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山不冷”: 论查尔斯·弗雷泽《冷山》中的家园共同体

张 端, 朴 玉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南方文学逐渐经历了向“新南方研究”的分流与演变[1]。新南方研究者们致力于挖掘美国南方的跨国性、全球化意义,而普遍认为南方文学已经终结,美国南方也并不真正存在,而是一种丑陋的、危机式的幻想[2-3]。然而,在这样一种呼声中,美国当代作家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于1997年出版的《冷山》(ColdMountain),通过对阿巴拉契亚山区冷山生态风貌、农耕习俗、栖居人群的多元描绘,真切勾勒了一幅美国南方田园牧歌式的社区生活图景,颇有影响地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南方高地“在确立南方身份上处于边缘性地位”[4]的偏见。可以说,弗雷泽在《冷山》中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冷山书写,延续了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辉煌,证明了美国南方真实性的存在,有力驳斥了那些所谓美国南方和南方文学已然终结的论断。这也正是该作品接连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纽约最畅销书奖及国际小说奖等殊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围绕该小说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型理论、生态批评、女性主义等方面的讨论[5-7],这些研究较好地揭示出小说蕴含的家园回归、生态、女性等核心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小说的主旨,然而对冷山本身的关注度略显不足。弗雷泽笔下的冷山,作为贯穿全文的主旨意象,是维系男女主人公生活情怀的一个共同的自然与精神家园。冷山背后凸显的“家园性”已然受到学界关注,研究者们或是注意到冷山的家园性喻指和象征意义[8-9],或是专文论述冷山涌现的家园意识和家园主题[10-11],但并未就冷山这一自然、精神家园的本质内涵和深层意义指涉展开进一步探讨。冷山这样一个家园于弗雷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家园内部到底有什么?构成这个家园的核心是什么?如何从本质上把握这一自然与精神“家园”?缘何弗雷泽于小说结尾特意塑造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园场景?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对于全面把握小说的主旨意义重大。

谈到“家园”,自是离不开“共同体”这一概念,从“家园”的定义就可看出其与“共同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家园(home)”一词,在英语中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hām”,指的是居住地、农场、社区等,意指一个和平安逸、充满庇护、幸福喜乐之地;韦氏词典给出的“家园”定义之一是由共同生活在一块的家庭聚合而成的一个社会有机体;在柯林斯字典中,“家园”普遍意义上指的是群体出生或者现今居住的房屋、城镇、国家,常用以强调住家之人的归属感。可见,家园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幸福的共同体。那么,冷山这样一个兼具地理意义和精神意义的家园,这样一个有着“失落的美丽与和平”[8]、彰显“慰藉、舒适、归属、联结与共同体关系”[12]的精神家园,无疑是充满美好的共同体。由此,或许关注冷山的共同体内涵有益于我们厘清家园的深层内涵,从而洞悉冷山这一家园的本质。

近年来,共同体研究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点,围绕“共同体”概念、理论演变、核心特点及未来研究方向等方面展开的讨论如火如荼。一般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凸显现实的富于生气的有机体,它始终蕴含着诸如友谊、亲缘关系之类积极的、美好的精神因素,共同体代表着统一的有机生命群体在情感态度、价值意义、角色利益、取向归属等个体层面展现出的共同诉求或愿望。那么该如何深刻理解共同体、共同体生活与共同体精神?布莱克肖(Blackshaw)指出,关键在于个体必然要“经历对共同体的背离”[13]16。在布莱克肖看来,面对美好的共同体生活,个体只有在经历过离开后,才会感知到共同体的存在和弥足珍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4]119。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联合的关系与自由构成了共同体精神之本质。麦克伊弗(MacIver)等则指出,“共同体是一个以一定程度的社会凝聚力为标志的社会生活区域。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地方性……”[15]9。地方性,或者说地方意识,也成了理解共同体的关键。由此,要理解好共同体,至少要体会到它是为了重建逝去的美好而存在,它立足于群体联合并依托一定的客观环境展开和运行,以实现个体乃至整体的自由与发展为目标。基于此,在弗雷泽的《冷山》中,人物对家园的感知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外围周遭、战乱不断的世界使得他们落魄流离,而为了重建幸福的家园,他们在绝境中怀抱着对友谊、爱情和自由生活的向往与决心从而走向联结,最终得以回归冷山、重建家园。借助笔下人物持有的对家园共同体的信念与情怀,弗雷泽在凄美的冷山深处建构着“跨种族共同体”“女性共同体”和“区域共同体”,从而使得冷山得以不冷,成为美好的家园共同体。

