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考论 *
——兼及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高明祥

钱谦益于顺治四年丁亥（1647）三月的最后一天被捕，《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便是他在狱中所作。钱氏曾于顺治初年两次被捕，这是其中一次，后世常常混淆，诸家亦产生不同说法。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认为钱谦益于顺治四年三月因山东起义事（即谢陛案）被捕北上，关进刑部狱；顺治五年四月因黄毓祺案被捕，关进南京狱①参见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清代学术史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2—317页。。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则认为钱谦益于顺治三年归家即因谢陛案被捕北行，不久便被释放；顺治四年三月因黄毓祺案被捕，关进南京狱②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924—936页。。那么，关于《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的写作背景，则产生两种说法：一是柴德赓所认为的钱氏因谢陛案被捕，关进刑部狱；二是陈寅恪所认为的钱氏因黄毓祺案被捕，关进南京狱。姑且不论钱氏被捕之原因，这两种说法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关押地点的问题。后有何龄修、方良、严志雄等延续柴德赓之说③参见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方良：《钱谦益年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严志雄：《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亦有裴世俊、杨连民、陈祖言等继续陈寅恪之说④参见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年；杨连民：《论钱谦益入清后的两次被逮——兼与裴世俊先生商榷》，《中国韵文学刊》2003年第2期；陈祖言：《“楸枰小技，可以喻大”——钱谦益围棋诗中反清复明的微辞隐语》，《文艺研究》2009年第5期。。究其根本，诸家皆从外证考辨而为《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寻得写作背景，故亦有难解难分之处。然如从这六首诗出发，以陈寅恪所使用的“诗史互证”方法来寻求其中的抵牾之处，则可明晰此问题的争论。而且，这组诗中所透露的钱谦益和东坡诗的意图、对故国与新朝的态度以及同一事件的回忆书写等，亦颇具探究价值。以下就诸多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一、钱谦益和东坡诗的意图

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曰：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庐四盖破天低。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沉报晓鸡。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

阴宫窟室昼含凄，风色萧骚白日低。天上底须论玉兔，人间何物是金鸡？肝肠迸裂题襟友，血泪模糊织锦妻。却指恒云望家室，滹沱河北太行西。

纣绝阴天鬼亦凄，波吒声沸柝铃低。不闻西市曾牵犬，浪说东城再斗鸡。并命何当同石友，呼囚谁与报章妻？可怜长夜归俄顷，坐待悠悠白日西。

三人贯索语酸凄，主犯灾星仆运低。溲溺关通真并命，影形绊絷似连鸡。梦回虎穴频呼母，话到牛衣并念妻。尚说故山花信好，红阑桥在画楼西。（余与二仆，共梏拲者四十日）

六月霜凝倍惨凄，骨消皮削首频低。云林永绝离罗雉，砧几相邻待割鸡。堕落劫尘悲宿业，皈依法喜愧山妻。西方西市原同观，县鼓分明落日西。

梏拲扶将狱气凄，神魂刺促语言低。心长尚似拖肠鼠，发短浑如秃帻鸡。后事从他携手客，残骸付与画眉妻。可怜三十年来梦，长白山东辽水西。①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13页。

所谓“东坡西台诗”当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关御史台狱所作，题为《狱中寄子由二首》。根据诗韵，可知钱谦益所和为第二首：“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②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99页。诗前有小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视同声，求属和焉。③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小序”，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第9页。

此诗与苏诗相比，已经发生了所述对象的转换。苏诗是赠其弟子由，钱诗则是赠其妻柳如是，所以钱氏将苏轼“狱中寄子由”诗题，转换成“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可见，此改题是钱氏故意为之。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云：“夫寄弟诗也，而谬曰‘寄妻’，《东坡集》具在，不可证乎？且伊原配陈夫人此时尚无恙也，而竟以河东君为妻。并后匹嫡，古人所戒。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检可知矣。”④王应奎撰，以柔校点：《柳南随笔 续笔》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页。王氏并不认同钱氏故意改苏轼诗题，但此诗乃为柳如是而作，作为“以当诀别”的凭信，钱氏之所以选择苏诗的第二首来和韵，恰恰因为其中有“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句，这样便可以押“妻”韵以赠柳氏。再者，王氏非议钱谦益在诗中称柳如是为“妻”有悖纲常，但钱氏迎娶柳如是时便以“匹嫡”之礼风光大娶，钱、柳爱情一开始就突破了层层世俗所不容，古代社会虽有“以妾为妻”的禁忌，可在钱氏眼里，柳如是一直都是“妻”的分量。小序中言“传视同声，求属和焉”，可见钱氏并没有在柳如是身份方面有所避讳。

