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拉德早期小说中的印度洋贸易与东西文化冲突

2024-05-08 02:04王松林刘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4年4期
关键词:迈耶康拉德印度洋

王松林 刘浩

引 言

15到17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打通了欧洲经由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贸易通道。可以说,自新航路开辟至19世纪,印度洋一直是西方进入东方进行贸易并向东方进行帝国扩张的重要航线。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sationmatérielle,économieetcapitalisme,XVe-XVIIIesiècle,1979)一书中认为,远洋贸易促进了世界的商品交换和资金流动,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远洋贸易必然带来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冲突,由印度洋贸易而生的东西文化冲突影响了印度洋海域乃至东方的历史进程。英国在争夺印度洋财富霸权过程中后来居上,最终成为19世纪印度洋贸易的霸主。但是,18-19世纪英国文学有关印度洋贸易的书写及文化冲突的记叙并不多见,相对于地中海、太平洋和大西洋书写的论述,国内外学界对于文学中的印度洋书写关注不够。

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的早期小说以东印度洋贸易为背景,为英国文学的异域书写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也为学界洞开了一个观看东西方贸易和文化冲突的窗口。艾伦·西蒙斯(Allan Simmons)(2005:52)指出,康拉德“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一种帝国主义观点。他在英国商船队的工作经历使他成为西方文化与异国文化之间的理想中介”。作为帝国贸易的参与者以及帝国贸易文学的书写者,康拉德见证并想象了印度洋尤其是马来群岛多种贸易力量的冲突和文化交锋,为英国文学带来了独特的异域画卷。

19世纪下半叶的印度洋贸易及康拉德早期小说的素材

近代史上较早活跃在印度洋的欧洲贸易力量是老牌海洋帝国葡萄牙和西班牙。17世纪起,为了争夺印度洋的权益,荷兰和英国开始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展开了较量。1609年,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916:7)出版《海洋自由论》(TheFreedomoftheSeas,1916),抨击了葡萄牙人对东印度洋群岛航线和贸易的垄断,他认为任何国家、个人在任何海洋都有自由贸易及航行的权利。格劳秀斯的海洋(公海)自由论如今已作为一项海洋国际法原则,他也因此被称为“国际法之父”。但是,在当时背景下,这一思想的提出乃是基于国家海洋权益的考量。同样,“海洋自由”也成为英国海外贸易和对外扩张的借口,伊丽莎白女王就主张“海洋和空气”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Carrington,1968:11)。新航线开辟之后,印度洋广阔的热带地区逐渐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及至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包括印度洋地区在内的世界上近五百万平方英里的热带地区都被欧洲列强纳入囊中(Kidd,1898:31)。

马克思(2015:74)对所谓的“海洋自由”和“自由贸易”有清醒的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确实如此,17-19世纪所谓的“自由贸易”乃是西方海洋强国构建的神话,其本质“始终只是强者意图垄断优势、主导弱者的一个工具”(梅俊杰,2008:168)。欧洲海洋帝国正是在海上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开始垄断印度洋贸易。印度洋的自由贸易本质上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如果可能的话,在非正式的控制下进行贸易;必要时进行统治”(Gallagher &Robinson,1953:13)。殖民贸易极大地冲击了印度洋世界的政治秩序和利益格局,引发了诸多国家、诸多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

英国和荷兰是19世纪东印度洋贸易的主要竞争者。早在英国来到东印度洋之前,荷兰人就在马来群岛建立了诸多殖民地并确立了贸易垄断地位。杰拉尔德·桑福德·格雷厄姆(Gerald Sandford Graham)(1967:385)就指出,“1816年,荷兰的旗帜被印尼海域的商人们默许为欧洲力量的象征,1824年后则被公开承认”。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署条约,划分了各自在东印度群岛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英荷两国在当时尚未对“新加坡海峡以南”的贸易边界做出精准界定(Irwin,1955:62),导致日后双方在该区域尤其是婆罗洲地区的商业活动范围产生分歧,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然而,在政治上英荷两国之间也不完全是竞争关系,荷兰在印度洋东部海域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英国的纵容,因为英国忌惮印度洋的权益落入其他欧洲劲敌(如法国)之手从而对英属殖民地产生威胁,故对荷兰的殖民进程持默许态度。当然,这种“善意”是建立在英国商业利益不受损害的大前提下(Tarling,1992:19-22)。康拉德的印度洋小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展开,他笔下的印度洋世界正是这一错综复杂的各种利益纠葛的反映。