二、 超越肤色:建构跨种族共同体

在男主人公英曼脱战返乡的路途中,时不时会冒出一些阿巴拉契亚山区人,比如切罗基人、卡塔卢奇人、吉卜赛人、黄皮肤奴隶、佐治亚棕皮肤小伙子、老年女奴等。据不完全统计,小说中关于这些土著人群和族裔人群的描写竟多达50余次。这除了与弗雷泽相对客观地还原当时山区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1)一如他在小说致谢中所言,包括《我们南方高地人》《民间故事与大众文化中阿巴拉契亚山区人的形象》《切罗基人的神话》等在内的许多书籍为他创作小说提供了重要参考,参见文献[16]。,也反映了他对美国内战前后阿巴拉契亚山南部冷山区域族裔、种族问题的思考。而这恰恰表露出弗雷泽建构冷山“跨种族共同体”的积极尝试。“跨种族共同体”,顾名思义,是在描述一种生发于种族之间美好的有机体存在形态,且种族关系作为聚合的内在要素起着核心的支撑作用。因而,“跨种族共同体”要求在一定区域或者国度内生存的各个种族、部落之间超越肤色、文化、经济生活等界限,实现基于平等和自由的种族关系基础之上的跨种族联结。目睹冷山内种族问题的弗雷泽,通过刻画主人公英曼返乡途中关于族裔人群遭遇的所见所闻,深刻凸显个体在“经历对共同体的背离”后对共同体的体悟,进而借助英曼的个人回忆和对族裔人群共同体生活的实地感知,弗雷泽以八口之家温馨的家园形式在山区族裔人群中构筑起“跨种族共同体”。

探讨弗雷泽关于冷山的“跨种族共同体”建构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在美国内战前后,族裔、种族问题已成为冷山的顽瘴痼疾。从小说中英曼返乡途中的所见所闻便可充分感受到这一问题在冷山的普遍存在:流离失所的族裔群体被迫浪迹于山间,“各色人等混杂,肤色深浅不一……是些浪迹天涯的亡命之徒”[16]128;在“很少碰到人,碰到的也大部分是奴隶”[16]152的山区几乎随处可见奴隶在毕恭毕敬地称呼着他人“您好,老爷”[16]128;温顺卑微的奴隶因犯小错误竟遭受“被活活烧死”“削下耳朵、剁掉手指”的酷刑[16]180……显然,这个最早(前哥伦布时期)由以切罗基印第安人为代表的族裔人群长期居住,且过着以部落、社区为单位,人人平等、友爱联结的共同体式群居生活的冷山已然变了样。殖民劫掠、种族纠葛、奴隶贸易及南北内战,这一切使得山区原本宁静祥和、平等相处的共同体氛围业已消散,为山区族裔人群所赖以生存的社区、家园与领土遭到严重分割,弱势的族裔人群遭遇重创乃至惨遭灭绝,由印第安人最初所守望的那种“与异族人一道,男耕女织般共同生活在切罗基家园”[17]的共同体理想,早已一去不复返。自幼生活在冷山区的英曼正是在这样一种起伏变化的环境中成长,他目睹乃至经受了恰如布莱克肖所言的那种“对共同体的背离”,愈发感受到山区族裔人群饱受的种族压迫与战乱之痛,“这是个疯狂的世界,英曼想不出更好的评论了”[16]181。这样一种痛苦的认识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在被迫离开往昔美好的共同体生活后,英曼对于自己即将回归的冷山生活又将作何憧憬?答案自然不言而喻——对共同体生活充满追忆与热切回归。

