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陪读妈妈：“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祖晓谦

陪读妈妈的面目常常是模糊的。

县城中小学校的周围，由村进城的她们聚集起来，租下一间小屋，遵循着上学放学的潮汐涨落，陪伴孩子读书，照顾饮食起居，再额外打一份零工补贴家用。

最近5到10年，农村女性进城陪读现象变得普遍。2017年，王旭清随研究团队进入山西北部一个村落，发现当地近90%的女性都选择进城陪读。她在连续多年于中西部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进城陪读作为一种新兴的母职实践方式，是农村家庭在县域城镇化中追求现代化教养方式的必然结果。

县城陪读妈妈陷落在县域教育资源重新配置、代际支持不足的夹缝里，能支配的资源极其有限。而亚裔家庭不论阶层地位高低，对教育都抱有非常强的期待，陪读其实是用自己个人投入来弥补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弱势。

她们被深度捆绑在母职的位置上，不管陪读成功的概率如何，只要有利于子女未来发展，就愿意以一种不计成本的姿态付出。她们身上显著凝结着以下一代为先还是女性自我价值追求为先这种介于母亲和个体身份之间的两难。

令人意外的是，承受负累的她们不会用“牺牲”“奉献”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介入妈妈们的生活，王旭清感受到一种朴素的、在客观压力下自我调节出的“自洽”。比起已有研究大都采用女性主义视角，王旭清重新回到家庭主义，从家庭的角度理解陪读妈妈群体。

当然，妈妈们的自洽未必意味着幸福，结构性的改变和配套设施，是个体应对风险和自由选择的前提。我们在关注县城陪读妈妈的时候，不要忘记平视她们的选择，并尝试从更公共的层面改善她们的处境。

以下是南风窗与王旭清的对话。

密集母职之困

南风窗：母职实践背后有社会结构的力量，你谈到站在家庭的角度而言，陪读是一种“家庭策略”，陪读妈妈们为何选择陪读？

王旭清：陪读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一是教育资源在县城的集中。据我们观察，地方政府配置教育资源并非完全是按需供给的，过去房地产开发的一个重要推动手段，就是把学校大范围集中到待开发的新区去，从而带动农村学生、家庭进城，完成县城开发也就是县域城镇化的目的。另一个变量是撤点并校，直接导致了一些政策执行彻底地区的农村学生大量进城。与此同时，城区配套和给家庭的支持不足，意味着必须有人在家庭这个结构里承担教养任务。

二是农村家庭教养转型。我发现，县城陪读与“80后”的孩子步入小学初中有直接的关系。这代父母外出打工后，对文凭的感知是非常强烈的。他们一定要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那么就只能带着小孩进城。原本在村里面可以老人帮忙带小孩，但经济条件无法负担再把老人带进城，没有办法获得代际支持，男性又要挑起经济大梁，陪读只能妈妈负责。

异地相处的模式和被迫增长的生活、教育负担都是对中下层家庭的考验，很容易造成家庭破裂。陪读风气形成之后，农村家庭的成立门槛和维系难度都在提高。

比如我们在陕西省调查的两个县城郊区小学，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学校转上来的孩子，家庭条件都比较一般，没办法在城里买房上比较好的学校，所以都租房上这两所小学。

据老师称，全校家庭不完整的孩子高达400多人，占比已经有20%至30%。老师说了句很经典的话：“现在离婚，要么没钱，要么没感情。没感情基本是因为没钱。”

过去做父母的责任伦理，可能是帮小孩结婚生子，而今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可能变成了一种新的责任伦理。

如果要问妈妈们为何能够坚持陪读，最核心的动力来源在学术概念上叫“责任伦理”，也就是做父母的应该做的事情。过去做父母的责任伦理，可能是帮小孩结婚生子，而今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可能变成了一种新的责任伦理。

南风窗：陪读妈妈们所面对的典型的实际困难有哪些？面对经济、成绩压力，以及复杂的家庭关系，妈妈们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

王旭清：出现困难的前提是，现在农村家庭跟城市中产家庭追求差不多的养育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在学术概念里，密集母职是指，作为一种经验，母亲应该以孩子为中心，为养育子女投入大量时间、劳动、情感和金钱，并在专家指导下进行科学育儿。它同时也是一种育儿的意识形态，“当妈妈就要这么做”。

在我们国家，现在可以说是不分阶层的“全民密集母职”，但县城陪读妈妈相比城市中产妈妈，其所拥有的教养资本完全不一样，不得不通过个人全方位的付出，来解决教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是经济困难，农村女性回家意味着家庭收入的直接降低，能夠用于养育孩子的资源减少。

