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与价值意蕴

陆卫明,王方伟,于晶晶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中华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忽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失去其“中国特色”而成为一句空话。当今中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深刻内涵并揭示其现代价值,不仅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基因、赓续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新时代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明根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均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逻辑理路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丰厚土壤的中华文明,是迄今已绵延五千多年而未曾中断、富有创造的“连续性文明”,这在世界文明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当然,连续、不间断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发展从未遭遇过危机与挑战,如今熠熠生辉地展现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经受一次次血雨腥风洗礼后不断自我更新、创新发展的结果。中华文明的浴火重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与文明发展交互关系的科学论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与文化创新的高度自觉,同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也倒逼中华文明适应时代需求、进行积极“扬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

(一)理论逻辑:现代化与文明发展的交互作用

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其核心问题是“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较少直接用“现代化”一词,但多次使用“现代的”“现代”“当代”等术语,以表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3在“资产阶级”前冠以“现代”二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发展(即资本主义现代化)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中固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渐加剧的贫富分化、形式民主而实质不民主、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精神空虚与道德堕落、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人与自然关系严重恶化、对外血与火殖民掠夺、不平等的“中心—依附”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等问题,从而背离“人的解放”目标而转向“人的压迫”和“人的奴役”局面。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3]86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剥削本质和必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趋势,从而赋予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唯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纵深发展,才能真正确保现代文明沿着“全人类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确方向发展。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明确指出:“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4]192为实现“现代的自我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以“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5]9取代“雇佣劳动”,建立一个劳动自由、“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6]63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践层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后来在斯大林时期正式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即“苏联模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即西方模式形成了明显对照。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强调要在本国既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马克思就曾明确表示自己并不赞同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5]730,因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决定了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文明的发展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只能在社会已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料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不可能超越既定的历史条件。1854年,恩格斯针对俄国的文明建设批评道:“在半野蛮的国家里,为了在国家半野蛮的水平上保持堂皇的文明外观所作的人为的加速进展和巨大努力,看来已经使这个民族精疲力竭并使它害上了类似肺病的病症。”[7]625对忽视社会生产力和文明发展水平、企图人为加速文明发展进程的行为的批评,说明文明发展要立足于社会既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在原有社会基础上遵循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只能如俄国文明建设一样适得其反。因此,各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传承传统文明与优秀文化,是现代化建设中的应有之义,既有助于为现代化提供契合本国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经验教训与路径启示、减小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有利于以现代化为主体和参照系推动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实现文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

此外,唯物史观认为,文明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的产物。文明的创造主体是人民群众。唯物史观将人从费尔巴哈口中“抽象的人”转变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8]36,在认识人的“现实性”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人民在人类文明创造全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9]1041847年,马克思又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人民是“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也是“剧作人”[10]227。正是由于深刻认识到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科学社会主义才强调现实的阶级革命要与工人运动充分结合,发挥人民的力量与作用并维护人民利益,实现由人民共享文明发展成果。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文化创新的高度自觉

古代中国,勤劳勇敢、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璀璨的中华文明,并通过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渡、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文明交流举措促进中外文明与文化的双向传播,在发展自身文明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近代以来,以农耕文明为主要标志的中华古老文明遭受了西方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中华民族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生存危机。费正清指出:“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场广义的中西文化冲突。”[11]256这种说法虽不尽全面和准确,尤其是抹杀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强大内在动因,但的确道出了近代中国在中西文明冲突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社会历史变迁的部分真相。由于当时中华农耕文明在整体发展程度上落后于西方工业文明,加上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2]86,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洗刷国家耻辱、挽救民族危亡,无数志士仁人开始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并积极探索中华文明发展出路,纷纷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学习西方现代化经历了“言技”“言政”“言教”三个阶段,从器物、制度、精神层面层层深入,“第一期,先从器物感觉不足”,“第二期,从制度感觉不足”,“第三期,便从文化感觉不足”[13]833-844。从文明发展角度来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一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仿践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但是,实践证明这并非振兴中华文明的有效路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由于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文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知不充分,在中西文明碰撞与文化冲突过程中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甚至认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迈入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从而主张“西化”“全盘西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化自卑与民族虚无主义泛滥。无数仁人志士在盲从借鉴中陷入了一个严重的认知误区,即只知强调打开国门、吸收借鉴外来成功经验,却不知“借鉴和吸取所有外来成功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14]142,否则任何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就会因缺失中华文明的根基而遭受失败。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了稳固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由此开启。林尚立指出:“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强大领导力量,不但不可能形成统一、稳定的发展,甚至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都有困难。”[15]51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历史的结论。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本质、发展方向与前途命运。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方向指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辩证地阐述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关系,论证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质的社会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与面貌,为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化三改”的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重大命题并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力破除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禁锢,通过改革陈旧僵化的体制机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时代命题,对其科学内涵、根本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实践路径等作了系统阐述,并科学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关系,提出全面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指导。