正是在陷入对失去往昔多种族宁静生活的苦痛中, 英曼努力呼唤起“跨种族共同体”的记忆,因为共同体本就是过去的美好生活业已消弭而残留下的一种记忆, “是我们失却而怀念的一切, 是我们对它没有信心、不能相信和感到不很可靠的那些东西”[18]4。 也正是通过这种记忆,个体得以在残酷、不确定的现实中建构一种寻求庇护的想象力, 从而使“我们在狂热地寻找着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一天堂的道路”[18]4-5。 坐在县城小酒馆内喝咖啡的英曼回想起幼时与切罗基人、卡塔卢奇人在冷山顶部草地一同放牧牛群、愉快玩耍的场景, “两伙人紧挨着安营扎寨,一起度过了两个星期……他们白天大部分时间玩球,大半个晚上都在喝酒,围着火堆讲故事,吃一大堆炸得很脆的花斑小鳟鱼,连骨头都不剩”[16]17-18。切罗基人和卡塔卢奇人作为生活于冷山的两支不同族群,肤色迥异,生活方式也各有不同。 然而,从英曼的回忆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两伙人之间是如此的毫无芥蒂, 共同体式的群居生活和平等友爱的部落文明使得两伙人跨越种族界限,在宁静的冷山深处共同言说着种族联结的欢悦。 通过英曼的个人回忆,弗雷泽无形中“使我们生活在群体和族群中”[19], 使读者感知多种族集群生活的美好,从而动情地表达自己对冷山族裔人群摆脱种族奴役、远离内战动荡、奋力过好美好共同体生活的希冀。

如果说在县城小酒馆喝咖啡的英曼借助个人回忆搭建起“跨种族共同体”的想象,那么归乡途中经过冷山河流转弯处的白桦林营地则使他充分置身于山区族裔人共同体生活的现实图景。首先,在这群流浪者的营地内部,其人员构成具有“跨种族共同体”的色彩:爱尔兰裔的吉卜赛马贩子、卖艺的白人、埃塞俄比亚人及不同民族的印第安人,加之营地内一个白人在闲谈时的一句话“终有一天,世界的秩序会发生变化,到时候人们使用‘奴隶’这个词,只是为了打个比方”[16]133,更是深刻表明了在山区内流浪的这群族裔人对奴隶制消弭的期盼和建构“跨种族共同体”的渴望。其次是他们的相处方式,“埃塞俄比亚人和印第安人跟大家一起用餐,仿佛不分肤色、完全平等。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发言完全不需要先得到允许”[16]132,凸显了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平等、友爱、互相尊重与认可的联结关系。这种超越肤色、无地位尊卑之分、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关系联结恰恰是共同体发展的关键驱动。同时,营地之中时刻弥漫着共同体有机的、动态的活力:一些吉卜赛人在忙着照料马匹,另一些在用铁锅炖汤烹饪饭食,一个男人在演奏小提琴,一群卖艺人在给英曼分享趣味无穷的旅行故事……,战乱与种族奴役使得这些族裔人流离失所,但并未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共同体关系模式,“这样的关系包含了人们的相互扶持、相互慰藉、相互履行义务,并在人们彼此之间传递”[20],使得他们在营地内各有分工,在“跨种族共同体”之中主动扮演自己不同的角色,同时又积极地影响着别人,共同维持和推动着共同体的活力运行。置身于这群族裔人的营地,切实感受他们共同体生活的现实图景,英曼似乎找到了“某种归属感”[16]129——源于“跨种族共同体”的归属感。

