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回医简》看汉晋医经的编撰

柳长华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75)

1 经学的时代

中国的经书与经学，从孔子删定六经开始。删定六经，是汉人说法，汉人把《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种文献称为六经，并视其为孔子所整理。汉文帝时初置一经博士，武帝时增为五经博士。医学之有经，来源于“五经”。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1]。”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2年)，初置五经博士。后来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孟、梁丘、京四博士；《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博士；《诗》立鲁、齐、韩三博士；《礼》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严彭祖、颜安乐二博士；共为十四，各以家法教授学生。虽立十四博士，未立学官者恐不止于此。按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中称各家皆有争立博士之事。

中医的书籍，西汉始为之结集。文帝时已有《脉书》上下经，至西汉末期，所传者有“黄帝内外经、扁鹊内外经、白氏内外经”三家，皆不立博士。按《汉书·艺文志》六艺各有其经，诸子中有《黄帝四经》，兵与诗赋无经，数术有《山海经》，方技有《黄帝内外经》《扁鹊内外经》《白氏内外经》《旁篇》。可见医经之由来尚矣。今人读汉人的书，除了识字之外，必须要了解汉代书籍编撰的方法。汉代以前的书多单篇别行，医乃王官之一守，故私门无著述。《周礼》称“医师掌医之政令”，如果有书的话，也应该由医师掌管。中医有“书”，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其中记载了汉文帝十三年，有人告仓公“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被拘系至长安问罪。廷尉奉诏问仓公：“故太仓长臣意，方技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而对。”竟然一口气问了七个问题，首先问有没有书。然而，所问有没有书，恐非泛泛之书。

《扁鹊仓公传》记载的25个案子，今人视其为“医案”，其实乃是诉状。仓公的回答中，凡诊皆有所借(依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脉法》，又称《脉书》。有书为依据，仓公得以脱罪，知《脉书》竟关乎仓公的性命。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仓公跟随公乘阳庆学习，“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司马迁的记载或许是可信的，这里说的《脉书》上、下经，是见之于文献对“医经”最早的记载。与“五经”一样，医学也有了“经”。十几年后，仓公教授学生，所传的书就有《五诊》《经脉高下》《奇络结》《论俞所居》《上下出入邪正逆顺》《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和齐汤法》《奇咳》《四时应阴阳重》等十几种了。其中，《脉书》上、下经是最重要的。仓公传授了这么多的书，后世传下来了吗？幸运的是，成都考古发现了仓公的书，整理过后，方知古书能够保存下来实在不易。有的亡佚了，有的部分亡佚了，有的“书亡而实未亡”，有的以“传”的方式保存下来了。

2 李柱国校医书而医经立

汉成帝时，诏命刘向领衔整理国家的图书，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将整理后的图书分为六大类，包括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方技，即医学，由侍医李柱国专官典守。李柱国既负责整理医书，序言也应该是他写的。按《方技略·序》称：“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论其书”即整理编次之义。李柱国编定“方技”一类，用的竟然是仓公传下来的书，可见李柱国与仓公之学有着甚深之关系。

《方技略》作为汉代六大学问之一，包括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这是西汉时对整个医学的分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有黄帝、扁鹊之《脉书》和《脉书》上、下经，李柱国应是在此基础上编定为“医经”，并排在了第一位。按最近出土的《天回医简》，其中《脉书·上经》是讲气之通天的，《脉书·下经》是讲疾病变化的，都是讲理论的书，这一类的书称为医经。附属于医经的称为经方，房中和神仙，虽不入列医经，然都是统于医经，医经的地位不可轻视。

医经又分《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共一百七十五卷。按一卷即一种算，数量相当可观。刘向等校书的原则是“以人类书”，虽分黄帝、扁鹊和白氏，只是传授医经的经师们表明其学问的来源而已，其内容则是相互重复的。医经七家的本质都是“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的理论文献。换句话说，都是在生命认知基础上诊病、决死生、指导针石汤熨与调和诸药为和剂的理论。

