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逻辑理路与现实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笔谈

徐奉臻

胡兵

邓宏兵

邹建军

陈廷湘

刘迅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及特点

徐奉臻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和汇聚民力的强大支撑。2023 年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而且还有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基本、更深沉和更持久的精神力量。基于“守正—创新” “契合—结合”“适应—协调”和“包容—互鉴”四个角度，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及其特点，是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环节。

一 、“守正—创新”的文化思想

“守正—创新”的文化观，展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特质，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守正”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只有“守正”才能确保党与国家始终“不迷失方向”和“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只有“创新”才能确保党和国家始终“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在习近平的话语体系中，守正创新有两个维度：

其一，宏观上的守正创新。此层面的守正创新，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性战略和总体性布局，具有统领性和整体性。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坚持”和“三个不动摇”，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就是宏观上的“守正”。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就是宏观上的“创新”。

其二，微观上的守正创新。此层面的守正创新，立足于不同的领域，具有针对性和具体性。2023 年6 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基于文化角度所阐释的守正创新，就是微观层面的守正创新。在习近平看来，文化上的“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上的“创新”，就是在“四个坚持”的基础上推进文化建设，并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推出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和新形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体系化和学理化的思想体系。如果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的母系统，那么，“两个巩固”“九个坚持”“两个结合”“十四个强调”和“七个着力”等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子系统，包括文化定位、文化使命、文化价值、文化立场、文化共识、文化意识、文化需求、文化创新、文化导向、文化传播、文化融通、文化整合、文化保护、文化自信、文化制度、文化领导权、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等各文化要素，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子系统。这些系统的形成及其相互作用，既是守正创新的产物，又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继续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实践遵循。

二、 “契合—结合”的文化思想

“契合—结合”的文化观，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机制。“契合—结合”的文化思想，以“契合”为前提和基础，以“结合”为诉求和目标。“契合”与“结合”的双极，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契合”的基础上所实现的“结合”，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又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科学的方法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和“亲仁善邻”十个层面，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高度契合”之处，揭示了生发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两个文化系统能够结合的底层逻辑。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还将生物学与文化学相联系，创新性地提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并指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又并非“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又并非“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既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又折射出“第二个结合”的运行机理，即在“契合”的基础上实现“结合”。并且，这种结合不是机械的“拼盘”，也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通过发生质变的深刻的“化学反应”而实现的有机结合。其有机性体现在：经过“第二个结合”之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变成“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两者形成的文化合力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提供了不断前行的动力。

三、 “适应—协调”的文化思想

“适应—协调”的文化观，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要求。文化是历史与时代的辩证统一，“适应—协调”的文化思想，特指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体现了习近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中，“适应”的文化思想的逻辑框架，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协调”的文化思想的逻辑框架，在“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践行习近平的“适应—协调”的文化思想，就是要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与现代化，并由此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潜藏的变迁力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走向当代和未来，浸润在新时代鲜活的伟大社会变迁中，既成为当代激荡的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又为新时代的伟大社会变迁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历史和实践表明，当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失衡，即文化发展滞后于社会变迁的时候，就会导致社会变迁的失调、中断或夭折，这也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均功败垂成的主要原因。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启动后，有识之士才真正意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用旧文化造就的旧人不能有效掌握和运用新的器物文明和新的制度文明，因此需要从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上实现“全人格的觉醒”。马克思主义被历史和人民选择后，不仅造就了能够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人——中国共产党人，而且还使中国的文化发展逐渐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变迁需要，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毛泽东所言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的新局面。改革开放新时期启动后，尤其是历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将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不仅形成了将“文化建设”与“强国建设”相协调的新理念，而且确立了以文化建设引领强国建设的社会变迁的新路径。

四、 “包容—互鉴”的文化思想

“包容—互鉴”的文化观，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外交取向。文化具有多元性、本土性和差异性，“包容—互鉴”的文化思想体现习近平对非本土文化的认知取向，以及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汲取异质文化和异域文化的理性态度。

