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奇书”连称的关键词批评及阅读史意义

温庆新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自明人冯梦龙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连称为“四大奇书”起，“四大奇书”日益成为历代读者用于指代通俗章回小说的专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接受现象，学界围绕为何会出现“四大奇书”的专名及其版刻情况、知识趣味、文化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识①学界的代表性成果有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韩春平：《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213页）；罗书华：《四大奇书经典演变与名实变迁》（《河北学刊》2018年第1期）；谭帆，王冉冉，李军均：《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285页）；熊江梅：《明清传奇文体“复调”的叙事表现》（《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刘玄：《批点成书：“四大奇书”评点本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年版）等。。不过，历代读者提及“四大奇书”时，往往隐含着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本特征、社会意义及接受导向进行某种限定与建构，影响到通俗章回小说的批评意义及其社会定位。因此，进一步探讨“四大奇书”连称的认知思维，作为一种关键词批评的内在脉络及其阅读史路径，将有助于深度挖掘“四大奇书”连称的阅读史意义与批评史价值。

一、“四大奇书”连称的认知思维与意义导向

历代读者对“四大奇书”的指称，经历了由《庄子》《史记》等经史子之典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章回小说的变化。李渔（1611—1680）在《三国志演义序》中曾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1]《〈三国演义〉序》又说：“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2]碧圃（绿园）老人《歧路灯》“自序”（1777）亦言：“古有‘四大奇书’之目：曰盲左，曰屈骚，曰漆庄，曰腐迁。迨于后世，则坊俑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志》、《水浒》、《西游》、《金瓶梅》冒之。”[3]可见，“四大奇书”原系世人所熟知的专名，后被用于专门指称通俗章回小说，这种自然而然的“坊俑袭用”，是一种借助专名来推崇通俗章回小说的行为。

由此延伸的是，当“四大奇书”指称成为一种世人熟知的专名时，以“奇书”及“奇书体”来指称这四部通俗章回小说或其中任何一部作品，已成为世人提及相关作品时的另一种潜意识或下意识行为。如乾隆十五年（1750）文盛堂本所刊《西游证道书》，其《读法》前书：“西游证道奇书，西陵儋漪道人汪象旭原评，金陵野云主人蔡宙憨订。”此处以“奇书”来指称《西游证道书》，强调“奇书体”在不同类型的通俗章回小说中的独立独特性。它是以“奇书”去涵盖或规范章回小说《西游记》不同的知识特征。这表明“奇书”概念所形成的特殊观念，已然成为一种世人阅读或品评的行动逻辑，成为世人评价相关作品的直接源头。又如，署名“张竹坡”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康熙年间刊本《金瓶梅》）指出“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批此一书，其‘寓言说’内，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词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4]。此处以“第一奇书”的文化品格来“非淫书论”，亦是将“奇书”作为一种认知参考系来执行对《金瓶梅》庸俗文化意义的辩解。这表明“奇书”的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逐渐成为世人赋予自身诠释或认识行为的重要基础。它作为一种经验惯习，在不受任何强制的自由阅读或品评中，持续限定或指引着世人评价相关作品的行动方向，最终凝聚为世人品评的相似兴趣，乃至形成了社会舆论的共同关注点。更甚者，世人在评论其他通俗章回小说时，虽不直接提及“四大奇书”的连称，却在论述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以这四部通俗章回小说作为参照标杆来展开。如爽阁主人《禅真逸史》“凡例”言：“此书旧本出自内府，多方重购始得，今编订，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西游》、《金瓶梅》等仿之，劣矣。”[5]又如，峥霄主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崇祯元年刻本）“凡例”认为此书“动关政务，半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6]。

