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究

孙源苹

（辽宁大学 哲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从人类诞生，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不断进化，人类数量增长、智力提升，无数充满智慧的人类构成了滚滚向前的历史，出现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局面，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呢？究竟是精神力量，还是物质力量，还是实现二者统一的人类自身呢？

一、古代历史观

1.中国古代的历史观

中国古代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与反封建的斗争中主要形成了三种历史观，即天命史观、圣人史观和民众史观。

天命史观，认为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是由上天决定的，普通百姓只能遵从天命的安排，而不能逆改天命。天命史观反映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科学发展受限，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程度不深，形成了对自然、上天的盲目崇拜。统治者正是借用天命，控制人们的思想，使民众生活在神权和王权的双重阴影之下。在这种史观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受到束缚，阻碍了人类对自然的进一步探索，导致历史前进的动力不足，历史发展较为缓慢。

圣人史观，主要是儒家学者提出的，儒家注重先天教育，并倡导以圣贤为模范的历史理念，其主要目标在于突显其在社会大众中的示范效应。儒家对“圣人”的解释主要有：《易·乾·文言》：“圣人作而万物睹。”这里强调“圣”在社会中的典范作用，以及它在影响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孟子·尽心下》：“圣人，百世之师也。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伟大的君子以其无穷的智慧和慈悲心，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们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充满了希望和光明。这种史观也被称为英雄史观，诚然，圣人作为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这过分拔高了圣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含有盲目崇拜的迷信色彩。

民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对王朝兴衰和历史进步的重要作用。早在西周，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在《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中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将民众的意愿与天意挂起钩来；荀子在《荀子·王制篇》中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君民舟水论，国家要长治久安，历史要发展进步，就必须依靠人民，人民是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这种历史观与马克思提出的群众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天命史观和圣人史观这两种史观虽然在当时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和人们的广泛认可，但都存在局限性和一定的迷信色彩，没有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两种历史观逐渐被人们摒弃。民众史观背后虽然隐含着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但其本身的合理性在历史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并随着历史向前发展，不断得到改造，重要性得到彰显。

2.希腊古代的历史观

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针对世界的本原和发展动力展开了激烈的探讨，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物质，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

古希腊人认为人类要想认识自己就必须先认识自然界，于是便开始了对自然界的探索。古希腊的哲学家相信，世界是由具体的物质形态构建的，例如，泰勒斯提出水本原、赫拉克利特提出火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1]万物的运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有序进行的，这种规律是指比例关系在数量上的体现。

古希腊哲学家们怀疑传统的宗教解释，开始自己去探索自然的奥秘，自主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但自然主义者将世界发展的动力归之于自然，忽视了人的地位和作用，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近代历史观

1.维柯的天意论

由于维柯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他只能通过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反神学的观点。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的历史是对欲望的写照，如《圣经》中记录的亚当夏娃的故事，他们偷吃禁果，创造了人类，这无疑是对上帝的反叛；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包含着对自然的征服，如开山挖矿、围湖造田……人类创造历史的同时，人类的肉体也在和自然做着抗争，人类的自由意志也在和上帝做着无声的斗争。

维柯虽然承认人可以创造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虽然每个人的实践活动都受个人的自由意志支配，但历史往往不是每个人活动的简单相加，那到底是什么推动历史发展的呢？在他看来，是人性的“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将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而人性的“恶”贯穿这三个时代始终。因此，维柯认为：“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三种邪恶品质：残暴、贪婪和权势欲。”[2]霍布斯也认为：“人类欲望的目的不是在一顷间享受一次就完了，而是要永远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3]正是人类对于私欲的追求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步，人类放纵自己的私欲，追求新鲜、完美的事物，由此推动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人类历史也不断进步。由此可见，维柯是从人的邪恶品质出发，认识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总的来说，维柯的天意论受到历史环境影响，并未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外衣，但其中一些反宗教神学的思想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他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思想，对后来的康德和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康德的目的论

在关于历史发展的问题上，康德认为历史是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进的，这个目标既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人的意志，而是自然界设定的。与维柯一样，康德的这种观点也是在神学统治下提出的，也是对神学隐晦的反叛。在人类生活实践中，一切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在农业中，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在工业中，如何生产机械、如何使用机械，这些都是在规律支配下实现的。以此类推，历史的发展也应该按照一定规律前进，这个规律便是大自然的计划。“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4]2