“文化”既复杂又多维，基于不同的角度审视文化，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结论。从文化的类型看，有中华文化，也有西方文化；有儒释道文化，也有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等。从文化的生成看，不同的文化生发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并且其各自具有自己的生成机理、认知基础和价值取向。从文化的特点看，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仅各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也都兼具精华与糟粕。从文化的交流看，习近平将“世界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进”视为“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仅将马可·波罗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而且将敦煌文化称为“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其所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正是由于不同文化的“汇聚和交融”，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从文化的走向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和赓续发展。

与西方文化所具有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和征服性不同，习近平所倡导的“包容”的文化思想，其所凸显的文化主基调是“亦此亦彼”，即《礼记·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习近平所倡导的“互鉴”的文化思想，其所凸显的文化主基调是：东西方各国既各自珍惜和维护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精华，也充分承认和尊重异质文化和异域文化。只有将“不忘本来”和“吸收外来”辩证统一，只有用“亦此亦彼”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学习的理念去置换“非此即彼”的排斥性或取代性的思维方式并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认识自己和社会，才能让人类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由此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综观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横通中外、纵贯古今，而且将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体现了“体”与“用”彼此贯通的显著特点。具体而言，在“体”的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举旗定向，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往哪走”和“走到哪”的重大问题；在“用”的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谋篇布局，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谁领走”和“如何走”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标和定盘星，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行动令和路线图。在新时代的社会实践中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以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新文化支撑与引领中国的社会变迁，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要环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徐奉臻，女，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经济理论与思政教改研究会会长。

以“四个对标”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重逻辑”

胡兵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于2023 年10 月7 日至8 日在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决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之高，文化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分量之重。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其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各高校要以“四个对标”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重逻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一、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责任对标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逻辑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

从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吸纳了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因子，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横向的空间维度对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发展领域和方位进行了部署和指导，是巩固和扩大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法宝，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石；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对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发展创新经验进行了丰富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做好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要以“大历史观+宽视野”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厚重历史根基和重大历史意义。

结合高校实际来看，高校必须深刻认识其担负的职责使命，强化政治担当，勇于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把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时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落实好“四个服务”，坚决做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旗帜鲜明讲政治，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

二、以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对标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逻辑

“文者，贯道之器也。”

从价值逻辑来看，思想和价值观念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指导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以文化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以文化之魂凝聚价值共识、以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规定性，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审美追求，传播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让中华文化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结合成都理工大学的实际来看，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为重点，继承地矿行业“三光荣 四特别”精神，丰富和完善成都理工大学“攀登”精神的文化内涵，构建好具有成都理工大学特色的文化育人体系，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全方位构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格局。

三、以巩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为使命担当对标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想逻辑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从理想逻辑来看，在民族性上，伟大梦想需要伟大精神作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目标，离不开国家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安全，离不开民族精神的独立与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与理想信念。习近平文化思想流淌着旗帜鲜明的精神血脉，连通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脉，一同与民族国脉紧密交织，是振奋全民族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精气神的精神纽带。在世界性上，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贯穿着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天下情怀与坦诚的大国担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指引，强调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追求的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理想信念层面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气派和世界目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发展的新境界，完善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体系。

结合高校实际来看，要强化学生党建工作创新，以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探索学生党建进社区、思政进社区、学术进社区的新模式，把学生社区建成铸魂育人、学业精进、生活服务等一体化、多功能的育人平台，以更严格标准推进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和人才保证。

四、以改革创新的实干精神对标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逻辑

“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

从实践逻辑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宣传文化思想工作要在提炼、转化、融合上下功夫，让收藏在馆所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成为化人载道的丰厚资源，让人民在底蕴深厚的经典作品中、在参观名胜古迹的亲身体验中了解中华文化变迁，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汲取中华文化精髓，让中华文化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时代之先声、社会之先风、智慧之先河，唱响了新时代恢宏的主旋律，抒写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实践，抒写着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结合成都理工大学的实际来看，一方面，要做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勇于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式，引导师生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另一方面，更要挖掘整合好高校文化资源，打造高校文化育人品牌。重点通过强化思想认识，夯实文化育人保障机制；挖掘文化资源，打造校史剧，做好宣传片，推广校歌，做好科普活动，推进校园文化标识建设工作，绘声绘色讲好成都理工大学故事，构建好具有成都理工大学特色的文化育人体系，自觉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到学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作者简介：胡兵，男，教授，成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度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邓宏兵

