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的重复:“永恒轮回”视域下的轻与重
——重读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李 琳

一、虚无主义危机

何为虚无主义,尼采声称:“最高价值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1]它指涉虚无的价值,表现为对生命的否定或贬抑,并质疑理性主义最终能够引领人类通向理想未来这一神话,是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表明:“一个人只能体验到他自己”,而哲学家们所宣扬的一切体系只是个人独白,哲学应聚焦于人及人的存在,而非希腊文化一以贯之的理性传统。与此同时,他高扬以狄奥尼索斯为代表的酒神精神,将其作为彻底狂欢且对生命绝对肯定的象征。

尼采在标举非理性的同时宣称上帝已死,因此人不再有罪,这一惊世骇俗的论断标志着以基督教为源头的理性价值观念的崩塌,人唯有立足于自身寻求意义和价值。这意味着人的生存将失去上帝的庇护,人重新获得自由,因此不得不承担起创造自己的责任。而自柏拉图以来,人的理性能够获得终极真理,理性上升为人类人格中最高的部分。换言之,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追溯与寻求自然万物的“第一因”,即“宇宙的不动的推动者”来认识和把握整个自然世界的存在。然而,成为“理性主体”的前提是将人的身体、欲望、经验及感觉世界遮蔽,将思想抽象化为超经验的理念,这种抽象概念(理念)相对于经验世界中“生成”的恒长之流,代表着永恒的“存在”。而身处现实中的人,唯有驯服和贬抑人性中被理性或传统道德所拒斥的部分,否定生命本身的某些部分,在怨恨与内疚中实现社会化。

与此同时,尼采指出现代人只是在无尽的旋涡中被他者裹挟着加速,力量本身成为目标,而人类永远抵达不了至高,始终都留有对更深远处虚空的恐惧。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将人局限于专业化的领域内,个体在高度分工的状况中被迫统一和模式化。个体的特殊性、创造性及自发性日益抽象化为虚假的抽象物,个体成为游离于社会等待被安排的原子,因此变得虚弱、不再具有个性和创造力。

尼采对启蒙理性所拟定的未来蓝图也表现出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他否定现代所推崇的真理观,反对将现代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主义。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真理的获得不依赖于中世纪的神意启示,而在于科学的现代理性。现代理想主义期盼着通过精密的数学公式或理念的理论,将人类从无限、混乱与不可认知的世界解放出来,得以在混乱的人类思想领域中建立普遍的秩序。然而,尼采指出,主体或自我的存在是源于我们生存的需要,是“主谓”这一语法习惯所形成的认识,而现代科学致力于追寻的客观世界的真理知识与之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否定了理性主义者设定的通过理性认识自然秩序并通往终极真理的假定。尼采进一步指出,虚无源于现代所张扬的乐观主义。该理念通过人类理性与科学改变世界与建立美好未来,其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使现代人陷入生存的焦虑、破碎与虚无中。尼采的视域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转向现世、此岸、现时,前者是对于“美好的未来世界”的虚幻建构,对超越、来世的关注;而后者认为个体应当立足于自身的处境去寻求自我超越的可能性。

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揭示了个体存在的虚无状态,并将之融入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讨中。上帝造物或宇宙本是自然形成这一争论超出人类的经验范围,因此,人们对于各种相关学说的怀疑都极具意义。文本中提到,相比上帝造人并赋予其统治其他生物的神话,现实更可能是人类发明了上帝,将其对自然的支配权神化以获得合法性。小说中的特蕾莎在城市目睹被儿童活埋的乌鸦、遭遇抹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警察、遇见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淡漠,最终她与托马斯逃离到乡下并因此获得幸福与宁静。昆德拉认为,尼采与特蕾莎都脱离了人类的道路,而人类即大自然的主人,冲锋并沉陷于直线运行的时间之虚无中。小说写道:伊甸园的生活在“已知的事物中间循环移动”[2]356,不同于现代将人类引向为未知的直线赛跑,这一轮回重复的单调带来的不是厌烦而是幸福。对这一生活地的怀念,便是“人不想成其为人的渴望”,因为人还未被抛入人之轨道。昆德拉提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人类不可能幸福源于人类之时间是直线前进,而非循环转动的。

