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文化与历史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基础

崔应令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铸中国梦,这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推进的鲜明特征。”[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以及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2]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既是一个有其地域边界、权利边界的政治共同体,同时,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3]的历史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承认并包容多元和差异的政治一体、文化一体、历史一体。

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的结构关系、文化一体的内涵与意义以及铸牢的历史性和过程性三个方面的内涵达成共识,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基础。理清、阐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认知基础是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的前提,意义重大。具体来说,它需要追问三个问题:1.就社会结构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之间的结构关系是怎样的?2.就文化认同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认同层面体现出怎样的特点?要注意什么问题?3.从历史发展过程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过程中培育?在历史中发展?本文从结构、文化和历史三个方面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基础,并据此阐明如何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平等与融合:包容差异的开放共同体结构

关于中华民族的构成与来源,近代曾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熊十力为代表的“一元多流”说,即认为中华民族内各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在几千年的演变中,分成了不同的支干,但是追溯血统,还是一元的;另一种是“多元一体”论,即认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就是由多民族接触、融合而成,各民族通过贸易、迁徙、婚嫁以及冲突,交往不断加深,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血统等各方面不断融合,最终凝结而成中华民族。后者得到最多数人认同。而无论是哪一个主张都承认,在中华民族内部存在差异和多元,这是历史,也是现实。中华民族具有“多元混合性质”,内部是多元的,发展趋势是混合为一。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构成的关系并不是各民族之间的数量关系,而是要素性质上的结构性关系。其内部结构特点如下:

(一)中华民族结构性特征之一:“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4]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繁多复杂,同时并入中华民族的时间有先后不同、数量有多少区别,最终形成成员众多、语言多支系、文化类别多样,又最终归一的整体。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与一体的理解,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多元指的是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各有区别;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相互关联、补充、依存,有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体现为祖国的统一和内部团结。多元体现“对事物特异性的承认和强调”,一体“则是对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肯定”[5]。1993年,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予以解释指出:一体是指有一个凝聚的核心;多元的含义包括文化起源多地、生计方式和习俗多样,且很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成员众多,结构多元。他认为“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6]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是基本国情,也是社会共识。中华民族在国家层面具有“统一性、一体性”,在内部民族成分上具有“多样性、多元性”。[7]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和内涵可参照汉民族予以理解。汉民族本身也是差异、多元的存在。汉民族可以根据方言区分(客家人、平话人、闽福佬人等),也可以根据地域区分(如根据各省称呼),还可以根据城市区分或是风俗习惯区别(如疍民、广西的高山汉、贵州的屯堡人等)。其多元性由其起源的多元性、形成的多元性及发展的多元性决定。徐杰舜教授对此总结说:“汉民族这个雪球的‘一体’,是由许多大、小族群的‘多元’组成的”。[8]汉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不断吸收整合各种外来的元素,使其形成自身的一部分。在最终形成的整体里,汉民族内部各个族群之间有着相互联系,他们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认同和彼此依赖。中华民族在结构上正是内部多元区分又紧密联系,因其包容性、开放性,最终成为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有机整体。

(二)中华民族结构性特征之二:各民族平等

各民族平等是中华民族在结构上的第二个特征,其基本含义是内部各个民族无论人口数量多少、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在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即内部56个民族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存在地位等级之别。

关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平等思想早在近代就已经明确。1923年,各民族平等正式写进《中国国民党宣言》,该宣言明确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民族的自求解放,对外争取整体中华民族在世界中的平等地位;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9],对内争取所有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国民党在政党文件中明确中华民族不是哪一族的民族,而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是整个而不能分开,同时指出要建构中国自己的民族主义,即对外要保持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对内则要谋求各民族的平等自由发展,不允许内部民族之间的压迫和不平等。

各民族平等观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念中有更系统的阐述。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权益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理念,贯彻到其行动的方方面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同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给与他们充分的尊重、绝对的扶持和优越的对待。其主旨是用政策上的优先照顾努力实现各民族发展的平衡,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等减少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少数民族发展,从而实现了各民族真正的平等与相互尊重。这些政策和举措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作为结构要素在形式上和实质性的平等性,这是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结构位置上的应有之意。

