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

王卫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大连 116081

中国对鲁迅的接受与评价已走过百年历程。按照清代经学家阮元的说法：“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那么，鲁迅学术史已超过百年，该是评说盛衰升降的时候了。这一百多年中，产生了众多的研究名家和浩瀚的研究成果。其中，在作家、批评家中，持续评价、研究、宣传、纪念鲁迅并弘扬鲁迅精神的非茅盾莫属。以往对此的研究并不全面，尤其是对茅盾1949年以后的鲁迅研究关注极少，且多为否定，认为是对鲁迅的误读和曲解，这有失偏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回望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我们就会发现，茅盾在发现鲁迅上独具慧眼，在理解鲁迅上是真正的“知音”，在弘扬鲁迅精神上几十年如一日地自觉担当，将鲁迅精神薪火相传。因此，总结、阐释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仅必要，而且颇有意义：可以有效克服和超越以往研究的零散、孤立和以偏概全，实现系统、综合和全人透视。

一、发现鲁迅：目光如炬与远见卓识

中国现当代不少作家、批评家都评论过鲁迅，但没有哪一位作家、批评家像茅盾那样，对鲁迅的评论和研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从1921年对《故乡》中心思想的揭示到1979年《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在五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茅盾共发表评论、研究、纪念、宣传、学习鲁迅的文章、讲话达40多篇，此外，还有近20篇文章论及鲁迅及其作品，这些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他对鲁迅认识的预见性、发现性、发展性、持续性，具有编年史的价值，在鲁迅研究史及鲁迅精神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他是最早发现鲁迅的研究者之一，而且目光如炬，具有远见卓识。他对鲁迅创作的迅速、及时和独具慧眼的评价，显示了一个卓越批评家和研究者的惊人的艺术直觉、眼光和高超的审美感受力、作品判断力，从而尽快地确立了鲁迅的文学地位，使接受者认识了鲁迅的伟大及其作品的卓越，在鲁迅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

对鲁迅的《故乡》和《阿Q正传》最早作出正面评价的就是茅盾(1)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幻灭》开始使用的笔名，此前发表文章一律署名“沈雁冰”。为了表述上的统一，本文在正文中均使用“茅盾”。。1921年8月，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用归纳的方法，综合评述了1921年四、五、六月的创作概况。其中，他“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并首次揭示了《故乡》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隔膜。”(2)沈雁冰：《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1921年8月10日，《茅盾全集》第18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154页。这是最精准、最正确的见解，在百年鲁迅的评价史上代代相传，并写入了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中。比如，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这样写道：“闰土见到‘迅哥儿’的一幕，写得尤其感人：他时而‘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接着，‘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使‘我’和读者禁不住都会打个寒噤。这一声‘老爷’，意味着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意味着闰土已经认同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3)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8页。。这是《故乡》最感人、最震撼人心、也最让人深思的地方，也是茅盾“最佩服”的缘由。

1922年1月，当《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刚连载到第四章时，《小说月报》就收到了一位名叫谭国棠的读者来信，信中对“近年各杂志各报上发表的创作”提出批评，并列举到《阿Q正传》：“《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于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4)沈雁冰：《对〈沉沦〉和〈阿Q正传〉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10日，《茅盾全集》第18卷，第183、182页。时任《小说月报》编辑和主编的茅盾当即回信，阐明对《阿Q正传》的看法：“《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5)沈雁冰：《对〈沉沦〉和〈阿Q正传〉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10日，《茅盾全集》第18卷，第183、182页。这是最早高度评价《阿Q正传》(认为是一部杰作)和最早揭示出阿Q的典型意义(认为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文字，茅盾感知阿Q既“面熟”，又不能“实指”，正暗合了文学典型理论中的“熟悉的陌生人”的论断。一篇共有九章的小说，只连载到第四章，就预言它“是一部杰作”，这种预见性正体现了茅盾具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作品判断力，在百年鲁迅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一个月后(这时《阿Q正传》已连载完)，被认为最了解鲁迅创作意图的周作人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揭示了《阿Q正传》的主旨：“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品性的‘混合照相’。”(6)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这和前面茅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正如张梦阳所说：“茅盾和周作人敏锐地看出了阿Q这一典型的精神性，揭示了阿Q一问世就产生那样强烈的精神效应的内在原因，近百年后回头去看愈益感到其正确性。”(7)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3页。