除了借助英曼的个人回忆和对族裔人群生活的实地感知,“跨种族共同体”的建构还表现在小说后记中八口之家的共同体形塑上。“里德从炭火上取下小鸡,鲁比和女孩把食物摆在桌上。斯托布洛德从刚才挤奶的牲口棚出来。他把奶桶放在桌边的地上,孩子们把他们的杯子舀满。他们各就各位……孩子们围着火堆跑着、叫喊着”[16]478。在这八口之家中,艾达——衣着光鲜亮丽的南方贵族淑女,鲁比——皮肤黝黑、落魄而以自然为生的南方贫农,这两个生就毫不相干、地位相差悬殊的人最终亲密联结在一块;斯托布洛德——鲁比的父亲,整日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一直为鲁比所痛恨,终获原谅,被接纳为家庭一员融入共同体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有着切罗基血统、棕色皮肤的佐治亚小伙子里德,作为冷山区的少数族裔人,与鲁比因爱联结,继承了作为印第安人持有的基本使命——“延续部落文化,注重家庭联结”[21],同样融入了由英曼、艾达和鲁比组成的家园共同体中,他和鲁比的孩子“长成了胖乎乎的小家伙,有粉红色的笑脸和灿烂的笑容”[16]476-477。在这样一幅温馨的家园图景中,明显可以感受到作为共同体核心精神内涵和理想存在状态“人性之善,相互尊重与认可,宽容忍让,关爱,团结凝聚与社会正义”的存在[13]164,八口之家的“跨种族共同体”由此得以建构。从小说最初一个个流散的个体到小说最后共同体形式的家园图景成形,弗雷泽诉诸英曼这一主要角色,充分彰显出鲜明的跨种族共同体意识。

三、 走出虚幻:建构女性共同体

对小说中两位女性艾达和鲁比的形象研究一直是评论界的焦点。林若虹[22]的观点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她认为弗雷泽对艾达和鲁比的角色刻画体现了其持有的一种新型的女性观念,即女性摆脱男性的束缚,通过与自然紧密相连,独立平等地生活。如果将这两个角色加以整体化考量,细致探讨她们如何一步步由相遇走向融合,则可进一步深入理解弗雷泽所要表现的女性独立观念,也就会发现,这一女性独立观念实则是服务于其建构冷山“女性共同体”的最终目的。“女性共同体”作为面向女性群体,尤其是广大受压迫女性的一种美好的社会有机体,通过姐妹情谊凝聚并团结所有女性,充分考虑她们的女性权益,使其真正基于一种女性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态度立场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以此实现基于女性个体自由和平等发展的社会蓝图。可以说,女性群体的联结、女性个体的平等与自由及姐妹情谊共同构成了“女性共同体”的核心关键词。在弗雷泽的《冷山》中,“女性共同体”的建构同样基于此展开。

在弗雷泽笔下,以艾达为代表的南方女性深陷“南方淑女”的虚幻之中,她们的主体自由意识几近丧失,而“女性共同体”的建构首先建立在摆脱淑女困境、走出虚幻这一基础之上。弗雷泽在小说中对于南方女性身处的虚幻有着生动的描写,“要么是年长的妇女,要么是那些曲意逢迎的少女,她们的最高准则就是已婚妇女最好对男人言听计从。婚姻是女人的终点……”[16]65。所谓“虚幻”,就是说这些生活在楼阁之中的“南方淑女”,一方面,她们舒适地过着淑女的生活,享受着淑女身份带来的至高无上的荣耀,“她是南方的守护神……是阿斯托拉特城堡内如百合花般纯洁的少女,是维奥蒂亚山的狩猎女神,也是怜悯众生的圣母”[23]。另一方面,她们活在男性的保护层之下却失去了女性自由,依附于男性,无形中陷入南方淑女的困境,“对男人,她要顺从,谦恭与温柔……她始终是一个虚幻的人物,总是在那里,而且永远是必要的,但几乎不会露出真容,她是‘家中的女王’”[24]。面对南方女性的悲剧性困境和主体自由意识的严重缺失,弗雷泽试图借助小说书写杀死“家中的女王”,指引她们走出虚幻,从而开辟新的生存空间。于是,艾达则成了其笔下启示南方淑女如何走出虚幻的典型人物,而她与下层女性鲁比的相遇与融合更是深刻表现了弗雷泽对建构“女性共同体”的思考。

