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生成逻辑与价值意蕴

丁恒星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17 期，第6 页。。“两个结合”作为“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两个结合”是由“一个结合”发展而来的重大理论创新。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第二个结合”提出来，“两个结合”出场的逻辑是什么，提出“两个结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问题是理解“两个结合”的基础。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就“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生成逻辑和价值意蕴等内容做一探究，既有助于从学理上认识“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有利于在实践中增强推进“两个结合”的自信自强。

一、“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

在发生学看来，“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知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总是以一些新结构的形成为标志，而发生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新结构的构造机制问题”①汪晓云：《人文科学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光明日报》2005 年1 月11 日，第8 版。。事物结构不同，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价值取向也必然不同。因此，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是深刻理解“两个结合”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②《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22 年10 月29 日，第1 版。的重要基础。学界对此已有较多关注，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内含论，即“第一个结合”包括“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要素③张允熠：《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 年第11 期，第1 页。；二是统领论，即“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核心，“第二个结合”要服从和服务于“第一个结合”④张传平：《“两个相结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21 年第12 期，第15 页。；三是整体论，即由“一个结合”发展到“两个结合”是从一个“抽象性整体”发展为“具体性总体”⑤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16页。。毫无疑问，这些观点为我们正确理解“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它们主要是从宏观视角来理解“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关系，“两个结合”还存在一些微观上的结构，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来分析“两个结合”的内在微观结构，将更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两个结合”形成的思想起点，也是“两个结合”的基础性结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结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本本主义者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使用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而是教条地、片面地、割裂地、零散地使用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经过对教训反思，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651 页。这是早期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转向，它使中国革命获得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由盲从盲信走向了自主自信。“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问题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实现了理论拓展与方法创新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成为党的优良作风。随着历史的推进，这个结合也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首要范式。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两个结合”思想的最重要创新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概念。这个结合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99 页。，有自己的文化特性，主要体现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内容具有高度契合性。从唯物辩证法来看，只有契合的文化才能让文化主体形成价值认同，才能在实践发展中产生新的文明形态。当然，这种契合并非单纯的相似，单纯相似的结合并不能产生“化学反应”。我们党之所以强调结合，就是因为从历史经验中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适用性和超越性。其适用性众所周知；其超越性主要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较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正是这种“契合性中的超越”，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激活中华文明，也使我们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具有现代意义、带有传统文化基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价值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 年6 月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②《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 年7 月2 日，第1 版。。显而易见，在“两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

（三）“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对象的时候，都把“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列起来。理解这一话语表达方式的逻辑是深刻理解“两个结合”作为原创性理论贡献的基础，也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单独作为一个结合对象的缘由。把“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结合的对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理论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两者在“所指”和“能指”的论域限度进行了理论廓清。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来看，“中国具体实际”主要指的是中国历时性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当时正在进行的生动实践，这种实践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其影响因素并非局限于文化范围，还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外交的等多种因素。因此，这个具体实际的样态是多种要素合力的结果。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指历史上形成的、代表中华文明先进内容的部分，包括“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11 页。。亦即，两者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方位：一是对当下的横向解剖，一是对过去的纵向观澜。由此观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总体性的“中国具体实际”范畴中分离出来，不仅体现出两者在本真概念上的区别，而且表明了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的不同作用。把两者作为结合对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中的“守正”和“创新”。“创新”体现在通过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续写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这个维度是“两个结合”的整体性体现。它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结合主体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述。马克思恩格斯也明确指出他们的个别论述会随着时代发展而过时，但基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376 页。；二是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可以从“从属关系、并列关系、递进关系”③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16页。等角度进行理解，但其共同之处是都体现了中国的特点，在“两个结合”中，它们表现为“总体上的一致”。在这个逻辑架构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结合的主体中处于指导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表述“两个结合”思想的时候采用了“只有……才能……”的必要条件复句，即“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17 页。。在此表达中，“只有”后面是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达致效果。在此论述中，“两个结合”和“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只有”所统领的必要条件，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就是在推进“两个结合”的时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并非等量齐观，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分析“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既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结合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可以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特定的范畴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区别之处，有助于我们理解由“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对这四对范畴关系的分析将会为我们科学认识“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提供思想前提。

二、“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

理论的产生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实践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说：“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①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24 页。时代环境的变化、时代主题的演变、时代任务的形成，要求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必须与时俱进。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第三个历史经验。“两个结合”是我们在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历史背景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这个原创性思想有其产生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解这三个方面的逻辑是我们理解“两个结合”价值意蕴的重要前提。

（一）“两个结合”生成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有两大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传统文化相结合②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44 页。。这两个维度的结合恰恰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申明了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们所提供的世界观是改变世界的方法，而非“教义”，因而反对那些把他们的观点当作绝对真理的做法。马克思对不结合实际甚至违背本真含义运用其观点的人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603 页。。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88 页。他们还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376 页。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阐明了理论运用的基本条件，他们说的“历史条件”就是包括历史文化在内的各国具体实际。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上，由于历史经验的存在，大家都不会持异议。但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上，长期以来持不同观点的人较多。其理由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别地域的文化，因而不具有结合的可能性。他们提出，如果可以融通，存在不存在“以中融马”“以中解马”“以中代马”的可能？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是不是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之所以存在这些疑问，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完全两个不同的事物，没有看到两者存在融通性的可能，更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各国无产阶级思想的普遍适用性。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最终走向的把握却是建立在世界历史的基础上，是建立在“两大发现”基础上的科学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欧洲文明的产物，而应该按照列宁所说的“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99 页。来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是在对人类社会以往所有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文明成果的批判吸纳中产生的，体现了“深藏其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普遍要求”②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 年第3 期，第83 页。的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产生于中华大地，但其眼界、胸襟、情怀都具有世界性，“天下大同”等标志性概念更是彰显了其向美向善的普遍性特征。因而，同样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普遍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有了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18 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17 期，第7 页。。有契合才有连接点，才能有机结合，才能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契合”不仅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更是通过思想解放以溯源性追问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创新路径。