1923年8月，鲁迅的《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初版。10月，茅盾就发表了《读〈呐喊〉》，这是第一篇对《呐喊》的专论。文章不长，但却新见迭出，既高度评价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也高度评价了《呐喊》在整体上所体现的形式创新。茅盾还首次提出“阿Q相”，认为“‘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Q正传》流传极广的主要原因。”(8)沈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8日，《茅盾全集》第18卷，第444、447页。从发现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到指出“阿Q相”“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茅盾完整地揭示了阿Q在中国的意义和在世界的意义。在《阿Q正传》百年研究史中，对阿Q典型意义的研究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可见，茅盾是具有原创之功的。文章的最后，茅盾高度肯定了《呐喊》在形式上的创新和巨大影响：“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9)沈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8日，《茅盾全集》第18卷，第447页。这同样是原创性的见解，是后来的研究者绕不过去的，所以，只能被不断引用、演绎、深化和升华，并写进了多种版本的教科书中，影响极其深远。

比如，使用广泛、影响深远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就以“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为题，来论述《呐喊》、《彷徨》的艺术成就，同时引用了茅盾的这段话，并说明“今天人们也同样关注与强调鲁迅小说的实验性。”同样使用广泛、影响深远的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鲁迅”专章中，也引用了茅盾的这段话，并在此基础上，解说《呐喊》中的篇章在象征、结构、语言、格式、典型化等方面的创新体现。“总之，茅盾的《读〈呐喊〉》不仅是对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最早、最重要的评论，而且首次真实、深刻地描述了鲁迅小说在当时人们心中所造成的精神震撼与文化效应。”(10)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第45、52、81页。

1927年，茅盾发表了《鲁迅论》，这是继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之后又一篇有分量、具有超越性的鲁迅论(11)沈雁冰：《鲁迅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号，1927年11月10日，《茅盾全集》第19卷，第149-174页。。文章全面论述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以及1927年以前的全部创作。它是茅盾在通读了截至1927年鲁迅全部作品的基础上，并结合当时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种种评论写出的力作。文章在大量引证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茅盾高度赞赏张定璜的《鲁迅先生》，认为“是好文章”，并大段抄录文中的相关论述。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发表于1925年，是一篇全面研究鲁迅的长文，在鲁迅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受到了后来众多鲁迅研究者的充分肯定。文中认为“鲁迅先生也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实力给我们划了一个新时代，虽然它并没有高唱文学革命论。”张梦阳认为张定璜“是做出这一历史判断的第一人。”他的“这篇论文无疑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篇有分量的鲁迅论，是鲁迅印象初步形成的标志。”(12)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第45、52、81页。张定璜用“三个冷静”来概括鲁迅的个性特征，已成为一段名言。而茅盾是最早肯定张定璜文章的人，这也看出茅盾的眼光和远见。他的《鲁迅论》在张定璜文章的基础上继续解读鲁迅，认为“‘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沉默的旁观’，鲁迅之为鲁迅，尽在此二语罢。然而，我们也不要忘记，鲁迅站在路旁边，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这种论断，不仅比张定璜的认识更全面，而且在以后的鲁迅研究史上被承传下来，演变成著名的评价：“鲁迅既严厉地解剖别人，更无情地解剖自己。”对于鲁迅的杂感，茅盾颇有见地地指出：“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这是对鲁迅杂文特质的深刻揭示。茅盾不愧是鲁迅的知音，他对鲁迅思想和精神的理解是那样的精准，为后来者理解鲁迅开辟了路径，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阿Q正传》等小说，茅盾不同意当年成仿吾的批评和指责，认为《阿Q正传》不是“浅薄的纪实的传记”，也不是“劳而无功的作品”，“《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说不定你还在这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13)沈雁冰：《鲁迅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号，1927年11月10日，《茅盾全集》第19卷，第149-174页。这正是后来的研究者所反复揭示的“阿Q相”的普遍意义。正如张梦阳所说：“由阿Q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是鲁迅在中国所引发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生动地描述这一现象，加以简明的概括，道出其中的意义，茅盾是第一人。这也是他的这篇《鲁迅论》比张定璜的《鲁迅先生》更为深入、精警之处。”“总而言之，茅盾的这篇《鲁迅论》对1927年以前的鲁迅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概括，对鲁迅映像进行了非常精辟的第二次总结，是中国鲁迅学史上划时期的重要论著。”(14)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第45、52、81页。这是站在中国鲁迅研究百年史的高度做出的评价，名副其实。

