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
——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侯文宜， 王雅丽

（山西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1 《遗山墓铭》元诗评价与“粹然一正”的提出

墓志铭文体， 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形式。志主要是记录死者的姓氏、 里籍、 生平事略， 铭多是对死者功业的赞扬之语和哀悼。明代文学家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墓志铭》曰：“至论其题， 则有曰墓志铭， 有志有铭是也。”［3］149古人非常看重墓志铭， 所以在墓主死后家人常会千方百计请有名望的人来书写死者的墓志铭。元好问墓志铭由郝经撰写， 自有缘由： 一是郝经文章在北方文人圈中享有盛名， 二是门徒关系、 同为北宗诗派， 三是元好问与郝氏家族世交， 即如郝经《遗山墓铭》中所说：“先生与家君同受业于先大父， 经复逮事先生者有年，义当叙而铭之。”［4］907对郝经来说， 这也恰好促使他对金元以来的北方文学作一番缕析， 因为要写先生， 就不能不写他对近世诗坛的贡献和意义。正是在此背景下， 郝经上溯整个诗史展开详论， 从而在对元氏文学成就评价的同时， 表达了自己的系统思考和审美倾向。

在《遗山墓铭》中， 作者开篇交代了讣至作铭之意后， 便从中国诗史演变历程说起， 提出诗歌变迁中“遂失其正”“委坠废绝”的问题， 揭示了元好问作为一代文宗由“上薄风雅”到“粹然一出于正”从而扭转颓风的重要意义：

诗自三百篇以来， 极于李杜。其后纤靡淫艳，怪诞癖涩， 寖以弛弱， 遂失其正。二百余年而至苏黄， 振起衰踣， 益为瑰奇， 复于李杜氏。金源有国，士务决科干禄， 置诗文不为， 其或为之， 则群聚讪笑， 大以为异。委坠废绝， 百有余年， 而先生出焉。当德陵之末， 独以诗鸣， 上薄风雅， 中规李杜， 粹然一出于正， 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 邃婉高古。沈郁大和， 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 新丽而绝去浮靡， 造微而神采粲发。杂弄金璧， 糅饰丹素。奇芬异秀， 洞荡心魄。看花把酒， 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 高视一世。以五言雅为正， 出奇于长句杂言， 至千五百余篇。为古乐府不用古题， 特出新意以写怨恩者， 又百余篇。用今题为乐府， 揄扬新声者， 又数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1］2813。

由上可知， 文中详述元好问各类诗作和诗学观， 并将之置于中国诗歌史“失正”和“委坠废绝”背景下作出了考察和评判。这一段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 可谓内容丰赡、 术语多多， 但显然， “粹然一正”是其总体核心范畴。换言之， 元好问的出现与价值， 最核心、 最重要的就在于对盛唐以后直至金源数百年诗风“寖以弛弱”的反拨， 而其所以能够大成， 则在于其诗歌“上薄风雅， 中规李杜， 粹然一出于正”， 并以“天才清赡， 邃婉高古”的风格扭转萎靡不振之状， 开创了诗歌的新生面。这是墓铭全部所论的核心， 其他审美特点均由此派生或相辅相成。需要特别辨析的是这里的“粹然”和“正”， 郝经论《性》篇曾有“粹然而不杂”， “正”明显是指上文自《诗经》以来的“风雅”正脉。郝经同样的用法还可见于《宋两先生祠堂记》：“百年以来， 君相士夫， 国庠乡校， 莫不知为程氏之学， 粹然一归孔孟之正。”［4］716由此可知， 说元好问“粹然一出于正”， 其根本的意思即是出于或归于儒家风雅正统， 也就是《诗经》所代表的“风雅”精神和正脉正体， 在这个意义上， 它显然已指向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诗学趣味，故可概括为“粹然一正”之说。