(三)中华民族结构性特征之三:各民族命运相连

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第三个特征是关联性,即各民族荣辱与共、命运相连。其含义是内部各民族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原子,而是有交往、交流和交融,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家庭成员关系。从我国各民族居住情况来看,总体情况是“大杂居、小聚居”,互嵌和交流始终存在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扩大。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强调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0]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1]加强各民族之间联系性关系、促进“三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举措”[12],核心是民族之间的联系性。

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性和命运相连体现为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的整体性,也即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融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社会上密切交往、情感上相互亲近”[13]。推动民族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和融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方向,因为交往和互相影响正是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关系的重要特点。

二、标识与重点:语言相通与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一个政治议题,更是一个文化课题,因为认同本身“包含特殊的语言、情感与象征符号”[14]。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除了政治一体、经济互帮外,语言、文化在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与情感上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一种认同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文化上表现出来。文化认同是心理认同、意识认同的根本所在,也是最深层次认同,是各民族团结与和睦的根本。有了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才真正有了根基。

文化认同的最高层次是民族认同意识、共同的民族感情和道义,也就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思想与心理感受。同时,这种文化认同还包括对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疆域版图、全国利益一体的认同,以及对共同历史和文化价值理念的认同。要实现真正的文化认同,需要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欣赏,互相学习,交流借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主旋律”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如何在文化上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的语言文字和民族精神建设是根基。因为语言相通与文化认同可以看作是共同体意识的标志,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与方法。

(一)语言文字统一:文化认同的社会和历史基础

共同的语言,首先是为了信息的交流,其目的是帮助各民族跨越沟通的鸿沟,促成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最终促进各自的发展,这与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自己民族风格的习俗、文学等并不冲突。中华民族文字的统一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一过程随着王朝边界的不断拓展而扩大,在满清晚期,与新修“中国历史”(包括满、蒙、汉各族在内的历史)一致,“国语”运动兴起,统一语言也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语言文字的通用是文化认同必备的内容。在20世纪40年代,芮逸夫将中华民族的“共相”一体的原因归结为主体文化包容力极强的优势及“文字的统一”,并认为要用这一优越的文化、统一的文字普及各族,使得“同声之应”“同气之求”“同文之便”,并最终达成自主自愿的向心一体。[15]共同的语言文字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民众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意义重大。在民族地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它能有效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与交融,能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也正是我国宪法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导和优先地位,并确立相关部门推广普通话宪法责任的背景。语言文字的统一,正是一体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

(二)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理论自觉:文化认同的重要推动力量

文化认同建立的根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性,即历史上各族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域,产生广泛而深入的经济、政治、社会、血缘等各方面的交流和联系,进而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熏陶,这是中华民族“自在”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其二是社会性,即这种联系同时也是当前的社会现实,且还在继续发展,这依赖于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在甲午战后经戊戌变法逐渐到来,这与国家挫败之际,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觉醒有关。正是在外族欺辱之际,无数志士仁人无比清醒地认识到身为五千年文化铸造之中国,正在遭受苦难。面对民族危难,无数先辈自觉探索并建立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学者和思想家在思想上的觉醒和理论上的自觉促使这些理念逐渐系统化。他们明确指出在中国谈民族应该倡导整体的中华民族,民族的核心要义虽然在同地、同血统、同文字和风俗,但对于国境大而内部民族众多者,文字、习俗为代表的文化认同和文明类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文化认同能促使各民族的团结和联结。在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理论自觉中,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小高潮,其背景正是抗战爆发,民族危亡,学者们自觉展开思考。汪少伦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融合而成,形成了共同的自然、文化、利害、价值和心灵。[16]显然,价值、心灵等都指向共同的精神层面。陈子怡在《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一文中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性”,即共同文化。[17]萧一山在《中华民族问题》一文中强调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在历史中的流传,在政治上的结合,从精神和心理上阐明共同体意识根基。[18]顾颉刚更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同时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作为民族的中华民族核心指标是文化(生活方式)、历史与民族意识/精神(情绪);中华民族除了血缘上的混合,文化上也是混合的;中华民族的内涵在特定历史时期(比如抗战时期)尤其以民族情绪为重,因为“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不同的人们团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19],这是对文化和意识共通性的强调。