萨比娜的画作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画的表面是清晰的谎言,毫无褶皱且完美的“现实主义世界”,而背后是晦涩的真相,神秘且抽象;表面是风景画,背后却是痛苦挣扎的手。她顿悟所谓美,便是被背弃的世界,她忍受并逃离从高音喇叭喷薄而出的军乐之毒汁,去往深藏于山岭、被大多数人因当局迫害避而远之的教堂,零散的老人不畏当局只畏死,教堂与祷文本身并不美,但相较于终日歌声喧嚣的青年工地,便是遇到了美。如昆德拉所言“生命的遗弃”[3],即为了建构整体统一且强大的、大写的生命,遗忘和消除生命中脆弱的、差异的部分。被遗忘的世界使特蕾莎感到虚空,人们面对愈来愈多漂浮于河水并远离城市的公园长椅,只剩下视而不见和冷漠,长椅从视界的消失使她感到无尽的悲哀,她所面对的是“生活正带着所有的色彩逝去”,这一切都被遗忘在表面的完整、一致、和谐之中。

二、尼采“永恒轮回”思想

作为对“永恒轮回”思想的回应,小说开篇写道:“有朝一日,一切都将以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且这种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这一谵妄之说到底意味着什么?”[2]3

(一)永恒轮回

尼采从时间的角度论述了永恒轮回的法则。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把“瞬间”转喻为两条相对的无限小道的出入口。向前和向后的两条路都通向永恒,前者指向未来,后者直达过去,二者背道相驰,且连接于刻有“瞬间”的门道。侏儒否定了将真理与时间的形态比喻为直线的论说,指出真理皆是呈曲线存在,而时间从始至终都是个圆,在世界中存在的万物“从这条长路出去,也必定从这条路上回来”。时间是无限的,那么有限的存在者必定在时间中永恒轮回。

尼采通过掷骰子的游戏过程论证了永恒轮回的形态。他声称世界是掷骰子的游戏,否定通过因果律的思维模式获取一劳永逸的永恒结论。尼采强调组合数目的有限必定出现某一组合的重复,而非通过递增掷的次数计算某一相同组合出现的概率。与此同时,他肯定了偶然、多样性与事物的生成状态。被掷出的骰子出于偶然,骰子被掷出所产生的组合出于必然。骰子回落的时刻是对投掷本身的肯定,永恒轮回的前提便是对偶然的欣然接受。因此,必然从未吞噬和否定偶然,必然性源于偶然性,并被偶然性所肯定。万物“宁愿以偶然之脚—跳舞”[4]。在此过程中,偶然性还引出了多样性,必然性暗示事物的统一。同上,统一被多样性所肯定,多样性呈现为碎片的形态,正如游戏者摇动骰子时的混沌状态。因此,尼采还肯定了事物的多样性与生成状态。

(二)最大的负重

尼采在1882年《快乐的科学》中首次谈到轮回思想: “这种生活……就是你将来还不得不无数次重复的生活……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而你与它相比,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罢了!”[5]尼采首次描述的永恒轮回,指向一切事物的重复出现,即“无限次地再次经历它,且毫无新意”,这便是尼采所谓最大的重负,成为现代人生存中厌恶情绪的源头。

昆德拉认为,最大的重负从反面肯定了生命,个体若彻底地消逝于世,便无从反复,即使生命被意义负重闪烁着光晕,却轻如鸿毛。相反,若是生存在无涉轮回的世界,便会暴露道德虚无的问题,因为时间呈直线流动,所有思想和行为都会被蒙上历史的面纱,遵循被模糊和遗忘的规律,被谅解和许可。他指出现代人在直线式的历史观中被投入“一劳永逸地消逝了的人生”,生活不似正式出场前的反复彩排,而是即兴表演,初次上场便是生命本身,个体如何应对生命的应然问题,生命的价值又在何处。这样的生命“像一张草图”[2]9,永远无法成形。昆德拉又论述,若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生命的每一秒都无限重复,人类的内心必将经受最沉重的负担。

