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逻辑:基于工农联盟的考察

袁富民,李字琳

(中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目标任务、重大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理论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等相关概念展开了持续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诸多理论成果。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主体逻辑,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人民主体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渊源、实践逻辑、时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但理论演绎多于历史梳理,从而忽视了人民主体的历史性及其社会作用机制。另一方面,理论界多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作为整体性自明概念,从而忽略了人民主体的内在结构性差异,工人与农民作为人民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作用未受到应有重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工农联盟基础性力量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也无法得到彰显。工人与农民虽不能等同于人民,却占人口大多数,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本论文基于工农联盟视角从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五位一体”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逻辑,深度感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力量,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进而丰富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一、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国式政治现代化中的工农联盟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虽凝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却难以改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命运。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各种政治力量已接连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爱国人士们提出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方案,从不同角度推动着器物、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和现代化,但均以失败告终。回溯历史,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科学分析,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社会形态,更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最优方案”[1]。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加之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背景,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在民族独立的主权国家基础之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自身特点,创造性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方案,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维度。总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现代化,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结合不同时代特征进行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著作文章中,明确指出了农民作为政治力量的重要性,提出了工农联盟思想。在农民占全体人民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工农联盟是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开始,就高举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大旗,提出“人民当家做主”“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口号,开启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发动社会各阶级力量参与政治建设的实践历程。在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民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为贯彻“扶助农工”的政策,国共两党相继成立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农民运动机构,为农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工农劳动群众的各项基本权利,为后来的民主宪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诚如谢觉哉所言:“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已经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打下了基础,为全国人民所向往。”[2]1945年,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各解放区开展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农民通过参议会、代表会、村民大会等形式监督政府工作,行使民主权利。中国革命胜利的首要原因就是团结、依靠农民阶级,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当我们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再次印证了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以农民战争为表现形式的武装斗争,以思想建党为核心的党的建设,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广大工农群众翻身做主人的新篇章。这一时期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使最广大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更是将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桎梏中真正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自己的主人。有学者依据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提出当时中国应当进行民主革命,从而为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这种言论看似言之凿凿、引经据典,实则将理论抽象化、教条化,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还有学者提出现代化应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政府要作为“守夜人”实现最小化才是政治现代化。此种观点虽有不同表述,但都将政治稳定作为应然性前提而忽视了其巨大的建构成本问题。随着国家建构、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等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对比亚非拉国家现代化历史经验以及美国最近“金融危机”以来政治经济衰落的大讨论,政治独立而稳定的主权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越来越成为普遍共识。工农联盟在革命年代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国家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建设、改革年代同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及其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确立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4]因此,工农联盟既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科学分析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又是基于科学理论指导的正确现代化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强调党与农民主体的有效协调,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民政治参与形式不断丰富,参与力度不断加大,“共治型”的参与模式真正将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体现在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等协商渠道的拓宽,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等协商类型的丰富,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协商方式的健全,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发展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制度优势,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总之,无论是革命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构建,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化,还是改革时期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导向,工农联盟在中国式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式经济现代化中的工农联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最终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胜出,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其重要动力源。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绘制新中国发展的理想蓝图时就明确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改革开放前的“四个现代化”表述虽有差异,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同义语使用。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内涵不断扩大,但社会主义工业化依然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而工农联盟在经济现代化中始终发挥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是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缺乏经济发展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的问题,只能在摸索中不断前进,选择“先重后轻”还是“先轻后重”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被尖锐地提出。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基于旧中国工业发展走的是轻工业发展较快、重工业发展滞后的道路,提出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客观来说,这与许多西方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一致,符合当时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基础。考虑到经济恢复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问题,以及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存在困难,以农为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综合考虑当时中国快速变化的客观形势后就会发现,“先重后轻”从来都是必选题。其一,建国初三年努力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快速上升、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开展,这些都为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落后。在与其他国家军事实力相比悬殊的情势下,要使国家安全得到有力保障,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中国建立起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起点较低的现实面前,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是当时最优的战略选择。计划经济带来的高积累,一方面使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尖端军事武器问题。“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6]这一时期,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无法实现自我积累,工业的高速发展只能向农业索取资金,补充工业急需的国外进口商品和日益膨胀的城镇粮食需求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经济压力。为避免陷入供需两不旺的“贫困的循环”,新中国通过农业合作化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劳动力方向,实现了农业持续增产。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体制和户籍制度构成了制度安排的“三驾马车”,直接服务于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目标[7]。但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分夸大国家对农业剩余的索取,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束缚的是农民的生产自主性,也就是限制了农民将蛋糕做大的能力,所以即使国家拿走很少一部分,甚至将农业剩余全部给予农民,农民依然会处于贫困的状态。但从总体上看,这一制度是适应当时工农业发展要求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独立的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工业基础,我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充分利用了工业发展和工农联盟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工农联盟促进工业发展,以工业发展稳固工农联盟,从而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最终转变,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有限,工农业剪刀差、农业税、低价收购等手段使农业剩余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不断输送到工业战线,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被维持并拉大。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期,政治热情有效保障了工农联盟的稳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领域的工农联盟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过去的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政策被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工业发展方式和对外开放所取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领农村迅速发展,经济资源开始向农业、轻工业倾斜,城市改革推进轻工业迅速扩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重工业优先发展造成的结构失衡得到有效矫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完善时期,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主力军,重化工业成为主导,外向性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8]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协调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招商引资、制度建设方面又积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双驱动”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可以说,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代表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趋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我国工业经过五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中国工业化战略的目标,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实现的一系列伟大创举,为世界上既希望实现现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党将广大工农群众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位置,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化成就感召、团结、引领他们,使巨大人口带来的发展压力转换成发展动力,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主体性,汇聚成庞大的发展性“物质力量”[9]。党对工农业阶段性目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对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深化的过程,工农联盟为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培育公共精神: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中的工农联盟