1948年，茅盾发表了《论鲁迅的小说》，主要讨论了从《呐喊》到《彷徨》的艺术发展。茅盾认为《狂人日记》是“划时代的作品，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新纪元，也宣告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是他的小说作品的总序言。”文章论述了《狂人日记》的基本思想以及《呐喊》、《彷徨》的基本情况和具体篇章。“在《彷徨》集中，我却以为沉痛的作品在艺术上比《呐喊》集中的同类作品达到了更高的阶段，《祝福》和《伤逝》所引起的情绪远比《药》和《明天》为痛切。”“若就艺术的成熟一般而论，鲁迅的小说后期者优胜于前期者，这说法大体上我相信是不错的。”(15)茅盾：《论鲁迅的小说》，《小说》月刊第1卷第4期，1948年10月1日，《茅盾全集》第23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497—506、506页。茅盾的这种观感是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的，我们不能不折服。后来，杨义等学者继续阐述从《呐喊》到《彷徨》的艺术发展、成熟等，都是在茅盾观点的基础上的阐发。所以，张梦阳在《中国鲁迅学史》中高度赞扬茅盾“对鲁迅从《呐喊》到《彷徨》艺术发展的分析，是切中肯綮、极有道理的，值得后人继续体味。”(16)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第333、333—334页。

这篇文章的最后，茅盾对鲁迅后期不写小说的原因也做了非常中肯的解释。正如张梦阳所说“鲁迅后期为什么不写小说了？这一问题一直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一个悬念，历来有各种说法，而茅盾的这一解释相对来说是最合情合理的，值得后人参考。”(17)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第333、333—334页。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鲁迅后期为什么没多写小说？有人从“不为”或“不能”提出看法，认为鲁迅没多写小说非“不能”，乃是“不为”(18)郜元宝：《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有人从艺术自身的特质和限度出发，认为“鲁迅不多写或不再写既是因为不为也是因为不能”，并从多方面探讨了缘由(19)刘彬：《也谈“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0期。。还有人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存在着多种可能，他多写少写或不写小说都是正常的”，“丝毫不会动摇其文学家的地位。”(20)吴海洋：《“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其实，这种种说法，包括李长之当年提出的鲁迅小说创作“停歇”说，都没有超出茅盾的解释，即使超出了也是离谱的，或者是过度阐释。在茅盾看来，鲁迅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主要有两点原因：“忙于写杂感是一个主要原因。”“但也不能不承认鲁迅在那时候没有接触新鲜生活的自由。至于旧材料，为《呐喊》和《彷徨》所有者，即他觉得已经写够了。”茅盾还援引鲁迅“曾经说笑话道：‘老调子已经唱完’”(21)茅盾：《论鲁迅的小说》，《小说》月刊第1卷第4期，1948年10月1日，《茅盾全集》第23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497—506、506页。。应该说，茅盾的这两点解释是最为中肯，也最符合实际的。今天学者们的老调重弹，不免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当然，茅盾的这篇文章也有局限，如说鲁迅的前期小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但瑕不掩瑜，从作品论到作家论，再到创作发展论，处处体现了茅盾的独具慧眼识鲁迅。

二、理解鲁迅：拨开迷雾与消除疑虑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论述过自古以来“知音难觅”、“文情难鉴”、“知音其难，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等问题。在刘勰看来，一个好的文学鉴赏家、批评家是难于逢遇的；文学作品也是难于鉴赏、批评的，即“文情难鉴”。文学鉴赏与批评之所以难于正确展开，除了作品本身的“文情难鉴”外，刘勰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鉴赏者、批评家在评论时凭个人兴趣爱好，主观片面和夹有私心。为此，就要加强鉴赏者、批评者的“文德”和修养。可见，真正认识一个作家，理解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是不容易的，尤其理解像鲁迅这样深邃、另类、特立独行、睚眦必报、睥睨人类、不留情面的作家就更为不易。所以，我们看到在百年鲁迅的接受史中，始终伴随着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误读、曲解、攻击、辱骂、诋毁等现象，就更需要正确理解鲁迅和捍卫鲁迅。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他的另一贡献是及时并且反复纠正了学习鲁迅、研究鲁迅过程中的种种疑虑、偏颇乃至错误倾向。他总是能够拨开迷雾，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真相和实质，促进鲁迅接受和研究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有人指责鲁迅是“执拗的老人”时，茅盾针锋相对，认为“‘执拗’正是鲁迅先生的战斗的韧性！”尤其“在长期抗战中，全国民众都须要坚韧，在文艺战线上的，还要韧。目前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许多问题，都不是‘痛快主义’所能解决，必须韧战。”(22)茅盾：《韧性万岁》，《文艺阵地》第2卷第1期，1938年10月16日，《茅盾全集》第21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606—607页。茅盾能够结合抗战时期的具体形势和需要，充分认识和理解了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的现实意义，而不是“执拗”。