(三)最高的肯定公式

最大的重负只是表象,永恒轮回还是“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这也是一种意志——一种对人的生命存在以及存在本身的大肯定的意志——的体现。”[6]由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便是对生命最高的肯定。

“瞬间”也就是此刻,其在轮回中发挥着特殊的意义。此刻同时属于过去和未来,将两者浓缩于自身。海德格尔曾提出时间性的“绽放”,即将来(向……存在)、曾在(已经)、当前(当面)等现象,时间性本身就是绽放,“时间性不是通过诸绽放样式的积累与嬗递才发生的”[7],而是统一到时。德勒兹在解读尼采时,注意到此刻的重要性,将此刻指向:过去如何在时间中形成,而此刻又是如何得以消逝的。流逝的时间必须同时是过去、将来和当下的,“一个时刻为了流逝(为了其他时刻而流逝),必须同时是现在和过去,现在和将来”。此刻作为正在流逝的时刻,融合了过去、现在、未来,如此时间才得以不间断的流逝,最终使永恒轮回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永恒轮回指向的不再是同一事物的回归,即存在之物的回归,而是“回归本身是由差异和多样性肯定的事件”[8]72。它描述的不是“同一”的回归,而是不同之物回归的事实,指向差异和多样性的回归。按照德勒兹的理解:每一个瞬间都应处于生成状态,未来对现在、现在对过去都不在任何意义上提供辩护的依据,“不能以一种统摄万物的总体力量或一种第一推动力来说明必然性”[9]。德勒兹认为,尼采的永恒轮回肯定了生成,突出了此刻作为生成的意义,将生成本身作为肯定的对象的轮回。这便是对生命的最高肯定,是永恒轮回“最高的肯定公式”。

尼采将“瞬间”融入永恒,“欲通过出神的、忘我的瞬间体验融入永恒本身”,永恒轮回最终指向对个人生命本身的肯定,肯定生命的生成状态,个体在不同之物的无限回归中无限接近自身的存在。在伦理层面,永恒轮回作为某种思想融入一种“新的实践综合形式:无论你意欲什么,你必须以这种方式来意欲:意欲它的永恒轮回”[8]100。当欲望浮动、意欲何物之时,预先追问自己的意愿是否也将无限次地重复,这便是支撑自己的最高意志。克服虚无主义危机、根除虚无价值,转向当下的经验世界和生存体验,基于并忠实于自身重估生命的价值,从自身内部来肯定生命本身。

与之相应,正如小说中的托马斯在认识到个人生命有限的不可承受之轻时,他对于生命的态度:人只能活一次,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做一个决定,无法验证对错。在尼采看来,在具有决定性的时刻,面对“非此即彼”的选择,应当基于自身发出深入灵魂的质问,将瞬间融入永恒。由此,一切回归之物便是对生命发出的最高肯定。

三、永恒轮回:不可承受之轻与重

昆德拉认为,即使直面永恒轮回所带来的最沉重的负担,人类的生活依然可在灿烂轻盈中绽放。最沉重的负担将我们的生命贴近大地、真切实在,负担的完全缺失使人轻如空气,远离大地与生命,远离实在,变得自由却毫无意义。因此,昆德拉对生命之轻或重的绝对意义发出质疑。他认为,人在世的机会仅有一次,既无法对照于前世,也不能给予来世任何启示。这流溢出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和偶然性,人被抛入世,在有限的虚空中身处无遮无蔽的状态,难以确立自身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难于自我实现。因此,面对这不可承受之轻,人总愿为自身寻求重量,沉溺于形而上学的意义,确定生命的价值,渴求生命的重负。但个体往往在追寻的过程中陷入焦虑和荒诞,乃至虚无的体验。诸如追寻自由之轻的托马斯、向往灵魂之重的特蕾莎、渴求伟大进军的弗兰茨。

(一)托马斯:自由之轻

对于托马斯来说,生命之重意味着直面抉择并承担后果,生命之轻意味着自由、无须选择和承担责任。十年前,他隔绝了来自社会习俗与规范的压力,并为自己确立了不成文的“性友谊”规定,这并不意味着爱情是无足轻重的,反而是充满分量、必然与非如此不可的存在。