需要强调的是，李渔所言“与经史不类”，表明“四大奇书”指称的背后具有明确的文类圈定与意义限定。所谓“从其类以配其奇”，带有从文类区分与意义限定的视角去凸显基于文类观照这四部通俗章回小说总体性特征的知识导向。此举使得“四大奇书”合称之后的意义不确定性被弱化。其陈述的逻辑是将“四大奇书”作为一类具有明确意义呈现模式的典型作品进行描述。它一方面可以迅速在世人的惯用认知中获得知识相似性的感性认可；另一方面，从《史记》《庄子》《离骚》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的转换，使得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社会存在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借此强调以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视角来陈述相关小说的知识特征。正如景仁方（1944）所言“《三国志》元代罗贯中作，为著名的历史小说，中国俗称为四大奇书之一，描写魏蜀吴三国争霸战时的社会情势人情机谋，淋漓尽致。《水浒传》 亦为元代罗贯中作，俗称四大奇书之一，描写梁山英雄一百零八人之性格特征。”[“7]俗称为四大奇书之一”云云，无疑表明“四大奇书”被世人认为是带有特殊文化意蕴的关键性词汇，具有重新构词的语境功能。通过连称时前后定语的加持，“四大奇书”成为世人揭示某种特殊文学创作现象及其传播情境的合适表达形式。世人在使用时，已对“四大奇书”一词的内容及意蕴进行着某种先入为主的特殊规定，从而将相关知识活动的逻辑局限于特定概念的使用过程中，以致过于注意“四大奇书”一词的可能性指称对于读者知识活动的暗示。

上述认知思维促使历代读者使用“四大奇书”的称谓时，往往强调对这四部小说之“奇”等意义项的意向性限定。世人看到“四大奇书”的知识接受存在奇趣的隐性状态，由此带动挖掘奇趣时的知识意义在场。子《林兰香·序》（道光十八年刊本）所言：“近世小说脍炙人口者，曰《三国志》，曰《水浒传》，曰《西游记》，曰《金瓶梅》。皆各擅其奇，以自成为一家。惟其自成一家也，故见者从而奇之，使有能合四家而为之一家者，不更可奇乎？”[8]1深刻表明“各擅其奇，以自成为一家”，已成为世人对相关小说异趣圈定之后的主要阐释倾向。而“合四家而为之一家”的整体性认知，已是世人展开品评行为的主要经验来源或逻辑起点。它让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读者在“见者从而奇之”的阅读选择中，看到各自独立挖掘相关小说文本意义与接受趣味的某种自由度，有效扩展了“四大奇书”在读者品阅之后的文本增值途径。而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1736）说：“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9]进一步指明作为读者的“人人”在连称“四大奇书”之后，进行相关小说的文本世界与自身世界相勾连的切入点。“乐得而观之”云云，不仅有效发挥起读者日常阅读经验或精神趣味介入“四大奇书”文本意义建构时的媒介引导；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在场，时刻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读者保持着相互间的联动。

“奇书”的认知及其意见描述，逐渐成为世人普遍默许的规范陈述，从而先验地带入世人各类或理性或感性的评价旨趣。由此出现了以下特殊接受现象：基于“奇”的视角进行通俗章回小说的评价行为，已是明清各类通俗小说序跋所普遍涉及的话题。例如，明人张无咎《平妖全传》“叙”（1620）所言：“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尝辟诸传奇：《水浒》，《西厢》也；《三国志》，《琵琶记》也；《西游》则近日《牡丹亭》之类矣。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10]以“奇”“正”之体来区分不同小说的品级及其异趣的知识导向，已成为世人审美经验的常见表述。它更是世人鼓吹通俗章回小说时常见的评价逻辑，亦是主要的核心论题。

有学者指出，“以‘奇书’和‘才子书’为代表的思想观念促成了对于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揭示了‘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主要内涵”[11]。“四大奇书”的连称既指出了世人看待相关小说时的语义表达习惯，又限定了相关小说在当时人眼中的内容特征及其接受趣味，促使对相关小说奇趣的挖掘在乐见、乐读中，获得与当时人现实世界相勾连的关系链，进而确立阐释的文化思维。这种文化思维是以“四大奇书”作为认识的起点与意义的终点，将不同时期不同读者所接触的各类社会思想文化与相关小说进行感知勾连后，各类读者所能捕捉或把握的知识形式的外化行为表现[12]。据此，“四大奇书”指称的意义导向，会影响世人具体批评行为的介入方式，亦会影响世人诠释实践的逻辑。“奇书”认知的多维意义导向，引发了世人持续关注、评判、思索通俗章回小说的主要兴趣点，有效形成世人广泛关注的各种接受行为与阐释空间，促成了“四大奇书”关键词批评现象的存在。

