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桃花源

伊尔根

源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怎么也想不到，他情之所至写下的这段文字，竟然成了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心中永远的梦。是的，每个文人士大夫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桃花源，这个说法即便有点绝对，但也应该不会过分到哪里去。

作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享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若单从名号看，陶渊明心性淡泊、看破名利，但事实上他一生先后五次为官，其间两次觐见皇帝。十一年宦海生涯虽说不上有多么辉煌，却也足慰平生。年轻时的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陶渊明《杂诗》），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出任州祭酒，不久辞官。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三十四岁的陶渊明进入桓玄幕府当参军，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作为桓玄特使觐见皇帝，后因母亲去世辞官居家丁忧。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此時桓玄已经篡位称帝一年，刘裕高举反对桓玄的大旗，四十岁的陶渊明毅然应召到刘裕府里做镇军参军，但不知何故，他不久就离开了刘裕。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出任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一职，期间作为特使远赴京都祝贺安帝复位，后刘敬宣辞职，他亦随之辞去职务。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由于《归去来兮辞》众所周知，不再赘述。陶渊明第二次与第三次出仕都是选择在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这充分说明了他素有鸿鹄之志，《五柳先生传》说他一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乃是大大的不实之词。

谈论陶渊明自然离不开隐居话题。说到隐居不能不提许由，相传尧帝要把君位让给他，他推辞不受，隐于箕山（今河南登封），尧帝又让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以防这些浊言俗语玷污了他。也不能不提伯夷、叔齐，《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用今天世俗的眼光看，许由的为人显得矫情，而伯夷、叔齐则显得迂腐甚至愚蠢——且慢下结论，儒家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故“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而儒家的看法又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若照如此说，许由、伯夷、叔齐三人作为上古高逸之士受到万世景仰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提到了许由、伯夷、叔齐，那还必须要提姜子牙一嘴。姜子牙听说西伯姬昌爱惜人才，不顾七十高龄千里迢迢奔赴西周，他隐居磻溪，一天到晚在渭水之滨用直钩钓鱼，一好心樵夫见状不忍欲授其钓鱼之法，子牙笑说：“老夫名虽垂钓，但意不在鱼。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姜子牙的苦心没有白费，他真的把西伯姬昌钓来了，后被武王拜为国师，在牧野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齐国之侯，算是实现了建功立业的夙愿。

明眼人能看出来，许由、伯夷、叔齐、姜子牙的隐居目的大异其趣，许由不因名而出，不因利而动，是真隐；伯夷、叔齐为保全名节而隐，也是真隐；姜子牙、诸葛亮隐居则是身在林泉、心怀魏阙，是假隐。真隐也好，假隐也罢，只要符合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本质上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不管真隐还是假隐，严格意义上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某些心理欲望，说得再明白点，隐姓埋名可能最终还是为了显姓扬名，这个说法对许由、伯夷、叔齐三位名士实在大不敬了，但若站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就是如此。

许由、伯夷、叔齐是上古名士，他们的奇闻逸事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细想想其中颇具意味。如果我们把在庙堂上做官称为进，或者说入世；把在山野隐居称为退，或者说出世，那么我们会看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始终在入世、出世之间艰难抉择，他们有时高歌猛进、纵横捭阖，以求高官厚禄、封妻荫子；有时以退为进，隐忍不发，韬光养晦，意图东山再起；有时原地踏步，和光同尘，明哲保身；有时退隐山野，耕读传家，读书继世；有时进退维谷，四面楚歌，自己身首异处还是好的，怕就怕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关于进与退的问题，宋朝的范仲淹说得最透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古到今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灿若群星，但还真没谁能把进退说得如此透彻。范仲淹是儒家代表性人物之一，若论思想境界，范仲淹可能比孔子还要略高一筹，因为在进与退的问题上，孔子的观点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而范仲淹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故“进亦忧，退亦忧”。范仲淹一生光明磊落、知行合一，所作所为无愧“范文正公”称号，也担得起从祀于孔庙、从历代帝王庙的待遇。

