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德亚德·吉卜林成长小说中少年伦理身份探究
——以《基姆》和《丛林之书》为例

李正一 曲 涛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一、引言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是20世纪初英国文坛的小说家和诗人，也是英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因为处在独特历史和社会环境之下，吉卜林在印度孟买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历史素材，加之杰出的叙事文字书写能力让读者沉醉其中。英国当代评论家布拉德布里（Bradbury）在其著作《现代英国小说》评价道：“不少读者认同吉卜林是十九世纪重要且极具代表性的英国作家”（Bradbury，2005: 56）。其中，名扬海外的作品当属他的《基姆》（Kim）和《丛林之书》（TheJungleBooks），这两部作品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是讲述丛林中动物与少年莫格利之间发生的故事，另外一部讲的是少年基姆在跟随西藏智者寻找圣地的同时在为英国政府做间谍的故事。可是深入挖掘后我们会看到，两者毫无联系的两部作品，无论是历史和社会背景、还是人物情节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两部作品更是因为借助了童话故事的写作手法，从而进一步传达出作者的思想与主张，受到成年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国内学者在近几年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解读，大多集中在作品的后殖民主义和丛林法则、身份认同危机、生态主义和东西方文化融合等四个方面分析《丛林之书》的“丛林法则”具体所指（孙莉，2010）（汪霞，2008）和吉卜林生态观，还有《基姆》中的“英国与印度间的主仆关系”（李秀清，2010：131）等方面,以此揭示人类的虚伪、堕落与阶级观。本文试图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切入点，尝试分析两部作品中同是少年主人公莫格利和基姆在伦理混乱中寻找自我身份，后作出的属于他们的伦理选择，这些对进一步映射到吉卜林从儿时生活的变化衍生到成人后的他在印度和英国之间左右摇摆的自我伦理身份混乱和两难选择进行了映射性的阐释。

二、孤儿们的伦理身份的错位与缺失

印度的酷热和孤寂很容易使生命迷失于丛林与繁杂的人群之间。对于吉卜林笔下的这两位少年从故事的开始注定就有着相同的命运——没有亲生父母的陪伴，流浪于印度的街头闹市中或嬉戏在热带雨林之间，两个孩子虽身处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但相同的是他们明明属于一个种族（基姆是白人，莫格利是人类）却不得不与另外的族群相处的其乐融融——基姆深谙印度土语，只能说点蹩脚的英语；莫格利是人类，却从小和狼群生活长大。在两部小说中主人公们都对自己的身份提出明确的疑问和困惑，并且都出现在故事发生的关键所在之处。他们每一个人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一波三折，经历了种种坎坷，认知也在寻找过程中不断成长、完善，最终完成了自我选择。小说《基姆》的主人公基姆对于自我身份的首次怀疑是在第七章，在和西藏喇嘛前往远方寻找“圣河”的途中，他偶然碰到了父亲曾经待过的驻扎在印度的英国部队，那里的官员想要利用他服务于大英帝国，因此基姆被安排到印度最好的学校圣埃克斯维尔接受了三年的白人化的教育。在此之前，基姆从未真正考虑过自己到底是谁的问题，扪心自问着自己：“不，我不是洋人，我只是基姆。宽阔的世界中，我只是微不足道的基姆。谁是基姆？基姆到底是谁”（吉卜林，2018: 139）？在和白人接触后，他才逐渐对自我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他是棕色小孩口中的“洋大人”。终于坐上了象征着地位的二等座后，他感受到白人在这片土地享受到的待遇（李秀清，2010：131）。白人的意识虽在他懵懂的脑袋里开始复苏，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未知，“他开始思考自我为何物，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一会儿他就觉得头晕脑胀。在印度这片喧嚣无序的大海之中，他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珠。他正乘着火车往南边去，走向无法预知的宿命”（吉卜林，2018：139）。第二次的困惑出现在小说第十一章开头。结束了三年的学习，克雷顿上校交代已是“洋大人”身份的他任何时候莫要下看当地人，而是要更好地和他们相处。因此，基姆在学校接受好不容易认同自己是英国公民的身份后再一次遭到打击：“谁是基姆——基姆——基姆？”此外，小说《丛林之书》中的莫格利在婴儿时期就与狼群家族休戚与共，遵守着“丛林法则”（汪霞，2008）。面对老虎谢克汗的威胁，本属于人类的莫格利没有逃避这场复仇，而是将它视为同狼群共同的敌人，特地下山前往人类的居所准备偷走“红花”（火），至此，他终于看到了和他长得一样的人类了，但他没有犹豫偷走火把，便和小狼回到丛林。其实早些时期黑豹巴赫拉就已经提醒过他：“你是人类的孩子，就像我最终回到了丛林，你最终也必须返回人间——返回到你人类的兄弟们中间去”（吉卜林，2018：16）。在此之前，莫格利不愿意也不想去思考这件事情，在听完巴赫拉的劝说，还有一些狼成员开始反对莫格利继续留在丛林的话后，莫格利也像人类一样开始了自己的想法，我是留下来还是离开丛林，这是个问题。