当某些“正人君子”指责鲁迅“老是吹毛求疵”，总是“看出人家的坏处来”时，茅盾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认为鲁迅的勇于“挖烂疮”正是缘于对民族至大至刚的爱。茅盾指出：“不错，鲁迅先生自己也承认，他老是‘看出人家的坏处来’，特别是要‘挖烂疮’”；“不错，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通人情世故’，辛苦了一世。然而他这样做，就因为他有一颗比什么人都热蓬蓬些的心，就因为深爱自己这民族……所以他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勇气和毅力！”(23)茅盾：《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反帝战线》第3卷第2期，1939年11月1日，《茅盾全集》第22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80—81、82页。这是鲁迅精神的真实写照。在这篇文章中，茅盾还针对个别人嘲笑鲁迅“怕死”予以有力回击：“鲁迅先生既不主张‘赤膊上阵’”，也“决不肯‘上当’！可是他也决不是‘为活着而活着’。只看他在晚年，实在身体已经太坏了！但还是著作不辍，天天与恶势力奋斗，不就很明白了么？”(24)茅盾：《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反帝战线》第3卷第2期，1939年11月1日，《茅盾全集》第22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80—81、82页。茅盾的这种反驳非常有力。在后来的鲁迅接受史上，诋毁鲁迅的人，不也经常拿鲁迅“怕死”说事吗？因此，回顾茅盾当年的思想见解，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当有人不满《彷徨》的“悲观思想”时，茅盾却认为《彷徨》里所表现的作者的宇宙观与《呐喊》并无二致，是《呐喊》的发展，是更积极的探索。茅盾指出：“我以为《呐喊》和《彷徨》里所表现的作者的宇宙观并无二致，但是作者观察现实时所取的角度却显然有殊。”“不要以为《呐喊》与《彷徨》的思想内容就像用刀子来裁过那样整齐分为两面，河水不搀井水似的各归各的。两者之间，还有错综的地方，甚至在一篇之中也有错综着的”，“《彷徨》应该看作是《呐喊》的发展，是更积极的探索；说这是作者的‘悲观思想’到了顶点，因而预兆着一个‘转变’，——这样的论断，似乎是表面而皮相的。”(25)茅盾：《关于〈呐喊〉和〈彷徨〉——读书札记》，《大众文艺》第2卷第1期，1940年10月15日，《茅盾全集》第22卷，第174—177页。茅盾充分看到了《呐喊》和《彷徨》的连续性、一致性、错综性以及《彷徨》的更积极的探索，这无疑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两本小说集。当然，茅盾在这里论说到的从两部小说的人物身上看见的革命的力量云云，显得有些牵强，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当有人非议《狂人日记》不像“一篇小说”时，茅盾却认为“惟其‘不像’一般所谓小说，所以就成为新文学进军的号角。”茅盾认为“《狂人日记》以《人权宣言》的姿态出现，其力量比当时所有的‘专打孔家老店’的文章更为猛鸷。”“就当时的文学运动而言，《狂人日记》也比‘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更多些光焰，更多些启示。”(26)茅盾：《现实主义的道路——杂谈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重庆《新蜀报·蜀道》，1941年2月1日，《茅盾全集》第22卷，第191页。茅盾如此高看《狂人日记》，正反映了《狂人日记》的独特价值。沿此思路，后代的研究者多指出《狂人日记》寓言诗性特征，甚至认为是一个民族的总寓言。