文化自觉、历史自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精神前提。“文化自觉”是费孝通于1997年正式提出的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自知其文化,这不仅要求人们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认知、对本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和自信,还要求在文化交流与沟通中反思借鉴他国文明,从而把握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与客观规律,并主动承担起发展文化的历史重担。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是文化得以持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顺利实现现代转型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与文化创新的高度自觉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忠实传承者与弘扬者,具有高度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高度的文化自信。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至上”这一科学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为指导,充分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并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形成了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周恩来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华文明中的“和而不同”“协和外邦”“亲仁善邻”等思想精华相结合,在万隆会议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方针。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借鉴《诗经》中的“小康”一词,将这一蕴含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希冀的词语转化为现代化的“三步走”目标之一。这些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和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把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正确态度,善于在各国文化交流互动中敏锐把握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在吸取近代中国各种救亡方案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反思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种种弊端的基础上,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牢牢掌握并运用“两个结合”重大法宝,成功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具有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与文化创新的高度自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革新之路,展现出新的强大的生命力。

(三)现实逻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需求

进入新时代,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还需要“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这与新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和迫切要求密切相关。从国际局势看,“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6]539。一方面,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高速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在经济、文化、气候、生态等领域全面展开且逐步深化,彼此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也随之增多,部分地区局部战争连绵不绝,世界范围内诸如生态恶化、能源短缺、恐怖主义威胁、传染病蔓延、全球气候变暖等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也纷纷出现,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世界将何去何从再次成为人类面临的时代之问。另一方面,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局势中也蕴含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破解世界治理、发展难题的方案成为考验各国文明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世界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创造与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和渠道。从国内形势看,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期,能否深刻认识世界文明发展规律与趋势,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乱象中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机遇,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特征要求中国必须在西方现代化思潮仍占据国际话语主导权而又弊端丛生的背景下,为解决世界发展危机、治理危机、安全危机等阻碍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的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既是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人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情形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与成功经验在向国际社会传播的过程中遇到巨大阻力,“很多发达国家视其为一种威胁,认为中国正破坏着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因而不惜用“新殖民主义”“搞全球外交”“权威资本主义”等词汇抹黑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而“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西方话语体系多年,那里的人们很多还是相信西方的话语”[17]105-106。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还因将西方现代化模式生硬植入本国而饱受贫富分化、政局动荡甚至战火连绵之苦。这一切都倒逼我们必须充实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内蕴的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等相一致的文明基因,把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在发展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根基,创造稳固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

《诗经·大雅·文王》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以“旧邦新命”来阐释中华民族文明重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发展中华文明,主要要以“第二个结合”为视角,在深入挖掘阐发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与精神标识的基础上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从中华文明久远的历史纵深和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建构起理论基础稳固、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与过去一切运动相比较,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8]39。人民至上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区别于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逻辑起点,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价值主张,并将之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就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与执政信条。“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9]36,这直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体和惠及对象。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创造和发展的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强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生产出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促使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理念,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27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这里的“人民利益”既涵盖物质利益,又囊括精神利益。在物质利益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通过宏观的战略调控和政策调节,逐步缩小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陆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均等化。在精神利益层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政治参与的权利;通过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人民提供喜闻乐见的优质文化产品;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与人民情怀,体现出与西方“资本至上”截然不同的“人民至上”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的出现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主张下忽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凭空创造的结果,相反,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指导下,深深根植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并对其进行发展转化的结果。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民本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古代先贤就提出了“敬天保民”的观点,将人民放到了与天平齐的地位。随着西周的衰落和分崩离析,先秦时期的社会动荡催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象,民本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老子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主张,要求君主为政以德,推行“仁政”。孟子则在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尧舜和桀纣得失天下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的观点,阐述了“得其民”对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民贵君轻思想,在世俗统治秩序下将民置于君之前。荀子也提出“立君为民”,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并引用孔子以舟水关系比喻君民关系的著名格言,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人民对君主统治命运的掌控和决定性作用,从而教导统治者要“以民为本”“爱民如子”。深知人民在国家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维护人民利益极度关注。孔子强调“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方可实现安邦定国、国家富强的目标。墨子也表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要求统治者“省刑罚,薄赋税”,使人民安居乐业,如此方可稳固政治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管子倡导“取民有度”,指出“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达”,否则,“国虽大必危”(《管子·牧民》)。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儒、法、道、墨各家均彰显着“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无不将其各种思想主张落实、归结到赢得民心、发挥民力、维护民利之上,儒家更是强调“人事为本”(《全后汉文·卷八十九》),认为“人是社会生活之本”[21]215,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理念提供了思想源泉和价值支撑。