2023 年10 月，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举措无论是在党的理论创新方面，还是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均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精髓与本质，对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度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与本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论断，这些观点和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发展方面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扩展与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理论层面系统性地总结了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文化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站在新的起点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立足新时代中国基本国情与文化建设需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始终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立场，始终坚持党对文化事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任何时期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理论表达,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实质上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理念最鲜明的特色，奠定了党领导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绝对基础。

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发展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特征，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的理论内核。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逻辑缜密，其科学性体现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创新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体现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党领导新时代文化事业开展的过程中，始终以人民的文化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实际落脚点，为更好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而不懈努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性体现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其中既有对文化发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又有对文化工作的布局与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性体现在坚持理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为新时代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践在不断发展，理论将不断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将不断得以丰富。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作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深入学习与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新时代新征程，开展文旅工作必须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根本行动指南并自觉贯彻落实，提供更具中国气质、中国内涵、中国力量的产品与服务。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彰显着民族自信与民族力量；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还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念是实践的先导，因此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文化层面的最新成果，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怎样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文化强国的建设成果和中华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体现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上，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及蓬勃发展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时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新时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围绕新的文化使命来推进，必须始终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根本遵循。

三、深度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深入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文化事业与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化和旅游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

（一）自然生态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并驾齐驱

生态既包含自然生态，也包含文化生态，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抓住乡村旅游兴起的时机，把资源变资产，实践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些精神道明了新发展理念下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既要保护文化生态，又要保护自然生态。一方面，务必坚定文化自信，文化生态保护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树立文化遗产系统保护观，既要关注文物古迹的实物本身，又要关注其背后的时代人文底蕴。统筹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考古发掘研究，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挖掘文化价值，实现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产业的社会功能，增进民生福祉。另一方面，把握绿色转型新机遇，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实现生态修复项目和旅游开发项目的有机结合，合理利用生态资源，鼓励生态旅游新业态发展。从生态资本化角度出发建立新的文旅发展模式，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试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释放生态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抓住政策机遇，盘活存量生态资源，依托废弃矿山、古旧村落等，对接市场需求、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整治修复生态环境，同时统筹建设配套设施，推动文旅产业发展。

（二）全方位、多抓手助力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彰显了文旅融合的重要性和时代必然性。在工业化后期，人们已不满足于单一的物质需求，人民主要诉求转变为更高层级的精神文明需求，对文旅产业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唯有面向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度，提供更优质的文旅产品与服务，才能提升文旅产业关键核心竞争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释放文旅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潜能。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需要立足本地发展特色与文化资源禀赋。创新商业模式，培育彰显本地特色、弘扬本地文化的文旅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入挖掘文化底蕴，将地域文化符号融入旅游产品当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发展胜势。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需要金融服务的增势赋能。金融服务是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和加速器，引入“金融活水”是盘活文旅资源的关键手段。应加强金融机构与文旅企业的协同联动，畅通金融服务与文旅项目的对接渠道。把握文旅产业的运营特性，多渠道加大信贷支持、多维度增强资金保障，进一步加大开发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优质文旅项目孵化落地。探索适应文旅产业发展特性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执行、可推广的合作模式。

（三）从全域视角出发实现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发挥文旅产业的辐射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由点及面，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将推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他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又将反过来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发挥文旅产业的辐射作用需要构建以全域视角为基础的新型发展模式。全域视角的文化旅游发展模式可以充分发掘地区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地区内相关产业资源，延长文旅产业链条，增加文旅产品的附加价值。同时，优化文化旅游服务供给，增加文化旅游产业消费链，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消费结构全面发展。

大力实施数字化战略，构建数字文旅高地，对接新兴技术，培育新型文旅业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和趋势，当前，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和培育数字化文旅产业是大势所趋。各地应加快大数据、5G、物联网等技术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具体包括借助自媒体流量优势，加大景区宣传力度；构建智慧文旅平台，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创新开发文旅产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质量，提高游客满意度等。

作者简介：邓宏兵，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功能论”

