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直肠癌患者益处发现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刘红彦,叶铖林,张秀伟,吕小英,金培英,李春

(1湖州师范学院护理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2湖州市中心医院护理部,浙江 湖州313000)

癌症是一类全球性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的数据[1],2020年185个国家(地区)共新增癌症病例1 930万例,其中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达10%。2022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2]显示:我国每年结直肠癌新发病例达592232例,约为美国的7倍。结直肠癌具有易复发、易转移的特点[3],部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并产生负性情绪[4,5]。近年来有研究发现,个体在遭遇癌症等创伤性事件时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心理变化,心理学将这一现象定义为益处发现(benefit finding,BF)[6];研究表明,益处发现对结直肠癌患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7]。本文就结直肠癌患者益处发现的内涵和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为肿瘤科医护人员提供参考。

1 益处发现的内涵与表现

1983年,Taylor[8]将益处发现定义为个体面对癌症等威胁性事件时在认知和行为上采取的积极适应策略。之后也有学者在不同学科之间给出不同的解释,但其核心都是个体在逆境中发现积极或有益的一面。关于结直肠癌患者益处发现的表现,国外研究[9]报告了一些积极变化的改变,如与他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更加欣赏生活,明确生活优先事项,增加信心以及对他人的更多同情。我国研究也有类似发现[10],即肠癌患者在克服疾病本身的困苦之后从中引发积极的调整与改变,在生理、心理和社会上获得益处。

2 益处发现的评估

目前,结直肠癌患者没有专门的量性评估工具,Weaver等[11]修订了普适性癌症患者益处发现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BFS);我国学者评估患者时采用的是由刘谆谆等[12]对该量表进行跨文化调适后的汉语版本,共包含6个维度22个条目,后续研究中该量表应用于包含肠癌在内的混合癌症患者中,信效度良好[13]。

3 结直肠癌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

3.1 社会人口学因素

3.1.1 性别与年龄 性别与心理体验的研究结论是女性比男性更易产生情绪变化。德国开展了一项调查[14],共有6 952例癌症长期幸存者参与,结果显示拥有中高度益处发现水平的患者中,占比最高的是60岁以下的女性结直肠癌患者。关于年龄和益处发现的关系,不同时期的研究结果不一样,而近年纳入多项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年龄与益处发现呈反比关系,即年龄越大,益处发现水平反而越低[15]。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人在信息化时代更易获得医疗资源,而老年人由于自身生理机能的退化和出行不便给就医带来困扰,致使获益感较低。

3.1.2 婚姻状况和家庭关系 结直肠癌已婚者在益处发现各维度的得分均明显高于未婚、离异、丧偶者[16]。与此结论类似的是张成帅[17]关于结直肠癌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独自生活的患者较与配偶一起生活的患者其自我感受负担水平更高,但是与同子女生活的分组患者相比,其负担水平无差异,说明来自配偶的照顾、关爱和对治疗的支持有益于减少肠癌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从而促进益处发现。贾磊等[18]的质性研究发现:家庭关系的好坏也会影响患者益处发现的体验,即家庭生活的摩擦会导致患者心理情绪波动,而亲人的关爱和支持可以使患者坚定自己战胜疾病的信心。因此医护人员可以为其家庭照顾者进行健康指导,尤其是配偶,让其理解情绪对于疾病康复的重要性,给予患者积极心理体验。

3.1.3 家庭经济水平和医疗保险 医疗经济负担会加重患者心理负担[19],因此癌症患者的益处发现需要一定经济基础作为保障。经济状况好的患者以及高额度医保支付费用的患者,会在病情诊断后不需要为医疗费担心,在治疗时少一些顾虑。纪妙音[16]的研究表明,患者的经济收入越高,益处发现的水平也相应越高;该研究还发现,在不同医疗保险组别中结直肠癌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也有差异,其中以职工医疗保险者得分最高、居民医疗保险者得分次之、新农合医疗保险者得分最低,即家庭经济收入的高低和医保报销比例能否覆盖医疗费用也直接影响到患者益处发现的水平。因此,减轻经济负担的举措有益于促进结直肠癌患者益处发现。

3.1.4 受教育程度 调查发现,大肠癌患者的教育水平与益处发现呈负相关,即教育水平较高的患者益处发现水平反而较低[20]。Rinaldis等[21]对1757例肠癌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受教育时间在12年以下的患者,其益处发现的水平更高,主要表现在个人成长和人际关系的增长方面。诊断为结直肠癌后,在职患者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会有所调整[18],这个过程中影响较大的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可能的原因是这类人群在健康状态下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但患癌后其职业状态和发展前景也受到负面影响,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益处发现的水平并不高。