二、作为关键词批评的“四大奇书”

将“四大奇书”连称的批评视角，是一种从历代经典作品的文化价值与学术品格来探讨相关小说的存在意义，进而强化相关小说的知识属性。世人从“奇”的角度规范“四大奇书”的接受导向，一方面确立了相关小说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对读者阅读意义的生产进行适度限定，有效规定了相关小说批评的意义生成。它着重强调从当时的社会文化、知识类属及其意义规范等方面，挖掘“四大奇书”与当时社会文化及世人日常趣味的紧密关系，意即侧重探讨“四大奇书”的文化形态及其存在方式。

典型之例，如刘廷玑（1653？—1716？）《在园杂志》卷二提及“四大奇书”时，称这四书“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并认为《水浒》“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三国演义》“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西游》“为证道之书”，《金瓶梅》“深切人情世务”“真称奇书”。又说：“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作者本寓劝惩，读者每至流荡，岂非不善读书之过哉？”[13]122-123此类意见意图从政教视角规定“四大奇书”的“寓劝惩”价值，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深度述说。它借此强化对“四大奇书”诸如“叙述曲折”“证道”“深切人情世务”等内容的意义批评，应符合当时文教环境对相关小说的文化规定。所言“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不脱稗官窠臼”，则对“四大奇书”的知识特征进行了主体总结及其存在方式的批评。

由此看来，“四大奇书”的关键词式指称，不仅是一个批评论断，而且作为一类认知视角而存在，更是一种批评行为。它的指称方式及其话语体系，体现出一种经典性、简明性及权威性的属性。说它是一种经典性，是因为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部通俗章回小说并称，本身就是对这四部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学审美、文化意义及其流播影响的肯定；这是依照典范作品的文化意义来进行诠释的，具有以供他人参考或学习的预先批评之态。因此，“寓劝惩”之类的价值判断与文化定位，就将“四大奇书”的隐性含义导向文学作品与文化、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中，强化“四大奇书”所负载的文化意蕴与政教效用。此举同时令“四大奇书”与其他通俗章回小说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或带有本质区别的潜意识划分，从而在同是大众文学乃至大众文化的内部，有意进行同一类作品的等级区分，并体现为一种文化层级上的差异化价值评判。这就肯定了“四大奇书”在某些精神特质或形式层次上的优越性。而说它是一种简明性，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流播，“四大奇书”作为一个整体性文本，已然深入历代读者的脑海中。当世人提及“四大奇书”时，不仅会知晓“四大奇书”所具体指称的这四部通俗章回小说，更是会将“四大奇书”作为全部通俗章回小说的代名词，以特有的文化敏锐性，去对待“四大奇书”所代表通俗章回小说的通俗性、民间性、趣味性、娱乐消遣性等社会文化意义。当“四大奇书”的典范性、简明性及权威性有效融合时，将会促使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对“四大奇书”所代表的文化含义、社会价值及审美特性，作出见仁见智的独抒己见。