康拉德在英国商船队服务时正值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工业革命之后,英国获得了对印度洋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在19到20两个世纪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Pearson,2003:190-191)。在“海洋自由”和“自由贸易”思想的驱使下,印度洋贸易成为欧洲列强竞争的中心,印度洋贸易不仅催生了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型政治和经济实体,也吸引了大量个人冒险家前来寻找发财梦。譬如,康拉德的“林格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林格就是典型的前来印度洋世界冒险并寻求财富的英国私人贸易商。1881年至1889年期间,康拉德先后在“维达号”(SS Vidar)等多艘商船上服务,航行轨迹遍布印度洋,北至中国南海,南至墨尔本,西至非洲大陆,东至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康拉德在“维达号”担任大副期间,曾在新加坡和婆罗洲东海岸来回航行数次,这段旅程对他早期作品譬如《阿尔迈耶的愚蠢》(Almayer’sFolly,1895)、《海隅逐客》(AnOutcastoftheIslands,1896)以及《吉姆爷》(LordJim,1900)的创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Najder,1984:100),特别是他在婆罗洲的经历让他“首次体验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Meyers,1991:79),成为他早期马来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

文学创作离不开作者的地理空间体验,或者说文学创作是“精神世界里的空间感知和艺术想象”(郭方云,2023:73)。康拉德传记家乔治·琼-奥布里(Georges Jean-Aubry)就明确指出,康拉德的作品“再现了他人生前半段的经历,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且通常都非常逼真”(Jean-Aubry,1957:8)。但是,有趣的是,康拉德本人似乎不愿承认这一点,他在给出版商约瑟夫·登特(Joseph Dent)的信中所说:“我对岸上的人知之甚少。我作为‘维达号’的大副,只要在港口就非常忙碌。再说,即便有时间和机会,我也不屑于建立社会关系”(Jean-Aubry,1927:186)。然而,康拉德常年作为商船船员在东方海域航行,他在频繁的贸易活动中不可能不与船上以及岸上的社会接触,正如诺曼·谢里(Norman Sherry)(1966:6)所言:“他与东方世界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东方世界为他提供了原始材料”。康拉德对东印度洋地区贸易形势的把握离不开他的婆罗洲航行经历。欧文·诺尔斯(Owen Knowles)(2014:17)经考证发现,康拉德在婆罗洲停留期间,在林格贸易站,他遇到了来自欧亚大陆的荷兰人卡雷尔·威廉·奥尔梅耶(Karel William Olmeijer),奥尔梅耶就是《阿尔迈耶的愚蠢》中阿尔迈耶的原型。康拉德(Conrad,1980:167-168)在其《个人记录》(APersonalRecord,1980)中也承认,“如果我不是很了解奥尔梅耶,几乎可以肯定,我的作品永远也不会出版”。

尽管如此,在印度洋航船上的亲历无法构成康拉德东方小说创作的全部素材。康拉德对印度洋的了解可能更多源自他阅读的相关书籍,尤其是那些与婆罗洲历史相关的书籍。其中,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马来群岛》(TheMalayArchipelago,1869)就是康拉德重读数次最多的书籍之一(Knowles,2014:154)。从这些书籍中,康拉德“不仅熟悉了马来名字,而且获得了关于马来人物及其历史和背景的建议,以及他们可能对彼此、对其他种族,特别是对白人的态度的信息”(Sherry,1966:170)。此外,英国冒险家、曾统治过文莱沙捞越的詹姆士·布鲁克爵士(Sir James Brooke)对康拉德的马来系列小说创作影响也很大。约翰·戈尔丹(John Gordan)认为康拉德显然“读过很多关于布鲁克的书,他一定对婆罗洲很感兴趣,尽管他从未去过沙捞越”(Gordan,1963:64),康拉德在《阿尔迈耶的愚蠢》《海隅逐客》以及《救援》(TheRescue:ARomanceoftheShallows,1920)中都间接提到了他,《吉姆爷》的后半部分也有布鲁克的影子。康拉德本人也在写给姨妈玛格丽特的信件中承认,布鲁克是他的崇拜者(Davies &Stape,2005:137)。

