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路径研究〔*〕

2024-05-09 13:18刘艳房
学术界 2024年2期
关键词:全人类话语权话语

刘艳房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意识和能力在逆境中逐步增强。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并没有取得与自己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指出要在国际社会中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我国根据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和趋势提出来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价值指引,其作为面向世界的创新性话语,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拓展了新空间。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际话语权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内涵

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这一理念。在2021年7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3〕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立足当今社会发展现实,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形成的价值“最大公约数”。它把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作为使命追求,把促进全人类繁荣发展作为终极目标,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方向,终将会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与认同。

1.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中最基础的部分,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和质量。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以和为贵”“和谐万邦”“亲邻善邻”等价值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毫不动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4〕这里所谈的发展本质上是包容、平等、可持续、共赢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不能掉队,更不能出现为了本国利益而牺牲别国利益的错误行为,各个国家应广泛寻找利益的汇合点,并且积极主动加入和平发展的队伍中,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公平与正义

公平与正义是实现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减少矛盾和冲突的关键价值。“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实现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需有平等的主权、平等的机会、平等的规则。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每个国家履行国际事务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相同的,即“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5〕我国提倡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享发展成果,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相呼应。我们注重利但更注重义,积极寻求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公平与正义为处理国际社会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深刻反映了当今人类社会的价值需求,有利于在国际社会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3.民主与自由

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民主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寻求人类价值最大公约数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民主的本质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国际政治中,民主即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和人类的命运由世界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协商解决。而西方的分权、代议、政党等民主制度是代表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假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价值的最高追求,它是全人类的自由,不是少数人和少数国家的自由,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这客观反映了全人类的政治价值期许,也是世界人民对于构建民主自由国际秩序的需要。

(二)国际话语权基本内涵

话语是人们之间进行情感沟通、观点表述、思想交流、信息传递的言说工具。话语与语言的区别就在于,话语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载体,从深层次来看,它表现为对话语者地位和权力的认同,这表明话语与权力之间有一定内在联系。米歇尔·福柯最早对这种联系进行了论述并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著名论断。权力作为世界政治中的核心要素,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深度研究。先是汉斯·摩根索提出了“传统权力”也就是所谓的强权概念,强调了综合国力的作用,后来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概念,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至此权力被分成硬权力与软权力两大类。然而苏珊尼·诺赛尔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等人则强调应用巧实力,即把硬权力与软权力巧妙结合应用。〔7〕之后还有学者相继提出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等。基于此,学者们对话语权理论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话语权概念提出以后,人们认识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存在激烈的话语权竞争,并且这种竞争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学者对国际话语权的界定有不同的见解。一些学者主张权利论,认为国际话语权就是对国际事务的定义权,对国际标准、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对一些国际事件的评议权,其实质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另一些学者主张权力论,认为国际话语权体现了一国通过各种话语文本表达形式而对外产生的、能够改变其他行为体认识和行动的能力。还有一部分学者主张权利和权力的综合论,认为国际话语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权力。第一个权利是基础,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事务、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前提。第二个权力则是本质,主权国家获得国际话语权的目的就在于对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和作用。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国际话语权是权利与权力的结合,它所涉及的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其中包括一国对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议程等的制定、修改能力,对发生的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等进行定义、评判的能力,以及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能力。

(三)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之间的内在逻辑

1.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际社会上各种思想和文化交锋不断,实质上是价值观念的斗争。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国际社会的霸权地位,占据了价值观传播的高势地位,把西方价值观念传输给世界各国,形成了大量的价值观渗透。其实质就是企图用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取代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8〕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是解决挨骂问题的关键。对此,中国亟须丰富、完善、创新和发展对内对外核心价值体系,以此为基础构建能够被国际社会认同和接受的话语体系,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基于时代发展大势,站在全人类视角、观照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它尊重世界多样性、尊重各国文化与历史,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最大公约数”,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用世界普遍接受的话语,回应和表达了世界人民的诉求与期盼,它的提出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话语源泉。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表明了中国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态度与决心,并打破了世界对于西方价值观念以及话语的依赖性,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价值、新理念,这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话语传播中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2.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可以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化与发展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正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虽然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与关注,但总体来看,我国在国际话语格局中还存在“大国弱语”失衡问题。提升国际话语权不仅是新时代中国融入国际浪潮的必然要求,更是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必然选择。