文化在进行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经验现实人”的历史传承与改革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现代化内在要求着公共精神的培育与涵养。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推进文化现代化事业。

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面对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有效地动员聚集起革命力量的难题,继承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革命”为旗帜将工人、农民等阶级组织起来,开辟了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道路。舍己为公、敢于牺牲等革命精神的发扬,将中国从过去“一盘散沙”的状态凝聚起来,其间创造出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共同汇聚成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工农群众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以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公共精神空前高涨。集体主义精神实质是“公与私的问题,在集体主义原则下究竟怎么处理?可能首先考虑的是既对公有利,又对私有利,所谓公私两利。进而一想,如果不可能这样,就会产生第二阶段的想法: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呢,还是要求集体利益照顾个人利益?经过考虑,结果应该是先公后私,总是把公摆在前头,个人摆在后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10]但是,当公有制绝对化、形式主义化,公共话语中的“当家作主”就变成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具体现实呈现。公共精神生活开始脱离正轨,出现狂热、虚幻的病态特征。计划经济时代的错误思潮无限度地侵入私人领域并将其政治化,以致个人合理的利益和需求被全然抹杀。十年内乱证实了在一个公共精神缺失的社会里是无法孕育出真正的现代化的。

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公共精神的重塑提供了突破口。“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社会文化也从过去强调个人对集体的绝对服从转变为倡导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自主性程度,个人合理利益的追求有了保障,公共精神的发展有了现代意义。作为公共性的精神文化“如果能成功,它必定以该群体内带有草根性质的对自身的认知与情感作为基础,所以才能又反过来滋养、培育和形塑属于大众的集体身份意识。”[11]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了公共精神的发展,满足了工农联盟的公共文化需求,在与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引领工农联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的精神武器。”[12]共同理想的凝练避免了公共精神走向盲动混沌,是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进步。

21世纪之交,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加剧了个体本位思想,出现了公共精神衰落的倾向。公共精神作为共享性集体意识,可实现程度决定于它的人民接受度。公共精神“不会从大众对其集体身份的朦胧意识中自动地、必然地生发出来,而只能是有人自觉地对后者予以加工和提升的结果。承担此加工提升工作的人,大都是该人群内的精英或准精英分子。经过他们对自身群体的历史记忆和其他文化资源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强调、放大或‘发明’,以及有意识的淘汰、‘失忆’、掩盖与修正,该族群或民族获得了有关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本群体与周围其他人群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等等一套相对固定的言说。”[13]对此,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推行良法善治帮助广大工农群众实现社会转型期的平稳过渡,公共利益得到了广泛实现。工农群众也以理性的态度更多地考虑对国家、社会的公共责任。人民群众的公共精神,不是由国家领导人决定的,国家领导人可以凭借其政治智慧把这个意识提炼出来;也不是由专家学者决定的,专家学者可以凭借其思维训练把这个意识更加清晰地论证出来。公共精神本身必须由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决定,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使人们的价值诉求更加多元多变,公共精神在整合价值差异的过程中面临巨大压力。然而,公共精神能够凝魂聚气,使社会内生“文化资本”以最大限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公共精神能有效避免社会整体撕裂,减缓工农、城乡的二元对立,构建“我与他者”的和谐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虚幻的非理性的公共意识如果被煽动甚至会走向极端的反面,现代化的公共精神一定是需要理性规约的。总之,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公共精神建设把握住了文化的人民性与阶级性统一,也就坚持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必将推进文化现代化事业不断达到新高度。