(二)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布局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新时代强调贯彻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也是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引领,不仅适合国内治理,而且适合国际治理。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协同推进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全面、具体、科学、有效的建设方向和着力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抓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质上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同推进的文明建设主张在实践层面的总体战略规划。五大文明建设亦不是脱离于中华文明由今人凭空创造的产物,其内含的理念与价值不仅生动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而且闪烁着中华五千余年文明的智慧光辉,是深度贯彻落实“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第一,政治文明建设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中“民为邦本”“德法合治”的政治价值。中华文明内蕴“民本”“德治”“法治”等政治理念,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认为,“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22]28。这是极端虚伪的、片面的、畸形的、残缺不全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22]30。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建设的主体内容,旨在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权,实现最真实、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进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家主人翁的地位。这一民主观,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批判性继承发展了中华文明内蕴的“民为国之本”“以民为贵”等政治理念,使中华传统文明重新在当代中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而就治国理政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历来认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来离不开“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华文明历来主张“礼法合治”“德刑相辅”“儒法结合”,不仅强调推行“仁政”“以德治国”,亦强调“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管子·任法》),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建设中“德法并重”提供了重要思想借鉴。

第二,物质文明建设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中“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根本原则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新时代更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战略目标与首要任务。这一方面坚守了科学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也内蕴着中华文明“利民”“富民”的思想精华与文化基因。习近平明确指出:“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23]471中华文明历来强调,为政者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孔子曾把“富”与“庶”“教”并列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途径之一(《论语·子路》),孟子也提出“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孟子·梁惠王上》)的经济政策以保障人民生活所需,这些思想均为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基础。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中“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的价值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遵循文明多样性原则,积极与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批判性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发展具有“三个面向”特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与中华民族强烈的开放性、包容性的文明特质息息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孟子强调“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讲的就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在国际关系层面上,老子曾言“大邦者下流”(《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彰显了大国平等对待小国、求同存异的天下胸怀。孔子也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篇》),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对外关系中对“修文德”文明交流的重视。“和合共生”“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开放性、包容性特质的集中体现,这被著名学者张岂之先生称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一大特质——“会通精神”。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大地般宽广的态度来承载万事万物,平等对待世界各国文明,并吸收外来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推进自身文明的发展,为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相当积极、丰富的精神凭藉。

第四,社会文明建设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中“财富均平”“社会大同”的思想基因。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建立一个财产共有、劳动自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297、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以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共同富裕思想为指导,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重视保障民生、维护民利、增进民祉,追求公平正义。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24]147,“富者愈富、贫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25]524。这些现代化建设理念一方面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中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也深刻蕴含着中华文明中的财富均平、社会大同的思想基因。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构建大同社会的殷切期盼,希望建立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人民的生活富有、财富共享、社会关系和谐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追求。此外,中华文明基因中内蕴的“以义制利”的文化取向也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防止社会两极分化提供了重要的人文基础。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存理念。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始终秉持“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理念[26]78。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6]52。恩格斯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7]384。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相结合的智慧结晶。中国古代先哲们十分重视探寻自然发展规律,强调顺应自然,积极谋求人与自然和合共生之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23]471。老子提出“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要求人们尊重天道、顺应自然;《论语》中描写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也说“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提出“斧斤不入山林”(《荀子·王制》);张载更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中华文明中生态伦理思想相当丰富,总体上可用“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来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三)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上的价值追求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在当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的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综合国力较弱且国际话语权较低,在与西方现代化强国分享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时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常常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材料供给地。在西方列强忽视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大肆推广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和“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成为列强“强制推广”和“民主试验”的牺牲品,使这些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与西方现代化建设追求所谓的“普世价值”或“某国优先”的现代化价值趋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为目标。这一价值追求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利益关切上,展现了义利合一的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体现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体实践中。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成为各国和平共处、共商共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良好平台,不仅强化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利益与情感联系,也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天下一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同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和中华文明所追求的价值观念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并且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所展现的和平发展、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开放包容等价值内核,既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际关系主张的现代体现,也是中华文明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上的价值追求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28]134一方面,中华文明崇尚和平、和谐,“和合”文化源远流长,由此派生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内容;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历来秉持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义高于利”、“义利合一”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和平性质与中华文明中的和平基因相结合,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会走上如西方国家那样“国强必霸”“以邻为壑”的现代化老路。

第二,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念。习近平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28]13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象传上·坤》)等,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和海纳百川的天下胸怀。中华民族历来懂得,只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互动碰撞中激起创新的火花,为推动本国及人类文明车轮的前进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并积极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秉持互鉴共荣的价值理念,积极主动地与外来文化沟通交流。