3 《脉书》上、下经的编撰

3.1 发现最早的医经

2012年冬，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发掘了四座汉墓，墓葬的年代在景武之际。其中三号墓出土了近千枚医简，整理后得八种医书。最初，负责考古发掘的学者发现墓的形制与之前徐州发现的汉墓十分接近，墓中出土的耳杯上发现写有“弓”字，刘翔宇、谢涛考证弓姓起源于鲁国[2]，这与整理者一开始判断这些简书应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仓公所学和所传之医书相关的想法不谋而合。后续的整理研究中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判断，这在出土文献中是十分难得的。三号墓的年代大致在景武之际，仓公是文景时期的人，千里迢迢，是何人、何因缘由齐入蜀？今不能详考。

既然知道这些医简源于仓公淳于意所传，读其书，欲知其人。2015年秋，携诸生赴山东临淄探访仓公遗迹，未果，经泰安朋友指引，旋至泰安，竟意外发现了仓公大墓。此墓属泰安市文物保护项目，得以完好保存。今环绕大墓有三个自然村落，称上淳于、下淳于、中淳于。淳于意一生跟随济北王时间居多，这里应当是他的封地，由此受到村民们的保护。有趣的是，当地的居民竟不知淳于意为何人，世代相传称此大墓为“救女坟”，是因为“缇萦救父”的孝行，至为感人而口口相传之故。

西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淳于意五十五岁。齐孝王刘将闾入朝，淳于意很荣耀地从之长安，为安陵坂里公乘项处等诊病。今“天回医简”《和剂汤法》中有仓公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安陵坂里公乘项处”的记载。安阳属汉中郡，安陵属太常郡，在长安周边，由此可见仓公之医名。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淳于意七十一岁，司马迁生于龙门。西汉景帝后元元年至三年(公元前143- 前141年)，淳于意七十三至七十五岁，殁。文翁(公元前187- 前110)，汉景帝后期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由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于齐鲁。元始四年(公元4年)，平帝诏建祠于石室(即现在的成都文翁石室旧址)，以祀文翁。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太史公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其中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

公元9年，王莾称帝，公元23年，刘歆因谋诛王莽，事泄自杀。李柱国为了避难，潜回家乡，隐姓埋名，垂钓于涪水之滨，常为人治病，时人称“涪翁”。涪翁著有《针经》和《诊脉法》，传授给了一个叫程高的学生，程高隐而不仕。程高又传授给了盐亭人郭玉，郭玉成为名医以后，汉和帝召他入宫任太医丞。郭玉高明的医术，就像上古的岐伯一样，至今在四川盐亭一带有祭祀岐伯的风俗。今绵阳博物馆藏汉涪翁像赞：西汉中微，名贤放逐；有一老父，不知何出；钓隐涪江，针经著录；弟子程高，并传郭玉；矫矫清风，依依乔木；曰汉涪翁，千秋尸祝。

从扁鹊(秦越人)、公乘阳庆、仓公，到天回墓主，再到涪翁李柱国、程高、郭玉；从《脉书》上、下经，到黄帝、扁鹊、白氏之内、外经；再到涪翁、程高、郭玉传《针经》《诊脉法》；之后是《素问》，最后是王叔和编撰的《脉经》，所传者皆为“医经”。

3.2 《脉书·上经》

《脉书》是今所见最早的医经，文献可考最早传《脉书》的是公乘阳庆，承前启后并发扬光大的是仓公淳于意。至李柱国分黄帝、扁鹊、白氏三家之经为内、外。内、外之义，是否对应《脉书》的上、下经，尚待详考。这种分类的方法，东汉以后没有延续下来。《脉书·上经》经整理后得到五十余支简，全部是残断的。西汉以前的各种学问都是官守的，都是后人编撰前人之作，所以，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题名。整理者对《脉书·上经》的命名，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记载，一是《素问·病能论》所说“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3]。据此，再对照简书的内容而定。

《脉书·上经》见存六处“敝昔曰”，其他简书中未见。大概因为是上古圣人的语录，遂称“上经”的缘故。《脉书·上经》第一支简文说：“敝昔曰：人有九窍、五藏、十二节，皆朝于气。”这是全书的纲领，也是制作“髹漆经脉人像”的主要思想依据。每一处“敝昔曰”都是一个段落的起首语，每个段落的主旨都有所侧重。六处“敝昔曰”主旨如下：“敝昔曰”一：呼吸与脉动的关系；“敝昔曰”二：心为识病之主；“敝昔曰”三：色脉之关系；“敝昔曰”四：察色脉知病之深浅；“敝昔曰”五：察色脉以决死生；“敝昔曰”六：相目之阴阳以决死生。所以称《脉书》，其义本以经脉为疾病分类之生命基础，据此认识疾病、诊断和治疗疾病；所以称《上经》者，因所述色脉通天之理，是重要的理论典籍。