四、社会和谐:中国式社会现代化中的工农联盟

社会和谐有序作为“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民生凋敝,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生产救灾、救济优抚等应急性的阶段措施,迅速稳定了城市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成为当时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朴素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体制中,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不能明显区分开来,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公平始终被置于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水平较低,但避免了中国经济发展初期所面临的巨大社会成本,不仅没有成为国家的负担,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工农群众生产生活成本的降低使集中发展工业化成为可能,为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进行合理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在竞争中势必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和代价,其间最突出的就是大规模的下岗潮。国有企业不再是“铁饭碗”,工人的退休养老开始实行社会统筹,由企业和工人共同承担缴费义务,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历史一去不复返,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正是因为有工农联盟的群众基础以及政府的有效协调,才保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样,农村原先依靠人民公社体制建立起来的“五保”制度和合作医疗因为缺少集体经济支撑而日渐衰落。这种情况下,工农联盟维稳作用的发挥使现代化进程得以平稳推进。中央也通过各项政策加强社会整合力度,以“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有效保障了3 000多万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又将“在农村探索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纳入了“七五”计划,推动恢复农村合作医疗,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推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脱贫手段的社会保障由临时救助性质向良性循环转换。党始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工农联盟的双方——工人和农民,自觉促进工农之间的融合,以更好地发挥工农联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力量。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重大战略任务。从总体上看,和谐社会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能否惠及工农群众,为人民共享的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建设既要强调效率,也要促进社会和谐,更要保证发展的可持续,以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民生“五有”——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体现出了党和政府强烈的善治意愿,社会保障由单一责任主体走向多元社会主体。党的十八大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三重维度深化了社会保障发展的公平取向,人民性成为新时代社会保障的价值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们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13]社会保障从兜底扶贫的“标准线”转为“防线”,助推脱贫攻坚取得最终胜利。以公益性和普惠性为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守住养老、医疗、生活保障等民生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多措并举惠民生,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切实解决,真正实现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14]

中国式社会现代化建设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家保障型模式到社会保险型模式、从以单位保障为主体到以社会保障为主体、从政府大包大揽到以政府责任为主体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15]。回顾党在不同时期领导的社会现代化建设历史实践,工农联盟是建设发展主体,也是发展服务对象,是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也保障了社会现代化的和谐稳定。

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化中的工农联盟

人与自然关系体现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呈现。生态文明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内涵蕴含着对资本主导型现代化的超越,即生态文明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发展经济和开展工业化是第一要务。毛泽东同志主张通过保护自然资源来为经济恢复和发展夯实基础,发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的号召。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到造林活动中,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得以深入发展,工人和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力量源源不断为森林保护、造林绿化等工作输送新鲜血液。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为紧跟全球环境保护步伐,在1973年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对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统一规划部署,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针。

改革开放后,由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过度损耗,使得生态问题在短期内集中爆发,城市污染加速向农村转嫁。加之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建设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生态文明现代化具有了双重目标:既要推动工业化建设又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如何构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体,使工农群众得以共享绿色发展红利成为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化必须回答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绝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考量经济、人口、资源关系。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中国话语,“两型社会”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居于更加突出的地位。以城市带动农村,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城乡空间的合理布局,城乡协同发力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有效转变了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换来经济发展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工农群众既是生态文明的积极建设者,也是发展成果的共享者,从而生态文明建设也不再局限于污染防治和生态恢复,更涉及观念变迁、产业升级、文化转型等。

生态危机并非现代化的固有属性,解决生态问题并不是要摒弃现代化发展道路,更不是退回传统农耕社会的自然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这里的“融入”不仅是一种实践操作层面上的融入,更重要的是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融入到其他“四大建设”中去,着力打造绿色经济、生态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16]。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将“美丽”写入党的基本路线,表明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功带领工农群众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人民群众也成为了生态文明建设最坚强的后盾。同时,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满足当前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更要为子孙后代留足发展资源,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中国共产党更是站在为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17]。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世界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真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中国力量。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性运用工农联盟主体性力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以不同维度深深嵌入中国式现代化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工农联盟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性,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逻辑,展现出高度的主体自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工农联盟基础性力量,确立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治现代化基础,创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等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深化了全体人民公共精神在文化现代化中的整体表达,完善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社会有序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推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现代化全面展开。工农联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现代化进程中基础性力量的发挥,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