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工合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
——从镜像偏差到理性建构的跃迁

赵晓刚，赵 鑫

1.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广西 南宁 530021；2.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引言

英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首次提出“政党......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1]。“意象”即政党的形象，也就是政党对其自身的性质、宗旨、政治主张和政治追求进行的叙事与表达。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形象塑造和形象传播，在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由于形势所迫，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在国民党反动派全方位的封锁之下，中共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国民党对中共形象进行政治丑化和妖魔化，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中共为了改变这种困境，采取种种措施来塑造自身形象。中共向国际社会塑造自身形象、传播政治主张的行为属于“跨文化形象塑造”，而在跨文化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虽然塑造主体通过内容、文化和符号等构建出自我镜像，但是接受者会因为文化政治差异有意或无意地自主生成一个他者镜像。与此同时，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形象塑造主要采取“自塑”的方式，由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政治文化的不同，中共试图通过报刊来建构自我镜像，往往容易导致国际社会在接受中共形象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他者镜像，使得中共的形象塑造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困境，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产生镜像认知偏差。截至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红色中国》《红星照耀中国》和美国观察组等一些国际记者纪事活动的研究，但对于这一时期由国际友人创办的工合运动如何影响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研究较少，几乎未曾涉及。笔者拟通过对国际友人创办的工合运动的研究，管窥延安时期工合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塑造国际形象的动因、途径，探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口说话”的宣传策略，从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提供启示和借鉴。

1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困境

众所周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此之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以致会“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2]192专门与斯诺进行交谈？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必将涉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构建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限制，还表现为国民党通过一系列手段对中共进行信息封锁和国际形象的污蔑丑化。1929 年，国民党在《宣传品审查条例》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为反动宣传品，必须“查禁查封或究办之”[3]397。1937 年2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要求：“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责，对于毒害人民之匪类，自不得不予以荡除”[4]434，提出“停止赤化宣传”[4]435。这些封锁切断了中共与外界的交流，使中国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的政策，反共的企图愈加明显，对中共的新闻传播进行了更加严厉的封锁。与此同时，国民党颁布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规定：“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一律禁止发行。”[5]653国民党的一系列措施使得陕甘宁边区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同时也使得中共对自身形象的传播在国际社会缺失和被误读。国际社会无从了解真实的中共，以致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2]1，甚至出现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2]3等各种谬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还写道，在未赴陕北之前，我认为“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2]2。福尔曼在《中国解放区见闻》中则提到：“我们外国记者谁也不知道封锁线里的真相，只能用国民政府所说的共产党‘强占国土’‘攻击国军’‘阻碍抗战’”[6]等言论来了解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存在着镜像认知偏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意识到必须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逐渐向海外展现中国共产党客观、真实形象的重要性。故而，毛泽东专门和斯诺谈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希望通过国际友人来向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追求，从而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镜像认知偏差。

2 工合运动在延安的实践与影响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扩张的步伐，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使得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遭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落后的手工业劳动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仅有的工厂产品大多必须供应给军事方面，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品极其匮乏，成千上万的中国劳苦大众流离失所、生活困苦。面对这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官员们和大多数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很难办，或者说根本没有办法”[2]239。中国的劳苦大众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困境之中，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场域中应运而生的。