在这组诗里，钱氏在每一首的颈联反复渲染突出了柳如是的形象，表达出多样的情感层次。第一，表现了夫妻感情之笃。其一颈联云：“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徒行赴难”强调路途多艰，然仍有妻子相伴，愈见其“贤”。其二有“血泪模糊织锦妻”句，用晋窦滔妻苏蕙之典①房玄龄等：《晋书》卷96《列女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23页。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36页。。此句颇似杜甫《月夜》写法，以对写方式来想象柳如是对钱氏的思念。其六有“残骸付与画眉妻”句，用张敞画眉之典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76《王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22，3288—3289页。，形容夫妻之恩爱。第二，突出柳如是的坚毅品格。此组诗中，钱氏两次将柳如是同王章之妻相比。其三有“呼囚谁与报章妻”句，其四有“话到牛衣并念妻”句。在《汉书·王章传》中，王章妻怒斥因贫困而涕泣的王章③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76《王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22，3288—3289页。，此与小序中赞扬柳如是“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可相互发明，突显柳氏性格坚毅，以章妻斥王章，反用来比作柳氏对钱氏的激励。第三，表达对柳如是的愧疚之感。其五颈联云：“堕落劫尘悲宿业，皈依法喜愧山妻。”“法喜”是谓参悟佛法而所生的喜悦。钱氏“皈依法喜”，自托于“菩萨”，是故作旷达语，亦是自我安慰的一种表现，“愧山妻”方是其主旨所在。

除突出柳如是形象之外，此组诗效仿苏轼还隐含了钱谦益以苏轼自比的意味。后人皆知“乌台诗案”乃冤狱，钱谦益和苏轼诗亦表明欲自证清白的愿望。此组诗中有关冤狱的意象频出，足可为证。其一有“黑狱声沉报晓鸡”句，“黑狱”指冤狱。《王廷相集》“覆奏语略二十五条”言：“题为势恶群奸，拨害陷死五命，反诬黑狱，抄没无伸，乞恩辩明冤枉，急救生命事。”④王廷相著，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21页。“声沉”则来自于骆宾王《在狱咏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⑤骆宾王：《在狱咏蝉》，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8，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48页。“报晓鸡”本义为报晓打鸣的公鸡。此处则为伸冤之主，使冤情大白于天下的意思。其五有“六月霜凝倍惨凄”句，“六月霜凝”即六月飞霜，喻冤狱。《宋史全文》：“齐女负冤，天为枯旱，燕臣无罪，六月飞霜。”⑥《宋史全文》卷3，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5页。其六有“梏拲扶将狱气凄”句，“狱气”指冤狱所成怨气。《北齐书·文苑传》：“《周官》三典，弃之若吹毛；汉律九章，违之如覆手。遂使长平狱气，得酒而后消；东海孝妇，因灾而方雪。”⑦李百药：《北齐书》卷45《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12页。此皆可说明钱氏欲吐露冤屈的心态。

钱谦益以苏轼自比并非偶然。他在崇祯元年（1628）陷入“阁讼”而被革职南归时，作《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其中第三首颈联云：“出山我自惭安石，作相人终忌子瞻。”⑧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6，186页。钱曾注云：“《钱氏私志》：‘东坡在惠州，佛印致书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⑨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6，186页。钱氏以苏轼遭受小人仇恨而不能为相比喻自己“阁讼”失败之事。崇祯十年，钱氏因张汉儒、温体仁攻讦而陷入“丁丑狱案”，他在监牢所写《狱中杂诗三十首》其五尾联云：“闲中检点人间事，忧患只应识字初。”⑩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12，第390页。此处化用苏轼《石苍舒醉墨堂》“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⑪句，同样以反语来表达对人生忧患的不可捉摸。顺治十五年，钱氏《孟冬十六日……效坡公上巳之作，词无伦次》有句云：“世间虚名巧相左，南箕北斗常欺我。”⑫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9，第446页。以仿效苏轼诗作来表达人生落寞的情怀。可以说，苏轼成了钱谦益落难时的一个精神寄托者与跨越时空的对话者。