邹建军

习近平总书记2014 年10 月15 日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年，但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主要讲了以下五个问题：第一是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第二是讲作家和艺术家要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第三是讲作家和艺术家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第四是讲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第五是讲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里，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准确和科学地阐述了他对文艺的看法、对文艺的认识和对中国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揭示了文艺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功能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他认为文艺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功能的相关论述，一共有三十条，其中第3 条、第4 条、第22 条、第26 条、第27 条，都是关于文艺是中华文化精神载体的论述。他所说的“文艺”包括文学和艺术。文艺是中华文化精神重要载体的观点，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和艺术而言，是一种更加准确和科学的论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也有精华，哪些东西是精华、哪些东西是糟粕，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地辨识，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的研究。从文学和艺术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传统诗词、诸子散文、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基本上都是精华的部分。中华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念，都存在于文学和艺术作品里面，而不是存在其他方面的文化领域。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华文化的传统与精神，就可以直接从文学和艺术方面进行阅读，因为中华文化精神就集中体现在这里，体现在作家和艺术家的创造里面，体现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些经典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中。

第二个维度，他认为文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最接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复兴是必不可少的，而文学和艺术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文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就是要求我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要以自己优秀的作品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历史使命鼓劲和加油，让全体人民都受到伟大的时代精神的鼓舞，从而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作家和艺术家是要以文学和艺术的方式，而不是以政治口号或者空洞理论的东西。可见他对文学和艺术功能的认识的站位是很高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虽然也很重要，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也很关键，作为塑造人的精神和民族品格的重要方式而存在的文学艺术如果不能与时代同步发展，其意义与价值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第三个维度，他认为文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外国的学者、外国的读者要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要认识当今的中国社会形态，要认识古代的中国社会形态，要认识中国优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以及中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文艺就是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外国人读中国的一首诗，读中国的一篇散文，外国人看一幅中国的油画，或者观一幅中国的花鸟画，就可以直接直观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感知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传统。先是需要交流，才可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文学和艺术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而充分地实现中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让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个维度，他认为文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方式。这种认识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认识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说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文艺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方式。人民群众要追求物质生活，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人类和动植物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社会有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而在动物界和植物界是没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文艺功能的认识方面，没有再去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强调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并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这就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要得到保障和发展，就需要作家和艺术家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让人民群众有书可读，有作品可以欣赏，才可以让生活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光明。

第五个维度，他认为文艺是党的所有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党的工作是多种多样的，有经济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科技工作，但是文学和艺术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方面。作家、艺术家只要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服务于党的整个工作，服务于整个国家的伟大事业，就可以得到高度认可与极大的鼓励。文学和艺术都有自己的规律，有自己的特殊性，我们只有尊重与敬重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才有可能自由地进行创作，优秀的作品才会一批一批地被创作出来，才可以推动整个国家文学和艺术事业的发展。

第六个维度，他强调了文艺批评的重要性。他说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并且任何时候不可能缺少这样的“镜子”。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是不是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一个作家的作品写得好不好，一位诗人的作品写得好不好，并不是由自己说了算，而是要由批评家说了算。文艺评论家要用镜子来照一照这些作品，到底是优秀作品还是不是优秀作品，要有自己的审美判断，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要有自己的学术判断。文艺评论家与文艺创作者要保持距离，与作品也要有距离，要有全面的历史眼光和独到的艺术眼光，因为这是一项特别专业的重要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功能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上六个维度，是非常准确、独到、全面、科学的。同时，他的文艺功能论，还具有以下六个特点：一是视野非常开阔。在他的眼中既有中国文学，也有外国文学；既有古代文学，也有当代文学；既有文学，也有艺术。说明他对于文学艺术的了解与认识是全面的、整体的。二是胸怀天下。他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上来考虑文艺的问题。胸怀天下，说明他的关心与关注不仅只是涉及中国，还涉及外国。三是站位高远。他不完全是站在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同时也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文学家的角度，来考虑文学和艺术所有的问题。四是指导性强。虽然过了十年，但主要的观点与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许多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并且有的问题反反复复，有的还越来越严重。五是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发表对文艺的认识，显得情真意切。在这篇文献中，他在四个地方结合了自己的经历，当年在延安时的感受、在青年时代下乡的感受、多次到国外访问时候的感受，以及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接触到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鲜明的经验性认识。他在讲话中列举了大量的作家和作品来论述自己对文学和艺术的认识。六是见解独到而深刻。他对文艺功能的论述是特别独到而深刻的，并且也相当地准确、全面与科学。整个讲话所讲的都是具体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每一条都是有来历的，每一点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他的出发点是讲问题，而不是讲理论，所以从第一个问题到第五个问题，每一部分都是针对文化现象与文学现象，对于我们的工作与文学艺术的创作，都是真知灼见。