康拉德早期小说中的印度洋贸易书写及殖民批判意识

《阿尔迈耶的愚蠢》和《海隅逐客》是康拉德最早的两部以印度洋婆罗洲地区为背景的小说,之前的英国文学鲜有以东印度洋为主题的写作。亚瑟·沃(Arthur Waugh)认为康拉德的印度洋写作意义十分重大:“这是一块迄今未被小说家触及的地方,但现在被新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先生吞并了”(Sherry,2005:40)。19世纪小说家詹姆斯·佩恩(James Payn)也对这两部作品有很高的评价:“《阿尔迈耶的愚蠢》一书的作者已经让我们在印度洋群岛有了家的感觉:在他的时代之前,我们对婆罗洲及其周边地区知之甚少,只知道那里种植着上好的烟草;现在,他又在《海隅逐客》中使我们重新认识了它,这对我们大有好处”(Sherry,2005:51)。康拉德在英国商船上服务,他在婆罗洲“遇到的人都与贸易有关”,因而“贸易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他关于该地区的故事中”(Sherry,1966:126)。如上所述,英国和荷兰是康拉德所处时代印度洋的主要贸易者,“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帝国的利益”(Knowles &Moore,2000:68),康拉德早期马来小说既是对印度洋上不同贸易力量之间冲突画卷的描摹,也是对欧洲列强垄断印度洋贸易并破坏印度洋国家人民经济生活秩序的批判。

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也是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他指出荷兰和英国在印度洋东部世界强行与当地政府签订条约,其目的是为了“排除所有的竞争……拥有对本土市场的排他性垄断”(Crawfurd,1820:220-221)。《阿尔迈耶的愚蠢》及《海隅逐客》正是这种贸易垄断行为的真实写照。《海隅逐客》中的英国私人商林格帮助马来人打击海盗获取了良好的声誉,他得以在森巴“发现”一条“自己的河流”(OI:38)①,并在河道上建立起自己的贸易站。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贸易的参与者,林格的“海洋自由”意识或曰帝国意识十分强烈,他总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马来人面前,时常将“为了你们好,为了大家好”的说辞挂在嘴边(OI:201),将自己的殖民恶行美化成利他行为。康拉德在小说中对林格这位自命不凡的西方贸易强权者进行了挖苦:

只有他——他,林格——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有利的,这是他的特点,而且,毕竟没有错得很厉害。他说,无论是否,他都会让他们高兴,他是认真的。他的贸易给这个新兴的国家带来了繁荣,而对他的铁腕的恐惧保证了多年来的内部和平。(OI:179)

表面上看,以林格为代表的殖民贸易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实际上,他和贸易站代理人阿尔迈耶大肆掠夺当地丛林资源并垄断贸易往来,是另一种形式的海盗行为。芭芭拉嗤对林格和阿尔迈耶的“强盗”行径给予了强烈控诉:“他是什么人,那个凶神恶煞的人,让全世界都远离他们?他是政府吗?谁立他为王?……他们不得不与他交易——接受他所给予的货物——接受他所给予的贷款。他每年都会索取款项”(OI:103)。自踏入印度洋以来,英国和荷兰商人不断扩大他们在东印度洋的贸易垄断特权,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占有与他们进行贸易的土著国家的产品或财产”(Crawfurd,1820:220)。康拉德通过芭芭拉嗤的控诉揭露了英荷两国在婆罗洲地区的“殖民主义的不道德性”(Knowles &Moore,2000:68)。