二、钱谦益关押之地与柳如是暂居之地及其生辰考

由于陈寅恪将钱谦益丁亥年被捕的关押地点定为南京，使得此组诗中有诸多意象无法解释。陈寅恪由此出发，继而推论柳如是暂居之地以及生辰，亦随之有失考之处。

在论及诗歌文本之前，须先明晰钱谦益丁亥年被捕的地点。陈寅恪认为钱氏是在常熟被捕，他举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洪文襄公〔承畴顺治四年丁亥七月初十日〕呈报吴胜兆叛案揭帖”内引苏松常镇四府提督吴胜兆状招云：“顺治四年三月内有戴之俊前向胜兆吓称苏州拿了钱谦益，说他谋反。随后就有十二个人来拿提督……”①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09，932，912，931页。陈寅恪举此例是为说明顺治四年钱谦益因黄毓祺案被捕而否认官书的记载，且不论此处时间的失考，这则材料明显记载了顺治四年钱氏被捕地点是苏州。又叶绍袁《启祯记闻录》附《芸窗杂录记》云：“海虞钱牧斋……四月朔，忽缇骑至苏，猝逮云。”②叶绍袁：《启祯记闻录》，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47页。此则材料除却一日时间之差，亦说明钱氏是在苏州被捕。《侯岐曾日记》“丁亥四月初四日”记：“大鸿黎明入城，兼衔予命，订弦老即日入塔。先是龚云乘同徐朝宗于朔日过惠庄，云乘云曾走吴门，愬实沈之釁于虞牧。虞牧高居不见，但令苍头传命云：‘如有言，何不托侯某言之。’予于是知虞牧之札之无所辞也。至是云乘专使相促，若不能少待者。而日来闻虞牧忽挂清朝吏议，方在逮间，予嘱云乘察其实虚，举笔未晚。”③侯岐曾：《侯岐曾日记》，刘永翔等整理：《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630页。亦可见钱谦益在顺治四年被捕前所居为“吴门”，即苏州。

诗中多次透露钱谦益被关押地点应是京城而非南京。第一，此诗乃和苏轼《狱中寄子由》诗，可知当时苏轼被关押于京城御史台。钱氏仿此诗的意味，可能暗示自己所关地点在京城。此为一含蓄之证据。第二，其一有“朔气阴森夏亦凄”句，“朔气”乃北方之寒气，此处指钱氏关押地点在北方。第三，诗中反复出现“西市”意象亦暗示着钱氏关押地点在京城。其三有“不闻西市曾牵犬，浪说东城再斗鸡”句，其五有“西方西市原同观，县鼓分明落日西”句。“西市”乃明清两代京城处决犯人的场所，在今北京菜市口。“曾牵犬”用李斯东门黄犬典④司马迁：《史记》卷87《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562页。。陈寅恪以为因与下文“东城”相对，故置为“西市”，然此处本是“东门”，钱氏偏称“西市”，正是具体指代。陈寅恪亦考察“西市”的来源，引《唐两京城坊考》云：“刑人之所。按西市刑人，唐初即然。贞观二十年，斩张亮、程公颖于西市。《旧书》《肃宗纪》《王涯传》又言子城西南隅独柳树。盖西市在宫城之西南，子城谓宫城。”⑤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页。于是，陈寅恪称“可知牧斋‘西市’一语，并非无出处也”⑥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09，932，912，931页。。但“西市”自唐朝便是京城行刑之地，钱谦益此处可能暗示关押地点是京城。第四，此诗有谢三宾和作题曰《丁亥冬，被诬在狱，时钱座师亦自刑部回，以四诗寄示，率尔和之四首》⑦谢三宾：《一笑堂诗集》卷3，清康熙十六年高宇泰序刻本。，可作为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陈寅恪却将“自刑部回”释为“金陵颂系”⑧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09，932，912，931页。，是为曲解。

因陈寅恪将钱谦益关押地点定为南京，故又误判为柳如是暂居于南京。其二尾联云：“却指恒云望家室，滹沱河北太行西。”此联殊为难解，其实只说明了一个内容，即柳如是的住处。“恒云”，恒乃恒州，云乃云州，乃梁维枢的老家真定（今河北正定）一带，此次同行的柳如是便寓居在梁维枢的家里。“滹沱河北太行西”亦是言柳如是所居真定的位置，在滹沱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十年后，钱氏作《梁母吴太夫人寿序》详叙此事：“丁亥之岁，余坐饮章急征，妇河东氏匍匐从行。狱急，寄孥于梁氏。太夫人（梁维枢之母）命慎可卜雕桥庄以居。”⑨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25，第975页。至今，河北正定仍有雕桥庄村。陈寅恪认为“第七八两句谓河东君寄居慎可南京之雕陵庄”⑩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09，932，912，931页。，则失考。