六个维度和六个特点，是笔者对这篇讲话中“文艺功能论”的简要概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出发点、主要目标和所贯穿的精神，是站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来讨论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问题，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并且构成了一个系统；有着自己深厚的来历与明确的指向。所谓来历，指的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所谓指向，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执政党的重要工作、人民群众的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作者简介：邹建军，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副会长。

发扬光大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陈廷湘

近来，众多学者全面阐论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见解。这次，应邀出席《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又听了几位专家讲论学习的全面认知。笔者因杂务太多，未能全面研究，只能就如何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两个问题谈一点粗浅之见。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系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这个伟大的文化体系从广义上讲覆盖中国的一切历史存在，从狭义上看，即仅从精神和观念层面看，中华传统文化包括人的修身养性之道、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国家治理基本原则、国际相处之道等，还含有一个特色十分鲜明的哲学体系。这个古老的文化体系历经五千年发展，从未中断，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精神家园，决定着中华民族成员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行为方式。中国的历史无疑是继承中国文化精神的全体民族成员所创造，而中国的具体实际也由继承中华文化的全体民族成员的生存活动所构成。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显然是更为根本的结合。两个结合密不可分，但两个结合的基础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文化自然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但这不是单向决定关系，社会现实产生观念文化后，观念文化的反作用很大程度上会产生对社会现实的主导作用，形成互动关系。狭义的中华传统文化最初无疑是中华民族存在的客观环境产生的，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经历代先贤的不断阐扬与倡导，中华文化便逐步形成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心理习惯，成为左右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

这里举一个实例加以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决定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是与俄国革命差异很大的革命方式。中国革命所处的这个具体环境是如何产生的，历史学界已有很多讨论，提出了地理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等，但都很难成为定论。历史研究涉及发生论的问题都很难有定论，中国如何形成农业国的历史问题尽管很难说清楚，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长期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重农也就成为一种文化观念。正如吴玉章所说，中国古代“稍有才智能读书识字者”都是“坐而论道，不治生产的智识阶级”。 他们“鄙薄物质文明，专究精神文明，自居于绅士地位，企图攫得一点金钱作为财产资本而坐吃利息”。因此，地主既“不能积累资本，也无从发展技术”，吴玉章的分析抓住了关键。“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观念之一，在这种精神支配下，才智之士便将“耕读传家”作为优良传统加以保守与传承，只求守住以土地为载体的家业不败，远大目标则是孜孜攻读，以图功名。因此，“受人鄙视”的“高利贷业者”一旦转化为“土地所有者”，就会“受人尊敬”，因为他们通过这一转化就成了“耕读传家”的高贵“绅粮”。在这种文化精神主导下，土地财产就更不可能转化出新的经济形态，以农为本的文化精神就注定了中国以农为本的社会实际。这种实际一直持续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持续几千年的农耕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参加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实际上就是以切合千百万农民安土重迁，视土地为命根这一牢固文化心理的策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在理论上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直起着根本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的守正创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的守正创新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这里只谈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守正创新之间也存在互为表里的关系。很显然，不能守正就不能创新，不能创新也无法守正，只能在创新中守正，在守正中创新，但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首先必须守正。而要守住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必须首先辨识何为中华文化之正，或者说必须首先辨明何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合理因素，也就是人们常言之文化精华。且辨明后还必须解决如何能守正和如何发扬光大文化精华的问题。但是，在现实中，随着历史演进，中华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和合理因素尚存在被消解的情况。这里也只举一例说明。中国传统主流儒家文化有中庸之道。《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德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这一思想有当时的时代局限，但其中也有合理因素。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说人的情感未表现出来时，只存在一个“天下之大本”，即天下之最高本体，也即人存在的最高原则。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说：“孔丘以‘礼’作为‘中’的具体规定。这也就是以‘中’为‘礼’的理论根据。”所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是说当人的情感表达出来时，所有行为都合乎天下之大本，即都合乎天下之最高原则，就称之为和。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说达到中和，天地万物就能各归其位，秩序井然，一派和谐。而能秩序井然，社会和谐，人和万物就都能得到很好休养生息、成长发育。如果剔除当时的局限性因素，如以周礼为最高原则等，其基本思想逻辑与今天的依法治国显然具有某种相似。但是，在几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一合理因素却未能守住，人们大多将中庸之道理解为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先进也不落后，走中间道路；或理解为遇事不坚持原则，不偏不倚，取调和主义立场。其实不偏不倚是指思想行为不偏离原则，是强调坚持原则，而非不讲原则，一味调和。显然，我们今天尚需要不断发掘诸如中庸之道中人的行为必须以最高原则为准的一类合理因素，守住此正，以为今用。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守正，即坚守其合理因素，同时更需要创新。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能守住精华，且能不断创新的文化体系。有学界同仁认为，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都是流动于过去、现在，并且永远指向未来的文化体系。任何文化传统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都必然要不断有为地、能动地纳入新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必然要不断剔除不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旧因素。中华文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在长期演进历程中，也必然不断有为地纳入新因素，同时不断摒弃不合理的旧因素。否则，它就不可能有延续几千年的生命力。近代以来，这个纳入新因素和摒弃旧因素的过程显然加速了。其中最重要的能动性吸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吸纳马克思主义是能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也是能动的。中华文化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有为性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切合中国人民在数千年传承的文化中养成的心理习惯和基本价值取向，才有可能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并在中国人民大众中得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能动性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传统文化合理因素的弘扬，同时剔除中华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旧因素。

