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中的“谐音梗”

谭汝为

从古至今，一些地名在口耳相传过程中会产生变形。有的属于地名的因声起意；有的属于谐音变形；有些地名发生音变，并形成趣味盎然的民间故事；有些地名经过“谐音雅化”被改造。

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把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一座宫殿命名为握发殿。这是以周公“一沐三握发”的典故命名，含蓄地昭示出这位帝王踵武前贤、为政勤勉的抱负。但当时京城百姓不懂其中蕴含的深意，于是因声起意，把这座宫殿称为“恶发殿”。“恶发”是当时的口语词，意为生气、发怒。当地百姓将其理解为：“钱王怒即升此殿也。”于是，“握发殿”就变成了“恶发殿”。

汉代大儒董仲舒的陵墓，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南城墙和平门内以西600米处马道以北。唐代和明代修城，使这座陵墓保存于城内，官吏军民至此下马，以示崇敬，故名“下马陵”。可是后人因声起意，称这座陵墓为“虾蟆陵”。唐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就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的诗句。

重庆市酆都（今作“丰都”）县城北隅有一座酆（丰）都山。相传汉朝人阴长生、王方平曾先后在这座山上修炼成仙。后来当地人在山上设立“阴王庙”，奉祀这两位仙人。庙名“阴王”就是两位仙人之姓的合称，其结构当与“李杜”“元白”“韩柳”等相类。但是民间把庙名“阴王”误解成“阴间之王”，即“冥王”。于是，这座“阴王庙”就成了“阎罗天子祠”，酆都城便成了“阴曹地府”。误会加附会，谬解复讹传，于是关于“酆都鬼城”的一系列民间传说便接踵出现并渐成系统了。

江苏某地有一座羽林将军庙，老百姓搞不懂“羽林”，顺口把它说成“雨淋庙”，于是这座庙就不盖房顶，任凭雨水淋浸神像。

山西有地名“丹朱岭”，传说丹朱是远古帝王尧的儿子，曾受封于此地。当地百姓在丹朱岭为丹朱祀神设庙，“凿一猪形，以丹涂之”，就是塑造一头抹成红色的猪，摆设在神案上供人奉祀。“丹朱”变“红猪”，这类因声起意的笑话实在多不可数。

现今的一些地名产生于对原名的谐音变形。

葛洲坝位于湖北省宜昌市西北长江中的一座江心岛。据说，这座小岛上最早有两户居民，一家姓郭，一家姓邹。小岛当初以两户居民的姓为名，叫“郭邹”岛，后写成“葛洲”岛，再后来，此地由于修建了葛洲坝大型水利工程而名扬天下。

澳门古称“蚝镜”，称其为“蚝”，是因澳门昔日滩涂多产蚝（牡蛎）；称其为“镜”，是因澳门昔日的三个海湾——北湾、南湾、西湾——环抱状如半边明镜。由于澳门位于珠江口，故又称为“蚝江”。后来当地文人觉得这个“蚝”字太俗，不够典雅，便易“蚝”为“濠”。于是，澳门便以“濠镜”或“濠江”作为别称了。

将粗俗的地名进行谐音雅化，属于地名规范化简便易行的手段。

首先看台湾的三个地名“基隆”“御使里”“蟠桃里”，寓意古雅，谁会想到它们的原名是“鸡笼”“牛屎崎”“番婆里”这样鄙俗的地名？

最为典型的谐音雅化，当数把粗俗的北京旧胡同名改造为典雅的新地名之举。这种变俗为雅的地名改造，确实是创造性的杰作。例如对于“狗尾巴胡同”“羊尾巴胡同”，有识之士就利用汉语谐音特点，把它们分别改为“高义伯胡同”“扬威胡同”。

这种地名改造，由于充分发挥了汉语谐音造词的优势，所以简便易行。例如把“打劫胡同”改为“大吉胡同”，把“鸡爪胡同”改为“吉兆胡同”，把“鸡鸭胡同”改为“集雅胡同”，把“粪场胡同”改为“奋章胡同”，把“干鱼胡同”改为“甘雨胡同”，把“驴市胡同”改为“礼士胡同”，把“蝎虎胡同”改为“协和胡同”，把“母猪胡同”改为“梅竹胡同”，把“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等。至于把“屎壳郎胡同、闷葫芦胡同、东江米巷”分别改名为“时刻亮胡同、蒙福禄胡同、东交民巷”，也是地名谐音雅化改造成功的例证。

选自《语言文字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