例如，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1715）说：“四大奇书，如《三国演义》名《三国志》，窃取陈寿史书之名；《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如《西游记》乃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后西游》虽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若《续西游》则诚狗尾矣。更有《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真堪喷饭耳。如《前水浒》一书，《后水浒》则二书。”由此认为“（四大奇书）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何况续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义，小说之别名，非出正道，自当凛遵谕旨，永行禁绝”[13]141-142。这种批评意见通过确立典范之作的方式，限定世人进行碎片化阅读的可能导向。从“作书命意”的角度分析“四大奇书”如何影响世人的精神品位，使得“四大奇书”之间的文本内容在“媲美并观”的“互文性”视角中，一定程度上建构起文本可能存在的多样内容。而“非出正道”与“永行禁绝”的对举，使得“四大奇书”的连称作为一种关键词批评，最终形成了世人无法脱离当时文教环境与社会制度而进行文本无限阐发的固化认知。这两者的融合交叉，使得“四大奇书”视域下的文本批评，将是一种充斥着权力、文化、历史及意识的文本解码与编码，最终形成了“四大奇书”知识意义的存在生态。

又如，黄人曾在《小说小话》（1907）中指出：“历史小说，当以旧有之《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及新译之《金塔剖尸记》、《火山报仇录》等为正格。……近人所谓历史小说者，但就书之本文，演为俗语，别无点缀斡旋处，冗长拖沓，并失全史文之真精神，与教会中所译土语之《新旧约》无异，历史不成历史，小说不成小说。谓将供观者之记忆乎，则不如直览史文之简要也；谓将使观者易解乎，则头绪纷繁，事虽显而意仍晦也。或曰：‘彼所谓演义者耳，毋苛求也。’曰：‘演义者，恐其义之晦塞无味，而为之点缀，为之斡旋也，兹则演词而已，演式而已，何演义之足云！’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刻本，纸墨精良尚其余事，卷首每回作一图，人物如生，细入毫发，远出近时点石斋石印画报上。而服饰器具，尚见汉家制度，可作博古图观，可作彼都人士诗读。”[14]305此处从《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的演义特殊性说到芥子园“四大奇书”刻本的精良性，其潜在意识中已然注意、并认可芥子园将“四大奇书”作为一个整理性文本进行刊刻的合理性。这就使得黄人对于“四大奇书”的独特价值及其审美意义，是秉持优而别待的特殊方式。这种观照是建立在黄人对“四大奇书”之“结构”典范意义的认识之中。故其论述《女仙外史》时，言：“青州唐赛儿之乱，奉惠帝年号，而石匾奇书中，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原本，更盛述赛儿奇迹，即是书所本也。……至全书结构，则仍未脱四大奇书之窠臼也。”[14]312所谓“全书结构，则仍未脱四大奇书之窠臼”，已将“四大奇书”作为一种典范或标杆，进而成为评论其他同类作品的重要比较对象。此举是从历代小说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尝试勾勒具体作品的演化之迹与同类作品经典之质的存在关系，寻找阐发通俗章回小说的有效突破口。从这个角度讲，以“结构”来定位“四大奇书”的经典性，或许是对“四大奇书”的连称尝试作出一种合理规范说明的结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四大奇书”一词具有被世人认可的权威特质。

可见，“四大奇书”的连称，赋予《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章回小说特殊的意义认知符号，使得通过“四大奇书”的象征符号来认识、阐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章回小说的意义系统，成为世人面对通俗章回小说时无法回避的感知方式。“四大奇书”连称具有经典性、简明性及权威性等特征，使得世人起于“四大奇书”称呼的意见表达，始终绕不开以连称指代来阐释通俗章回小说的各类言说方式。它设定乃至部分限定对通俗章回小说的观照前提。此亦会导致基于特定言说环境或社会情境的阐释逻辑，将限定“四大奇书”连称的各类意义符号被诠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这个角度讲，“四大奇书”的连称不仅体现为其语义学的某种内在规律被予以知识“规训”探索的多重可能；而且，作为世人接受的一种阅读现象，将导致“四大奇书”的言语表达带有特定的意识问题。意即“四大奇书”如何作为一个阐释“参照物”或成为一个“他者”形象，成为不同时期不同读者在相同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某些不确定阐释选择的意识探索。“真堪喷饭”或“倍极精神”之类的感知，将引发不同读者对“四大奇书”作为一个观照整体所带来的阐释意见的异趣表达。据此，“四大奇书”的连称，是不同时期不同读者进行阐释的一种典型方法。