阿拉伯商人阿卜杜拉的到来开始打破了英荷两国的贸易垄断地位,阿卜杜拉在芭芭拉嗤和威廉姆斯的引领下,进入林格所在秘密河道。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姆斯受过林格的恩惠,林格曾带他到森巴镇做贸易生意,但是,他不满林格的代理人阿尔迈耶的贸易垄断行为以及阿尔迈耶对他的敌视态度,最终选择背叛林格,并将商业竞争对手阿拉伯商人引入森巴镇。安德鲁·弗朗西斯(Andrew Francis)(2015:23)指出,这个“戏剧性事件”可以窥视“那个时期的另一个历史现实:竞争日益激烈”。阿卜杜拉、芭芭拉嗤以及流亡在桑巴镇的苏丹王子拉坎巴等人合力共谋,逐渐取代了林格和阿尔迈耶在森巴镇的贸易地位,同时也推翻了这两位欧洲商人打造的贸易帝国。小说最后,林格不知所踪,阿尔迈耶丢了性命,康拉德设计的这一结局暗示着英荷在森巴镇的贸易殖民将走向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欧洲白人在东方世界惨败的小说结局显然与19世纪大多数英国文学作品正面宣扬的帝国主义思想有所不同,这表明康拉德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深刻质疑,即“殖民主义没有道德正当性,其基础是虚伪和物质利益至上”(Meyers,1991:191)。可以说,康拉德在他早期有关印度洋贸易的系列作品中就已经显示出敏锐的殖民批判意识。

康拉德印度洋贸易书写背后的文化冲突

康拉德本人的印度洋航海经历令他的写作具有宽阔的跨文化视野,正如格雷厄姆所言,东印度群岛上“混合的古代文化的密集人口将激发约瑟夫·康拉德的想象力”(Graham,1967:21)。康拉德早期马来小说中的印度洋贸易不仅引发了商业利益的冲突,而且也激化了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表征的强烈文化冲突,且贸易冲突与宗教冲突互为纠缠,不可剥离。印度洋史研究者肯尼斯·麦克弗森(Kenneth McPherson)就指出,当欧洲海洋帝国主义殖民者开始在印度洋进行贸易后,印度洋就开始沦为“由北半球的工业化国家统治着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附属区域”(麦克弗森,2015:217)。显然,直接参与大英帝国海外贸易的康拉德更能切身体验到这种“空间和时间都被商业化的”印度洋世界,康拉德笔下的印度洋不论是“政治关系”,抑或是“社会和道德关系”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商业利益的影响和支配(Francis,2015:187)。康拉德还发现,贸易本质上是一种“野心家的职业”,正是西方在印度洋的贸易活动引发了印度洋世界的“民族起义、宗教骚乱以及大规模有组织的海盗运动”(RRS:59)。康拉德力图在小说中描绘“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Francis,2015:187),或者说,通过印度洋贸易这一历史现象,康拉德旨在批判西方经济和文化霸权对包括宗教、种族、政治以及商业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的冲击和压制。康拉德对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贸易进步论和欧洲文明优越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贸易非但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增加了各种竞争”(White,1996:189),欧洲海洋帝国的印度洋贸易对东方人身体和精神健康构成了双重摧毁。

历史上欧洲帝国与印度洋国家产生的贸易冲突所导致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据帕特里奥·里索(Patricia Risso)(1995:78)考察,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的企图就与宗教有关,“葡萄牙的全球海洋政策是务实的,目的是与欧洲的核心宗教徒(如意大利人)以及亚洲人进行竞争”。由此可见,欧洲国家在印度洋挑起的宗教冲突实际上乃是商业利益竞争使然。在印度洋世界,穆斯林商人在欧洲人尚未涉足之前就已经占据了一席地位,并于17世纪前就已利用“贸易”和“海洋”两大机制促使东南亚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伊斯兰教皈依行为(Pearson,2003:170-171)。因此,里索认为,在印度洋贸易中抢占商贸份额,“削弱穆斯林所施加的控制”,并铲除被基督徒定义为“近距离的威胁和值得驳斥的异端”的伊斯兰教,毋庸置疑就成了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后来的英国、荷兰等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必须采取的手段(Risso,1995:78)。爱德华·阿尔特·阿尔珀斯(Edward Alter Alpers)(2014:81)指出,在印度洋贸易中后来居上的荷兰人和英国人与他们对手葡萄牙人并无二致,他们都“对印度洋世界的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教民族抱有许多相同的偏见”。伴随贸易而至的宗教(文化)冲突在康拉德的早期马来小说中有精彩的体现。