提及梁维枢，此处还有一个问题颇值得探究，即诗中的“题襟友”与“携手客”是谁？其二有“肝肠迸裂题襟友”句，其六有“后事从他携手客”句，陈寅恪言二者皆指梁维枢，且认为钱氏此次能够出狱是受到梁氏帮助。不过，“题襟友”与“携手客”二者可能难以落实，但是关于钱氏出狱之事或有蛛丝马迹可寻。陈寅恪言：“关于牧斋所以得免死于黄毓祺案一事，今日颇难确考。但必有人向当时清廷显贵如洪承畴马国柱或其他满汉将帅等为之解说，则无疑义。据上引牧斋所作梁维枢母寿序，言其被逮至南京时，河东君寄寓慎可之家。由是言之，慎可乃救免牧斋之一人，可以推知也。”①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13，926—927，925页。马国柱曾为钱氏解说是顺治五年黄毓祺案之事②参见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9《贰臣传乙》，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577页。，陈寅恪同此混淆，且亦没有确凿证据显现梁维枢曾为钱氏出狱游说清廷大臣。据考，钱氏出狱可能是受到房可壮与惠世扬的帮助。房可壮，时任清刑部右侍郎；惠世扬，时任清左副都御史。二者与钱氏皆为明天启东林党人、崇祯朝同僚，后亦降清。钱氏在出狱后，便有《丁亥夏题海客钓鳌图四首》《别惠老两绝句》赠与二人。诗中虽未言被捕之事，但这是钱氏在顺治四年南还之前在京城所作，房、惠二人又正好有掌刑事与监察之权，且顺治三年钱氏在京短暂为官时，三人便有密切交游。由此，或可推断钱氏出狱是受了房、惠二人的帮忙。进而再回看“题襟友”与“携手客”两个意象，虽不一定是实指，但如若实指，亦很可能指房、惠二人。“题襟友”用“汉上题襟”之典，喻诗文唱和之谊，检钱氏顺治四年之前的作品，未见与梁维枢相唱和之作，而与房、惠二人多有诗文往来。“携手客”之意象，须观前面四字曰“后事从他”，即可托付后事之人，换言之，亦是钱氏能寄希望于救脱自己之人。从这两方面来言，“题襟友”与“携手客”两意象指代房、惠二人可能更为恰当。

因为陈寅恪将钱谦益关押地点定为南京，故忽略了从苏州至北京的路程，在随后的一系列时间方面失考。小序云：“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又此组诗第四首有自注云：“余与二仆，共梏拲者四十日。”于是陈寅恪言：“牧斋以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时，当在四月初旬。历四十日出狱，已在五月。”③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13，926—927，925页。但陈寅恪没有将苏州至京城的行程时间计算在内。考朱祖文《丙寅北行日谱》，记载天启六年丙寅（1626）周顺昌被逮的行程，三月二十六日己巳自苏州出发，舟行，四月二日甲戌，在淮安之清江浦登陆，雇骡而行，四月十八日庚寅晚，抵都门。共行二十二日，这是为了赶在周顺昌之前到京，以便安排必要的关说。至于周顺昌到京的时刻，在四月二十五日丁酉之夜，共行二十九日，估计押解犯人的锦衣卫是一路乘船的④参见朱祖文：《丙寅北行日谱》，《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102 册，第695—696 页。此条文献由台湾中山大学简锦松教授提供，谨此申谢。。一般而言，从苏州到北京，走大运河是常态，最快约三十几天，最慢需四五十日。算上此行程，钱谦益抵达北京的时间应在五月份左右。那么关押四十日，六月份应该尚在监狱。这组诗第五首便有“六月霜凝倍惨凄，骨消皮削首频低”句，钱曾注云：“《论衡·感虚篇》：‘传书言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⑤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第12页。李白《古风》：“燕臣昔恸哭，五月飞秋霜。”⑥李白：《古风三十二首》其二十四，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61，第1676页。又张说《狱箴》：“匹夫结愤，六月飞霜。”⑦张说注，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补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56页。可知，“五月飞霜”“六月飞霜”皆可。钱谦益于此选择“六月霜”意象在月份层面应属实指。

又小序有“值君三十设帨之辰”之句，陈寅恪云：“或谓牧斋于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出狱，即牧斋此题序所谓‘生还’。若依此计算，其出狱当在五月间。然则河东君之生辰应在五月矣。”⑧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13，926—927，925页。按上文所考，钱谦益六月上旬应还在牢狱，出狱时间当在六月下旬，而回家行程又须月余，则抵达常熟的时间当在八月左右，柳如是的生辰亦应在八月前后。考顾茂位有《寿河东君八月生辰》残句云“洛阳曾侍飞吟客，幻出红颜咏絮来”⑨柳如是著，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则明矣。

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对其被关押地点以及柳如是的居住之地多有暗示，以陈寅恪的治学之功不可能看不出这些痕迹，因他先把钱氏的关押地点考定为南京，而以这种先见去看待这组诗，故造成对地点以及时间方面的一系列失考。

三、陈寅恪“思念故国，讽刺清朝”说之检讨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一章，极力赞扬钱谦益降清之后所从事的秘密抗清运动。因而在解释此组诗时，常用一些方法将诗中所言与钱谦益“思念故国，讽刺清朝”相关联。不过，钱谦益对清朝的态度转变尚需一个过程，此时钱氏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如何洗脱冤屈，这又必须寄希望于新朝，其间可能有不满的情绪，然如解释成“反清复明”，则并不恰当。