值得注意的是， 同样的意思又一次出现在《祭遗山先生文》中， 这里用了“雅言”的范畴：

先生雅言之高古， 杂言之豪宕， 足以继坡、 谷；古文之有体， 金石之有例， 足以肩蔡、 党； 乐章之雄丽， 情致之幽婉， 足以追稼轩。其笼罩宇宙之气， 撼摇天地之笔， 囚锁造化之才， 穴洞古今之学，则又不可胜言［1］1675。

这里对元好问诗文成就作总体评价， 虽然不同文体各有风采， 但其中列位第一是“雅”的问题。在古代儒家诗学语境中， “雅”一般即指风雅、 雅正。结合前引郝经“上薄风雅， 中规李杜， 粹然一出于正”的评说， 此处实际上又一次赞誉元好问“雅正”的突出特色， 可见在郝经看来， 元好问的意义就在于代表了金元之际风雅精神的复归。因此， 有《遗山墓铭》中这段概括：“先生遂为一代宗匠， 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为《杜诗学》《东坡诗雅》《锦机》《诗文自警》等集， 指授学者……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 系而不绝， 其有功于世又大也。”［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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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以上评价并不仅仅是对逝者而言。表面看来， 它是对元好问诗风特点及其价值意义的肯定， 实际上同时表达了郝经的诗学观。这类思想在郝经其他诗文论中亦俯拾即是， 如在《文说送孟驾之》中说：“西汉古学、 文学之分， 其弊则极于江左……而苻秦、 元魏、 高齐而下， 血漂禹迹， 寄斯文于霆击之余， 风烬之外， 邈乎葬于九原也。厥后有唐杜氏文乎诗， 而风雅复萌。”［1］1764在《内游》中称：“唐、 虞、 三代之治， 懓然而见。风雅变正， 讽赞刺美， 洋洋乎中声， 鼓动至化。”［1］1536又如在古诗《寓兴》中感叹：“风雅义迷元气死， 天人理昩正心亡。何当倒挽银河水， 净洗云孙织锦裳。”［1］1035诗中热切表达了郝经对“风雅”正体的呼唤， 期望有朝一日返归正途， 洗净芜杂织出美丽锦裳。由上， 已足可见出郝经对“风雅”“正体”的诗学审美理想。

2 命题的生成语境与文化寓意

郝经所以拈出“粹然一正”作为对元好问的评价， 无疑首先在于元诗本身具有的这一突出特征，给评者提供了相应的审美感受， 但这其实只是表层的。元诗更深层次的思想生成， 还在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诉求， 即如前引郝经所说， 从诗三百极于李、 杜后， 诗风走向纤靡淫艳或怪诞癖涩，遂失其正； 二百余年而至苏、 黄振起衰踣， 然而金源以来， 士务决科干禄， 又失于委坠废绝。正是在此况下， 以元好问为盟主的北宗诗派崛起， 主张溯源传统， 表现出对风雅“正体”的倡导和复归， 如顾嗣立《寒厅诗话》述元代诗派云：“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 而郝陵川（经）、 刘静修（因）继之。”［5］4530郝经称颂元诗“粹然一出于正”， 便是生成于这样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土壤之上的。

从中国诗史来看， 对于古代诗歌的演进， 如果不以社会形态或王朝更迭作为阶段区分的话， 按其自身的发展， 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先秦两汉属上古期， 诗歌从发轫到成熟； 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 属中古繁荣期， 诗歌创作进入自觉的时代， 并在臻于完善的格律形式和不同时期的风格流派中展示出个性追求； 进入近古期， 随着宋、 金、元之交宋诗的衰落和对江西诗派的批判， 诗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诗史背景下， 在北方形成了以元好问、 郝经、 刘因等为代表的北宗诗派， 以其创作实践和新的理论主张切合了时代的需要并表现出对正统诗学的接续。之所以形成这一潮流， 无疑来自更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必然。具体来说， 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情势、 历史诉求、 自身学养、 审美崇尚都有关系。