首先,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可以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获得广泛认同。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及话语权的提升,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向全世界推广、弘扬、阐述、宣传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目前,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还处于“传出去”阶段,还要争取更多的国际社会支持与认同。其次,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有利于向世界展示真实、全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了条件,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展示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同时,通过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处理全球事务的具体实践,有机会向世界表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虚假的、停留在口头上的说教,而是真实的、代表各国人民意愿的、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而且能够实现的价值。最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价值体系,其内涵会随着国际传播的深化而深化。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实践,其内涵会得到深化与发展。一切新问题、新情况都可以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得到新的解决,这也提升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说服力与认同力。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增强综合国力可以确保国家主体在国际社会享有说话的权利、效力与威力。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有了较大程度提升,并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话语、新平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进步提供了思想指引、为国际交往提供了原则规范,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最新价值观。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存在很多问题。科学地认识、了解我国国际话语权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可以找出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着力点。同时,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先导,也是实践行动的发力点。

(一)国际挑战

1.现有国际话语规则的制约与限制

如今,国际规则话语权的竞争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在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是非曲直的评议和裁判等方面一直占主导地位,使中国长期以来受到国际话语规则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和限制,不仅仅反映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投票权的份额上,也表现在被排斥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往往不能参与国际重大规则的制定,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主场外交和议题设置使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话语被动的局面,但还没有彻底扭转“西强中弱”的国际话语格局。总之,由于长期受到西方霸权国家对我国话语的压制,导致我国所面临的国际话语空间样态与国家综合实力还不相称。

2.国际社会误读与曲解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西方“守成大国”的焦虑心态日趋严重,开始对可能挑战其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开展更大程度的打压,究其根源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和无可超越的普适性,即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样本”。〔9〕国际社会的误读与曲解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对中国进行歪曲定位和诬蔑。西方国家经常用“国强必霸”等话语来描述中国,且主导的各种“中国威胁论”不断翻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也被西方国家说成意识形态渗透,是为了传输中国价值观,这种国际舆论场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二是对中国进行捧杀。近年来西方国家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夸大和渲染中国实力,甚至把中国列为世界发达国家,不断强化“中国责任论”。其实质是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不切实际的期待,或让中国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从而消耗中国发展潜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也表现出猜疑和不信任,出现了“中国担忧论”。其中,一些国家开始对中国倡导的主张缺乏信心,担心中国发展会给他们带来新的不稳定;另一些国家追随西方国家的官方话语,认为中国帮助自己是为了进行殖民扩张、开拓世界市场。

3.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西方国家采取了更多样、更隐蔽、更复杂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首先,通过大肆宣扬“普世价值”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把自己主张的特殊价值装扮成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实质“是以西方国家为价值主体的、以谋求西方国家现实利益为目标、集中体现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背景的价值观”。〔10〕在中国推行其“普世价值”,就是想要国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次,西方国家推行文化全球化,实行文化霸权。他们主张“文化优越论”,通过全面输出自己的影视作品、音乐、图书等,企图影响和改变我国民众的价值观。最后,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渗透,企图摧毁中国人的社会主义信仰。2013年发生在北京的“10·28”暴力恐怖案件、同年的新疆喀什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19年香港发生的暴乱等事件的背后,均有一些宗教团体开展所谓宗教活动的影子,我们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二)国内问题

1.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有待加强

从世界历史范围看,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凭借先进的科技、教育和文化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当今很多具有重大影响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主要源自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我国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有了跨越式发展,但仍然存在着我国本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不足的问题。从目前来看,西方的科研机构、知名大学和企业仍然在诸多领域掌握着世界顶尖核心技术,占领着多数专业领域的学术高地。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很多学科体系及学术概念并非原创,立足中国实际、中国视角、中国哲学底蕴的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相对不足,所以在应对西方话语霸权尤其是价值认同学术话语上往往处于被动局面;中国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的发掘与创新相对不足,亟需拓展与时代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空间;对学术前沿热点问题的探究及认识能力亟待加强,提出国际通用的原理及概念较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加大投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改变唯西方学术话语为优的现状,充分展现出中国学术体系的本土特色。