首先，陈寅恪将钱诗中一些凄厉环境描写解释成讽刺清朝之意。其一首联云：“朔气阴森夏亦凄，穹庐四盖破天低。”此联环境描写，仍有苏诗的痕迹，暗示心情的低沉。其中“朔气”一词，陈寅恪解释“盖谓建州本在北方”①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26，930，930，930，930页。，寓以讽刺清朝之说，但实际当指钱氏关押地点在北方。“穹庐”，钱曾注云：“《史记·匈奴传》：‘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汉书音义》曰：‘穹庐，旃帐。’”②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第9页。陈寅恪认为此处钱曾引《史记·匈奴传》以释，证明钱谦益有将清朝喻为胡虏意。不过，此处只是在描写北方的环境，抒发心情的沉重，应无讽刺之意。纪昀《皇太后八旬万寿天西效祝赋》曰：“穹庐毡墙之族，役之如臂指。”③纪昀：《纪晓岚文集》卷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册，第7页。可见“穹庐”一词并没有被当成清朝的忌讳。

其次，陈寅恪将钱谦益思念故乡的情感解释成思念故国。其一尾联云：“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此句意为重重的监牢仍不能阻断钱氏的还乡之梦。陈寅恪以为此处“淮东”“暗指明凤阳祖陵而言”④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26，930，930，930，930页。，“浙西”“暗指此时尚为明守之浙江沿海岛屿，如舟山群岛等”⑤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26，930，930，930，930页。。然而，朱元璋乃淮西之人，相传宋濂为朱元璋起草的《谕中原檄》云：“予本淮右布衣。”⑥宋濂：《谕中原檄》，万表等编：《皇明经济文录》卷1，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5页。“淮右”即淮西。“淮东”暗指“凤阳祖陵”实乃强解。“浙西”之解亦是此病，陈寅恪本人亦指出“此等岛屿，固在浙江之东，若就残明为主之观点言，则浙江省乃在其西”⑦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26，930，930，930，930页。，可见其自圆其说中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此处“淮东”“浙西”应是钱谦益归乡之梦所经历的路线图。钱氏如从京城返回故乡常熟，那么最大概率的路线便是由京杭大运河南下，京杭大运河在江苏地界所穿过的淮安、扬州等地区便属于淮东而非淮西。“浙西”一词可有两解。一者将“浙西”视为钱谦益的为官之地。考察苏轼最后一句所言“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可知浙西亦非苏轼的家乡，而是苏轼曾任杭州通判，诗中自注云：“狱中闻杭、湖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累月，故有此句。”⑧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9，第1000页。钱谦益曾在天启元年任浙江乡试主考官，想必与苏轼之意有相通处，陈寅恪亦认为“‘浙西’二字，自是袭用苏诗‘浙江西’之成语”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26，930，930，930，930页。。然而，钱谦益正因“浙闱关节案”，落得去职下场，“浙江”在其眼中定然不如苏轼那么美好。这是此解症结所在。二者则要讨论“浙西”的范围。《明太祖实录》：“是时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湖广，或谓：‘苏湖地肥饶，又逼近金陵，当谋先取。’基曰：‘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张氏如探囊中物耳。’”⑩《明太祖实录》卷99，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1982年，第1688页。可见当时张士诚所据苏州等地仍被视为“浙西”之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大明弘治八年，令浙江按察司管屯田官带管浙西七府水利，仍设主事，或郎中一员专管，三年更代。正德九年，设郎中一员，专管苏、松等府水利。十二年，遣都御史一员，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十六年，遣工部尚书一员，巡抚应天等府地方，兴修苏、松等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佥事听其节制。”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坤、严佐之、刘永翔主编：《顾炎武全集》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47页。 钱谦益：《梅公司马枉访江村，赋诗见赠，奉答二首，公以午节归里，为远山夫人称寿，故次首及焉》其一，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1，第529页。可知，当时的苏州、松江一带仍在“浙西”范围内。“浙西”作为钱谦益故乡的代指应没有问题。且此句应和第四首尾联相参看：“尚说故山花信好，红阑桥在画楼西。”“花信”与“红阑桥”分别指拂水山庄八景的花信楼与月堤烟柳，俱是钱氏故乡之景。此句与第一首尾联“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前后呼应，前言回乡之路，后言故乡之景。