《吉姆爷》中的阿拉伯混血儿谢里夫·阿里在帕图森就被主人公基督徒吉姆视为竞争对手。在小说中,叙述者马洛认为阿里“对白人只有蔑视”,并且总将阿里的行为动机(譬如对帕图森部落的煽动)描述为“纯粹是出于宗教原因”(LJ:204),而吉姆最终被杀也被推测为“出于宗教原因”(LJ:242)。在《海隅逐客》中,宗教也成为商业竞争的工具。小说中备受争议的威廉姆斯最终沦为了基督教社会和穆斯林团体交战的牺牲者(Lester,1988:56)。起初,威廉姆斯在基督教骗局的迷惑下娶胡迪的欧亚混血私生女乔安娜为妻,在这场骗局中,乔安娜被包装成“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好人一样”的婆罗洲政府官员的女儿,而其亲生父亲胡迪则以婚姻作为商业交易诱骗威廉姆斯,因而威廉姆斯答应娶这个“一无是处”的混血女子为妻(OI:30,241)。但是,这桩通过宗教骗局搭建起的商业婚姻终究也由宗教摧毁。威廉姆斯在被胡迪解雇和被乔安娜家族抛弃后,遇上了海盗奥马之女艾莎,并与这位异域穆斯林女子陷入恋情。在奥马和芭芭拉嗤看来,威廉姆斯与林格一类的欧洲殖民者并无二致,这些人不仅摧毁了他们获取商业利益的门路,而且试图将他们赶尽杀绝,因贸易冲突而催生的血海深仇促使他们无法容忍威廉姆斯的存在,他们眼中的这个“异教狗”玷污了信奉神圣的真主阿拉的艾莎(OI:92,113)。然而,当芭芭拉嗤和阿卜杜拉等人利用艾莎威胁威廉姆斯,并要求他带领阿卜杜拉进入通往林格贸易站所在地的秘密河道时,威廉姆斯深感自己已经成为一群野蛮异教徒的工具。在宗教冲突、种族仇恨以及父亲奥马亡灵之声的煽动下,艾莎最终使用欧洲人制造的左轮手枪了结了威廉姆斯的生命。

从马来小说中描写的贸易与宗教冲突中不难看出,康拉德似乎对基督教抱有消极的态度,他对西方世界以传播基督教义为幌子暗中进行的贸易垄断和帝国扩张深表忧虑。这种忧虑一直伴随着康拉德,他曾在给好友爱德华·加内特(Edward Garnett)的多封信件中对基督教进行质疑,认为:“基督教的荒谬东方寓言让我恼火。它可能是伟大的、改进的、软化的、富有同情心的,但它却以惊人的能力使自己被残忍地扭曲。它是唯一一种宗教,以(常人无法企及的)不可能的标准,给无数的灵魂带来无限的痛苦”(Garnett,1928:245)。显然,在康拉德看来,基督教是一种不容异己的、严格约束人性的信仰,给多数人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无限的痛苦”。在印度洋商船服务的经历无疑加深了康拉德对基督教的负面看法——他在婆罗洲目睹了欧洲人为推进殖民进程和贸易垄断,强迫或诱骗土著人皈依基督教。他小说中的穆斯林形象如阿卜杜拉、芭芭拉嗤和《吉姆爷》中的谢里夫等都体现了由贸易竞争而生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揭示了基督教徒的自私虚伪和独断专行。在《海隅逐客》中,威廉姆斯的马来情人艾莎就猛烈抨击以威廉姆斯代表的白人基督徒的罪恶行径:“这个出生在暴力和邪恶的土地上的人,给非白种人带来的除了不幸之外,没有任何好处。他没有想到她,而是想到了他的同胞;想到了那些窃取了所有土地,主宰了所有海洋,不知仁慈和真理——除了强权之外一无所知的人”(OI:137)。东西方宗教和种族冲突的背后实质上乃是商业利益的冲突,基督教传入马来诸岛的同时,物质利益至上的西方商业文化也如影相随,侵蚀了朴素的土著文化。《海隅逐客》中的林格就是一个典型的拜物主义者,在他眼中印度洋的“每一缕风都是值钱的”(OI:39)。《阿尔迈耶的愚蠢》中的主人公阿尔迈耶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钱膜拜者,他经常“沉浸在财富和权力的梦想中”,幻想着可以积累巨额财富并带着女儿妮娜回到欧洲,从而忘记“辛劳和冲突带来的痛苦”(AF:3)。罗伯特·汉普森(Robert Hampson)(2000:104)指出,阿尔迈耶总能从“拜物教”式盲目推崇中获得了欧洲文化优越感,但是他的“痴梦”最终破灭。