茅盾较早地认识到鲁迅著作的博大精深，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他在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时撰文评价鲁迅作品价值，“不但青年们不可不读，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探讨中国问题的人士，也应当读。”如何读、怎么读？茅盾批评对鲁迅著作“见木不见林”的读法“颇多引用鲁迅先生的文句，但细绎全篇的意义，殊嫌芜沓，因而，鲁迅文句之被引用在内，正似丑妇戴了满头珠翠。”茅盾倡导“我们读一个思想家的著作，主要是为了摄取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以增长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力、观察力，以及分析批评的能力，倘若这一点办不到，则记诵虽多，亦只能流于捋摘章句，为行文之装饰而已。”茅盾还主张从大处提问题，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动态系统中把握鲁迅的著作。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对鲁迅思想得一全盘的了解，可以使鲁迅的文化功业和当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因而他的全部著作成为活的指针而不至被当作死的教条。”从大处提问题，茅盾具体列举了诸多问题：“在一般文化方面，就可有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西洋文化问题，中国吸收外来文化问题等等，在文艺方面，可有文学与革命，大众化，创作方法，文艺修养，等等问题；在思想方面，在社会问题方面，也同样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问题。”(27)茅盾：《“最理想的人性”——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笔谈》第4期，1941年10月16日，《茅盾全集》第22卷，第290—292页。茅盾这种从大处提问题，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动态系统中研究鲁迅的倡导，对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无不具有启发性和示范性。

如何研究鲁迅？茅盾反对“把鲁迅当作偶像，把他的学说思想当作死的教条”，而主张“把鲁迅作为战士，活在我们中间的战士，他的著作是我们斗争的指南针，是帮助我们了解这社会，了解这世界，认明了敌和友的活的方法。倘取了这一态度，则鲁迅的著作将成为我们斗争的武器，滋补我们的斗争力血液。”(28)茅盾：《研究·学习·并且发展他》，《大众生活》第23期，1941年10月18日，《茅盾全集》第22卷，第301页。回顾百年鲁迅研究史，把鲁迅当作偶像、当作教条时有发生。所以，茅盾强调要“在正确的立场上来研究鲁迅”的主张具有长久的意义。茅盾也反对鲁迅研究中的简单、幼稚的现象，比如，不了解全盘的思想，只摘录警句，不读《鲁迅全集》，只读《鲁迅语录》，认为这不是学习、研究鲁迅的正路(29)茅盾：《关于研究鲁迅的一点感想》，《文艺阵地》第7卷第3期，1942年10月31日，《茅盾全集》第22卷，第395、393—394页。。至于研究方法，茅盾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去研究鲁迅的著作，都是需要的。”这体现了茅盾的开放的姿态。茅盾始终主张开展百家争鸣的自由讨论。认为鲁迅研究的成果，“不论是一本书或一篇短文，都不能说全无问题，已成定论；热烈的反复辩驳，应是必有的事。”(30)茅盾：《关于研究鲁迅的一点感想》，《文艺阵地》第7卷第3期，1942年10月31日，《茅盾全集》第22卷，第395、393—394页。这体现了茅盾的包容的精神和对学术规律的尊重。他批评那种喜欢在鲁迅作品里寻找“微言大义”的做法，反对把鲁迅作品“神秘化”“深奥化”，也反对庸俗社会学的方法和形而上学的做法，更反对鲁迅研究中的“两个凡是”问题。这些及时的纠偏，推动了鲁迅接受和研究的健康发展，使鲁迅精神薪火相传。

茅盾在《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中，再次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比如说证明鲁迅的旧体诗《湘灵歌》是为纪念杨开慧写的，据我所知，鲁迅并不知道杨开慧，我也没有给他谈过杨开慧。”茅盾还谈到“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最后，茅盾“希望《年刊》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31)茅盾：《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7日。应该说，茅盾所指出的鲁迅研究中的形而上学、神化鲁迅、歪曲鲁迅、“两个凡是”等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鲁迅研究中是经常出现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他的这篇答记者问，实际上为《鲁迅研究年刊》提供了办刊遵循，也为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学风和方向。

三、弘扬鲁迅精神：责任担当与精神承传

茅盾在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宣传鲁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承担了传承和弘扬鲁迅精神的重任，在鲁迅传播史上、宣传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茅盾成为杰出作家、批评家以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界均有崇高的威望，又和鲁迅有过密切的交往，共同在左翼阵营并肩战斗，成为鲁迅的知音和挚友。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担任文化和文学方面的领导人。所以，他对鲁迅的纪念、宣传就比一般的作家、批评家、研究者更有影响力，他的责任担当意识更强，在弘扬鲁迅、承传鲁迅精神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