最后，陈寅恪常将诗中的意象与现实过分相联系，造成一些曲解。其六颔联云：“心长尚似拖肠鼠，发短浑如秃帻鸡。”“心长”，智谋深远的意思。“拖肠鼠”，喻依然故我而不能有所作为之人。钱曾注云：“《许真君八十五化录》：祖师升举，鸡犬亦随逐飞腾，坠下药臼车毂各一，又坠一鸡笼于宅之东南十余里，并鼠数枚坠地，虽拖肠而不死，意其尝得窃食仙药也。”②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第13，13页。“发短”，头发稀少之意。“秃帻鸡”，钱曾注云：“《搜神记》：安阳城南有一亭，不可宿。有书生过住此，夜半后，有一皂衣人来户外，呼亭主曰：亭中何人？答曰：书生。既而又有冠赤帻者来，问答如前。既去寂然。书生即起问亭主：黑衣来者谁？曰：北舍母猪也。冠赤帻来者谁？曰：西舍老雄鸡也。汝复谁？曰：老蝎也。天明杀此三物，亭遂安静。”③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第13，13页。此处钱曾所注并不全面，他只解出“冠赤帻”之“老雄鸡”，即“帻鸡”含义，却未能解“秃帻”之意。此处还应参见蔡邕《独断》：“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如今半帻而已。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王莽秃，帻施屋。’”④蔡邕：《独断》卷下，《丛书集成初编》第8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页。陈寅恪言“‘发短’一辞，谓己身已剃发降清也”⑤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34页。，但是此中应是自嘲如今落魄状，而无指称剃发意。此联还应参见《左传·昭公三年》：“齐侯田于莒。卢蒲嫳见，泣且请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公曰：‘诺。吾告二子。’归而告之。子尾欲复之，子雅不可，曰：‘彼其发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九月，子雅放卢蒲嫳于北燕。”⑥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55页。“发短心长”，意为虽年老却智谋深，钱氏反用其意，谓世事算尽，最后却落得如拖肠鼠般一无所得，如今只年老发疏，形同戴帽子的秃头山鸡一样可笑。且钱氏在降清之前便有诗句涉及此典，如《玉川子歌》有“发短心尚长，足缩踵犹跂”⑦钱谦益：《玉川子歌》，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3，第114页。句，此时如何有剃发意呢？“发短”或者“短发”，是钱氏描绘自己衰老状时常用语言习惯，如“素衣莫叹缁尘化，短发依然旧鬓丝”⑧钱谦益：《天启乙丑五月，奉诏削籍南归，自潞河登舟，两月方达京口，涂中衔恩感事，杂然成咏，凡得十首》其十，《牧斋初学集》卷3，第100页。，“发短心长笑镜丝，摩挲皤腹帽檐垂”⑨钱谦益：《题金陵丁老画像四绝句》其二，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4，第129页。，“数茎短发倚东风，一曲秦淮晓镜中”⑩钱谦益：《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留别，留题不复论次》其一，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6，第280页。，“谁怜短发今宵客，还是长安旧雨人”⑪等，皆如是，不应予以过多的附加阐释。

钱谦益其实仍寄希望于清朝当权者为自己脱罪，诗中一些典故的运用隐含着此种意图。其二颔联云：“天上底须论玉兔，人间何物是金鸡。”“玉兔”之典颇为难解，幸而有钱曾注云：“《通鉴·唐记》二十：‘武承嗣使人诬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也，当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减死除名，流儋州而卒。’”①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第10，13，13页。陈寅恪则另有他解：“第三句遵王注引李孝逸事为释，似可通。但寅恪则疑牧斋之意谓‘月有阴晴圆缺’，（可参第三章论卧子长相思诗节述及东坡‘丙辰中秋作，兼怀子由’词）明室今虽暂衰，终有复兴之望。”②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31，936页。此说值得商榷。此句之意应联系下句而言。“金鸡”是古代大赦天下时的用物，“国有大赦，则命卫尉树金鸡于阙下”③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9页。，这正呼应前面武则天赦李孝逸事。此句意为，天上怎么会在意人的名字中有无“兔”字，在人间的“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赦免呢？这表达了一种希望被赦免的诉求。

诗中还有一些比较隐晦的话语暗藏钱谦益对清朝当权者的希冀。其六尾联云：“可怜三十年来梦，长白山东辽水西。”此联无一生词僻典，然细思之，则以为乃六首诗中最为难解之句。陈寅恪只道此联“关涉后金”“不宜广为传播”④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31，936页。，认为这两句有讽刺清朝之意，但并没有深入分析。钱谦益写作此组诗的时间是1647年，钱氏出生是1582年，此年钱氏66岁，为何言“三十年来梦”？又，钱、柳定情于1641年，距此才六年，亦非。如将“三十年来”上限设为四十年，下限设为三十年，则钱氏所言之事当在1607至1617年间。检点此十年间钱氏重要行迹与关键史实，可知此处当指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事，且联系下句观之。“长白山东辽水西”，邹镃序本作“长向山东辽水西”⑤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第10，13，13页。，山东与辽水，风马牛不相及，可谓误矣。又钱曾注云：“叶隆礼《契丹国志》：‘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人不能入。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⑥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第10，13，13页。可以明邹镃序本之误。然钱曾此注，只释地理，于句意参考价值不大。此句须先明辨所言两地的方位，长白山在东，辽水在西，故此处并非言长白山之东、辽水之西，而是言所指之地的东面乃长白山、西面乃辽水。考察地理，此处应指赫图阿拉城，即努尔哈赤的出生地，亦是后金的都城，同是言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事。此句亦可同钱氏崇祯十四年所写《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东虏游魂三十年”⑦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20，第666页。句来对看，崇祯年间钱氏尚可称清朝为“东虏”，然此时身处清朝大狱之中，不得不言“长白山东辽水西”，可见其投鼠忌器之心怀，亦可见其希冀被赦免之愿望。