上述的一切都是两位少年开始对自我身份有了自我的判断，同时也产生了伦理身份的混乱——“我们到底是谁？”。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随着理性的成熟，人类开始从兽中开始分离，开始具有了伦理意识，无论是基姆还是莫格利开始意识到自己与身边事物不尽相同。自己终究无法继续和他过去相伴的人与事生存下去，主动或被动地归拢在属于一个族系的人群之中。基姆以街道为课堂，但后受到的西方教育却使他从自我和儿童时期的欲望分裂开来，但牵扯到“伟大的游戏”（Great Game）时候，他必须用英语“拼了命的”（hard）（李秀清，2010: 138）进行思考。这样的感觉无疑是难舍难分的，明明习惯和语言都那么的熟悉，但是种族的隔阂终究将他们相分离。所以，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思想上的冲突（聂珍钊，2014: 257）。

三、成长中的少年们在伦理困境的寻找

经历了伦理身份的困扰，少年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同环境中过渡。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伦理混沌的阶段，同样在伦理启蒙和伦理环境的变换的影响下成长，形成更具理性的思考，成长为有道德的人。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做出自己的伦理选择。

正因为如此，经过白人学校的熏陶，在那里生活过的基姆具备了两者的优点，一方面拥有西方白人血统，另一方面掌握了东方地域特征，再加上相对应的测量数字等知识，既能与上校仔细交代工作，又能与马贩子用土语谈笑风生。其实在与马贩子麦哈布的交谈过程中，麦哈布曾经向基姆谈到过身份问题：

“所以呀，你要记得自己有两张面孔。在洋人身边你要记得自己是个洋人，在本地人身边呢，你要记得自己是个……是个……”麦哈布卡壳了，脸上漏出迷茫的笑容。

“我究竟是什么？穆斯林？印度教徒？耆那教徒？还是佛教徒？这很难说得清吧？”(吉卜林，2018: 168）

在学校完成三年课程，基姆在接受“间谍”任务的同时，另一方面选择继续呆在喇嘛身边。在自我的身份认知模糊之下，基姆已经把他当作自己是父亲般的存在，对于他来说也是精神上的寄托。这使他拒绝向西藏喇嘛承认他是“洋大人”，他更愿意做陪伴在喇嘛身边的徒弟：“为什么用这话折磨我，圣人？……我会为此感到痛苦的。我不是洋大人，我是你的徒弟”（吉卜林，2018: 262）。喇嘛给予了基姆不仅仅是有着父亲的关爱，更多的教授基姆关于道德礼法的知识，精神上充盈着小基姆的头脑与精神。相比之下，尽管马哈布和克雷顿上校对待基姆也是如同父子般的爱护，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冠以父爱名义，为的是让基姆协助他们进行情报搜集”（李长亭，2019: 88）。对基姆却少了关怀。他与马哈布的对话无情解释了他们真正的关系：