1936年11月，即鲁迅逝世一个月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召开，茅盾是发起人之一，并起草《筹委会公告》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由蔡元培签署。茅盾起草的《公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推举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内山完造、茅盾、许广平、周建人共7人为筹备委员；举行第一次筹备会会议，商定鲁迅坟地布置、坟地建筑图标及设计等事宜。到1937年7月18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由国内外知名人士和鲁迅生前友好宋庆龄、蔡元培、郭沫若、茅盾、法捷耶夫、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70多人组成，宋庆龄任纪念委员会主席，许广平、茅盾、萧军、胡愈之、黎烈文、郑振铎、张天翼等7人为常委。从1936年鲁迅逝世到1942年，每年在鲁迅逝世纪念日，茅盾都发表文章，多次号召要向鲁迅学习，认为这是悼念、怀念、纪念鲁迅的最好形式。学习鲁迅，茅盾认为不仅从文句上去学习，更要从透彻的观察和解剖的精微上去学习。要学习鲁迅的斗争策略，学习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学习鲁迅的谨严，学习鲁迅的决不妥协，学习鲁迅的伟大人格……不能不说，茅盾准确地抓住了鲁迅精神的精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茅盾以他的崇高威望，被党中央、国务院任命为首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1965年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他还一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直到逝世。他的政务工作更为繁忙，已无暇从事文学创作，但理论批评工作还在继续，对鲁迅是一如既往地宣传和研究，从1949年到1979年，茅盾共发表了有关鲁迅的文章17篇，多为学习、纪念性的讲话。有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茅盾对鲁迅的阐释、研究主要是误读和曲解，表现为断章取义，呈现的是脸谱化、阶级化、革命化的鲁迅，其目的是为主流政治服务(32)参见商昌宝：《茅盾1949年后误读与曲解鲁迅考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这有些言重了，或以偏概全。即使今天来看，茅盾1949年以后对鲁迅的论述仍有很多是有价值的；个别的失之偏颇，往往是受时代和政治约束的结果，是难以避免的，每个人都不能超越时代而生存。

在鲁迅逝世13周年的日子里，茅盾同时发表了两篇学习鲁迅的文章。在《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一文里，茅盾强调“要明白鲁迅思想的发展，不能不研究他的杂文；而要善于学习鲁迅，则对于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当然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他接着阐发了瞿秋白对鲁迅思想发展的论述，认为“对于鲁迅思想的发展作了透彻精深的研究的，不能不推瞿秋白氏为第一人。在《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中，他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了鲁迅思想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的要素，指出鲁迅之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33)茅盾：《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9日，《茅盾全集》第24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97—98页。。瞿秋白从阶级视角对鲁迅思想发展的论述，在以阶级来观察人、分析人的时代是非常权威的观点，影响时间较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茅盾对此高度赞赏顺理成章。

在《认真研究、认真学习》一文中，茅盾首先提出纪念鲁迅“最应该做的纪念方法还是学习鲁迅，研究鲁迅，把鲁迅普及到工农大众。”“对于鲁迅的研究，我们的工作实在做的不多。”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认识。其次，茅盾指出“摘取了鲁迅作品中的警句以装饰自己的，以前也常常见到，这不是真正研究的态度”。再次，茅盾在该文中提出有两个专题值得我们研究：“一个是尼采思想对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影响，又一个是庄子和楚辞在他思想和艺术上的比重。”茅盾所指出的这两个专题，在以后的鲁迅研究史中得到了验证，是两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最后，茅盾指出“无论专题研究或分期研究或从其思想的发展作整体研究，都迫切地需要认真去做。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是为学习而研究。”(34)茅盾：《认真研究、认真学习》，《光明日报》，1949年10月19日，《茅盾全集》第24卷，第102—104页。上述这些观点有什么不对的？怎么能说“是开启了误读和曲解鲁迅的先河”(35)商昌宝：《茅盾1949年后误读与曲解鲁迅考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呢？笔者实在不能苟同。