3.2 心理因素

3.2.1 自尊心 在诊断为结直肠癌后,外科手术是治疗的基础[22],部分患者存在术后留置肠造口的现象。研究表明,造口早期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较低[23],究其原因为肠造口患者在早期阶段要经历疾病本身的痛苦、排便排气不受控制、身体形象改变,致使自尊心受损。因此医护人员在面对术后肠造口患者时应多关注其情绪变化,鼓励患者积极接受治疗。

3.2.2 个人气质 有学者对结直肠癌化疗期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时也对个人的气质类型进行了分组,结果是多血-黏液质患者得分最高,胆汁-多血质患者得分次之,胆汁-黏液质患者得分第三,而抑郁质患者、胆汁-抑郁质患者和黏液-抑郁质患者得分较低[10]。这表明性格外向、善于交际的人比内向、多愁善感的人有更高的益处发现水平,针对这一特点,医护人员在为患者治疗护理的过程中需要善于观察其言行举止,对于不善言谈的患者要主动交流,鼓励患者和亲属以及在病友之间进行人际互动。

3.3 疾病和治疗相关因素

3.3.1 癌症时期与病情预后 诊断时间可能是患者益处发现体验的关键因素,患者的痛苦程度在癌症诊断的2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较高,因为患者经历了创伤和痛苦后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18]。诊断为癌症5年后,几乎所有结直肠癌幸存者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过益处发现,其中约一半为中至高水平,这是对生命的欣赏和接受[20]。而结直肠癌患者5年生存率只有20%[24],且术后复发以及病灶转移都会影响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调查发现,有过癌症复发经历的患者比没有复发或转移的患者表现出更低水平的益处发现,即癌症的复发会削弱患者的益处发现[14]。通过访谈还发现,病情是影响益处发现体验的主要影响因素,疾病预期较好,益处发现体验也较多[10]。徐雯菁等[25]质性研究显示,大部分晚期癌症患者都经历了因恐惧死亡而产生焦虑与痛苦的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因此,医护人员应给予患者积极的健康教育,告知其诊疗规划并遵医嘱治疗,按时评估病情,预防癌症复发和转移。

3.3.2 化疗时的症状 贾磊[10]的研究表明大肠癌化疗期患者至少体验到中等水平的益处发现,与Jansen等[20]的研究一致,但是,化疗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会给患者带来身体的痛苦和心理的创伤,致使患者对用药比较消极,减弱其益处发现体验。此外,化疗次数越多的患者,其益处发现的水平反而越低[17],分析原因可能与化疗患者普遍存在脱发、消化道反应等症状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舒适感,进而影响患者情绪体验。因此,从事化疗的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关注患者的临床指标,也要关注治疗副作用带来的心理感受,及时判断患者益处发现的表现,引导患者从不同的视角去寻找疾病的积极影响。

3.4 应对方式

王品等[26]将个体应对疾病等创伤事件的方式分为面对、回避和屈服进行研究,结论是相较于回避和屈服,“面对”的方式更易产生益处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当地的患者应对癌症时的方式也有所不一样。刘亮等[27]以传统文化背景探讨了结直肠癌患者的积极心理体验,西方国家的患者更多的是转变生活的态度,及时行乐;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含蓄、委婉的交流,患者不善于在他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情绪,促使其形成封闭式内环。因此医护人员应主动和结直肠癌患者进行交流,鼓励其倾诉内心的想法,指导患者在应对疾病时多采取积极面对的方式,以乐观的态度参与治疗和康复。

3.5 社会支持

近年来国内外多项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水平呈正相关,即患者的社会支持度越高,其感知到的益处越多[28,29]。当患者受到严重疾病的创伤时,他们需要家庭、卫生保健和社会提供主观的爱和护理的感受[30],如家庭成员的密切陪伴、临床医师的积极态度以及来自社会群体的关注和便捷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感受到爱和关怀,从而建立起不屈不挠的心理自我保护,产生益处发现。

综上,结直肠癌患者益处发现的水平与多种因素相关。家庭关系越好、经济水平和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其益处发现的水平也相应地越高,而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化疗次数与益处发现呈负相关;此外,个人心理因素、应对方式和疾病治疗时的症状也影响着患者益处发现水平的波动。今后的研究可结合叙事探究的方法深度获取益处发现的经验,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在治疗和护理该类患者时应主动评估患者益处发现的水平,根据自身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给予患者积极的引导,使其在治疗过程中拥有积极心理体验,促进益处发现,进而改善患者生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