3.3 《脉书·下经》

与《上经》相对的是《下经》。《素问·病能论》：“《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如果不是这次的考古发现，《病能论》中的说法仍然不明白。紧接着《上经》言疾病变化的规律，可见是羽翼《上经》的。令人吃惊的是，《脉书·下经》中的疾病变化竟分为二大类，这是我们一直不知道的事。这样的一种分类，正好应了我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三世医学”问题(参见《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第二辑)。

第一类以病证分类：风(33)、厥(7)、痿(3)、癃(5)、痹(5)、穨、疝(3)、女子病(19)、狐(12)、水(11)、胀(8)、伤中(6)、瘕(21)、寒中、带(2)、偳(3)、马尤(7)、金伤(11)、瘅(28)。共19种，186证。第二类以经脉分类：顺序为足太阳脉、中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太阴脉、足少阴脉、足厥阴脉、手太阳脉、手少阳脉、手阳明脉、臂太阴脉、臂少阴脉、心主之脉。十二脉疾病后论“相脉之过”。相脉之过后论间别脉的病证与灸法，依次为：间别太阴脉、间别少阴脉、间别齿脉、间别臂阳脉、间别臂阴脉、间别肉理脉、间别赞、间别迎脉、间别足太阴、足太阳络、足阳明脉支者。

医学首先关注的是疾病，进而关注疾病分类、诊断和治疗，反过来推求生命现象。看一下后出的《黄帝内经》就清楚了。什么是“病之变化”？简文中说：“凡风之始产也，皆有大分，至其变化，则无常方矣。凡病久则变化，化则通，通则难辨也。”怎么才能掌握其变化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说：“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故乃别百病以异之。有数者能异之，无数者同之。”《脉法》即《脉书》，学习了《脉法》，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数”的医生。按“三世医学”的划分来看，《脉书·下经》包含了汤液医学和经脉医学的疾病系统，导引医学的疾病系统尚待梳理。既然称为“医学”，应当是理论与实践兼备的。《脉书·上经》是经脉医学的理论基础，汤液医学的理论基础尚未明晰，导引医学的理论基础可见《素问》的前十几篇中。

4 《针经》的编撰

《针经》之名，初见于《后汉书·郭玉传》：“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涪翁乃东汉初人，涪翁是其号，真实人物恐为李柱国。汉成帝时，领衔校医书，所著《针经》是否为其校书时所有，已不可详考。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有《脉书》上、下经，是以知《天回医简》在前，司马迁记录在后。成都天回汉墓出土的《天回医简》中有《脉书》上、下经、《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犮理》《刺数》，都是色脉诊与针刺的内容，涪翁所著之《针经》《诊脉法》，大致不出此类。

《素问》之名，初见于《伤寒杂病论·序》，称“撰用《素问》《九卷》”。张仲景“撰用”了《素问》评热病、热论中的三阴三阳这种认识疾病的方法，对伤寒病进行分类，进一步统领诸方。这样算来，《素问》的出现较《针经》相差了近二百年。赖雪瑜“《黄帝内经》正文训诂研究”一文统计了《素问》《难经》所引“经言”，大多出于《灵枢》。以致于有廖平的“《灵枢》为经，《素问》为传”之说。《素问·八正神明论》：“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视《针经》为上古之经。《灵枢·九针十二原》：“先立《针经》，愿闻其情。歧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此借用黄帝之语，欲以“微针”取代毒药和砭石，于是，重新编排了《针经》，始于一而终于九，编为九篇之数，故又称《九针》。《外揣篇》又说：“夫《九针》者，始于一而终于九。”说的都是一个意思。《禁服篇》说：“细子得受业，通于《九针》六十篇。”《九针》九篇涨成了六十篇。《素问·离合真邪论》又说：“余闻《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尽通其意矣。”最初编的《针经》只有九篇，随着经师们的说解，内容逐渐增益，篇章叠加，直到九九“八十一”篇这个吉祥的数为止。