1937 年11 月，国际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的倡议，在得到各方支持之后，1938 年8月5 日在武汉正式成立。由于武汉战事紧张，8 月23 日，受中国工合总会派遣，卢广锦同工合指导员、上海技工孙夏威到宝鸡考察。卢广锦到达后，首先挂起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的招牌，开始创办西北合作社的工作。8 月26 日，卢广锦在宝鸡“天字元号”建立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大华手工铁骑合作社[7]，并且开始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同时，卢广锦还成立了西北印刷合作社，通过出版《抗战周刊》《工业合作》等刊物来宣传工合运动。不久之后，各类不同的合作社如同燎原之火一般迅速发展起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总部组建了40 多个合作社，到1940 年1月，已有500 多个合作社，分布在陕甘宁青新五个省，在册人员有4 500 人，此外大约还有15 000 人参加到这一紧急性的工作中。1939 年1 月，艾黎和美国青年画家格兰姆·贝克参观宝鸡合作社后，格兰姆·贝克说道：“我们所到之处，都很整洁有序。这里的社员们事先知道路易要来，可能早有准备，但不可能一切都是做给他看的。因为无论是在一列窑洞、一座破庙或一组席棚里，凡有工合标记之处，都呈现一种气氛，......那是一种繁忙而又谦虚的工业气氛。”[8]宋庆龄在向国际友人介绍工合时指出：“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9]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通过合作社将成千上万的难民和失业工人组织起来，予以资金和技术的协助，利用半手工半机械的工具来发展生产，以此供给军需民用，对于支持长期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工业合作化运动在西北发展之初，1939 年2月2 日，延安召开了“发动生产运动”的动员大会，号召全党同志“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李富春代表中央总生产委员会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指示“大生产运动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10]。在此之前，毛泽东和斯诺已就陕甘宁边区发展工合进行了多次交谈。在艾黎的组织下，1939 年4 月，工合延安事务所成立。尽管工合总会截留拨发给延安事务所的经费，但是以延安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工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迅猛，“到1939 年10 月，延安事务所已经建立了15 家合作工厂”[11]，“每年可生产相当于战前价值约25 000 元的产品”[12]。到1940 年，“延安已成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最大的地区，参加的工人数目等于全国各地的总和”[13]。1939 年9 月，斯诺以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到延安参观，毛泽东同他谈了对工合的看法：“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地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却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欢迎。”[3]285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视察员侯雨民认为：“投资西北工合，既有利且安全，还能加快抗战建国的步伐，提高华侨对西北重要性的认识。”[14]

总之，在抗日战争这个历史交汇期，中国工业合作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展生产合作事业联系起来，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工合运动也有效地向国际社会塑造并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

3 延安时期工合运动建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主要动因

延安时期，由于受国内外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没有常驻机构进行对外宣传。因此，如何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准确、真实地传递给国际社会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建构国际形象面临的一大难题。正是在这一时期，工合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发展，不仅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3.1 现实动因：中共和工合双方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方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实现全民族统一抗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为实现其一党独裁的意图，多次制造反共事件，企图消灭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同时，国民党以各种形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和形象丑化，企图达到弱化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影响的目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加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使得边区陷入了“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15]的局面。在这种绝对真空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树立良好且真实的国际形象，做了大量的工作。1940 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专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主要负责向国际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时创办了《中国通讯》刊物进行对外宣传。为了加强对外联络、宣传、外交等事宜，中国共产党“特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16]。在李富春的支持下，还专门成立了“延安交际处”，毛泽东对该机构的职能作了明确指示：“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17]6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系列对外宣传措施，都是从自身角度去塑造正面形象，缺乏说服力，并且受众面相对较小，很难在国际社会塑造一种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一时期，由国际友人创办的工合运动，作为一种国际组织，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强大的社会关系。中国共产党借工合运动这一传播媒介向国际社会传递出真实、可靠的国际形象，体现了“借口说话”策略的应用。