作为一个蕴含典型文教意味的关键词，“四大奇书”的连称是从当时的文教视域，对相关小说的知识特征及其社会价值进行整体性限定的批评方式，成为世人努力寻求通俗章回小说文化生存空间的缩影。故而，“四大奇书”的连称，亦可视为是不同时期不同读者对相关小说进行接受的现象流露。不同时期的读者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出发，重新审视“四大奇书”的当下意义时，会把“四大奇书”当作一类“以往”的经典作品，最终把“四大奇书”放在一个“动态”的位置上，促使“四大奇书”的既定经典呈现出开放的“问题化”讨论态势。例如，吴庄《豹留集》“太湖辟妄”条（乾隆间刻本）在“稗官小说，古之作者借善恶以示劝惩，为中下人说法耳，而不知其末流之害，遂成邪说，诬民甚于杨、墨，湖山有隐受其累者”等先在定性的主导下，指出：“案头有金圣叹批评《水浒传》，阅之而喜，因论小说中‘四大奇书’《西游记》《金瓶梅》已有后续，而《水浒》无有。遂相与造作题目，成四十回演义，欲与罗贯中、施耐庵争胜。其托于宋遗民、元人遗本者，亦以小说非士君子所宜作，故掩其名尔，世之观者、通人固知其为伪为妄，而鹿材钝汉，略认几字，诧为奇书，言者津津，听者娓娓，信以为真，至于流布四方外省之人目不见太湖之大小，未免扪烛扣槃耳。”[15]其所鄙薄“鹿材钝汉，略认几字，诧为奇书，言者津津，听者娓娓”的流播现象，正是建立在“四大奇书”作为通俗章回小说之“奇”的代表是一种“诬民”“邪说”等认知上，以“世之观者、通人固知其为伪为妄”来否定“四大奇书”中不合人伦纲常的各种知识趣味。

虽说有人会认为“四大奇书”是与“四部”经史之典相对的民间经典；有人则认为“四大奇书”只是通俗章回小说中的几种代表作品而已，并不足以比肩“四部”之作；又有人会从章回体“结构”，来看待相关作品的独特形式特征或开创特质；更有人只是以之为一种并无特殊内涵或文化寓意的约定俗成的称呼。凡此种种，皆是世人努力探求作为一个整体性称谓的“四大奇书”之文教意义乃至民间（亦可称为“坊间”）寻求通俗章回小说之可能性范式的具体表现，可以认为是历代读者不断重新定位“四大奇书”社会角色的接受现象。因此，当世人产生“俗称四大奇书之一”的固定言语表达时，就已在潜意识中对“四大奇书”的历史价值与当下流播意义，不断进行解构与重构；试图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去讨论“四大奇书”介入社会、展现世俗趣味的文化价值，尝试剖析“四大奇书”何以被世俗广泛提及的知识“结构”。此举势必推动使用“四大奇书”称谓的世人，偏向从文化阐释的视角去看待“四大奇书”文学作品的阅读史价值。而当其他通俗章回小说被纳入“仍未脱‘四大奇书’之窠臼”的比较视域时，“四大奇书”的典型性与权威性，将作为一种其他通俗章回小说不得不面对的创作现象，持续引领其他小说创作者的努力超越或奋力追随（如《续金瓶梅后集》的编纂“以《水浒》、《西游》、《金瓶梅》三大奇书为宗”[16]4），最终在创作规范中继续推动“四大奇书”的范式认可与价值升华。

综述之，不管是作为一种阐释方法而存在，抑或视作一类接受现象，作为关键词批评的“四大奇书”，既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四部通俗章回小说进行交互，又将这四部作品与其他通俗章回小说进行了对比。这促使“四大奇书”作为理解的媒介，有效推动了不同时期不同读者与这四部通俗章回小说的深度交流，从而让读者在持续的、普遍的认知环节与习惯影响中，推动“四大奇书”多维价值的各类重建。“四大奇书”的关键词批评不仅成为一类特殊的批评概念，而且促使“四大奇书”式的符号系统能够用于通俗章回小说的批评实践，更是推动“四大奇书”作为读者与作品、读者与读者、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重要沟通媒介。此类存在是“四大奇书”意义话语场建构的前提基础，更是世人生产阅读意义的话语机制。