刘向领衔校书，分中国的学问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医学乃中国的六大学问之一。李柱国校医书分医经为一大类，是医学原本有理论而已。然彼时五经皆立学官，医经虽有黄帝、扁鹊、白氏三家，然未立学官。如果《针经》《诊脉法》出涪翁、李柱国之手，那么，退回到其校书之时，恐已有此二书，其内容当源于今出土之《天回医简》中的《脉书》上、下经。按已发现的西汉医书的形制，一卷即一种书，《针经》与《诊脉法》二卷而已，且不再分篇。《脉书·上经》是西汉时最重要的经典，见存的内容有：五藏通天、五色通天、诊损至脉、诊五藏病脉、色脉诊等；其次是《脉书·下经》，见存的内容有：病之变化、十二经脉循行与病候、相脉之过、间别脉。这些应是古《针经》的主要内容。我曾撰文提出《黄帝内经》乃传训诂之作[4]。《灵枢》八十一篇，《素问》因其晚出，八十一篇之数，一直到南宋时，还在凑八十一篇之数，其间竟不知出多少经师之手。《针经》被编为九篇，是哪九篇呢？这个问题已难以详考。按传世的《灵枢经》，其前面的九篇，其篇名下依次有“法天、法地、法人、法时、法音、法律、法星、法风、法野”的题注。此虽非原《针经》之九篇，但也保留了《针经》九篇之大意。中国的各种学问，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简帛，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可见传世古籍的内容，由来皆尚矣。某一时被编撰成册，则可视为成书之时间。

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林亿，整理《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大概是“《针经》三卷，最出远古”的原因，其名称与《素问》不同，除了唐以后定名为《灵枢》之外，之前还有《九卷》《九墟》《九灵》之名，但总未离开“九”字。

5 《素问》的编撰

《素问》之名初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照此来看，《素问》的出现较《针经》晚了近二百年。汉代的书，大多不题书名，也不题撰者。《史记·仓公传》所见医书之名，要皆质朴。两汉时期，传医经者有公乘阳庆、淳于意、天回墓主、李柱国、程高、郭玉一脉相承，不见《素问》一书。为什么称《素问》？北宋林亿校《素问》说：“所以名《素问》之义，全元起有说云：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元起虽有此解，义未甚明。按《干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苛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具备了气、形、质的生命体，免不了会发生疾病，故黄帝与岐伯讨论生命与疾病的本质，即是“素问”名义的由来。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义或本于此。生命的发生，从无形到有形；认识生命与疾病，是反过来的，即从有形到无形，故《素问》有“宝命全形篇”。

《素问》诸篇，皆为解经之作，东汉时不知何人编撰成册，其初为编撰的篇第和内容今已不可详考。魏晋时人已有引用，可见者除了《脉经》所引、《针灸甲乙经》的改编，最重要的就属梁代全元起的《黄帝素问》注。《隋书·经籍志》对《素问》的著录有二处。医方家上：《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医方家下：《黄帝素问》八卷，全元起注。两汉是对书籍广为结集、传授的时代，魏晋则是对这些书开始注释的时代。魏晋时人已经把《针经》《素问》看作是古代传下来的书，如《脉经》中引古代的医书称“右《四时经》”“右《素问》《针经》、张仲景”。《针经》《素问》既然皆为纂集之作，《针经》先出，《素问》后出而已。

全元起是第一个对《素问》作注的人，我姑且称之为“再传训诂”之作。此书宋以后即亡佚了，北宋林亿等在校正《黄帝内经》时，重点参考了全元起的注本，并特别记录了全元起注本的篇名次序。可见林亿是有远见的。按全元起注《素问》是否调整过次序，已不得而知。按林亿的记录，见存70篇。其篇章次序与《天回医简》的《脉书》上、下经比较来看，显而易见是保留了古《素问》的篇次。例如卷一第一篇为《平人气象论》，依次为《决死生篇》《藏气法时论》《宣明五气篇》等。与《脉书》上、下经的内容比较，《上经》的内容主要涉及《素问》中的生气通天论、脉要精微论、玉机真脏论、五脏生成论、平人气象论、阴阳别论、汤液醪醴论等，较少涉及到《针经》。《下经》的经脉疾病部分主要涉及到今《灵枢》中的经脉篇，汤液疾病部分主要涉及《素问》《灵枢》《金匮要略》等。按扁鹊、仓公的医学特以诊脉色为要，由此看来，卷六的脉要精微论、玉机真藏论应该提到卷一。