我们访谈时发现，一个典型的农村女性在外面的工厂工作5到10年，通常可以上升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比如我们遇到一位“85后”妈妈，她在2016年放弃月薪6000元的技术员岗位，从苏州返乡开始陪读，在饭店做服务员，工资不到2000元，这仅能支撑她跟子女在县城的基本生活开支。

第二是精细育儿下时间的高度投入，新的养育方式直接带来家务劳动和管教事务的增加。县城陪读的女性但凡想要自己养育小孩，经济还有点紧张，就没办法花钱把问题外包给保姆或家教，只能完全靠她一个人的人力。

外人以为她无所事事，其实她非常忙，忙着每天接送孩子、做饭洗衣服。家里面要是有两个小孩，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距离还比较远，那一整天都是奔在路上的。家务事之外还要监督小孩学习，真的忙得跟打仗一样。

第三是精神内耗，妈妈希望好好养小孩，但怎么养是个问题，陪读妈妈们学习的渠道一般都是抖音快手小视频，众声喧哗，到底听谁的？孩子婴幼儿时期，她天天琢磨奶粉、辅食、补剂；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初中及之前都是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又要操心小孩的人身安全、学习成绩、有没有学坏、手机游戏怎么办……每天精神都是高度紧张，高度内耗的。

最后一个就是情感投入，孩子到高中面临高考压力，陪读妈妈们给孩子提供最重要的支持其实是情感支撑和心理抚慰，但问题在于这批妈妈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娃在高中学的东西她们一点儿也弄不明白，跟小孩基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

这时的亲子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在小孩眼里，自己已经懂得比父母多了，求学过程中的一切父母都没有办法给予他实质性的帮助，全部靠他自己，这样再看父母付出时他会觉得烦。他虽然觉得对不起父母，不该发脾气，但在高压下确实忍不住把情绪发泄到陪读的妈妈身上。

这个时候，陪读妈妈就是一个“受气包”，因为孩子马上就要考试了，只能忍着憋着顺着。对城市中产妈妈来说，她们既可以凭借自身的文化资本完成自我调适，又能够在与家人的沟通合作中释放情绪、快速修复亲子关系。而陪读妈妈们既很难通过深刻的反思和抽象的概念知识让自己平静，身边又缺少能够关照和理解她们的亲人朋友，大都只能靠自己来消化情绪问题。

南风窗：妈妈承受这一切的时候，丈夫在外工作成为家庭经济来源，此时夫妻关系是怎样的面貌？

王旭清：从调查状况来看，夫妻关系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稳定很多。大家可能会有诸如家务劳动往往不被看到、男人在外挣钱会忽视女人家庭价值的预判，但现实中他们恰恰是把小孩教育当作要合作完成的事业，紧紧围绕共同的目标，夫妻非常默契。

妻子在家承担了非常重要的沟通维持各方关系的职能，把丈夫顾及不到的老人照顾好，打点各方亲戚关系，把在外的丈夫和孩子牵起来。丈夫感知不到所有的细节，但他能明白，他越明白，越尊重自己的妻子，像我了解到的一些丈夫会把绝大部分外面挣的钱交给老婆。

以上是相对理想的情况，也有一些家庭虽然经济上能陪读，但妈妈们适应得不好或不掌握教养孩子的方法，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面临危机。

我在湖北调查时遇到一位妈妈，四年级的儿子像个小魔头，在校不学习，回家就是打游戏、吃垃圾食品。这个妈妈性子比较软，一管儿子，儿子就会哭闹，讲歪理，和爷爷奶奶告状。这个妈妈讲不过儿子，家里也没人帮她，儿子没管好，包括丈夫在内的全家人都怪她，她压力非常大。

南风窗：可以看出妈妈往往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枢纽。理想情况下，全家合力托举孩子发展，那么这部分孩子有没有显现出生涯发展乃至阶层跃升的优势？

她们的观念里有条线叫“达本”，上本科就意味着脱离体力劳动，但凡小孩能够得到比底层工作稍微体面一点点的工作，作为父母来说就觉得已经值了。

王旭清：孩子们从中获得的只是不变坏的优势，是非常底线的优势。第一他们不会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第二还有起码的正常生活作息习惯，第三还有基本的礼貌和社交能力，这些就是他们跟没有陪读的孩子们最大的差别了。

陪读妈妈能提供的就是基本的生活照料、学业监督、心理安慰，让小孩成为一个正常、健康的小孩，没有一个最重要的叫作文化资本的东西。文化资本只有特定阶层才有，他们能够获得更多资源，让自己家小孩拥有见识和不一样的认知思维习惯，有了这些才谈得上生涯发展和阶层跃升的优势。

“没那么贪心，没那么脆弱”

南风窗：老一辈总是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但等我们大学毕业，世界已经变了。即使读的是还不错的大学，求职、出国、考研、考公竞争也都空前激烈，学历带来的回报或者说教育投入的性价比已经大幅下降，陪读妈妈们有没有意识到这种趋势？