“你是因为爱才提供情报，还是用它换钱？”基姆问。

“我卖也买情报。”马哈布说着从腰带里掏出一块四安纳的硬币，把他抓到手里。

“八安纳，”基姆说，不知不觉地受到东方商贩逐利本能的影响。

马哈布哈哈大笑，把硬币收了起来。“这买卖太容易了，世界之友。还是为爱告诉我吧，我们的铭刻都我在彼此的手里呀”（吉卜林，2018: 168）。

马哈布的意图呼之欲出，与西藏喇嘛给予基姆单纯无私的爱相比，利益驱动常常被套上了“爱”的虚伪的外衣（李长亭，2019: 89），马哈布利用基姆对自我身份的焦虑感，驱使他心甘情愿的为英国政府做事。

另外，在《丛林之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莫格利犹豫在人类与丛林之中，来来回回有两次转折点。第一次是老虎谢克汗怂恿和逼迫狼群交出莫格利，“把这个人崽子给我，否则我就从此在这里打猎，不给你们留一根骨头。他是人，是人的孩子，我从骨髓里恨他”（吉卜林，2018: 20）。

于是狼群之间对于莫格利的去留分成两派，“一半以上的狼都叫喊了起来：‘他是人！他是人！一个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吧’。”（同上）可是狼王阿克拉执意坚持“他（莫格利）和我们一块吃，一块睡。他们为我们赶猎物。他没有违反丛林法律”（吉卜林，2018: 21）。迫使莫格利不得不做出选择，如果不除掉老虎谢克汗，那么将来不仅仅是整个狼族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即使回到人类之中，他也会被谢克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在万般无奈之下，莫格利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回到了人类之中。村里的祭司将莫格利让米苏阿认领走，米苏阿“给他喝了许多牛奶，还吃了几块面包”（吉卜林，2018: 57），将莫格利当作了她自己的孩子。这是莫格利体会狼妈妈的温暖后，从人的意义上找到了“人类母子间的亲情”。米苏阿和丈夫开始教授莫格利人类的语言。前者莫格利在巴赫拉和巴布的耳濡目染下学习了“丛林规则”，这对于莫格利来说是第一次的伦理启蒙，中间更多的夹杂着动物本身就带有的“兽性因子”，是自然意志（聂珍钊，2014: 275）。后者回归到人类的莫格利接受了第二次的来自人类的伦理启蒙，凸显了人性因子（聂珍钊，2014）。最后莫格利用水牛战型一举将谢克汗杀死，亲手剥下虎皮，回到了丛林。此时的莫格利再一次地和狼群宣誓“下一次，莫格利平静地说，把刀子插回剑鞘，‘把人群和莫格利分开来说——不要混为一谈’”（吉卜林，2018: 201）第三次是和人类正面交锋，当莫格利得知村里的猎人要来丛林中猎杀他的伙伴，巫师准备严惩莫格利的人类父母，他明白，将人类村庄毁灭掉，丛林才能安然无恙。但是莫格利这里有着人性因子和理性的闪光点——他部署好一切，溜进村庄后让他的父母提前逃走。他懂得感恩，有着道德情感，这样的情感以理性意志形式表现出来。“米苏阿对他很好，是他懂得了什么是爱，他深爱米苏阿，就像他恨其他人那样深”（吉卜林，2018: 346）。于是“四头大象肩并肩地推。围墙凸了出去，裂了开来，终于倒塌了。……他们逃进山谷，没有了家，也没有了食物，在他们的身后，他们的村子被毁灭，被蹂躏，被践踏，化为乌有”（卜林，2018: 228）。

至此，莫格利完成了他的复仇心愿，保护了丛林和父母，塑造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少年形象。

四、成长后的少年们在未来的伦理选择之比较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伦理选择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伦理选择只对两个或两个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聂珍钊，2014：258）。对比《基姆》和《丛林之书》的主人公对自己伦理身份的认知和选择，二者之间结合时代背景和故事梗概是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他们的伦理环境也有不同。