虽说可进可退，但纵观中国历史，“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历代文人毕生的唯一追求，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封建社会要想出人头地，“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是唯一出路，于是多少文人皓首穷经、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打造了“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既壮观又辛酸的景象。这其中李白是典型代表，李白一生仙气飘飘、文才横溢，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以上诗句无不体现了李白蔑视权贵、粪土王侯的风采，但生活中的李白绝不像诗文里那般傲骨铮铮、超凡脱俗，正相反，李白一生都走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路上，“功名之念，至老不衰”（清赵翼语）。李白年轻时自负是“龙蟠凤逸”之士，奈何因家世原因不能参加科举，只好剑走偏锋走干谒自荐之路。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前后，李白干谒韩荆州长吏韩朝宗，写下千古名篇《李白与韩荆州书》，“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李白的自荐书写得才气冲天、壮志凌云，于不经意间把韩朝宗捧到了天上，也许是李白的狂妄自大吓到了这个官场老狐狸，害怕这个恃才傲物的后生日后给自己带来麻烦，更害怕这个后生后来居上超过自己，或者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隐秘原因，反正李白的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韩朝宗最后没有推荐他。期间李白还拜见了其他权贵，均无功而返，李白急了，干脆直接向皇帝推荐自己，他先后向唐玄宗献上《明堂赋》《大猎赋》，亦无果而终。

现在必须要提终南山了。因成语“终南捷径”众所周知，关于“随驾隐士”卢藏用的事迹不再赘述。终南山离长安很近，唐玄宗亲妹玉真公主住在山中，且有成功先例可循，李白便学卢藏用隐居在终南山中。李白隐居终南山有诗为证，《山中问答》头两句“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头两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诗中所言“碧山”就是终南山。李白隐居期间广交达官贵人，绞尽脑汁造势，然而所有努力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想拜见玉真公主，但玉真公主仙踪不定，让李白感叹“美人如花隔云端”（李白《长相思》）。好在李白在长安流连期间结识了卫尉张卿，便辗转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玉真仙人词》，末尾两句是“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李白还因为机缘巧合结识了贺知章，贺对李雄奇瑰丽的诗歌十分震惊，称之为“谪仙人”，然而贺的褒奖没发挥作用，李白的梦想依然是镜花水月。机会到底还是来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推荐，玄宗召李白入宫许以“供奉翰林”职位，至此李白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诗《南陵别儿童入京》记录了李白离家前欣喜若狂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然而李白究竟还是太天真了，他原本以为此去会青云直上，前途不可限量，不想关山难越，他磕磕绊绊走了一生，到死时依然没有摆脱“蓬蒿人”的身份，说来真是可悲可叹。

所谓“供奉翰林”并非官职，说好听点是御用文人，说不好听点和御用伶人差不多，不过写诗赋词于李白是雕虫小技，他在此期间写下了《宫中行乐词》《清平调》等著名诗词。李白的志向是“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供奉翰林”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因此他内心特别苦闷，有时难免自暴自弃借酒浇愁，在《金门答苏秀才》一诗中，他用生花妙笔对苏秀才的住处极尽渲染，说明他已默默生出退隐之心，李隆基成全了他，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京城后，李白流浪漂泊于江湖，五十七岁时因错投永王差点丧命，后被判罪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后去世。李白年轻时作《大鹏赋》，豪气冲天；壮年时作《上李邕》，写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慷慨激昂；老年时回忆当初自己大鹏展翅恨天低，不想一生东奔西走却壮志未酬，待到赋《临终歌》再提大鹏时已是心如死灰。哎，生之为人，有几人能活成他年轻时想活成的那个样子呢？果真时也命也？每每读李白诗文时我都不胜唏嘘，几欲怆然泪下。

纵观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我们会看到，入世与出世终郁结在他的心头，当然毫无疑问前者占据了主要位置。李白的心结既是中国文人的心结，也是中国文人的宿命。相当多的中国文人因为读书多且能写两笔，就以为具备了经天纬地之才，想实现安邦定国之志，殊不知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行走需要强硬后台，需要挖门盗洞钻营，需要精通厚黑之术，需要忍常人所不能忍，而文人们又总体清高孤傲不擅权变之术，如此在官场上被撞得头破血流也就不足为奇了。“百无一用是书生”，李白如此，杜甫和孟浩然也是如此。杜甫首次考试落第，再考因“野无遗贤”依然落第，他自认不是池中之物，便绞尽脑汁走干谒之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杜甫《奉赠韦左丞相二十二韵》），均告无果，后因献《三大礼赋》获皇帝赏识，天宝十四载（755年），被授予河西尉（正九品下），这样一个小官，杜甫不愿“凄凉为折腰”（杜甫《官定后戏赠》），朝廷于是将他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知道后哭不得笑不得，但他此时已抛妻弃子客居长安十年，为生计不得不违心接受了这个芝麻绿豆大点的小官；是年十一月，杜甫回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省亲，刚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是小儿子饿死了，他心如刀绞，奋笔疾书，写下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内有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杜甫一样，孟浩然年轻时即漫游长江流域，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到底未果；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告落第，“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孟浩然《留别王维》）。没有办法只得打道回老家，幸亏孟浩然抽身得早，他离京后寄情于田园之中，放浪于山水之间，虽然活得郁郁不得志，到底不像杜甫那样饥寒交迫。