王旭清：她们知道。

南风窗：那她们是否有被冲击到呢？孩子如果没有“出人头地”，妈妈们会不会有心理落差，有没有后悔或者质疑自己的付出？

王旭清：大概率不会，当然我们调查和讨论的是“95前”的妈妈，首先她们期望本身就不高，只是“不学坏”；其次，她们对文凭社会有着基本的信任，本科好过专科，有了文凭起码可以进入更大的市场。

她们的观念里有条线叫“达本”，上本科就意味着脱离体力劳动，但凡小孩能够得到比底层工作稍微体面一点点的工作，作为父母来说就觉得已经值了。反而是孩子进入学校，习得的话语都是上了大学就能如何，又从互联网接触到不同阶层讯息的冲击，孩子的期待恰恰高过父母。当下学历变现开始失效，接受不了的也是孩子，不是父母。

父母的态度非常朴素，说白了首先是生存，在这个基本线之上，我再去追求舒适和受人尊重，孩子没有获得好的职业或地位没关系，他可以养活自己，而且“生活状态至少看起来比我好，能享受到我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儿女培养成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如果说孩子的现实和父母的预期产生落差，我所见的有两种：

第一个孩子在他们县中名列前茅，已经大大超出妈妈的预期了，妈妈反而没有再叠加期待，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她一点都不想再给小孩压力了。这部分底层的陪读妈妈没那么贪心，到一定地步后，再多的都当作命运的馈赠。

第二个可以说是没有陪读成功的，但她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白费了，反而会觉得“做到了父母该做的”。学习这条路是在她见识范围内最值得去投入、也是对她家小孩最好最正确的一条路，“不管最后能学成什么样，我至少坚持了，我尽力而为、问心无愧”。

这位妈妈家有三个孩子，她是从大女儿初中时返乡陪读的。大女儿原本可以冲个一本好学校，但由于从小留守对管教很反感。妈妈又是个暴脾气，大女儿高中后沉迷手机，她一气之下把手机摔了，女儿动手打她，她索性把孩子爸爸叫回来，两个人合伙把女儿狠狠收拾了一顿。

出了这件事后，大女儿彻底叛逆不学习了，成绩一落千丈，没考上本科。妈妈非常自责，但她自责的点并不是后悔自己投入了，而是“我怎么能这样对女儿，我把她给耽搁了”。

她家里还有上初中的二女儿和小儿子，她说大女兒是所有小孩里最聪明的，二女儿没有大女儿聪明，性格也没那么好，未来肯定不如大女儿，但她也要坚持给二女儿付出，并决心不会再像对大女儿那样对家里老二，比如“她数学不好，至少我花钱给她报了班了，这样她以后不会怨我”。

所以说，这部分女性第一没有那么贪心，第二也没有那么脆弱，她们都会很快调节好，把自己放在比较合适的位置去认识教育投入。

这也延展到我近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处在变局中，变局既体现在国家经济、政治、科技这些方面，也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心灵革命上。大家近些年都在讲“自我”，自我是有结构的，但是自我的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是不一样的。

在之前尤其是“80后”前的这批人，他们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谜之自洽”，自我结构非常稳固，而这种自洽的自我结构在所谓“理性化程度更高”的“90后”尤其是“95后”“00后”中，变得越来越稀缺。

有一些东西改变了大家内在的自我，“我到底是谁，应该过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我的生活究竟应该怎么组织”这些问题，对于后一批年轻人来说，没有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全部靠自己重建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其实也与女性自身发展的命题挂钩。

“80后”前的这批人，他们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谜之自洽”，自我结构非常稳固，而这种自洽的自我结构在所谓“理性化程度更高”的“90后”尤其是“95后”“00后”中，变得越来越稀缺。

南风窗：是的，我们想了解近几年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是否有影响到陪读妈妈这个群体？将全部精力投注到家庭本身，是不利于女性自身的发展的，她们内心有没有产生冲突感？

王旭清：女性自身发展这个命题是个非常现代化的命题，它背后有一个个体主义的假设。现代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参照系，我们之前人的自我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呢？

有的研究把它称作“关系自我”，像在费孝通讲的差序格局里，通过各种各样的亲属、地缘关系确定自己的身份，自我认同都建立在由关系构成的身份之上，具体到家庭里面，女性最小的时候是女儿，然后可能是妹妹、老婆、妈妈、儿媳妇、嫂子、舅妈……但现代个体化的自我意识不基于这些关系。

另一个假设是人有发展前景，被聚焦在以职业为代表的社会价值追求上。我这个独立个体要在社会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这个过程里，我才能确定我是一个现代人，确定我的生命体验、自我认同。