当然，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他在百年中国鲁迅学史中的论述，并非全都正确，也不可能全都正确，因此存在着局限和偏离鲁迅本体的认识是在所难免的。因为茅盾是人，不是神。“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负面意义’”(36)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第15页。。茅盾也不能例外，而总是受特定时代的政治氛围和指导思想的影响。当茅盾从人性、人类性的角度来观照阿Q形象时，就能充分看到“阿Q相”在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普遍意义。当茅盾从阶级、从革命的要求来解读阿Q时，就落入了“阶级+典型”的陷阱，把阿Q窄化为农民阶级、士大夫阶级、圣贤阶级的典型，并且拔高了阿Q的革命要求和勤劳、质朴的一面，甚至认为《阿Q正传》“也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忽视了中国人品性上的优点。”(37)茅盾：《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10月第20期附册，《茅盾全集》第24卷，第617页。从而也就远离了鲁迅写阿Q的本意。当茅盾从革命的视角、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来要求鲁迅作品时，于是就说从《呐喊》的人物身上看见了革命的力量云云；说鲁迅的小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前驱”。

20世纪50年代，鲁迅被尊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成了偶像，成了“神”。于是，我们看到茅盾在1956年《在鲁迅迁葬仪式上的讲话》中说“鲁迅生前，对于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是抱着坚定的信念的”，我们要“学习他对于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云云。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茅盾以“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为题，来论述鲁迅最终转向了共产主义，把鲁迅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张梦阳先生说：“茅盾作为一位天才的文学批评家，有着惊人的艺术直感，这种直感往往是非常精准的。”(38)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第439页。这种分析很有道理，因为我们看到，同样是在1956年，同样是召开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巴金在上海的讲话和茅盾在北京的讲话口径完全一致，巴金也说到鲁迅“终于从进化论走到了阶级论，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走到了共产主义，而且找到了他引以为光荣的‘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同志。从此先生的信心更坚定了，先生的精神更焕发了……”(39)巴金：《纪念鲁迅先生——在上海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文汇报》，1956年10月20日。。直到1977年，茅盾在文章中依然重复1926年以后，鲁迅“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40)茅盾：《学习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世界文学》第1期，1977年10月，《茅盾全集》第27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270—271页。，把鲁迅神化了。但茅盾又很快地进行了纠偏和矫正。到了1979年，他衷心地希望《鲁迅研究年刊》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这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纠偏和矫正呢？

四、深刻启示：艺术直觉与审美感受

如前所述，中国对鲁迅的接受与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产生了众多的研究名家和浩瀚的研究成果。从政治家到批评家，从作家到学者，汇聚着五代研究者。应该说，鲁迅研究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领跑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甚至形成“鲁迅学”，大有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独立出来之势。这其中，茅盾作为鲁迅最早的研究者、发现者，他是横跨着的，是集批评家、革命作家、研究家于一身的。

作为一位卓越的批评家，茅盾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作家论、作品论，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中的鲁迅论无疑是最为显赫、最为出色的部分，是作家论、作品论的“天花板”。他对鲁迅研究的开拓是多方面的，从作品论到作家论，从小说到杂文，从对鲁迅思想精神的整体阐释到对鲁迅作品风格的提炼和概括，无不体现他的目光如炬和远见卓识。他对《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的阐释是最接近作者本意、作品本体，最具有开创性也是最令人折服的。他对从《呐喊》到《彷徨》的变与不变、连续性、错综性、发展性的认识是完全符合文本实际的。他用“洗炼，峭拔而又幽默”来概括鲁迅作品的风格，也显示出他的独具慧眼。同时又强调“统一的独特的风格只是鲁迅作品的一面，在另一方面，鲁迅作品的艺术意境却又是多种多样的。”(41)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61年第9期，《茅盾全集》第26卷，第350页。“鲁迅有时幽默，有时沉痛，有时投枪，他有好多付笔墨，然总观其风格，则峥嵘辛辣，庶几近之。”(42)茅盾：《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笔记》，分别记于1963、1974、1975年，《茅盾全集》第27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224页。这种对鲁迅作品多样而又统一的风格的认识和概括是很准确的。还有对《故事新编》在历史题材上的开拓和成功，对鲁迅杂感剜剔中华民族毒疮的特性的精确概括等等诸多观点的提出都是迅速、及时且具有原创的学术思想，在鲁迅作品经典化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成了日后鲁迅研究的重要命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路径和方法。所以，茅盾在中国百年鲁迅学术史上占据其他人无法比拟、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具有学科史、学术史价值。