小说中艾达与鲁比的初次相遇体现了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共同体之本质内涵,即女性群体的联合与个体自由的获得。艾达与鲁比两人走向联合是从达成一项协议开始的。值得注意的是,达成这份协议的双方(艾达和鲁比)虽有身份差距(贵族淑女和贫苦农妇),但却不是贵族和贱民的关系,也不是雇主和仆人、帮手的关系,而是“平等相处”的关系,是双方“都得明白事理,各倒各的夜壶”的关系[16]68。在两人生活的农场之中,鲁比可以对农场的各项事务“不停地评头论足”而毫不担心被解雇[16]94,艾达也一改往昔的淑女身份不再“像吩咐仆人一样下命令”[16]105。可见,在艾达和鲁比走向联合的过程中,平等和个人自由构成了最基本的准则。由艾达和鲁比形成的联合体,不存在阶级和地位的差别,不存在压迫和剥削,“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4]121。这样的一种联合是无阶级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真正的共同体”[14]119。由此,在父亲门罗过世、雇工不告而别之后,被迫独自面对荒凉的庄园而无所适从的艾达,通过与农妇鲁比达成协议,实现作为女性基于平等和个人自由基础上的联结,走出了虚幻,真切感知着“女性共同体”的存在。

艾达与鲁比因平等与自由走向联结,而她们的姐妹情谊则使其在冷山中构筑起“女性共同体”,竭力应对后方生存的挑战。“姐妹情谊”,英文为sisterhood,意指女性对与她们有共同点的其他女性的感情和忠诚。与鲁比初次相识,艾达便意识到她们的共同点,“生下来就没有母亲。她俩因此互相理解”,同时她也颇受感动,因为“受到鲁比的巨大鼓舞,她有一颗热情的心”[16]67,两人由此结下姐妹情谊,约定在冷山互相帮助,共同生活。可见,姐妹情谊“作为一种支撑性力量,协助女性实现建立在认同感基础上的理想”[25]。艾达和鲁比在冷山的生活忙碌而艰辛,但深厚的姐妹情谊使得她们充满愉悦,这主要体现在彼此相互亲切地讲述故事。两人劳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几乎为讲述故事所占据,艾达为鲁比细致讲解《小杜丽》《荷马史诗》《仲夏夜之梦》等自己读过的书中发生的新鲜故事,同时,合上书本的艾达也在“恳求鲁比讲解自己的故事”[16]107,而鲁比讲述的关于源与根的离奇故事又使得艾达“想起门罗在去世前不久讲过的一件故事”,于是艾达又“给鲁比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16]203。至此,读者明显强烈感受到讲述故事所带来的特别意义,艾达与鲁比通过互相讲述故事、彼此分享经历,创设了对话的空间,促成了如美国诗人埃思戴丝(Estés)所强调的一种由讲故事所生发的共同体联系[26]。因为“如果不通过编造故事和戏剧来讲述和分享故事,我们的共同体关系就会消弭”[27]。而正是这种共同体联系,增进了艾达和鲁比的亲切感与互动感,“她们喝了一杯又一杯,大半个晚上都醒着,不停地谈论着未来的计划和过去的回忆”[16]104,女性共同体情怀由此得以加深。此外,艾达与鲁比两人相互亲密地编织头发也是姐妹情谊的表现,同样彰显了浓厚的女性共同体情怀,因为女性的发型本就反映了其归属的共同体,而编织或梳理头发则为女性创造一种共同体意识,是女性群体间快乐、能动性的充分表达,“有助于女性确立并维持共同体情怀”[28]。

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泽笔下作为姐妹情谊的“女性共同体”的建构并非仅仅在艾达和鲁比之间展开,实则是面向冷山所有的女性群体。在小说中除却艾达和鲁比,读者同样可以感受到其他女性的存在——靠划船为生的印第安血统的黑姑娘、行走于乡间小路的矮胖老年女奴、驿站旅馆内渴望捞到油水的妓女……这些女性在冷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无不哀叹“这是个让人心里充满苦涩的时代”[16]140。面对冷山中受苦的女性,艾达和鲁比表露出十足的关怀:收留三个逃难的女人及她们的六个孩子和一对奴隶,热情地招待她们,为她们“做了有平时三倍多的面饼”[16]139,还给她们“画了一张去山口的地图”[16]140。同时,还满怀关切地引导她们言说自己的创伤,希冀她们获得“自我意识和世界观”,融入“共同体”之中,从而重建“对自我极为重要的联系”[29]。由此可看出,弗雷泽详细刻画这一场景,正是意图通过姐妹情谊抚慰冷山女性群体受伤的心灵,使她们同艾达、鲁比一道融入“女性共同体”之中。这也正如姐妹情谊这一词语本身所显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词,它更彰显出一种责任。它将变得比地位、肤色或金钱更重要”[30],它是建立在一种超越种族、性别和阶级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情怀。