但农村进城陪读妈妈不是这样的，她们没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很多只上了初中，也没有在比较稳定的职业中发展，只是用体力劳动换取生存资源，工作里生发的社交都是弱关系，依然是在家庭角色中形成自我认识，她们一般不会认为回到家庭是一种牺牲。

陪读妈妈的家庭和工作之间，不像城市女性那样有非此即彼的张力，家庭是核心，是一定要保住的，她们的弹性留给工作。我们访谈的很多陪读妈妈会说：“钱挣那么多有啥用，孩子废了，不就白挣了？”本来她们工作就是为了家庭，所以她们可以很容易就做出陪读的选择，带孩子是一项更有意义的事业，更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应该说是跟城市女性最大的差别了。

我们不能因为一些现代的包括女性主义的理论，而去否认还在这个关系体系里的人的意义认同，因为她们确实就是这样去体验的，也很难说现代的更高级。至少以我们现有的发展水平，还无法给她们提供一种比目前这样更适合的、更能保全她们的生活方式。

还能做些什么

南风窗：这就导向了大家常说的不要将两难困境归于女性个体选择和家庭策略的明智与否，要让母职走出私人化议题。既然生育和养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那么母职实践也是宏观意义上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关于当前育儿相关的社会责任转嫁给家庭的现状，有哪些可供公共部门参考的方案呢？

王旭清：可以就我所了解的县城状况谈一谈。县城陪读现象的产生，不完全是家庭主动的结果，而是跟县城教育资源的布局有直接的关系。教育资源由地方政府布局，比如建设新学校、优质师资抽调进城，拉动了农村家庭进城接受教育。

如果说教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大趋势，那么地方政府拉动教育城镇化，让大家都进城接受教育，实际上加快了农村家庭转变教养方式的速度。

但这种“加快”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家庭负担的增加，教养成本上升了，但整個家庭的收入、在城里生活的能力还没有相应提升，农村家庭哪儿受得了？

基于我们的调查，不同地方的教育城镇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这个水平主要是按照全县中小学生的城乡分布状况划分，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多少的中小学生在县城城区。

这样划分下来，大致有三种类型的地区：一种是县城学生占比低于40%至50%，这种地方农村教育都搞得还不错，继续把农村基础教育做好就可以，重点要关注的是后两种。

一种是县城学生占比基本上已经达到40%至50%，未来有两个走向。从我自己的研究角度看，就稳定在40%至50%不再动是最好的，这时很多农村学生已经进城，乡村学校出现乏力，比较好的方案就是在整个县域内选择交通要道或者教育底子较好的乡镇，重点建设乡镇学校，比如一个县10个镇，不要撒胡椒面式的投入，而是集中把3个镇搞好，配置好食宿、师资条件，安排校车解放一下家长，让进不了县城的这些小孩拥有尚可的资源，同时家长也可以外出务工。

另一种就是把大概70%至80%的学生都往县城集中，这时乡村教育衰败垮塌，那么就不得不追求效率，做好乡镇学生兜底工作的同时，着力把城区里面的学校建好，降低进城家庭的生活成本，并尽可能分担教育功能。比如县域家长水平有限，把作业向家长转移不是开玩笑吗？但县级政府和学校在减负政策下的自主权有限，如何调动老师也是待解的问题。

另外，像新高考改革等整体趋势也是不利于县域学子的，因为县域资源不足以支撑小孩应对这样的难度，到底我们怎么去定位县城小孩，要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也是一个更宏观的教育政策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一些现代的包括女性主义的理论，而去否认还在这个关系体系里的人的意义认同，因为她们确实就是这样去体验的，也很难说现代的更高级。

南风窗：我们目前都是未婚未育的女性，谈到陪读妈妈我们也常常看到大家陷入对男性缺席的声讨、要“逃离母职”以及对婚育充满焦虑的讨论，你怎么看待这些想法？

王旭清：老一辈也许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生子好像没有任何责任感，其实从我的感觉来看年轻人可能恰恰是对后代的责任感太强了。

因为更现代的城市女性包括男性，大家对于育儿、婚姻乃至恋爱关系的期待都是更高的。而现在缔结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难度又非常大，很多年轻人会不自觉去想：“我能驾驭好这些关系吗？我能获得理想状态中的家庭生活吗？”另外，目前的生存环境也让大家更多时候处于“自保”中：“我连照顾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去照顾我的爱人、孩子……”这种想法在年轻人群体中应该也不少。

所以，我感觉很多时候婚育焦虑的很大一部分是对自我处境的焦虑。当然，这种处境缓解之后，婚育状况也不一定会好转，但是大家目前的存在性焦虑（也就是学术研究中会谈及的“自我认同危机”“本体性焦虑”）能够被看到，我想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