其一， 时代情势和历史诉求。从元好问到郝经对“雅正”的崇尚， 并非空穴来风， 由于长时间的战乱、 民族冲突和政权格局的频繁更迭， 有对重建文明秩序的历史诉求。在此情势下， 从金代到元代，南宋气数不振已摇摇欲坠， 在北方民族政权下的社会战乱之下文化几近毁灭， 如何才能凝聚人心天下大治？历史呼唤儒学的复兴和推行汉法， 所以在金元之际形成了一个儒学全面的复兴运动， 如同张勇耀在《金元之际的曲阜朝圣与儒学复兴》中所描述的：“金元之际的谒庙文士数量庞大且前后相继， 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考察这一时期王万庆、 高诩、 元好问、 徐世隆、 郝经、 刘德渊等人的先后谒庙与诗文创作， 会发现这一现象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尚有可继续探讨的空间。某种程度上， 它不仅指向士人的个人精神建构， 而更多寄托着他们对于儒学复兴和文明秩序重建的思考。”［6］而无论儒学复兴和民情导向， 文学都是时代精神最敏感的神经， 故而反映在诗学审美趋向上， 便是对风雅传统的寻求与复兴。因为从先秦《诗经》到汉代《毛诗序》所奠定的以“风雅”为审美追求的传统， 代表着正统的主流审美观， 从本质上讲， 它体现着对礼乐文化秩序与价值观的恪守。杜佑《通典·礼典》云：“孔子曰：‘夫礼， 先王以承天之道， 以理人之情， 失之者死， 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 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7］1109在礼乐文化传统中， 人们崇礼崇雅， 即是想以此正国家、 正天下并以为后世法。然而， 由于其束缚性或时代演变屡被冲击， 往往形成不同时期浮艳颓靡之风或异端杂说。到金元之际、元统一之初， 随着蒙元统治者统一南北而面临建立巩固大一统新国家之时， 对汉法文化的复兴和取用成为必然趋势， 因而对“风雅”传统的倡导亦成为时代要求。

其二， 与他们的学脉统绪和审美观念有关。前已述及， 元好问、 郝经都出自陵川郝氏理学世家门下， 而郝氏以经史之学名震一方， 故深受传统学术浸润。元好问《郝先生墓铭》中曾回忆从学教诲：“先生尝教之曰：‘今人学词赋以速售为功， 六经百氏分裂补缀外， 或篇题句读之不知， 幸而得之， 且不免为庸人， 况一败涂地者乎？’”［8］585郝经《先父行状》也谈到家父家学且传之于他：“初成童， 与河东元好问从先大父学， 俶落六年， 洞达邃汇， 其所得者有所自， 其所作者有所征， 天端理倪， 首尾贯究……经年十有六， 命治六经， 先传注疏释， 而后唐宋诸儒论议。”［1］2980从以上记载可知， 他们以六经为宗可谓与生俱来的文化养成， 故而《诗经》“风雅”“正体”自然是其最高典范和价值追求。所以， 我们看到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纵论古今成败得失，首章即呼唤“风雅”“正体”：“汉谣魏什久纷纭， 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 暂教泾渭各清浑。”［8］337诗中认为“汉谣魏什”淹没风雅正体太久了， 而今谁是诗中疏凿手， 能够辨别泾渭清浑呢？这里实质在呼吁梳理清浑、 弘扬正体。郝经也同样， 他在《与撖彦举论诗书》等文中批评当世“尽为辞胜之诗， 焉知三代、 苏李风雅之作”［1］1869， 以致“不能纂续正变大小风雅之后”［1］2125。他们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对当时历史的一种因应反映， 金末学者刘祁在《归潜志》中称：“南渡后， 文风一变， 文多学奇古， 诗多学风雅。”［9］85可见诗风变革已成为普遍期冀， 故而有郝经《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贡献的赞誉。