显然,共有的文化内涵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当前这一文化不仅包括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优秀的外来文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20]45,“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6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的民族政策的自我革新,正是无数学者不断调研、思考、理论反思推动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同样离不开学者和思想家们的理论自觉和学术推动力。学术上的理论支撑正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思想领域的认识,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被铸牢的基础,是中国历史政治遗产,也是可凭借的手段。

(三)全国文化和地方文化:认同的层次性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不等于习俗和信仰的一致。因为这一文化认同是全国性的,而习俗和信仰可以是地方性的。文化认同坚持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经济制度、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教育系统、共同的语言文字等,同时尊重并承认治理形式、经济模式、习俗、信仰的差异和多元。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共同的文化精神,即由政治、教育等塑造出的共同的民族意识及其团结一心的情绪和情感,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一体,指的是文化超越种族、民族界限,让内部各群体真正形成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这一全国性的文化认同包括各民族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以国家认同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以及世界华人“祖国”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中华文化既是共同体的灵魂,也是一个学术概念,是一种文化实践[21],同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整合机制所在[22]。

1997年,费孝通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提到:中华民族是包括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这56个民族相互依存,是统一而绝不分割的整体;这一共同的民族认同意识,是认同的最高层次;这是一种56个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同时他指出,高层次的认同并不取代和排斥低层次的认同,各个民族可以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次一级的“文化集团”是次一级的文化,56个民族有其各民族文化特征和要素,这些地方或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保持其多元性,但需确定其从属于更高一级的统一文化认同。[23]

如何在直面内部民族文化多元现实的同时,谋求超越传统族群血缘认同、地域认同、信仰认同,建立各民族不断融合、又密切联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以解决文化认同的多样性与一体性,处理好政治认同一体性与政治治理多样性的复杂关系,使得整体文化一体与整体政治一体互相促进,多元民族文化与多元治理方式相互支持,以及多元与一体可能存在的矛盾,这是近代并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至今也仍需进一步探索。

三、发展与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维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经历一个过程,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加强和实现。因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自然发展的规律,当然,思想意识和制度建设能改变其发展变化的速度。

(一)文化认同的历史性发展:共同体培育的过程性原因之一

对传统中国而言,礼教、儒学是其文化认同的根本,如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24]这里的中国即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天下”、社稷。

文化认同在和平时期表现为自在的演进,而在外族侵略或伤害之际,则表现为在“反抗”中求“建设”。傅斯年在日本占领东北后曾说:“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中国之彻底腐败,非借机锻炼一下子不可的。譬如打铁,钢是打出来的。以局势论,这是中国人挺起身子来做人的机会,以力效论这是我们这老大国民再造的机会。”[25]近代中国的“民族”概念的应用,包括了历史文化层面的共同性,还引入了共同体成员平等的国民和公民政治身份的内涵并将其并置于基础性地位,这使得近代学人或政治人在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时,同时包含了人类学意义上对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包容与尊重,和政治学意义上同属于国民、公民身份的内部平等又一体的强调。前者看到了多元性,后者是对整体一体身份的强调。此外,近代西方思想也改变了传统中国的“文化”观与“文明”观,在西方“竞争”、“尚武”、强调物质生活享受的影响下,中华文化危机意识不断涌现,并最终影响后来者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

对共同文化的界定,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张闻天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入提高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水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其对真理的具体性的强调,是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主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26]他明确指出新文化扎根民族文化的特点,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先行性。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革命文化不断重新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给古老的中华民族注入新的元素和力量。

今天我们所认同的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各民族共同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积极有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前者代表着历史的演化,后者代表了主动的建构。这进一步说明共同的文化认同是历史性变化的,在过程中逐渐演变、发展和形成,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是过程性的原因之一。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演进性:共同体培育的过程性原因之二

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样经历了历史的演变,是在不断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中逐渐形成,这一过程是在历史中逐渐完成的。

首先是华夏诸民族的形成。从部族到民族的形成时期,各民族在不同的地域发展。商周在黄河流域发展,楚和越在长江流域崛起。之后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融合不断深化,边界逐渐消失,并由秦人、齐人、楚人、赵人、燕人等族群构成华夏民族。随后汉民族形成和进一步融合发展,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华夏民族同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及部分蛮、俚、僚、傒等族群,完成人口和族群结构的扩大;到了宋辽夏金之时,又进一步同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融合,族群结构再一次扩大性变化。在此之后,经历元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华民族最终形成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大家庭。