康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状态。”[4]15人的历史的实现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人或多或少地受到自然的支配，在自然设定的轨道上前行，最终实现自然设定的目标；同时，人类自身具有理性和反叛精神，试图脱离自然，摆脱自然的束缚，历史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向前发展的。

在关于历史动力问题上，康德认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中的两个基本性质，由此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恶的本性使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斗争，促进历史的进步，形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的恶性是历史进步的推动力，它可以成为实现善的桥梁，而历史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善，这一过程也正是由恶转变为善的过程。康德在维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不仅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而且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善。

康德的哲学被看作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前的铺垫，黑格尔哲学对“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3.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黑格尔认为，理性统治着世界，而具有理性的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而是人类。因此，他主张历史进步的动力来自人本身，人们对于利益的“恶劣的情欲”是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人类欲望的开启和满足构成了历史本身。

纵观人类历史，它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才得以实现。人类想要生存下去，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便肆意发动战争，残害异族；人类想要拥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食物，便肆意开垦，破坏自然；人类为了发展经济，便毁林开山，填海造陆……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我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快捷和便利，欲望也不断得到满足，历史的每一次进步正是在欲望的形成—满足—再形成—再满足这一过程中实现的，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人类的历史也永远滚滚向前。

恩格斯曾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5]新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来实现的，这一过程中就包含着对旧事物的背叛，一种新观点的出现就必然会推翻旧观点，每一种新事物、新观点的出现都打破了人们对事物的原有认识，是对原有认识的反叛，是“恶”的。

黑格尔对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既是对维柯和康德观点的总结、升华，又为马克思进一步研究历史发展动力提供了思路。

4.马克思主义历史动力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历史合力论的思想，认为历史发展不是单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和社会不断接触，积蓄力量，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资料；与社会交互的过程中，与他人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凭借这种社会关系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人在获得了这些力量之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自然、社会，甚至是其他个体，使其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这种力量就是社会发展的最初动力。在阶级社会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生产关系被统治阶级人为控制，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变化，二者便会产生矛盾，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阶级斗争就会出现，人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颠覆旧的政权，创建新的政权。阶级斗争推翻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历史合力论从历史主体的角度出发，指出历史不是单个人的意志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历史发展中虽然经济起决定作用，但不否认其他因素的影响，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是现实中的人实践的结果，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者这一观点，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置于至高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人类解放的过程，更是历史的进程。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而革命、改革等手段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实践中创造着历史，所以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合力论。

三、现代历史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论述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总的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对立的派别：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

科学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柯亨的技术决定论。他认为科学技术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从现代社会来看，这种观点具有很强的合理性，我们追求便利、舒适，便发明了一件件科技产品，电子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ET 工业大脑等科技时代的产物不断问世。柯亨认为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历史的进步就是科技的进步，每一项科技成果的问世都是历史的一次进步。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在铆足劲发展科技，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社会中有立足之地，必须掌握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只有掌握科学技术才会有话语权、主动权。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不断进入大众的视野，在长期的训练中，人类赋予他们语言、动作，甚至情感，人工智能有一天会不会代替人类，甚至统治人类、毁灭人类，这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真的取代了人类，那人类历史还会存在吗？到时候我们还会说是科技推动人类历史进步吗？

人本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论，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变革，尤其是在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历史的进步就是实践逐渐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要服从并服务于社会实践，这种观点在当代中国比较流行。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生活本身，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进步，最终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

这两种观点都只突出强调了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方面，科学主义过分强调了生产力中科学技术的作用，后者突出强调了生产关系，强调生产关系中的人类交往，二者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四、结语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从古至今历代哲学家研究的课题。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哲学家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答案。古代的哲学家普遍关注神和自然，大多忽视了人的价值和作用；近代以来的哲学家，都突出强调了人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普遍认为人性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邪恶欲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近代哲学家观点的总结和升华，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提出历史合力论这一观点，是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一个比较完备的回答。西方的哲学家又对马克思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