四、 回归本土:建构区域共同体

在1997年为促销其新书《冷山》而为美国知名网络杂志Salon写的一篇文章《冷山日记》(ColdMountainDiary)中,弗雷泽提到了自己在山区遇到两对坟冢的场景。借着这两对坟冢所埋之人的农民身份,弗雷泽热情地记叙并追忆着那些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冷山早期原住民的区域生活方式,“他们是小规模、传统农业经济体系下的农民……他们靠着耕种自己有限的一点土地,靠野外放牧、渔猎和采集,来维持俭朴的生活”[31]。在2001年题为《关于历史和小说的些许评论》(SomeRemarksonHistoryandFiction)的文章中,弗雷泽又进一步表明了他对这种本土生活的怀念和探索,“我想知道在这个古老的区域小世界中,包含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变化过程是什么样的,一切事物是如何呈现的,又是如何运行的。例如,自给自足的农场经营、乡土建筑、中草药及野火鸡的神秘生活方式”[32]。由此,小说中展现出的一种区域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本土生活,已然成为理解弗雷泽创作意图的关键。不夸张地说,小说中描绘的冷山中的区域生活正凸显了弗雷泽的核心关切。

面对内战带来的南北方冲突、尸横遍野的战场与无辜人群的流离失所乃至死亡,弗雷泽备感痛心,借助笔下人物,通过详述他们在冷山中的本土生活,以此言说一种 “区域共同体”的美好。作为一种建立在生物区域基础之上、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生活模式,“区域共同体”重点探讨“社会凝聚力和地理区域之间的关系”,即探讨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类与非人类(植物、动物、自然环境等)如何形成“紧密的联结力”,从而实现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15]9。因着力强调一种鲜明的地方意识,“区域共同体”在全球化时代之下表现出独特的存在价值。而弗雷泽正是通过聚焦艾达和鲁比对冷山生态环境的关注、她们所持有的鲜明的地方意识、她们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她们与外界以物换物的开放性意识,以此建构起冷山中美好的“区域共同体”。

艾达与鲁比依托冷山深处独特的“本土性”走向联结,而对其中“空间形态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关注则使得她们的生活呈现出“区域共同体”样态[33]。一方面,对于冷山当地,鲁比有着丰富的自然环境知识,熟知本土内的一切生物现象,“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迹象,只要流露出生命的独立意识,都会引起鲁比的兴趣”[16]141。同时,鲁比还和艾达时常围绕冷山的生态环境进行知识问答,“她们走在溪边时,她问艾达,这条溪流的走向是怎样的……告诉我,什么植物正在开花,什么植物正在结果?各说出两种”[16]141。通过细致、充满奥秘的环境知识问答,鲁比带领着艾达一道不断地亲近、欣赏冷山这一生物区域,从而共同联结在这一“区域共同体”之中,因为“生物区域知识本就使我们与社区和本土环境相紧密联系”[34]。另一方面,置身于冷山,艾达与鲁比产生了浓烈的地方感。鲁比熟知冷山之中一切环境的空间布局和形态,不仅“总能辨清方位”,还可以在用故事描述事情发生的地点时“头脑中有居住地的图画”,而艾达也在鲁比的影响下努力“形成这样的图画,她仰望天空借此寻找方向”[16]421。可见,良好的空间感和较强的地方意识已然成为艾达和鲁比的共同追求,也正因如此,一种“情感纽带和精神依附”在她们和冷山之间紧密联结着[35],“区域共同体”情怀也由此得以充分展现。艾达和鲁比希望通过“不断去关注越来越小的细节”,从而在冷山这一区域“一辈子充实地生活”[16]421,以此实现“区域共同体”生活的愿景。