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而其特点是内部多元而复杂,同时又在文化、政治、法律上高度认同,是具有民族凝聚力的“和而不同”的整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也是民族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有冲突、磨合,但更有整合和团结、民族融合的过程。只有在疆域内各民族有了不可分割的统一基础,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由民族自觉,最终才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

在近代以前,除了历史文化认同已经确立之外,传统政治治理模式也得到了继承发展,各个大一统王朝统治的核心思想得以延续,统治的疆域或扩大或缩小,但中心地域基本不变,这使得内部各民族“因之不断融合壮大,反复结为一体和联通一气的治理圈之政治趋同与认同特征”[27]。到晚清时期,中华民族意识初步形成,并在抗战中逐渐解决了团结对外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一强烈的“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在抗战中被激发并转化为全民族自觉。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重视多元,对少数民族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关注,在抗战时期团结各族同胞共同抗日起到了重大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进一步把模糊的内部差异逐渐厘清、分门别类。民族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得到强化,借此,各民族群体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权利得到了极大的保障。但也出现个别地区、个别人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减弱,甚至出现质疑或分裂中华民族一体的消极后果,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带来挑战。[28]而解决上述问题,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重要前提和意义所在。平等尊重各民族的差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各民族的共同性、关系性为重点,也是“用一体凝聚多元”[29]战略的目标之所在。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而将经历一个不断培育、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有的历史维度。

四、制度、文化与精神意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包容性、自觉性与过程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需要制度建设。这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出发得出的结论:首先,多元一体、要素平等、有机联系、整合一起的结构,需要制度支撑与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保障性政策正是多元要素的保证。当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调则是对“一体”的制度性安排,制度建设是多元一体结构的根本保证,其核心要义是增强内部民族的平等性、包容性以及一体结构的整体性和开放性。

实践无止境,则理论与制度的创新无止境,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坚持系统观念是其要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建设与创新要坚持上下一体、东西协作、部门联合、统筹安排。上下一体,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同自下而上的经验总结和路径探索相结合,实现上下信息相通,政策能真正落实又符合基层现实;东西协作,是东西跨地区协作,在强化各民族经济联系的同时,加强民族文化交融,推动各民族空间互嵌、情感互连;部门联合,是多部门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积极作为而联合行动,坚决制止阻碍和破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做法,转变相关思想和心理。制度建设需要统筹计划,多机构配合,从教育、宣传、法律等各个方面协调安排,共同促进。

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要真正的一体文化建设,唯有共同的文化才能真正塑造共同的认同意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充分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和感染力,文化选择是人心的选择、也是“大浪淘沙”的历史选择。这需要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沟通交流的基础,也需要理论界、学术界真正形成理论共识而自觉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一体建设要坚持各民族互鉴、古今互鉴、中外互鉴。一体的共同文化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重视各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充分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除此之外,还要吸收优秀的海外文化和人类智慧为我们所用,在开放和包容中创造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一体文化,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的关键。

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共同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先秦开始中华民族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并不断壮大发展,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逐渐觉醒。这一形成过程的典型特色是先在特定区域形成若干民族汇聚地和核心,然后才是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把不同的民族吸入进来,并被其他民族界定。这种融合与演进的过程,像是水的波纹,一起一伏,最终在统合过程中,混合的成分不断增多,中华民族也经由努力而真正雄伟起来。只有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华民族。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 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30],这一要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使命也同样适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性需要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有信心、耐心和灵活性。信心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信念而不动摇,不照搬任何模式,坚定自己的道路,面对具体事情遭遇挫折或阻挠而绝不灰心;耐心是从思想意识层面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复杂性,能用心培育、慢慢积累经验,耐心建设而不武断急躁,用温火慢炖的恒心和毅力做好工作;灵活性是需要充分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性和阶段性,充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扎实做好每一步工作,稳步前行,不简单化、片面化、教条化、一刀切,能区别情况、因地制宜,特事特办,用千百种方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需要坚持制度建设上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统筹性,文化建设上民族文化、古今文化及中外文化互鉴与包容,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长期性和过程性,用坚定的信心、足够的耐心和充分的灵活性,真正从认知层面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