陈寅恪对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思念故国，讽刺清朝”诗旨挖掘的偏颇，与上文考证钱氏关押地点的失考有着相似的原因。因陈寅恪大力赞扬柳如是的品格，对钱谦益降清亦有着同情之观照，进而认为钱氏对明朝的眷恋亦理所应当，从而造成对诗歌原旨的过度解读。

四、回忆书写中情感之转换

丁亥年被捕事，是钱谦益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在晚年的时候，还频频回首此事，书写了一些相关作品以示胸中耿耿。这些作品同《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已发生很多变化。如果将这种回忆书写同钱氏在牢狱中所作进行对比，则可明显看出其中情感的转换。

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第三次北伐，与张煌言会师北上，败于金陵城下。《台湾外志》有细致描述：七月二十三日，清梁化凤破郑成功军；二十四日，成功坐镇江；二十八日，诸将弃瓜、镇；八月初一日，郑成功回狼山、上沙；初四日，泊吴淞港，议攻崇明城；十一日夜，退出崇明；十三日，议欲再攻崇明，作罢，回师；十八日至浙江；九月初七日，到厦门⑧参见江日昇：《台湾外志》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6—178页。。随着郑成功征程的变化，钱谦益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恢宏的诗歌作品《后秋兴》的创作。七月初一日，作《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八月初二日，作《后秋兴八首之二》；八月初十日，作《后秋兴之三》等，凡13叠，计104首。在第三叠中有诗云：

归心共折大刀头，别泪阑干誓九秋。皮骨久判犹贳死，（自注：“丁亥岁有《和东坡西台韵诗》。”）容颜减尽但余愁。摩天肯悔双黄鹄，贴水翻输两白鸥。更有闲情搅肠肚，为余轮指算神州。①钱谦益：《后秋兴之三》，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从第三句自注“丁亥岁有《和东坡西台韵诗》”可知此诗涉及对丁亥被捕事的回忆。此组诗有小序云：“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②钱谦益：《后秋兴之三》“小序”，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第10页。此时钱氏与柳如是暂时分别，原因已不可考。但知八月初十日，是郑成功北伐节节败退之时，钱谦益在诗中表现了一种迷惘与彷徨的情绪。首联言钱氏与柳如是分别，且不知归心何处。“大刀头”，刀环在刀之头，后即以“大刀头”作为“还”字的隐语。《汉书·李陵传》：“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③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54《李陵传》，第2458页。钱氏用此典，可见复国之心。颔联言丁亥被捕事，写自己在身体与精神上所遭受的双重折磨，但庆幸可以逃脱一死。颈联“黄鹄”喻高才贤士，“白鸥”喻闲适之人。此句意为两只黄鹄飞得极高会不会后悔，而羡慕贴着水面飞翔的闲适白鸥。此处颇有《庄子·逍遥游》中大鹏与斥鷃相比的神韵，然除却了其中的讽刺意味。此句喻复明运动遭受挫折，而心生彷徨。然此处言“双黄鹄”“两白鸥”，亦可见钱、柳二人进退一体，休戚与共。尾联“神州”指中国，语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④司马迁：《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第2344页。此处指明朝，“赤县神州之‘赤’，亦是明室所尚之色”⑤严志雄：《钱谦益的“诗史”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97页。。此句意为与其有时间想这些事情扰乱情绪，还不如为“我”掐指算一算什么时候能复兴故国。

此诗由遭遇挫折、与柳如是分别洒泪写起，由此困境想象丁亥年之状，虽残酷异常，然终逃脱一死。下言复国的艰难，顿生彷徨之意，句末则走出迷惘，坚定复国的决心。可见丁亥年被捕事，是钱氏记忆之伤痛，是免死之激励，是与柳如是坚贞感情之见证。此时钱氏对清朝已无任何的幻想，虽有彷徨，亦只是做归隐之想，绝无仕清的打算，已与狱中的情感不可同日而语。