如果说进是中国文人的价值追求，那么退也亦然，但退有多种退法，是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是撞了南墙后被迫回头？抑或是看破名利主动归隐山林？这些都是文人们难以解开的心结。陶渊明撞了几回南墙、跌了几个跟头后，终于明白“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于是“植杖耘耔”“引壶自酌”享受田园之乐，这是主动也是被动。林逋看破红尘，“梅妻鹤子”纵情于山水田园之中，一天到晚喝酒吟诗，看庭前花开花落，望碧空云卷云舒，若无闲事挂心头，确是神仙一般的日子。只是林逋隐居于烟柳繁华地的杭州，他越隐名气越大，最后连真宗都听说了他的名号，特意赐给他财物，还有比皇上垂青更能扬名立万的事吗？应该没有了，若照如此说，林逋的人设似乎要打一点折扣，因为他原本可以固辞不受的，尽管如此，从古到今，一生不仕、一心隐居如林逋这样的文人屈指可数，林逋死后仁宗赐谥“和靖先生”并非溢美之词。

说起文人的进退沉浮，王安石也许比李白更具代表性，李白一直是官场上的失意彷徨之人，王安石却两次拜相，期间大张旗鼓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结果差强人意。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时，朝廷多次委以重任，他都坚定地拒绝了，他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一方面是以退为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待到时机成熟時再大展宏图。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王安石一朝权在手便立刻实施变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想不到他精心准备攻击王安石的“三不足”，竟然成了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政治宣言，这气魄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晚年王安石退隐江宁（南京），他选择了城外一处叫白塘的地方培土造屋，因房屋距江宁城东门七里，距钟山主峰也是七里，也就是半途，故将房屋命名为“半山园”。王安石退隐后无官一身轻，《游钟山》反映了他散淡恬适的心情：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据说王安石骑驴游玩时遇到故友，故友问他往哪里去，王安石微笑着说，驴上哪里，我就上哪里，果然宰相肚里能撑船，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宣告失败，唯一的儿子离他而去，最信任的下属吕慧卿不但背叛他，还因为怕他卷土重来而对他落井下石，而他达观若此，这份胸襟实非常人可比。王安石年轻时写过《桃源行》，于诗末尾感叹“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晚年《即事》再提桃花源，心境全然不同：径暖草如积，山晴花更繁；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退隐后虽偶有“已知吾事独难行”（王安石《偶成》）之叹，但他能顺天由命自得其乐，因而满目风光已经尽是桃花源了。

苏东坡自号“东坡先生”，这和“半坡园”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王安石一生的政敌和知音，苏东坡也写过《和陶桃花源》诗，“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在序文和诗中苏否认了桃花源是神仙世界的说法，认为只要“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那么现实中的桃花源就无处不在，而事实上苏确实做到了，他一生无论流落到哪里，就把哪里当作桃花源，这境界无愧于“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东坡一生于宦海中起起浮浮，在“乌台诗案”中如不是王安石等人发扬君子之风施以援手就丢了性命，但苏到哪里都能把日子过得津津有味，“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人间有味是清欢”“火候足时他自美”“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说最后一句诗被苏的死敌、当时的宰相章淳看到了，章气急败坏，把苏从惠州贬到更偏远的儋州。在政治上苏东坡既不容于新党，也不容于旧党，苏如此“一肚子不合时宜”，和“拗相公”王安石实有一拼。苏东坡不但写过《和陶桃花源》诗，还倾心书写过《归去来兮辞》全文（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从中可见苏桃花源情结浓厚，亦可猜测苏的归隐之心绝非蠢蠢欲动那么简单，但他终究没有付之行动，背后原因耐人寻味。世人越来越喜爱苏东坡，固然因为苏亲民爱民（并非溢美之词，比如谏买浙灯、疏浚西湖、拒挖八丈沟、徐州抗洪、密州治蝗、儋州挖井、治病救人等正史都有记载），文章才气纵横，但更在于苏“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尼采）”，以及“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苏对生命的超越看法穿透了时空，无时无刻不在深刻慰藉和滋润后世的文人。