欧洲帝国在印度洋的殖民往往打着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的幌子,但是他们推行的贸易自由和基督教教义掩盖不了殖民者对财富的贪欲,追求对印度洋的经济和政治霸权乃是西方殖民者鼓吹海洋自由及贸易自由的险恶用心。康拉德就“直言不讳地蔑视当时社会经济秩序的‘物质利益’”,他表示要和好友格雷厄姆一样“都拥护荣誉和忠诚的骑士道德,都憎恶资产阶级道德”(Najder,1984:152,210)。诚如弗雷德里克·卡尔(Frederick Karl)所言,在康拉德看来,“一切与现代化、工业化、商业、资本主义……有关的东西都会腐蚀人生”(Karl,1979:5)。

结 语

康拉德的印度洋贸易书写为当时的文坛开辟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领域,他不仅揭示了当时欧洲列强在东印度洋及其周围岛屿的商业冲突和利益纠纷,而且表现了作者本人对英荷海洋帝国扩张的批判立场。康拉德对19世纪欧洲海洋帝国推行的“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冲突的本质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以自身在印度洋航行的所见所闻为第一手材料,描摹了印度洋上不同贸易力量之间的冲突画卷,揭露了欧洲列强的政治扩张和经济入侵对印度洋国家及其人民产生的严重影响,对以英国和荷兰为首的欧洲海洋帝国在印度洋的商业殖民和掠夺给予了批评。尽管如此,我们也要认识到,康拉德的英国国民身份令他对大英帝国在印度洋的殖民活动和贸易垄断有所保留,甚至有所美化。但不管怎样,康拉德的印度洋贸易书写丰富了英国文学的写作经验,体现了康拉德超前的文化批评意识以及跨文化视野和道德良知,这也是为什么批评家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盛赞康拉德的小说“再现了异域生活和情操的最高成就”②(利维斯,2002:318)。

注释:

① 凡引自康拉德《海隅逐客》中的内容,均出自Conrad J. 1922.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 [M]. New York:Doubleday,Page &Co. 引用时简写为OI;凡引自康拉德《吉姆爷》中的内容,均出自Conrad J. 2008. Lord Jim[M]. New York:Barnes &Noble Classics. 引用时简写为LJ;凡引自康拉德《救援》中的内容,均出自Conrad J. 1920. The Rescue:A Romance of the Shallows[M]. New York:Doubleday,Page &Co. 引用时简写为RRS;凡引自康拉德《阿尔迈耶的愚蠢》中的内容,均出自Conrad J. 1923. Almayer’s Folly[M]. New York:Doubleday,Page &Co. 引用时简写为AF。以上引文均以夹注形式标出,不另做注。

② 这是利维斯对康拉德的小说《诺斯特罗莫》的评价,但我们认为也同样适合其早期的印度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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