清康熙二年（1663），钱谦益作《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此诗距离钱氏去世仅五个月，堪称绝笔之作。钱氏一咏再咏，连至四十六首，以追忆自己平生之事。此时的他已被疾病缠身，诗中往往透露出一种暮年的伤感。诗有小序云：“癸卯冬，苦上气疾，卧榻无聊，时时蘸药汁写诗，都无伦次。”⑥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小序”，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3，第636页。可观钱氏此时的状态。在这组诗中的第十六首，钱氏追忆了丁亥年被捕事：

膻毳重围四浃旬，奴囚并命付灰尘。三人纆索同三木，六足钩牵有六身。伏鼠盘头遗宿溺，饥蝇攒口嘬余津。频年风雨鸡鸣候，循省颠毛荷鬼神。（记丁亥羁囚事）⑦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其十六，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3，第649页。

此诗追忆当年被捕事，丝毫未言及柳如是，而是从自己与两个奴仆一同被关押写起。首联写三人被羁押四十日，生命如同尘埃一般。颔联“纆索”，绳索，捆绑之意，钱曾注云：“《庄子·骈拇篇》：‘约束不以纆索。’”⑧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3，第649，649页。“三木”，古代加在犯人颈、手、足上的三件刑具，钱曾注云：“《后汉·范滂传》：‘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注曰：‘三木，头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头也。’”⑨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3，第649，649页。此写三人被绳索捆绑如同三个木头一样动弹不得，而三人六足皆被刑具绞绕，如同一足牵动一身。颈联言监牢环境的恶劣，老鼠并不畏惧人，遗宿溺于各处，苍蝇亦围绕嘴边，吸取人残留的唾液。此可谓恐怖阴暗至极，且上言皆可与《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其四上半部分相互参见：“三人贯索语酸凄，主犯灾星仆运低。溲溺关通真并命，影形绊絷似连鸡。”尾联用“鸡鸣候旦”之意，言自己行事谨小慎微，仍不免灾祸，此时亦只能寄托于鬼神救助自己。

在这首诗中，钱氏没有涉及关于柳如是之事，一再描写牢狱环境的恶心恐怖，足见丁亥年被捕事给其留下的沉重心理阴影。此诗中并未暗寓关于反清复明的意图，更无顺治十六年《后秋兴》中的雄心壮志。再者，诗中亦没有对自己冤屈的辩驳，只是表现了一种对天意弄人的不可捉摸的心境。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在回忆所受的磨难，当时的冤屈与辩白，后来反清复明的激情与热忱，在死亡面前都变得渐渐模糊。唯一不可磨灭的是监牢中自由被限制、气味之恶臭、鼠虫之猖獗，这些身体可以感知并储存的记忆。这就像一个过来人对后来人说：你看，这就是“我”曾经所遭受的磨难。

上言陈寅恪在钱氏《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中发微思念故国之意，但准确来讲，钱氏在《后秋兴》中对丁亥年被捕事的回忆书写，才更接近于陈寅恪的表述。当深陷牢中之时，当身处反清之时，当濒临死亡之时，钱氏对同一件事情书写的诉求亦随之而变。因此，如果以一种情感一以贯之，即认为钱氏一心复明，而去观照其作品，可能会产生诸多附加阐释。

结 语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最为常用的方法，他在《柳如是别传》中关于典故的“古典”与“今典”的论述亦甚是精当，认为笺注诗旨，不仅要指出原始以及相关出处，更要考虑写作时作者所处的情景，这些对本文所做《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的考察亦极具启发。然而，《柳如是别传》同样暴露出“诗史互证”方法的一些问题。首先，过于执着典故之间的相互发明。即将一些相似典故的诗句排列而挖掘相通之处，这样易将阐释的意义扩大化。其次，过分追求今典的挖掘。诗歌有书写历史之功用，但毕竟不同于历史，如果将诗歌中的意象同现实过多联系，则可能产生诸多附加阐释。再次，以先见之设定观照诗歌作品。如果以答案单向寻求诗歌内容的印证，则可能会带来诗旨的扭曲。最后，逻辑推论链条的成立问题。因文献不足而造成一些问题的不确定性，如果连环推论的起点被证伪，则整个逻辑链条便不能成立。不过，这并不能掩盖《柳如是别传》的光芒。这不仅是钱谦益诗歌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而且其中关注文本的精神对当今明清诗文的研究亦有重要的范式意义。明清诗文研究向来注重理论与文献，而较为忽视作品的文本。这可能由于明清诗文的平庸之作太多、经典化程度过低等问题所造成，但对于像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等一流的大诗人，我们应该重视他们的作品本身，而《柳如是别传》无疑给了我们诸多借鉴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