2.话语传播体系建设有待完善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媒体行业取得迅速发展。但是,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势输出,我国在国际话语传播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仍不可忽视。首先,话语主体相对单一。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国家主流媒体还是主要发声源,普通群众、学术团体、民间组织主动发声相对较少。进入新时代,我国面向世界,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和主张,为对外传播提供了有力话语支撑。然而,这只是国家层面上的传播行为,如何将其拓展到大众传播行为层面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其次,对外传播存在时效上的偏差。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对突发性、热点性事件回应不及时、不能先发制人。最后,话语传播平台影响力和信息传播规模不足。虽然我国主流媒体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取得跨越式发展和进步,但是其传播实力及国际影响力和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等国际知名媒体还有很大差距,对国际媒体舆论引导能力还有待加强。

3.话语表达体系阐释能力有待提升

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上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方跨文化差异以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冲突。面对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没有根据不同国家民众的偏好适时调整话语阐释与表达方式,在话语表达体系适应性上还需要加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意识形态差异难以弥合,就对中国对外话语的表达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消除认同张力,提升认同程度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话语理解和翻译的错误,甚至是故意曲解。比如中国将“大国”翻译为Major-Country,美国媒体却翻译为Great-Power,突出权力竞争色彩;中国把“一带一路”定义为“倡议”“国际合作平台”,但一些国家却把此称为“新殖民主义运动”;等等。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实现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责任与担当,它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导,也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新的契机。对此,我们应牢牢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观,通过厚植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根基、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理论创新、优化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策略、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传播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一)厚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根基

第一,要弘扬和平与发展价值。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平的基因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贯穿于中国全部实践活动之中。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果得益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为此,中国也在努力为国际社会发展作出广泛贡献。首先,要维护和平稳定,追求合作共赢。要想实现和平与发展,维护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是首要任务,这就需要各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积极践行全球安全观。与此同时,中国同世界各国要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劝和促谈、对话协商理念,实现国与国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其次,要维护共同利益,谋求互惠互利。一国的发展与进步要以世界整体发展与进步为前提,各国应通力合作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一方面,需要变革全球经济发展理念,树立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另一方面,需要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开放合作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逻辑。”〔11〕开放才能使各个国家共同受益、共同繁荣并实现持久的发展。最后,要维护共同发展,寻求共商共建共享。为了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共商全球事务,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对话、沟通、交流与合作,共同协商解决国际政治纷争或经济矛盾;倡导世界各国共建合作平台,既要发展联合国大会等重要多边平台,还要打造安全合作平台、互联互通合作平台、自贸区合作平台、国际金融合作平台等;倡导世界各国共享合作成果,共享是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享、是全方位的共享。实践证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实现共建的重要平台也是实现共享的可行方案。

第二,要践行公平与正义价值。坚持公平与正义,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在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公平正义理念,包括“兼覆无私谓之公”“公则天下平矣”等。要想实现国际社会公平与正义,首先,要坚持权利平等,构建主权平等的国家关系。构建主权平等的国家关系,一方面要维护好各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另一方面还要保障好各国的自主表达权。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合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资本实力,主张构建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中国坚决反对这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遵守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坚定地维护世界和谐与稳定。其次,要坚持机会平等,打造互利共赢的话语平台。一方面,要保障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这需要世界各国凝聚平等发展的共识,共同营造有利于平等发展的国际环境。大国应承担起自身责任,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或技术援助。另一方面,要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平等竞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所有国家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平等竞争的权利。中国始终坚持各国主权平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12〕最后,要坚持规则平等,构建公正的国际规则体系。各国既要遵循规则由大家共同制定的原则,又要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还要在践行中坚持规则平等适用原则。各国在认同、遵守共同制定的国际规则的同时,还要不断推动完善国际法,共同参与网络、气候、反恐等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坚决维护国际条约的权威性,坚决反对“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利己行为。西方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制定规则以及评价自身和其他国家行为时,往往会采取双重标准,嘴上说的是“普世价值”,维护的却是自身狭隘的阶级利益。这样的双重标准不仅破坏了客观评判标准,而且也损坏了其国际形象。