第一，两者的主人公从年龄上来讲都是属于少年成长物语。上文也提到虽然客观环境不同，但二人的伦理身份根据他们的伦理环境处于长期的错位和缺失的状态，所以无论是基姆还是莫格利他们自我对伦理身份的认知和找寻限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阶段，也就是获得一个合乎秩序和遵从内心的伦理身份。由于种种原因，一方面基姆被培养成了“大游戏”的间谍，在另一方面，他开始渴望与喇嘛同在的日子，他选择了继续跟随喇嘛，做一个自由的“世界之子”；莫格利几次的折返，看不惯人类的残忍与贪婪，报复了人类。但又因知道自己无法属于狼群，选择了独自一人生活。

二者的相似性也是作者吉卜林的一生的真实写照。吉卜林在六岁时就被迫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印度，回到英国接受教育。在他幼小的心里中，印度早被他视为自己的家乡一般。吉卜林在1891年最后一次返回印度之际，作了篇满含怀旧之情的小文，名为《家》。也有评论家指出，这篇文章仿佛在倾诉“失落的婴孩和急迫等待母亲之间那种无法倾诉的团圆”（Bloom，1987：2）。虽然学界有不少声音力推吉卜林这两部作品有着强烈的帝国情怀，但是在笔者看来，帝国情怀只是存在于将作品与现实时代背景结合下才会有的特征，一旦单方面拿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吉卜林内心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定与追求，陷于两种境地却无法自拔，更多的是借文中的少年抒发自身的痛楚。更进一步来讲，白人身份的基姆与西藏喇嘛的和谐共处，也表明既然自己无法选择自我身份，倒不如让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相融，共同突破隔阂。这样看来，他们的故事就是表达吉卜林对于有文化碰撞寻找最佳选择方案。“正是这种家园意识导致了他话语的含混性和矛盾性。英帝国为他提供了他儿童时期缺乏的东西，即永恒的外部家园，因为他盼望一个牢固、和谐的社会”（Sullivan，1993: 6）。

第二，基姆的伦理困境与选择局限于英国身份和喇嘛的徒弟之间，且带有主动的动机；莫格利则是思索处于思考身份的流动性和可选择性，且带有被动的动机。基姆认为只有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对某种价值观念加以选择，回归到自己的本心才是实现自我的伦理价值，莫格利将生理上的标志作为伦理身份的准绳，因为内心认为自己与狼群不一样，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伦理选择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构成（聂珍钊，2014: 267）。在这里本文只讨论伦理选择和儿童的生长经历之间的关系，因此儿童同样需要经历伦理选择的过程。基姆在寻找的过程中是主动认知，接受白人教育时候他也是心甘情愿后最终得出的结果。而莫格利却不认为自己属于人类，最早和人类米苏阿住在一起也不是因为他有欲望要和人类居住，而是迫于狼群不要他，他才被迫下山。两个少年最终做出的他们自我认为最好的选择，在侧面也反映出吉卜林对于童年记忆进行对自己人生改编故事得出不同结果，夹杂着对东西方关系、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关系的想法，归根到底还是用两个少年的故事为自己和处于那个时代的和有着与作者一样遭遇的人去寻找自己理想中的位置与蓝图。

五、结语

莎拉·格雷厄姆（Sarah Graham）在其编著的《成长小说史》序言中提到过，任何读小说的人到最后都会遇到一部成长小说——一种关于青年人面对挑战的成长的小说，是因为“他是文学史上最流行、最永恒的文类”（Graham，2019: 19）。并且，成长小说在形成和塑造人的精神、素养、情操等方面具有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不具备的重要价值（王卓，2022: 141）。本文聚焦于吉卜林所著的两部作品分析小说中的主人公——两位少年共同具有对伦理身份的认知（聂珍钊，2014: 263）与寻找从而探究共同的伦理身份特性。且两部作品富含深刻的伦理内涵蕴藉，这都使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与解读具有现实可能性和独特创新性。再者，通过文本分析深层次地揭示了在十九世纪英国早期印度殖民者后裔大胆提出和描绘了伦理身份自主选择的新颖概念，打破了长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刻板与残忍的二元概念，用更加宽容自由的态度去面对处理双方关系，也对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快速移民的伦理身份和选择的未来趋势产生现代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