艾达和鲁比在冷山中的“区域共同体”建构还体现在她们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经济生活作为区域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合理有效的运行是建构“区域共同体”的关键,因为“共同体本就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经济形式和经济模式”[36]。美国超验主义者梭罗也在其记录自己两年湖区生活的《瓦尔登湖》中以经济篇开篇并翔实记录自己的经济生活。可见,经济这一话题之于“区域共同体”生活的重要性。在小说中,艾达和鲁比独特的经济生活模式值得关注。她们对于冷山的一切生态资源进行保护性发展而非肆意开发,“在不同的田地里种不同的庄稼”,趁“土壤肥沃”进行“复耕”,“利用山溪的势力”来 “磨玉米粉和玉米渣” 达到自给自足[16]95。她们尊重其中的自然生态规律而非占有与控制,“大部分庄稼”都是“按照星象播种”,对于冷山中的“所有的事情”包含农事和生活等“无不受到上天的安排”[16]138。不仅如此,在冷山这一区域之中,艾达和鲁比还进行以物换物的生活方式。她们“有一揽子计划,让布莱克谷生产出可以交换的物品”[16]97。从花斑种母猪到玉米粉,从卷心菜到小山羊,她们的易货交易使得她们在冷山之中建立了“一套用以促进区域生产和交易的稳固的经济模式”[37]。细究这两个方面,不难发现,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成为艾达和鲁比经济生活的目标。作为“生物区域主义话语的一个关键理念”,可持续性把在一定区域内“由人类行为所带来的长期性的生态后果置于一种道德考量之下”[38]5-6,是“共同体发展的核心概念框架”[39]。正是借助于这种稳定、可持续性的经济模式,艾达和鲁比在冷山中得以“不用花钱”[16]95,并且“日子也能过得不错”[16]97,“区域共同体”生活由此得以稳固。

如前所述,艾达和鲁比在冷山中的“区域共同体”生活表现出浓厚的本土意识与独特的区域经济模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共同体生活就如冷山自身一样“迷乱而封闭”?或者说,这种共同体生活就真的只注重本土而排斥对外?这其实涉及到“区域共同体”生活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意识与全球意识。事实上,弗雷泽在小说最后借助艾达和英曼之口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艾达与英曼两人在木屋中畅聊的未来生活计划主要以在冷山布莱克谷的区域生活为中心,包括打造锯木机、出售木板、饲养山羊、捕鸟、捉鱼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一些“另类”的存在。譬如,他们会购买旅行类书籍,“从英国订购简单而精良的猎枪”,捕捉鳟鱼的用具“来自那个喜爱运动的国家”,练习绘画用“从英国购买小锡盒装的水彩颜料”[16]462。显然,这些“另类”是与区域生活格格不入的,是超越本土的,是跨区域的,是全球化的。至此,可以认为,弗雷泽建构的冷山“区域共同体”因凸显出一种“对全球意识的强调”[40],故而是“全面的”,因为他“意识到本土是如何融入在更广阔的生物圈和全球文化经济体系中的”[38]9。通过与外围世界的易货、交流,艾达、英曼和鲁比一家的生活 “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区域共同体”是一个融本土意识与全球化于一体的“完全不同的国度”[16]463。

五、 结 语

查尔斯·弗雷泽的《冷山》通过对南北内战时期美国南方阿巴拉契亚山区冷山深处家园生活的描绘,展现出浓厚的共同体情怀。作品既揭示出外围动乱对山区族裔人群和女性群体带来的生存困扰,又借助两个叙事男女主人公与冷山家园之间的情感、经历体验, 为族裔人群谋求地位平等、回归家园发声,为女性实现独立、自由发展赋权,并通过对冷山区域生活状态的刻画,由此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家园共同体图景。而在记录冷山美好家园共同体生活的过程中,美国南方文学的真实性也得到充分显现。以此观之,那些所谓美国南方文学“业已终结”之类的论断显然站不住脚,弗雷泽用《冷山》这部小说给出了有力的回击。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浪潮对地域文明的侵袭、对人类心灵的冲击,尽管弗雷泽所描绘的这种美好的家园共同体生活已无法真正实现,但至少它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一方心灵宁静的沃土。从弗雷泽的描绘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冷山不冷,在这里,美好的家园共同体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