而茅盾之所以在鲁迅研究中独具慧眼，能够深刻地理解鲁迅和阐发鲁迅作品，主要源自他具有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这也正是一个批评家和研究者最可贵的品格和能力。艺术直觉是文艺创作或欣赏中对审美内容的直观感觉和领悟，它看起来并没有理性因素的直接介入，也没有经过反复观照和深思熟虑，更不经过逻辑推理和分析，仿佛是一种本能、一种天赋。但在其背后，是批评家艺术经验和艺术修养的产物，是长期的艺术经验和理论思考统一的结果。所以，艺术直觉既是先天的本能，也是后天的再造。而文学批评与研究主要是批评家、研究者文学感受力和判断力的表现。这种能力的强与弱是杰出批评家与平庸批评家的分水岭。

宋益乔在评论王富仁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中曾说：“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新鲜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的提出，总是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它是研究客体本身所固有的。”“二、它是研究主体思想情志的表现。学术研究过程不是一个机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不但通过自己的研究，使研究客体所固有的意义得以发扬光大的，在这同时，也闪烁着研究者个人思想与智慧的火花。每一个研究成果，都是研究客体与主体相互融合的统一体。”(43)宋益乔：《思想与激情——谈王富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在这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两方面中，我认为研究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更大，道理很简单，我们也都是研究主体，我们也都面对着鲁迅，面对着中国现代文学各领域等研究客体，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像茅盾、王富仁那样提出那么多新鲜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呢？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研究主体缺乏作为一个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

当《阿Q正传》还没有连载完，茅盾就预言它“实是一部杰作”，如果没有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是不能做出这样的预言式判断的。正如张梦阳在《中国鲁迅学史》中所说：“他这段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一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所谓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提法，其实与后来的阿Q是‘一个集合体’‘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属于同一性质的艺术典型。‘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一语，正反映了这类艺术典型的普遍性特征。”(44)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第41页。的确如此。在以后的鲁迅研究史中，沿此思路，研究者将阿Q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世界性文学典型相提并论，揭示其世界意义。

茅盾高度重视独立的文学感受和文本理解，从而具备了敏锐的感受能力和精准的判断能力。王富仁在接受访谈时谈到“最重要的是你的感受、你的认识，你的认识必须是完整的，框架必须是科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脱离开自己的感受，去追求一种理论和一种教条以及对事物的一种判断。”(45)《鲁迅研究与我的使命——王富仁教授访谈》，李怡、宫立编：《王富仁学术文集》第一卷下，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643页。在王富仁看来，无论是文学鉴赏、文学评论，还是文学研究，“在这三个层次中，贯穿始终、起基础作用的是批评主体对文学作品的主观感受。没有这种感受，批评家就无所批评”，“批评家文学感受力的强弱和丰啬直接决定着他的文学批评活动的成败。”(46)王富仁：《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在整个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李怡、宫立编：《王富仁学术文集》第三卷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7-48页。茅盾在鲁迅研究方面之所以能迅速、及时并提出那么多真知灼见，就在于他能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感知、体验人生，在这个基础之上独立地、深刻地感受鲁迅及其作品。

由此启示我们：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是一个批评家和研究者最可贵的品格和能力。所以茅盾才能在百年鲁迅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联想到当今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总有一种不够劲儿、不给力，显得疲软，缺乏公信力和影响力等问题。如何加强文学批评，使批评走出困境，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当今的时代命题。这当然需要多方努力或从多方面寻找原因和对策。其中，从批评家视角出发，要想实现文学批评大的突破，必须在培养和提升批评家的艺术直觉、文学感受力和审美判断力上花大气力，练真功夫，从而提升批评家的文学感知和审美经验，在此基础上，还要提高理论修养和学理高度。这也许是茅盾在鲁迅研究方面留给我们的最重要、也最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鲁迅思想和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精神的探索。茅盾在弘扬鲁迅精神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文化开新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功不可没，历史应该铭记他，而不是人为地贬损他。当然，茅盾不是神，他对鲁迅的阐释并非完全正确，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偏颇甚至错误。但是，综观茅盾一生对鲁迅的论述，误读、曲解、拔高、神化鲁迅的地方是不多的，和他的巨大功绩相比，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