于此可知， 金元之际的北方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空， 而随之就有一个文化重建的问题， 上述士人的所思所为， 已表现出元初北方思想学术与文学的一种重构， 即如清代学者顾嗣立所云“北方之学，变于元初。自遗山以风雅开宗， 苏门以理学探本，一时才俊之士， 肆意文章……”［2］444。在元好问、 郝经之后的许多元人诗论中， 均可看到对风雅、 雅正的标举， 有元一代所以宗唐抑宋要义在此， 如刘因《叙学》称唐诗“变而得正， 李、 杜、 韩， 其至者也”［10］7； 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 京师诸名公咸宗魏、 晋、 唐， 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 诗雅且正， 治世之音也。”［11］87又有苏天爵也说：“延佑以来， 则有蜀郡虞公、 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 士皆转相效慕，而文章之习今独为盛焉。”［12］495显然， 以“风雅”“雅正”论诗文， 已成为元代突出的一种时代话语。

3 “风雅正脉”： 郝经诗学的宗经、 本源与再构

郝经褒扬“粹然一出于正”， 实质上即是对风雅、 雅正的推崇， 以之为本源， 纯粹而不杂， 一出于正脉。就《遗山墓铭》上下文看， 这一“正”显然由前文所说元好问“上薄风雅”而来， 也即上接“风雅”传统而有“粹然一正”。这与郝经的“宗经”思想有关， 也是当时一代士人的选择。面对金末元初满目疮痍的现实， 郝经向往三代之治， 故而以“宗经”为开新之统绪：

六经理之极， 文之至， 法之备也……《书》有道德仁义之理， 而后有典谟训诰之法； 《诗》有性情教化之理， 而后有风赋比兴之法； 《春秋》有是非邪正之理， 而后有褒贬笔削之法； 《礼》有卑高上下之理， 然后有隆杀度数之法［1］2808。

具体体现在诗文上， 即如他在《原古录》选本“序”中所说：“自源徂流， 以求斯文之本， 必自大经始。”［4］741于是强调“上薄风雅”， 主张学习《诗经》的比兴寓怀， 由此可知， 郝经根本上所建构和倡导的实为“风雅”诗学。那么， 这里的“风雅”蕴含着什么？又何以演变形成后世的“风雅”传统与精神， 并成为元初郝经等人文化救世的标举？

就其本义来说， 所谓“风”， 指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指周代的正声雅乐， 如宋代郑樵云“风土之音曰风， 朝廷之音曰雅”［13］865。从语义上分析，“风”原本指一种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 进而引申为风土、 风俗、 风气以至风范、 风格特点； “雅”最早是指一种鸟类， 《说文》“雅即乌之转声”， 古人认为乌鸦是孝鸟， 所以“雅”转而有好、 正的意思。 《汉书·艺文志》关于《尔雅》的注释引张晏语云：“尔， 近也。雅， 正也。”［14］76东汉刘熙《释名》：“雅， 义也，义， 正也。”［15］294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雅”为“正”还有另一种解释， 如余冠英《诗经选注》说：“雅是正的意思， 周人所认为的正声叫雅乐， 正如周人的官话叫作雅言。雅字也就是‘夏’字， 也许是从地名或族名来的。”［16］2梁启超《释四诗名义》尤肯定之：“然则风雅之‘雅’， 其本字当作‘夏’无疑。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 雅音即夏音， 犹言中原正声云尔。”［17］4387无论哪一种说法， “雅”所代表的是正声、正脉是无疑的。

“风雅”传统的经典化， 自然离不开汉唐经学家的阐发与建构。东汉郑玄《诗谱序》首先阐明了“风雅”之所来并视为“正经”：“其时《诗》， 风有《周南》《召南》， 雅有《鹿鸣》《文王》之属， 及成王、 周公致太平， 制礼作乐， 而有颂声兴焉， 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 故皆录之， 谓之《诗》之正经。”［18］6这表明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到东汉经学的盛行， 《诗》作为“正经”被确立， “风雅”范畴也随之而流行。到唐代孔颖达《疏》， 则进一步揭示了“风雅”的本质价值：“此解周诗并录‘风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风， 是王化之基本；《鹿鸣》《文王》之雅， 初兴之政教……谓之《诗》之正经。”［19］7由此， 风、 雅上升到关乎王化政教， 同时又为《诗经》中的精华， 故由其开创的抒情传统以及关注现实的热情、 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 纯朴正气的风雅精神， 遂成为后世诗人创作和进行诗文革新的典范。例如， 唐代陈子昂、 李白、 杜甫等都以倡导“风雅精神”进行诗歌领域的革新， 如“常恐逶迤颓靡， 风雅不作， 以耿耿也”， 又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别裁伪体亲风雅”等， 经过这一波文学思潮或文学运动的演绎， “风雅精神”从理论到实践， 已成为自三代以来贯穿汉唐的一种精神传统。