第三,要倡导民主与自由价值。“和”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还构成民主与自由等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民主与自由是对“和而不同”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它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尊重与认同,为世界民主与自由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首先,要坚持共同参与,构建民主化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要前提,我们要不断推进构建民主化的国际关系。这就需要各国坚持践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充分发挥联合国作用并完善多边主义机制。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制度保障,中国倡导坚持发展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多边机制是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载体,我们要积极维护现有的多边机制,还要不断推动建立全新的公平正义的多边机制。其次,要坚持交流互鉴,实现开放包容自由的发展。“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3〕虽然不同的文明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但在一些核心价值问题上是存在一致性的,这也是各国、各民族交流对话的前提。任何人类文明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要保障不同文明存在的权益,维护文明多样性。最后,要坚持平等相待,合作解决国际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和挑战都是国际性的,凭一国之力难以应对。这就需要各国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治理,坚持平等相待,通过交流与合作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同时,各国在合作中要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共识,来提升全球治理成效性。对此,中国积极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除此之外,中国还不断提出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同守护人类生命健康、共同应对全球环境治理挑战,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理论创新

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的理论创新,必须挖掘出独特的理论内涵、深厚的理论渊源以及鲜明的理论特质。当前,西方国家通过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千方百计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进行解构,其目的在于瓦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性、先进性以及价值指导性。因此,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理论创新,绝不是简单阐述其科学内涵,而是既要将阐述建立在人类现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之上,又要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勇于突破原有的理论范式。在改造与创新中,构建符合世界发展诉求并被大多数国家认同的价值共识。

对此,我们应该加紧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体系的建设,用自己的话来阐明自己的理论,避免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渊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从融通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找到其根源,并与当下“两个变局”这一时代特征相结合,从历史与现实中夯实理论之基。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清晰地阐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理论内涵。包括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不同文明价值之间的共存共融关系,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鲜明特征并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实现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三)优化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建构策略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超越各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是人类在长期的文明交流融合之中不断发展积淀的产物,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由于“西强中弱”的话语格局影响以及西方价值观在世界上仍然占据强势地位,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以来,受到了来自西方国家多方面的歪曲与攻击,使中国提出的新倡议、新理念遭到了顽固阻挠。为此,我们应该清楚表明中国价值真谛和价值根源,优化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体系,提出新的建构策略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从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第一,要坚定中国模式、中国价值自信。首先,要坚定中国模式自信。中国模式是通过中国特定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全面、综合、整体性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使我们在经济上创造了巨大奇迹,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并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在社会制度上发展了具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百年来,在党和人民的艰苦探索下,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得到了全面的重塑,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和环节,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和进步。中国模式不仅为中国谋发展而且也为世界谋进步,在应对贫困、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国作出了表率并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中国模式并非要取代西方模式,它只是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其次,要坚定中国价值自信。价值自信是民众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与认同,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在对自身价值充分认可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信任与认同。培养起中国民众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凝聚起坚定的内在价值力量,才能更好地抵御西方价值观的入侵,特别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传输。坚定中国价值自信,并不意味着盲目自大地忽视或者否认其他价值观的存在,这种价值自信,是面对“西强中弱”国际话语格局挑战时,不会自我怀疑、不搞西方话语崇拜、不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发展。这就需要中国民众坚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信心,同时要把自身的事情做好,用看得见的事实来证明中国维护世界共同利益、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要积极构建优势领域对外话语体系,寻找新的价值话语源。积极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影响力的关键。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影响下,西方掌控了多方面的话语权。中国要想改变国际话语弱势地位,就需要扬长避短,找到自身国际话语优势、西方话语弱势的方面,从这些方面集中发力构建自身国际话语权,甚至是部分领导权。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愈发严重,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破坏对人类造成严重影响,保护生态环境、构建环保经济成了全世界的焦点,世界亟需新的治理方案解决现有环境问题。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积极践行全球气候治理理念,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上提出了合理有效的环保理念并进行了有效实践。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力,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等问题新的国际合作平台的议程设置、规则制定、治理理念上争取话语主导权。