受陶渊明影响，王维年轻时写过《桃源行》：坐看红树行不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未见行。大体文如其人，《桃源行》写得温馨浪漫，风景如画，诗句大致反映了他心之所系、情之所在。谁都可能有掰不开镊子的时候，王维年轻时风流倜傥，终生大富大贵，但仕途坎坷时也有低声下气四处拜码头找靠山的时候，这个说法有辱“诗佛”名号，不过事实就是如此，也容不得辩驳。有一种说法，“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王维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朝廷为官，但事实上他是不折不扣的“佛系”官员，说他“大隐”名副其实。有人问马祖禅师信佛应不应该吃肉，马祖答曰，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估计王维内心很想皈依佛祖，但他始终拒绝不了那块肉的诱惑，其中隐衷实不足为外人道。四十四岁时，王维开始在终南山大兴土木修建“辋川别业”，“郁郁黄花，莫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真如”，过上了有闲有钱、亦官亦佛的理想生活。晚年名作《终南别业》如下：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此诗写得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应该是王维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王维和孟浩然是惺惺相惜的铁杆朋友，作为齐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的生活幸福指数不知要比孟浩然高多少倍，究其原因，自然是因为王维在仕途上走得顺风顺水，而孟浩然则从始至终是一个白丁。也是没有办法，过去生产生活资料匮乏，追随皇帝获取高官厚禄是改善生活条件的最佳捷径，除此几无他途。比如老子出关前做过周王室“藏室史”（图书馆馆长），庄子虽然不愿入朝为官，但也凭“漆园史”养家糊口，“老庄”尚且如此，再说什么就多余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写得情真意切、荡气回肠，不知根知底可能会以为陶从此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神仙生活，却不知陶归隐后的生活却大部分都是眼泪，有《乞食》为证：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陶渊明真乃随性之人，人家不过就是微微遗赠点食米，他竟然要在阴曹地府感恩戴德，其生活艰难困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是的，人生固然有诗和远方，但若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就妄想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纯属白日做梦。我有时会狭隘地想，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那么他愿不愿为五十斗米、五百斗米折腰呢？再举一例，明唐寅因受科场舞弊案牵连，不得已隐居桃花坞中，他的《桃花庵诗》写得浪漫不可方物：“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若将宝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殊不知唐寅也写过“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天寒无一事，竹时寺里看梅花。”诗中透露出的那股辛酸劲儿，不输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没错，桃花源是一个的梦，是精神幻象，是乌托邦，多数文人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比如苏东坡偶尔会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东坡《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但也就是醉酒后想想而已，若想让他醉醒后付诸行动，他可没有那么糊涂；当然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也只是嘴上功夫，因为他念兹在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谁要让他金盆洗手从此自绝于江湖，他没准儿会和那人拔剑相向。自然，后世也有不少文人拒绝入朝为官，比如袁宏道、“竹林七贤”等，但比较经世济民泽被后人和归隐田园不问世事，我佩服后者的风骨而赞同前者的风格。

如果往前追溯桃花源的源头，肯定非《道德经》莫属，“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鄰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以上描写简直就是桃花源的模板。比老子稍晚，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天马行空的想象，雄浑奇崛的语言，独与天地往来的境界，深刻影响和感染了陶渊明、李白、苏轼等后世文人。陶渊明向往在桃花源里回归自然，老庄哲学提倡道法自然，两者要旨高度契合。“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感谢老子、庄子，也感谢陶渊明，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是他们用理性思维和浪漫情怀为我们打造了一个温馨唯美的精神家园，保佑我们的灵魂在疲惫和受伤时有家可归。

入世和出世最早是佛家用语，人都是社会中的人，只要入世，难免为名利所累，为生活所苦，为情爱所困，为物质所惑，文人们因为书读得多，故此想得多要得也多，于是烦恼也就多，这样便有人动了像陶渊明一样归隐桃花源出世的念头，但红尘滚滚，作为社会中的人怎么可能活得一尘不染？恐怕高僧大德也做不到吧。儒家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要用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境界很高，身体力行者有之，阳奉阴违者亦有之。入世也好出世也罢，只有守住初心，方能得到始终。

责任编辑 高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