这一精神传统的形成， 不光是经学的建构和文学实践累积， 同时还有着诗学理论的倡明。其早期标志是孔子删诗及其对《诗经》的一系列经典论述。由此， 《诗经》有一个从民间歌谣向正体的升华变化， 即经过圣人删改后成为民族经典正统， 以致后世常用“风雅”指称汉民族淳朴雅正的艺术精神。诸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等， 这些规约性使“诗之为体， 论功颂德， 止辟防邪， 大抵皆归于正”［20］15。这些儒家诠释下的《诗经》特色， 基本勾勒出了先秦“风雅”诗学的框架与内涵意义： 古朴典雅、 摒弃俚俗的语言， 关注王道或百姓疾苦的内容， 温柔敦厚、 中正平和的抒情。进入两汉后， 在四家讲诗中， 以毛苌为代表形成了更为体系性的风雅诗论， 《毛诗序》可以说是中国风雅诗学的纲领式文献， 它不仅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主调， 而且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史。例如以下诸说：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 二曰赋， 三曰比， 四曰兴， 五曰雅， 六曰颂。上以风化下， 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 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 故曰风。至于王道衰， 礼义废， 政教失， 国异政， 家殊俗， 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 吟咏情性， 以风其上， 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 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风， 谓之雅。雅者， 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21］30。

由上可见， 作为代表儒家正统诗论的经典，《毛诗序》已建构起一套完备的“风雅”诗学。如果说先秦的风雅诗学传统， 主要是一条“言志”修身的传统和礼乐文化下的“兴观群怨”， 到两汉经学政教下的“言天下之事”和“雅正之事”， 其核心已是寄寓“美刺讽谕”之志， 完成了风雅诗学功能的一次根本转变。本文所讨论的金元之际郝经的风雅诗学即是对此的继承与弘扬。

读现存《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亦称《郝经集》）可以发现， 不管是序文、 书信、 杂著、 说、 墓铭还是诗作， 凡在谈及诗赋审美、 诗学问题时， 郝经总是每以“风雅”为旨归、 为范式， 对“昧夫风雅之原”者批评， 对具有“雅正”风格者赞赏。从表面上看， 似乎只是一种诗歌审美趣味， 实则与他对《诗经》作为后世一切诗体之本源、 典范的认识观念有关， 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风雅”诗学的一次再构。诸如《〈朱文公诗传〉序》《〈一王雅〉序》《〈原古录〉序》《与撖彦举论诗书》《内游》《文说送孟驾之》以及《遗山墓铭》、 诗作《寓兴》《读〈党丞旨集〉》等， 都贯穿了这一思想。统而观之， 他所肯定“风雅”的审美价值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歌咏性情， 以为风雅。故摅写襟素， 托物寓怀， 有言外之意， 意外之味， 味外之韵”［1］1868， 也就是说， 风雅有沉郁顿挫之体， 也有清新警策之神， 有震撼纵恣之力， 也有鼓舞豪宕之气……饱含种种的兴致与韵味； 二是“风雅变正，讽赞刺美。洋洋乎中声， 鼓动至化， 元经笔削， 蹂邪直正”［1］1536， 即风雅具有美刺精神、 充满沛然元气， 同时又富于经义张力和风化之美［1］2182。这也就是为何郝经执著于“风雅”的根源所在。在其所处的金元之际特定历史下， 长期战乱统绪失范， 就像他所批评的， 近世以来， 夸毗者不务实学， 很多人流于骫骳芜秽、 纤艳浮侈、 破碎缀缉或是嗜新歆异， 所谓“实学湮沉伪学张， 四科一并入文章。词源更不穷西汉， 诗律惟知效晚唐。风雅义迷元气死， 天人理昩正心亡”［1］1035。正是在如此清醒的反思之下， 他将“风雅”奉为最高典范与标准， 并以此来衡量、 评判、 阐释一切诗作价值和诗史意义， 使其诗学思想带上历史和时代的特点。这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看。