第三,要坚持导向性、开放性、互补性。首先,要坚持导向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两个大局”背景下,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进步而提出来的。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体系建构的定盘星,是指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和发展的风向标。我们要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在维护好本国人民利益的同时,兼顾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利益。其次,要坚持开放性。一方面要坚持理论的开放性。全人类共同价值要在保证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世界文化、文明优秀成果,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还要做到与世界文化的融合贯通,绝不能搞自说自话、自我传播。此外,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其内涵也会得到相应的丰富与完善。另一方面要坚持实践的开放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共识的实现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实践,因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共识的达成也是如此,通过实践的交流、交融与碰撞必将会促进世界各国民心相通并达成价值认同与共识。最后,要坚持互补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在一些方面是存在互补性的。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等词语本身是存在合理性的。但是,在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这些主张被西方国家借用沦为了西方谋求战略利益的工具。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蕴含的民主、自由,在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14〕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推行西式民主与自由,声称西方价值就是普世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可以直接套用,甚至排斥一切不同于其主张的模式与生活方式。这种做法是对民主自由价值的践踏,正是由于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式民主与自由,就导致另一些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甚至引发地区冲突和战争,反而堵塞了那些国家的民众通往民主与自由的道路。

(四)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传播

第一,要布局完善话语传播渠道。当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关话语仍以政府发言人、国家主流媒体等具有官方代表性质的组织、机构和个人为传播主体,国际平台、学术机构、企业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度较低。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以及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用前瞻的、动态的眼光来布局国际传播主体及平台,打造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的组合拳,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传播效果,从而提升其渗透力与传播力。首先,通过国际平台积极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我们要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积极开展多边外交,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宣传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其次,要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国要积极举办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研讨会,设置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研究项目,举办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节、图书展等活动,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际学术上的影响力。再次,要充分发挥“走出去”的企业力量。企业作为一种营利性的机构,必然会向外界宣传自己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产品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形象和声誉,企业的经营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国家发展方向。所以,企业应该牢牢贯彻落实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内涵,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加强与别国的交流与合作,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后,要加强民间社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既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还要影响广大群众。要避免全人类共同价值精英化,只存在于专家、智库学者之间的交流,还要在青年、基层群众、华人侨胞之间传播其内涵。在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我们应利用好网络和新媒体兴起这一新发展机遇,加紧在网络空间中做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

第二,要创新话语传播手段。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优质的话语内容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需要看其是否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5〕为了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能力,我们要根据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完善话语传播手段。首先,要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人才竞争是当今国际社会竞争的关键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话语生产和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16〕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国际传播人才,需要加强对此领域内专家学者的人才队伍建设。其次,要打造国际知名媒体。中国要根据国际传播规律,完善国内主流媒体建设。一方面,要传播好我国提出的新思想、新理论。另一方面,要创新传播内容的形式,实现“思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除此之外,还要抢首发、争独家,提升国际传播投送能力,提升中国媒体在全球传播中的地位与份额。最后,积极采用新媒体,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传播。要利用微博、短视频、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加强信息传播,同时也要加强传统媒体的建设,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全方位、多元化的传播体系。

第三,要改善话语表达方式。话语表达方式是影响话语传播能力的重要因素。首先,要做到国际化表达,用国际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的表达方式阐述中国故事。即话语表达既要体现中国的立场、观点、态度,又要注意受众人群的风俗习惯、文化差异、宗教信仰、价值偏好等因素。其次,要做到适应化表达,提升话语表达的灵活性。在话语传播中存在着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差异,我们必须采用精准传播方式,面对不同国家、不同受众采用不同的传播语言,还要避免一个模板走天下,应根据受众目标对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使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传播更具亲和力、感召力和实效性。最后,要做到情感化表达,用真实的故事打动人、用生动的实践吸引人。把中国共产党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老百姓切身体会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讲给受众听,以小见大能够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注释:

〔1〕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页。

〔4〕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

〔5〕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7〕秦亚青主编:《当代西方国际思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140-141页。

〔8〕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9〕侯冬梅:《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西方中心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10〕王公龙:《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特性》,《理论月刊》2021年第10期。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45页。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09页。

〔13〕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

〔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6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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