直到特蕾莎出现,托马斯希望自己能够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既能把她留在身边,还能继续自己的性原则。他认为性和爱是截然不同的实体:可以分开。为了留住她,他借用“比喻”赋予这一行为必然的意义,将偶然的相遇肯定为“非如此不可”,也借此来回避选择,害怕承担结果。然而,随着她在噩梦中不断流露的痛苦,托马斯做出结婚并移居苏黎世的妥协。此时托马斯的生命展现为双重世界,放荡之徒与忠于爱情的特里斯丹的相遇。因此,他面临着双重之重负:爱与放浪的双重罪恶。移居到苏黎世之后,特蕾莎承受不住这一爱情原则带给她的痛苦,独自回到布拉格,而托马斯却迎来了久违的自由之轻。这份爱情既美好又累人,需要关心、责任与道德感,特蕾莎的离去使他由巴门尼德的负极之重转化为正极之轻。几天后,托马斯却又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追寻特蕾莎成为非如此不可的必然。

特蕾莎并非如此特别,十年来他的生命都在迎接着“轻”的复归,这使他渴望“重”。而她恰好停留在他的床榻,他通过形而上学之幻象赋予了这份爱情以最美好的意义,爱情诞生于美妙的比喻。昆德拉认为“人的伟大在于他扛起命运”,托马斯口中的“非如此不可”出自贝多芬的音乐,而赋予这一信念形而上学之重担的是贝多芬的阐释者,托马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将自己对特蕾莎的爱建构在这一“非如此不可”上,这一信念赋予的意义却消逝在急切挽回爱情后的现实中。不仅如此,他惊恐于自己所建构的爱情大厦完全建立在偶然之上:除了已然发生的现实,特蕾莎在可能王国里还有无数未实现的偶然,她的爱情是“别样亦可”。托马斯的爱情是形而上学式的“大写的爱情”,这一严肃的爱情建立在六次偶然之上,必然的决定却建立于如此偶然的爱情之上,他只能感到绝望。与此同时,“es muss sein”源于一句玩笑,贝多芬根据诙谐的灵感将一句玩笑幻化为命运之神的召唤,变成形而上学的真理,是由轻到重,是偶然到必然的过程。

然而,昆德拉认为:必然发生的事,在每日的重复中显得悄无声息,偶尔的巧合反而孕育着某种意义,这是必然性所不具备的魔力。他肯定生命的偶然意义,然而命中注定源于偶然部分的整合,同时也肯定了必然产生于偶然,两者共同编织着存在地图。托马斯生命中唯一的非如此不可的因素是他的职业,他成为外科医生不是出于天赋,也并非偶然,是出于内心深处的渴望,一种根本性的自愿,这一内在动力是托马斯的必然性。这一职业吸引托马斯的地方在于:解剖刀精准地切割在人体的皮肤所带来的一种强烈且短暂的亵渎神灵之感,他认为这种对上帝的亵渎是对先验价值的解构,这是他必然性的使命。与此同时,托马斯将自己推得更远,他发现透过手术剖开的身体只能看见无差别的表面,而瞥见内里的渴望推动他进一步追问:当人抛弃被视为其使命的东西,生命还能呈现为何种可能性,也就是生命还剩下什么。

托马斯从对必然的专注转向追寻生命的偶然。他放弃了非如此不可的工作,成为了社会最底层的擦窗工,感受到完全不在乎带来的快乐。当内心不再被自身之外的事物所绑架时,他体会到幸福,一种不将人等同于其职业并可随时抛入脑后、生活的其他部分也游离进视界的轻松。与此同时,基于六次偶然的结果——特蕾莎,是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却成为他唯一真正在乎的部分,他重新肯定了偶然。

托马斯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作为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因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的事业因此一落千丈,即使他能够通过发声来反驳自己的文章确保这份工作,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不说出真相,因为真正压垮自己的不是生活的“重”,而是那不可承受的羞愧感。他放弃了非如此不可的工作,却感受到幸福,不久后,迫于现实压力和对当下生活的厌倦,托马斯与特蕾莎逃离城市,来到了乡村,与特蕾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最后却死于卡车车祸。