（二）“两个结合”生成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是指通过对事物进行纵向考察从而揭示事物发展历史必然性的思维过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所有的思想都处在因果链条之中，都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605 页。。“两个结合”，“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775 页。。这也是有的学者认为的“第一个结合”包含着“第二个结合”的主要原因，“‘中国具体实际’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中国现实实际，也包括中国历史实际”⑦汪信砚：《百年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出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6页。。诚然如此，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机制的时候，也包含着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⑧《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534 页。。这里的特性就是在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特点。

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基于各种错误思想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危害而形成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确运用的要求是“穿起中华民族的服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此观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者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更是有过之而不及。教条主义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①《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988 页。，结果造成了中国革命巨大的损失。毛泽东最早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强调首要的任务是思想纠偏，他针对“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进行了坚决斗争。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的革命才取得了最终胜利。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否定传统文化的作用。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534 页。

但值得注意的是，深谙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时候，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他虽然提出过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318-319 页。，但从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规律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没有上升为一个重要论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也主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面。需要明确的是，这并非历史的缺憾，而是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了思想发展的程度和样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焕发出蓬勃生机。我们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追问中，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的根源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17 期，第6 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我们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两个结合”生成的实践逻辑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实践的产物。实践的发展产生了经验，这种经验起初是感性的，但实践主体运用思维逻辑对经验概括、总结、提炼、升华后，就会形成规律性和本质性的理性认识，进而形成理论化的成果。这些理论化的成果在“实践—认识—实践”的逻辑链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因实践需要而产生，因实践发展而完善，因实践变化而改进。“两个结合”生成的过程正展示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图景。“一个结合”之所以发展为“两个结合”，在根本上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30 页。，如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彻底性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为“两个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彻底性的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经受住了来自各方面风险挑战的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27 页。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化上的复兴，就是用自己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方法体系来解释世界和中国。这也是1500 年之后世界大国兴起的重要规律。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固然重要，但长远来看枪炮的力量总是战胜不了思想的力量。文化看似无形，实则有力，它通过价值观的方式形塑共同体的认知结构和情感倾向，进而形成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因而，没有高度繁荣的民族文化就谈不上民族的先进和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自2010 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后，一直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机构预测，在未来10 年左右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虽然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阶段，但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除了我们自身还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外，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要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③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9 年第12 期，第5 页。。

除了大国复兴的总体性规律要求我们推进“两个结合”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来认识“两个结合”的实践逻辑。当一个社会处于低位阶发展阶段的时候，人民群众较多关注的是基本生活的需要。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002 页。。但当物质资料日益得到满足之后，人民群众的需要必将转向更高位阶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个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就会发生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敏锐地把握了这个历史规律和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405 页。。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满足。人民的期待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出“既是对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又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塑重构”③汤荣光、许希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贵州省党校学报》2023 年第5 期，第25 页。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创造更加美好的精神世界。

三、“两个结合”的价值意蕴

把握“两个结合”的价值意蕴不能脱离它出场的语境，这其实就是诠释学所关注的“文本应该通过解释而得到表述”④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558-559 页。。截至目前，关于“两个结合”最重要的文本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两个结合”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13 页。。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坚持“两个结合”是为了“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67 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只有做到“两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⑦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17 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⑧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17 期，第7 页。。综合这些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结合”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个结合”通过“化学反应”发展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形态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开启的世界历史潮流中落伍了。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急时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民族复兴的规律来看，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中的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旨在创造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成果。当然，“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在深相结合过程中，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得到充实，从而创造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文明形态。在我国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它必将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为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二）“两个结合”通过“溯源追问”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能取得成功的溯源性追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中华文明的作用。他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17 期，第6 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特”的根柢在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的这些突出特性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②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17 期，第5 页。等多种重要元素共同塑造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③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17 期，第8 页。“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坚持“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清晰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也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结果。这就从认识论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纵深和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拥有了行稳致远的深厚底蕴。

（三）“两个结合”通过“思想解放”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664 页。。这就要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候必须随时随地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要“结合”，就要从思想上进行解放，在实践中进行创新。中国早期的一些教条主义者只是机械地套用“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②《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10 页。，结果酿成了大错。当毛泽东等人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之后，党的理论才实现了创新，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成功。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坚持“两个结合”，必须使思想与变化了的实际相结合。今天，文化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在大国竞争中，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任何创新都是在既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创新的底蕴，我们不能简单地因来源的不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共通之处，不能机械地因时空的不同认为传统与现代就是对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已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因此，坚持“两个结合”，就是要破除思想上的迷雾，让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重大考验。

（四）“两个结合”通过“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所拥有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拥有文化自主性的民族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创造出具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的思想体系。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这些思想不但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更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光辉灿烂的文明使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文化自信。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我们逐渐由文化自信变成了文化他信，甚至有人建议用西洋的字母文字代替中国的方块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经过100 余年的奋斗，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自信状态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恢复和巩固。这一主体性是通过“两个结合”建立起来的。我们党通过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必将在未来的道路上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途径的“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产物，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理论成果。在“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中，相对于其他构成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认知图式的前提。“两个结合”的出场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推动的结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遵循这个途径，我们将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