三、“四大奇书”连称批评的阅读史意义

从文学修辞的角度讲，“四大奇书”连称的本身，其修辞的意义体系最终呈现出解构的特性，在形式、内容及意义等方面实行一种靠向形而上的自由发挥——意即尝试提出自身独到的阐释意见，并认为自身的阐释是一种带有引领潮流或主流文化特征的关键性看法。在世人眼中，“四大奇书”的并称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一种特殊的阅读形式或手段。这是世人的阅读经验在“四大奇书”连称的修辞表达中，寻求合理的阅读行动支撑，从而在言语表达时提出自身的阅读问题。因此，世人连称“四大奇书”的潜在意图之一，是希冀相关小说在流布过程中能够有效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借此规范阅读的意见表达，建构相关作品的典范价值。这是因为在“四大奇书”所建构的文化情境中，已改变相关作品的原始意义及其评价语境，使得作为一个整体性文本的“四大奇书”会改变读者阅读的理解途径与意见生成逻辑。故而，“人之善读与不善读”之类的表达，成为连称者重点关注的议题，最终限定了读者阅读活动的具体环节。

首先，强化“四大奇书”的文化形态，促使阅读者在“奇书”的交流框架中挖掘相关小说的说教导向。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1660）曾说：“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夫（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非圣而畔道焉，乌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翊圣而赞经者。”[16]3此处以“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来限定“曰怪、曰暴、曰淫”的内容提取，试图弱化读者阅读“奇书”时的审美娱乐性与精神愉悦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相关小说与阅读者的无限互动，在“善读”的钳制中强化相关小说符合当时文教环境的文本形态。它有效限定了读者对相关小说的阅读期待，使得阅读活动的推进环节具有浓厚的文化卫道之味，最终促成读者的阅读表达具有一种宏观历史意义的特征。在“四大奇书”的言语模式中，以“独推三大奇书”的比较意识来挖掘“善读”的方式与细节，就成为不同读者介入通俗章回小说文本时，其性情、趣味、格调等阅读行动在特殊社会情境制约下的再现过程。其中，说教导向与读者性情二者的博弈及其侧重点的个性表达，成就了“四大奇书”多种可能的阅读交流细节。

其次，当“四大奇书”作为一种认识习惯与表达范式而深植于世人心中时，读者往往会在比较视域中，体味“四大奇书”文本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这就导致读者阅读小说文本时的言意表达，常游离于不同话语体系之中，出现文本特征与接受导向不相对称的现象。子《林兰香序》所言“《三国》以利奇而人奇之，《水浒》以怪奇而人奇之，《西游》以神奇而人奇之，《金瓶》以乱奇而人奇之。”[8]1即是在“奇书”的认识习惯中，尝试探讨“四大奇书”相异的文本书写及其带给读者的异样审美感受。而“利奇”“怪奇”“神奇”“乱奇”的比较，一定程度上导致读者个人经验在阅读“四大奇书”过程中的缺失，亦限定了小说文本刺激读者阅读阐释的意义生成渠道。读者对相关小说审美体验的表达将带有强烈的政教取向，最终形成雷同思路与同质意见的固化认知。

