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资企业为何扎根难？——基于“一带一路”沿线18国的调查分析

海外中资企业为何扎根难？——基于“一带一路”沿线18国的调查分析

沈圆圆 孔建勋 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

造成中资企业海外经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中资企业获取的境外投资信息有限。尽管越来越多的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经验式的投资报告，但这不能保证所有企业都深谙“知己知彼”的现实价值。调查数据显示，虽然近九成的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前具有可行性考察的意识，但是考察内容和考察时间都有局限性。从考察内容看，多数中资企业以考察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为主，东道国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和人文风险等内容很少涉及。从考察时长上看，中资企业投资考察时间最大值为3年，最小值仅为1天。这为企业投资风险扩大化埋下隐患。

另一方面，中资企业“外来者”身份限制企业“在地化”的发挥。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中资企业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与适应。从外部环境来看，中资企业不仅要熟悉东道国招商政策和市场规制，还要承受比本地企业更多的监管负担。从内部管理来看，中资企业需要协调传统的政商关系、城乡关系和同行关系，还需要解决本土化过程中价值观冲突和文化敏感性的问题。由此带来的海外中资企业发展困境，主要表现为融资阻力、嵌入焦虑、用工短缺、行业竞争四个方面。

企业融资是海外中资企业提升自身资金实力、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渠道。OCEES数据显示，除依靠母公司外，向境内或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是海外中资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另外，海外中资企业也在尝试通过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方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总体上看，虽然融资方式逐渐多元化，但是中资企业境外融资之路依然艰辛。以乌干达为例，受新冠疫情、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影响，乌干达经济低迷，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国际援助。截至2022年，乌干达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12%，政府外债占GDP的比重高达51%，获得的净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在40%～60%之间浮动。面对东道国低迷的经济形势，海外中资企业需要主动协同银行或金融机构为当地政府提供融资方案，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高质量发展。其中，因安全性和融资成本上的出色表现，大部分中资企业倾向于向东道国银行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农村高额彩礼形成的社会机制研究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妇女研究论丛》

在农村彩礼的既有研究中，彩礼的支付属性之所以会凸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宏观层面，打工经济和城镇化兴起，农村适婚女性外流引发了婚姻资源配置失衡，提高了女性在农村婚姻市场中的要价能力；第二，在中观层面，农村社会固有的“面子”竞争、攀比之风，推高了农村彩礼数额，塑造了高成本的婚姻形态；第三，在微观层面，农村家庭关系主轴从代际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变，推动了彩礼性质由对女方家庭的补偿转换为父代财富向子代家庭的转移，使女方家庭、新婚夫妇都有较强的索要高价彩礼的意愿。

彩礼是“流动的礼物”，流动的方向主要是从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流动，只有少数入赘婚姻的彩礼才由女方家庭流向男方家庭。调查发现，主流流动的最终归属并不一定就是女方家庭，还可能是女儿小家庭。因此，彩礼流动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流动并归属女方家庭的单向流动路径；另一条是从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再折返回新婚夫妇小家庭的循环流动路径。虽然彩礼都是从男方家庭流出，最终也不会回到男方父母手中，但是流动的路径不同，彩礼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女方的要价能力也就不同，彩礼的数额也就有差异。单向流动路径下的彩礼，属于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补偿，归属于女方父母，循环流动路径下的彩礼属于财富的代际转移，归属于新婚小家庭；循环流动路径下，女方父母的要价能力要强于单向流动路径下女方父母的要价能力，正是循环流动路径下的彩礼流动造就了“天价彩礼”。

随着女方父母要价能力的大幅增强，农村彩礼要价行为也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一是不断突破当地对平均价格的规定。二是主体多元化。在单向流动路径下，要价主体只有女方父母一方，而循环流动路径下，出嫁女也成为要价主体，年轻男子也可能是隐匿的主体，他们可能会与出嫁女合谋向父母索要彩礼。三是索要彩礼公开化。循环流动路径下，女方父母的要价不再遮遮掩掩，因而不再需要通过媒人中介索要彩礼，他们可以直接向男方父母开价，或者通过年轻男子转达数额期待。四是形式内容多元化。男方除了要支付固定数额的彩礼外，还要满足女方随时随地以任何名义追加礼金或实物的诉求。

“中国近一半大城市正在下沉”？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知识分子》2024年4月

近期，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名为《全国范围内主要城市地面沉降评估》的研究论文。来自北京大学生态研究中心、城环学院与华南师范大学北斗研究院等28家单位的研究者，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对全国82个大中型城市的地面沉降程度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这些城市中，年平均沉降速度快于3毫米/年的面积占比为44.7%，其中快于10毫米/年的面积占比为15.8%。

“我国的地面沉降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严重。”文章的作者、北京大學城市与环境学院陶胜利与胡燮研究员说。就中位数而言，全国82个大中型城市地面沉降速率的中位数为每年约2毫米，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例如，《科学》期刊2022年报道，伊朗超过90%的区域在沉降，整体沉降速率高达每年约6厘米；一份最新的《自然》研究表明，在2007—2020年，美国沿海地区的32个城市每年的沉降速率中位数值集中在2 ～ 6毫米/年，多数超过3毫米/年。

事实上，很多报道的标题就是错误的。严格来讲，城市在下沉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下沉和上升的区域，重要的是面积比例与沉降速率。一座城市部分地区在下沉，并不意味着这整座城市都在下沉，也不意味着这座城市所有的居民都暴露在地面沉降的风险之中。我们的研究是严格按照每个单位面积上的人口和地面沉降来统计的。

在与国际城市对比的同时，还要注意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地面沉降往往与经济发展有关。美国一些工业区的严重沉降时期，集中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如加州圣何塞市，1912—1933年部分区域累计下沉了1.2米），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休斯敦的帕萨迪纳市，1943—1973年部分区域沉降量达到2.3米）。而在日本东京，上世纪50年代甚至达到过27厘米/年的沉降速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沉降的速率整体来看并没有国际曾经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