关于《素问》缺第七一卷的问题，我曾撰文在《中医杂志》1996年第5期发表[5]。要而言之，北宋林亿等在校正《素问》时为了保存《素问》的旧篇次，在每篇之下，列举了全元起本在第几卷，从卷一至卷九，独缺第七一卷。林亿所见全元起注本是九卷本。然而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全元起注本原本只是八卷，并无缺卷之实，是谁有意空出了第七一卷呢？《隋书·经籍志》著录图书之例，缺者言缺，亡者言亡。其前后两处著录《黄帝素问》，一为九卷，一为八卷，均未言其缺。两唐志著录《素问》亦八卷、九卷本并存。然则八卷本当为全元起注本，九卷恐为白文本，但所传非一。如王冰注、杨上善注中多称“一本、有本、古本、别本”等。王冰受了皇甫谧“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之说的影响，认定《素问》八卷是缺了一卷，顺理成章的把师氏所藏之卷补入。林亿说他这是有意作伪，然而，若非王冰增益，运气之学恐早已荡然无存了。至于林亿所见之九卷，第七一卷有卷名而无卷实，当是唐宋之间好事者所为而已。

6 《难经》的编撰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是对《难经》一书的最早记载。三国时吴·吕广始为之注。《太平御览·方术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称《八十一问》，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引称《八十一难》。《难经》一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隋书·经籍志》始称：“《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梁有《黄帝众难经》一卷，吕广注。”《旧唐书·经籍志》：“《黄帝八十一难经》一卷，秦越人撰。”《新唐书·艺文志》：“秦越人《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这是早期对《难经》的著录。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来看，《难经》一书，早期不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始题为秦越人撰，此说当是源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及西汉李柱国校医书的记载，遂属秦越人。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书，是根据当时见存的书而录，隋以前医书之存于世者，大都著录于斯。其所著录的扁鹊、黄帝等书，皆为东汉以后所新纂。看一下西晋王叔和《脉经》中所引，除了《素问》《针经》张仲景外，整篇收录了《张仲景论脉》《扁鹊阴阳脉法》《扁鹊脉法》《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这即所谓单篇别行之书，篇名当出后人之手。汉代的人就是把这些单篇别行的书编撰为《针经》和《素问》的，由此看来，《脉经》是继《针经》《素问》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撰集汉人之作了。《脉经》卷三部分，王叔和均说明来源，如“右新撰”“右《四时经》”“右《素问》《针经》、张仲景”,引扁鹊之文颇多。其他占全书三分之二的内容不具出处。这些不具出处的文字中，有见于今《难经》者，有见于今《素问》《灵枢》者，为什么不明引呢？恐别有出处。

前代的书，后世师徒授受，传之既久，则纂集之作遂出，两汉时期尤为显著。正如柳诒徵先生说的，两汉是中国学问的传播时期，也是各种学问的纂集成册的时期。《难经》其学，出于扁鹊，并非后人之托名。秦越人若果有其人，也只是誉称而已。西汉以后的学者，世代传扁鹊之学，知其为扁鹊之书，后来遂有《难经》。《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黄帝八十一难》”，扁鹊换成了黄帝。隋唐以来，大多认为《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中疑难问题的。如唐人杨玄操说：“按《黄帝内经》有二帙，帙各九卷，而其义幽赜，殆难究览，越人乃采摘英华，抄撮精要，二部经内，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轴，伸演其首，探微索隐，传示后昆，名为《八十一难》。”

考今《难经》，引称“经言”有三十七条，其他均不具出处。称“经言”的内容也不尽见于今之《黄帝内经》。已知古代的医籍，称黄帝或扁鹊，其意并非托古而贱今，乃古人以为其学出于黄帝、扁鹊，后之学者推本源流，遵师法、家法以述其学而已。考《汉书·艺文志》以后，称扁鹊的书不下数十种，岂能尽属越人。李柱国校方技，先是以人类书，然后，同一家者去其重复，然不甚删也。这就是《难经》会有与《黄帝内经》相同内容的原因了。司马迁记载了西汉时扁鹊、仓公之医学，这是当时的主流医学，之后，扁鹊的地位日渐衰微。后来的人认为《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的，干脆就把本属扁鹊医学的《难经》说成是黄帝的了。“难”字，本为“鹊”义，也被解释为“问难”之义了。

