三朝为下一个大一统历史时期奠定了前期基础,其历史贡献是值得关注的。

三、结语

本文就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贡献研究展开讨论,意在说明:

第一,十六国与五代在封建史家叙述中多被称为“乱世”,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局部历史,难以说是整体的历史。各少数民族政权均将自己视为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并致力于实现“大一统”。“乱”是在自身实现“大一统”条件并不具备之下的割据争衡,其实是“大一统”之先声。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每个帝王都有接续大一统历史的举措,华夷、正统、德治作为大一统的标志在各政权的政治实践都有表现,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家故意把难以调和的正统观念转化为符合自身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其目的在于刻意塑造其自身为位列“大一统”历史谱系的正统王朝地位。

第二,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独有的国家形式与各民族共通的政治思想和思维模式,但讨论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历史发展的贡献不应大而化之,更不应拿元、清时期民族一统、疆域一统、施政一统的标准来套用其他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是要对具体时期中各少数民族政权展开具体分析,否则不仅会使大一统缺乏说服力,更会模糊其他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贡献。“华夷”“正统”一直是各少数民族政权论证自身在“大一统”历史谱系中所面临的政治思想障碍,即便是在被学界认为是“大一统”典范的元、清两朝依旧存在这样的问题。而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贡献正是在于其主动融入正统谱系、破除“夷夏”观念、强调“惟德所授”。也正是上述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努力,最终使中国历史走出秦汉“大一统”论述的局限,为中国疆域范围内各少数民族政权开拓了共同创造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实践道路。

第三,所谓“胡族国家”是以“胡汉”民族身份为名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分解,不仅与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历史发展道路相悖,更忽视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正统的重视与大一统的追求。翁独健曾提醒道,“中国历史是以王朝历史为中心的”[36],而不是以王朝建立者的民族身份为中心的,不能正视少数民族政权对于汇入大一统历史的自觉意识与积极努力,就很难理解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更无法理解中国古代多民族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

第四,“何为中国”讨论的兴起,其本质上是在中西有别的视域下讨论中国历史的发展问题,“大一统”概念再次得到重视与论证,正是因为以民族国家的理路难以解释“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形成,更带来了对“大一统”的质疑,而以汉、宋、明儒生的论述为准对标十六国与五代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基于陈腐的汉民族中心主义对“大一统”的片面僵化理解,未看到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华夷、正统等大一统关键要素的修正与丰富。从十六国、五代两段“大一统”历史中断时期重新思考大一统的有效性,可为讨论“何为中国”提供更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