纳入和剔除都是个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有为结合的过程本身是永无止境的，同时，中华文化还必须不断能动地纳入世界各种合理的文化因素。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华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也必然不断创生合理的新因素，中华文化必须不断纳入世界各种新文化因素，自身才会不断产生新的生命力。同时，中华文化摒弃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旧因素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毕竟形成于传统社会，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产生于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其中的许多文化观念，诸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都带有封建时代的具体内容。就说忠孝仁爱之忠，在封建时代首先是忠君，其仁爱则是等级化的。冯友兰指出，儒家主张仁爱，但“爱有差等”“轻重厚薄”“这是用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墨家尽管批评儒家的“爱有差等”，但也“不可能超越这个界限”。这就是说，中华传统主流文化的忠孝仁爱观尽管有合理因素，但也含有封建时代的糟粕，而这些糟粕与一切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显然相矛盾。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就必须剔除这些不合理因素。但是，无数的事实表明，要在实际行动中剔除等级观念，真正做到一切为广大人民谋幸福却不是轻易做得到的，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得到的。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弘扬其优秀成分，剔除其不合理因素都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过程。只有每个人都用行动促进中华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持久动力。

作者简介：陈廷湘，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

刘迅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党所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着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舆论宣传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党对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绝对领导，促进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加强了新闻舆论法治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得以大幅提升；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其工作局面和发展态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更加统一，人心更加凝聚；在文化建设方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回顾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的新时代奋斗历程，总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历史性成就的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深刻论述，再到近期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无不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和国际风云变幻的时代交汇点上对世界文明发展大势的恢宏把握和深邃思考，以及对于我们党在新时代领导文化建设方面的光辉实践的正确指引和创新发展，由此而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更是引领我们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学懂弄通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理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政治性、科学性、系统性。

首先，要担当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尤其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注重落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切实贯彻“七个着力”和“两个不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同时，将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提升到国家战略和政治站位的高度，以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守文化传统，坚定文化认同，推进文化创新。

其次，要切实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并以此为指引全面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科学意义，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之光，必然成为指导我们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特别是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民族大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战略考量。因此，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高度重视和切实贯彻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性的要求，其中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属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这为提高我们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理论支撑，这既是时代的必然选择，更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次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并纳入一个系统进行管理和研究，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系统性深刻思考和光辉实践。由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相互的依存关系，因此，党中央将其纳入同一个系统加以运行和管理。宣传是手段，思想是引领，文化是根基。如果说思想决定了我们宣传的价值导向和科学指引的话，那么，文化则彰显了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由此便使我们的宣传工作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坚守了民族的文化立场。而这一切对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具有无可置疑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刘迅，男，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