(二)特蕾莎:灵魂之重

特蕾莎终其一生追寻灵魂的光晕,她贬抑、排斥和逃避以身体为代表的粗俗世界,渴望逃离充斥着肉体之恶的世界,她欲求灵魂能够为自己赋予本质意义、从而体现她存在的独特性。特蕾莎将预先阐释的理念植入自身的具体生存实践,认为灵魂能够使自己从千篇一律的身体中脱颖而出,通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灵肉合一来凸显自身本质的独特性。她成长于母亲建构的肉体集中营,在这里只有一具具彼此相像的肉体,没有灵魂的影子。她被母亲的怨恨充斥、因无须有的罪恶导致的内疚所填满,没有自由、权利与尊严,只有对来自母亲伟大之爱的弥补和奉献。作为普遍的肉体之在,她渴望独特性的自我、渴望自由。

爱情带给特蕾莎逃离的勇气,她抓住了偶然的爱情并将这一爱情理想化,认为它能够彻底消灭肉体与灵魂之间不可调和的两重性、能赋予生命形而上的意义、凸显她的独特性。然而,托马斯的性友谊原则无情地取消了她的独特性,将她与其他所有女人之间画上了等号,她再次被扔进一直渴望逃离的肉体集中营。她感到自己的软弱,理想的爱情使自己再次陷入软弱的旋涡,矛盾无法消除、宏大爱情意义的幻灭,放弃命运和灵魂的呼唤神秘地诱惑着她,她感到虚弱无助、发晕和绝望。她拼命抵抗往下坠的空虚独自回到布拉格,她却愈发渴望放弃。

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特蕾莎决定彻底放弃肉体,只把灵魂留给托马斯。她尝试着与工程师发生性关系,去体验托马斯所谓的自由之轻,然而对身体的排斥和贬抑反而使她体验到肉体的欢愉。这次体验使她第一次意识到身体不可模仿的独特性,她愈是抵抗,快感愈是渗透她的身体,她感受到更为强烈的二重性。特蕾莎对灵魂的极端追逐却点燃了她关于肉体之轻的激情,她发现自己坠入的只是爱情的陷阱,爱情是偶然且不严肃的,而她与托马斯脆弱的爱情也仅是建立在她的忠贞之上,信念一旦消失,便会随之灭亡。

(三)萨比娜:鸿毛之轻

萨比娜害怕同一事物的无限轮回,害怕生命之重,不愿意固定,不愿意与同一群人同伍,害怕对一切既定的遵循。她背叛父亲、背叛已背叛的,寻求自由,投入未知,不断脱离其本初的位置,最终离她最初的位置愈来愈远,飘到了半空。然而,在背叛中她也渴望停留,她也因轻与重的矛盾而困扰,她背叛后的自我陶醉总是被惶恐不安所替代:“有朝一日这条路会走到尽头!总有一天要结束背叛!”在爱情中,她也不断经受重返大地的诱惑,渴望被动、顺从,她也渴望沉陷于弗兰茨的怀抱。但于她而言,爱情一旦公之于众,便会成为负担而日益沉重,这促使她背叛和逃离与弗兰茨的爱情。但弗兰茨没有紧追其后的反应使她意识到:当没有什么可背叛的时候该如何?面对着反复的背叛,她感到虚空,她不知背叛的终极会是什么。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这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四)弗兰茨:生命之负重

爱情之于弗兰茨,展现为大写的爱。他的婚姻基于自我构建的伟大爱情,爱情的产生不在于真实的感受,而在于透过对方寻找自己与理想。妻子自称被抛弃就自杀的惨烈行径使他瞥见站立在死神之门的爱情和弱者形象。他为自己套上违心的社会规则,不得不忍受因此带来的不适,有妇之夫与拥有情妇使他处于轻与重两极,也使他活在矛盾和错误之中。作为弗兰兹的情妇,萨比娜的魅力源于她的出身,即她来自革命理想破灭的国家,他与萨比娜的爱情在于从她身后看到的“革命之魂”:热烈的人生,敢于冒险,有胆量,能够直面死亡。萨比娜于他而言,是实现人类伟大命运的标志,是宗教而非爱情。她的离开于他而言并非不幸,因为她只是他幻想中的抽象物,是革命的象征、是他所不及的灿烂且神秘的人生,具体的她是否存在并不重要。