第三,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中华文明历来具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世界大同理想。“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等警世格言,造就了中华民族心忧天下、关怀世界的精神品格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以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为终极理想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文明中的天下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两者之间的融通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式现代化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

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在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相互激荡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对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均具有重要价值。

(一)厚植中华文明的发展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而来的,“两个结合”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局势更加险峻,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持续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力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必须用好“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而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揭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两者的榫卯结合、互补共进,用中国道理阐释中国经验进而凝结升华为中国理论,则是进一步用好、用透“两个结合”法宝的本质要求和最重要抓手。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中国共产党运用“两个结合”法宝,坚持“政治秩序与精神秩序建构上的独立自主”[29],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一方面,在中华文明中注入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元素,使其能够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以更好适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伟大变革的需要,尤其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中华文明根基,中华文明也因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结合而具有了现代文明形态,从而实现了五千多年古老文明的赓续发展与现代转型。诸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开拓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德法并重、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我革命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方针举措,均蕴含了丰厚的中华文明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不仅有力助推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文明复兴的历史进程,而且极大创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对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影响力、传播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中深入挖掘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共通之处,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主义”创造性转变成了为中国人民所易于理解、喜于接受、乐于信仰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持续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大众文化心理基础和群众基础,其现实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最终成为引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传承中华文明也体现了对文化发展主导权的掌握。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0]178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传承中华文明,是主动发展转化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其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的重要体现,既有利于在“第二个结合”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根基,也有利于在西方现代化思潮强势输出、文化渗透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牢牢把握本国文化和文明发展的主导权,维护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中华文明根基。

(二)打破西方国家“现代化=西方化”的文明神话,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多元现代化路径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占据着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西方各国凭借率先迈入现代化社会的出场顺序和优势,鼓吹“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其强势的现代化理论和文明模式输出致使世界逐渐形成“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认知,但这实质上是一种忽略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与创造性,对现代化实现路径进行强制固化和单一阐释的资本主义骗局。这场骗局,一方面会导致世界人民对现代化的理解必然与西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涌现的殖民掠夺、侵略扩张、霸权主义、生态恶化、贫富分化、拜金主义盛行等弊端相挂钩,造成人们对“现代化”的片面理解和污名化;另一方面,也会导致部分为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洗脑”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不顾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实际国情,片面地生搬硬套西方式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路径,最终不仅会因不适宜当地实际情况而致使现代化建设的中断和失败,甚至会因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与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冲突而致使国家、地区或民族战乱冲突不断、社会矛盾滋生,“拉丁化陷阱”就是实践明证。

中国式现代化在“两个结合”中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打破了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的“现代化=西方化”这一由西方国家刻意营造的文明神话,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话语体系下的“单一现代化”观念,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多元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30]22。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中华民族“民本”“共富”“道法自然”“和平发展”“兼容并包”等文明基因的基础上,以其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果向世界人民证明了“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现代化是可以实现的,现代化与贫富分化、生态恶化、资源贫瘠、物质私欲极端膨胀、殖民掠夺与扩张等西方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相伴随而生的,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从而洗去了西方式现代化使“现代化”背负的污名,引导世界人民树立了对“现代化”的正确认识,也有利于打消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疑虑,进一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国际传播,鼓舞更多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摆脱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束缚,更加积极主动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化道路,从而为解决世界治理危机、安全危机、和平危机等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

(三)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传承发展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充分的历史主动精神将现代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传统文明相结合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以维护人民利益为逻辑起点,以五大文明共同发展为主体结构,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明,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新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文明建构的逻辑起点、主体结构以及价值目标三个方面。在逻辑起点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人民至上的逻辑,批判性地汲取、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中“民为邦本”“利民”“惠民”“安民”“富民”等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成果,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逻辑起点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则秉持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为手段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其逻辑起点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在主体结构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领,强调五大文明协同推进、共同发展,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最终解决的新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则是重视物质主义、形式民主、对外掠夺而轻视精神文化、实质民主、社会道德以及生态文明的旧文明形态,从其现代化建设中暴露的民众精神空虚、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可见一斑。在价值目标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终极理想,创造性地吸收了古代“大同”理想和天下观中“天下一家”的思想精华,坚持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目标。资本主义文明则在传播“普世价值”的虚伪外衣下刻意营造“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以传播“西方文明优越论”和实现霸权主义统治为目的,反映了其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本质特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其不再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再拘泥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是坚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文化传统、坚持“两个结合”的新的文明与文化发展理念和模式。此外,相较于苏联模式下的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多呈现了对片面强调制度对立与意识形态对立的超越,坚持以文明对话、交流替代文明冲突、隔阂,在不同文明对话中取长补短,彰显了中华文明中“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