再次，“四大奇书”作为书商广告的品牌效应，逐渐改变读者的阅读重点，影响“四大奇书”之于世人的需求导向。当“四大奇书”作为古代典籍、现代报刊中书籍广告的重要词汇或宣传噱头时——如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评点本称作“四大奇书第一种”（即金陵醉耕堂刊行）、康熙十九年（1680）芥子园刊刻《三国演义》时曾称“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康熙年间所刊张竹坡评点本《第一奇书金瓶梅》，又如《申报》1925年7月21日所刊《大字足本评注水浒全传》“说明广告”开头即言：“《水浒》为吾国说部之杰作，向列四大奇书之一。”[17]——这会导致消费娱乐乃至商业动机逐渐消解“四大奇书”的政教意义或文化范式。取而代之的是对“四大奇书”消费意义的强化，也相应改变着“四大奇书”的接受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四大奇书”作为一个“标签”或世人熟知的意义载体，或许已具有吸引世人注意力的品牌效应。如上海杂志无限公司于《申报》1935年10月20日所刊登的“下周出书”广告，言：“《金瓶梅词话》之珍贵，无论文章之佳妙，为中国旧小说之上上乘，坐着四大奇书之第一把交椅，而版本之发见，尤为文学史上重大之收获。”[18]作为一种广告策略的“四大奇书”频频见诸现代报刊中，推动了“四大奇书”的指称进一步贴近普罗大众，从而具备大众化消费批评的媒介效用，乃至带有多样认知视角的解读可能[19]。当“四大奇书”被作为重要广告词而存在，表明它的连称具有广泛认可或大规模的社会需求，最终促使世人在耳熟能详的日常阅读及其话语表述中，不断进行着经典意义的解构与重构。此时此刻的读者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对“四大奇书”文化、思想及文学层面的意义寻求，而是消遣娱乐至上的无目的阅读。

最后，在特定文化情境中，“四大奇书”连称的众所周知，促成了一定的群体惯习，波及历代读者的阅读习性。它终致以下现象：世人努力在“四大奇书”的框架中探寻“四大奇书”的全部审美趣味，在“四大奇书”已有的常识中寻求“四大奇书”的所有阅读价值。也就是说，世人在提及“四大奇书”时（不论是直接提及，还是在潜意识中将这四部通俗章回小说合而观之），有意无意地赋予“四大奇书”的阅读结果以某些固定不变的知识趣味，并予以反复揭示。因此，对读者认识视角的限定及限制通俗章回小说的可被观察层次，导致“四大奇书”的阅读获取将只是一种“四大奇书”视域下读者主观感受的各自描述，并非一定接近历史真相或原本历史事实。读者关于这四部通俗章回小说的经典性建构，都会深陷“四大奇书”连称时较为固定的意义指向等漩涡中。这导致读者的阅读实践，往往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来主导阅读的认知行为。在这样一种常常给人感觉千篇一律的阅读过程中，有关“四大奇书”的典范性将出现其无法自我革新的固化倾向。这时候，不同时期不同读者有关“四大奇书”阅读史基本面貌的想象与描述，都会带有虚幻且令人难以捕捉的错觉，最终呈现出“俗称‘四大奇书’之一”的言语贫瘠感，或者出现奇之又奇却不知所奇何指等令人审美疲劳的苍白无力感。从上述角度讲，“四大奇书”认知框架之于读者批评的推动意义，或者说对于“四大奇书”流播的着力所在，主要是基于“四大奇书”的认知框架来总结其特殊的知识特点与现实意义之于读者的可能性阅读。对“四大奇书”阅读之后的批评最终将会形成一种阐释范式，此类范式的“严肃性”维度[20]势必反过来制约对“四大奇书”的自由阅读。

要而言之，“四大奇书”的连称促使相关小说的文化价值获得显著提升，也使读者的阐释结果或阅读表达能够被广泛接受，建构了具有特殊文教意义的文学经典。这是具体的文教环境影响通俗章回小说品评的缩影。而“四大奇书”连称的语义表达，使相关小说在特殊文教环境中的文本意义建构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文本增值的探索，却也在某些情形下限定了读者个体探寻文本审美价值的自由程度。探讨“四大奇书”连称的阅读史意义，既要注意文化生态、思想背景对文本阐释形成影响之后的群体性表达，亦应充分重视读者个体建构文本意义体系的方式以及艰难努力，予以全面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