7 《脉经》的编撰

从《脉书》到《脉经》，医经的编撰，到此便终结了。《脉经》的编撰者是西晋的王叔和，他在《序》中说：“脉理精微，其体难辨。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其王、阮、傅、 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

《史记》中没有专门著录图书的志，一些零星的记录见于各记传中。西汉成帝时，诏命刘向等整理国家的图书，图书被整理集中起来，有了分类目录，先后称《别录》和《七略》，后来班固编撰《汉书》，把《七略》的书目收了进来，编入《艺文志》一类。此后一直到唐人编撰《隋书》有《经籍志》，上距《汉书·艺文志》已有500余年，上距《七略》600余年，再距《天回医简》竟700余年。间虽有魏·秘书郎郑默，编《中经》；秘书监荀勖，著《新簿》，以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宋·秘书监谢灵运，编《四部书目》；秘书丞王俭，别撰《七志》；梁·阮孝绪编《七录》，这些目录书皆不存。

从《脉书》到《脉经》，700余年间，可视为医经的编撰、变革的阶段，期间发生的变化，尚待详考。看一下《隋书·经籍志》对《脉经》的著录。医方家上：《脉经》十卷，王叔和撰。《脉经》二卷(梁·《脉经》十四卷；又，《脉生死要诀》二卷；又，《脉经》六卷，黄公兴撰；《脉经》六卷，秦承祖撰；《脉经》十卷，康普思撰，亡。)《黄帝流注脉经》一卷(梁有《明堂流注》六卷。)医方家下：《脉经》二卷，徐氏撰。《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脉经决》二卷，徐氏新撰。《脉经钞》二卷，许建吴撰。《脉经略》一卷。这里著录了十四种《脉经》，观其作者，多出魏晋之间，足显一时之风气，其中，传下来的只有王叔和的《脉经》了。

以《天回医简》与《脉经》比较，二书的内容、顺序大致不差，《脉书·上经》六处“敝昔曰”的内容与《脉书·下经》二类疾病的内容，是《脉经》十卷的主要构成内容，所体现的仍然是传训诂的规律。王叔和所作，自称“新撰”，只见于卷三。第五卷的五篇，是迳取“单篇别行”之本而成，与《针经》《素问》的编撰思路是一样的。卷六的内容论述十一经脉病证，按藏府阴阳相配的顺序，与《脉书·下经》三阴三阳的顺序不同。手心主脉病证在手少阴脉之中，没有独立，以“手少阴之脉独无腧”而省却了手少阴脉病证。这种现象反映的是西汉十一经脉的格局，介于《灵枢·经脉》十二经脉“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之间。

王叔和在他的《脉经·序》中没有说“脉经”这个书名是谁起的。内中提到《脉经》这部书是撰集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的经论要决，其他八位先师所传有所不同，均“咸悉载录”，从文字的气象来看，仍为传训诂之作。《脉经》是继《脉书》以来最后一部医经的撰集之作了。做学问若能考其源流，则可以知古今之变；不辨其得失，则不能得其门而入；知其源流与得失、聚散与分合，则可以成一家之言。

8 结语

医经即为官守，虽为天下之公器，然却坚守非其人勿教、非其人勿授的信念，医经的传授尤为严格。因为《天回医简》的出土，关联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仓公受审，让我们知道了医经在诊治疾病、医事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医经的应用之于病者与医者，乃性命所系之大事。今日《脉书·上经》《脉书·下经》的发现，让二千年后的我们，看到了医学的原典，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此后的《针经》《素问》《难经》《脉经》皆为解释这一原典的传训诂之作，这些单篇别行的传说，被人编撰起来，《脉经》是最后一部编撰之作，魏晋以后，进入了一个解经的时期，以至于今。正是这样的机缘，促使我把二十几年前的愿望笔之于此稿，拟或有益于医经之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