爱情之于弗兰茨,正如伟大进军之于弗兰茨。他渴望革命、渴望战斗、陶醉于伟大进军之思想:这一思想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征途上的困难险阻需要克服;这一思想之所以令人陶醉,在于其能通向“博爱、平等、正义、幸福”[2]306。他认为自己限于书本的生活(大学教授)缺少真实,沉迷并渴望融入示威游行的人群之中,响彻天际的口号与行进中的人群是他眼中的欧洲形象,这于他而言是真实的生活。然而,现实恰恰相反,被认为真实的游行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表演。但在经历柬埔寨之行即一次真正的伟大的进军行动后,他意识到自己原本赋予的理想和宏大的意义,正如这次行动一样可笑而毫无意义。他对于生命形而上意义的负重轻如鸿毛,他终于明白,自己生活唯一的真实是身处于另一边与他一同生活的女大学生,他确信“现实大于梦想”。

四、永恒轮回:差异的重复

尼采的永恒轮回,由“最大的重负”转向“最高的肯定公式”,最终指向对个人生命本身的肯定,肯定生命的生成状态,个体在不同之物的无限回归中无限接近自身的存在。关键在于人从自身寻求克服的力量,依靠自身实现超越自身的可能性:如何在永恒轮回的前提下重复自身选择的意愿,并给予最大的肯定;现实世界中的永恒轮回,在某一角度看来,并不缺乏同一事物的无限次重复,但切换角度便会发现差异的无限回归。

俄国入侵布拉格最初的七天,特蕾莎沉浸于兴奋的状态,体验到某种幸福。她转悠在街上,将镜头指向俄军的罪恶行径,即使被捕、承担着被枪毙的威胁,仍然再次冲上街去。她前所未有的幸福源于自我决断和自我承担的勇气、自我意愿的实现,这是对生命自身的肯定。

托马斯终其一生所追逐的性爱游戏不是基于感官享乐,而是迷恋隐藏在每一个女人身上、人类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他执迷于去征服这百万分之一的不同。这恰好与他作为外科医生的工作相反:重复的手术中面对的是高度相似、普遍的身体。在“非如此不可(ess muss sein)”的沉重中,托马斯意欲在同一事物的永恒轮回中寻求不同之物的重复,去发掘个体的特殊性。因此,他在无限次重复的肉体之爱中,并非驰骋于同一事物的永恒轮回,而是追逐差异与多样性的重复,他手持想象中的解剖刀去意欲并征服这不同之物。与此同时,他意欲不同于“非如此不可”的轻——生命之偶然性。于托马斯而言,生命的意义便是在无限次重复中捕捉到的百分之一,他肯定差异并在差异的重复中绘制存在地图。

昆德拉强调差异和多样性的重复,他认为生命的美丽来源于神秘的偶然巧合,将偶然的事件变成某个人生主题,于生命中“反复出现、重演、修正、延展”。人生如待谱的乐章,每一个体都在谱写各自的乐章,物质材料的能指或许相同,但每个人的乐曲、每个词的所指都各不相同。恰似萨比娜与弗兰茨之间相隔的鸿沟:他们各自讲述着自己的人生,完全明白彼此所说字面上能指的意思,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和触碰其所指的内涵。生命在无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中重复,但作为“个体”的存在,于生活的体验中是可以创造新的意义与不同的。正如已经成为萨比娜精神之物的圆顶礼帽,它在几代人的轮回中、在萨比娜生命的不断重复出现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每一次都获得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由圆顶礼帽自身生发而出,犹如一条语义之河不断流经同一河床,每一次都流露出不同的所指,新的所指都会与以往留下的痕迹相应和而更丰富。这也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顶与之完全相像的帽子,因为它已成为萨比娜生命乐章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