其一， 以诗家和史家慧眼透观元好问诗歌创作的开拓意义， 将之置于宋末金季百余年诗文衰萎背景下来考察， 指出其“上薄风雅”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借《遗山墓铭》张扬“风雅”传统和创作精神。它是郝经“风雅”诗学最有影响的一篇宏文， 诗史、 诗论、 旗帜人物， 辉映成章， 对整个元代风雅诗学的建构起到关键作用。就其中思想来看， 作者批评唐代李、 杜以后“纤靡淫艳、 怪诞癖涩”的诗风， 批评金元之际“士务决科干禄， 置诗文不为”的文化断裂， 而元好问的出现和成就可谓“近古所未有也”。尤其前已述及的“上薄风雅， 中规李杜， 粹然一出于正”之说， 不仅揭示了元好问回归风雅、 宗唐之音的审美追求， 也成为开启元代中期盛世诗风的引导和先声。

其二， 在由宋金转向元初的历史交替下， 相对褪去了理学家的道貌岸然， 能够进入诗本体和生活本体给予审美讨论， 表现出近古的新气息。如《遗山墓铭》中虽然强调风雅时偏“雅正”， 称赞元好问在“吾道坏烂， 文曜曀昧”时能“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 同时也肯定其“巧缛而不见斧凿， 新丽而绝去浮靡， 杂弄金璧， 糅饰丹素”， 兼顾内容与形式的共美。这实在可说是郝经作为理学家诗学的闪光之处。尤其另一标举“风雅”诗学的重要文献《与撖彦举论诗书》， 更是多处切中诗的审美本质， 而不同于汉代经学家的政教附会。如下面这段阐述：

诗， 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咏性情， 以为风雅。故摅写襟素， 托物寓怀， 有言外之意、 意外之味、 味外之韵。凡喜怒哀乐蕴而不尽发， 托于江花野草风云月露之中， 莫非仁义礼智、 喜怒哀乐之理［1］1868。

此处说到“风雅”寓含仁义礼智之理的同时， 已扩展到个体“喜怒哀乐”， 并强调“歌咏性情”“托于江花野草风云月露”以及“意外之味、 味外之韵”的艺术性， 这些都表明郝经“风雅”诗学的新意。而在其他涉及“风雅”诗学之篇中， 我们亦可发现， 其主要批评的实际上是近世“尽有作为之工， 而无复性情， 不知风雅”的现象。这也便是郝经重构“风雅”诗学的历史意义。即如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元蒙灭金之初诗坛承金源诗风， 主于宗唐抑宋， 以雅正为归， 郝经曾选编《一王雅》而辑录汉魏至唐五代之诗， 称“李唐一代诗文最盛”， 将李、 杜、 韩、 柳、 白诸家诗“直与《三百五篇》相上下”［22］316。郝经之后的刘因、 杨翮、 戴良等人都有倡导“风雅”传统， 如前引刘因《叙学》中说“隋唐而降，诗学日变， 变而得正， 李、 杜、 韩其至者也”［23］473；杨翮《秦淮棹歌序》亦云“今天下承平日久， 学士大夫颂咏休明而陶写性情者， 皆足以追袭盛唐之风”［24］444； 到元末著名诗人戴良《〈皇元风雅〉序》， 进一步以“风雅”为尺度对唐宋诗作比：“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 宋诗主议论， 则其去风雅远矣。”［19］590按蔡镇楚先生考， 这是唐宋诗之争的历史进程中较早从比较角度论述唐宋诗之别者， 那么，郝经的“风雅”诗学作为元初最早开先河者， 其学术价值已是无需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