另一方面，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生产受到了严重冲击。国民党的封锁又导致国外供给的工业原料、器具等一律被断绝，延安的工合运动陷入了原料短缺的绝境。此外，由于工合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极大地支持了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招致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工合事业发展的阻挠和管制。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对重庆工合的控制来阻挠陕甘宁边区工合事业的发展，使得重庆工合协会“混杂了一批国民党分子，他们整天耍手段争权，各省的进步分子不屑与这些人为伍，开始离去了，那些贪婪而有野心的人留下来，利用工合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18]139。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阻挠，艾黎在《工业合作救国论》中指出：“欲求合作组织迅速进步，必须制造大量的标语，以广泛宣传，使每一个工人皆能明了他们的助力的重要性。”[19]因此，在种种压力之下，延安急需向国际社会传播陕甘宁边区工合运动的发展成果，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实质上也在间接地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3.2 思想动因：中共的政治诉求与工合运动的价值追求双向耦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工合组织在政治思想方面能够“融通”。1932 年，工合运动的创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在上海工作期间了解到资本家对劳苦大众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之后，斯诺表示：“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便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3]231路易·艾黎在朋友的推荐下阅读了《资本论》后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表示：“此后，我越来越有兴趣购买关于社会进步的任何书籍，越来越关心中国国内的斗争。”[20]他决定利用一切机会帮助中国社会的劳苦大众。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就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想方面与工合组织相互“融通”，使得工合组织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能够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国际形象。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工合运动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就曾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要使“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21]同样，延安工合遵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20]98的原则，希望通过具有民主特征的工合组织来促进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民主，从而达到解决“贫富不均、劳资冲突、社会不宁的问题”[22]。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与延安工合都在追求社会平等、民主和共同富裕，二者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毛泽东高度肯定了边区合作社的作用，认为合作社是“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17]932，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8]932。因此，正是因为中共与工合在政治思想和价值追求方面相耦合，使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从“自塑”逐渐有效地发展为“他塑”的方式。

3.3 有利动因：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援助

延安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合事业进行歧视和压制，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合组织陷入资金原料短缺、发展步入困境。但是，由于中共的政治思想、抗日主张以及工合的运动得到了宋庆龄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构和传播才得以有力发展。

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援助，避免国际友人的海外资金被孔祥熙等官僚侵吞，1939 年6 月，宋庆龄等工合创始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罗纳德·霍尔）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委员有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和普艾达等人。工合国际委员会创办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援延安和解放区。正如陈翰笙所说：“孙夫人所以要帮助这个委员会，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吸引国内组织工业合作社的款项和器材，防止重庆财政部收到国外的捐款而不发给延安和其他的抗日根据地。”[23]工合国际委员会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在香港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使陕甘宁边区工合开始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工合国际委员会开始注重对中共领导下的工合事业的支持。延安工合妇女、子女的教育工作，工合医院以及社员所需的经费都得到了国际工合委员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工合延安事务所在发展过程不断被赋予新民主主义的特征，斯诺夫妇等国际友人在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援的同时也会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合组织的发展状况，必然会间接地向国际社会宣传和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

4 延安时期工合运动建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路径

在延安时期，工合运动能够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借口说话”的宣传策略运用于工合运动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工合运动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方面的作用，建立了从信息生产到信息在场再到沟通达成的传播媒介。

4.1 工合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信息生产提供了场域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国际形象的塑造，属于一种跨文化传播。由于当时国内的传播媒介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跨文化传播面临着理论局限和解释困境。这一时期，由国际友人创办的以手工业合作组织为主要形式的工合运动在延安地区快速发展，成为中共打破国民党信息封锁的关键突破口。工合的设计者希望通过建立小型、合作、流动性的工厂来恢复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工作，从而增加战时生产，支持长期抗战。这种半流动性的小型工业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由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共同创办的工业合作组织。由于国民党政府受制于美国社会的援助，不敢对美国社会人士进行打击，这样工合组织创始人便可以摆脱国民党的限制，向国际社会宣传工合组织的状况，从而无形中为中国共产党塑造国际形象提供了传播媒介。另一方面，工合组织具有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叙事方式。“工合”的名称“Gung Ho”源于英语词典中团结、奋斗、合作、创新、艰苦奋斗的象征，它的设计者希望借合作生产的训练灌输民生的精神、民主的意识。国际友人在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合组织时，大量使用民主、独立、合作等词，符合美国社会的叙事方式，使得美国社会更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因此，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面临“有理说不清”的理论局限，但是借助工合组织这一有利因素，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借口说话”的策略。

4.2 工合国际委员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传播窗口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建构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工合创始人借国际委员会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39 年6 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得到了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的积极支持。在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陕甘宁边区工合开始逐渐进入国际视野。工合国际委员会由海外华侨、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国际友人组成，这种人员构成使得工合国际委员会具有较强的社会关系。西北工合利用工合国际委员会广泛的社会关系宣传西北工合运动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国际委员会中国工业合作社主席何明华不仅在经济和物质上支援陕甘宁边区的工合运动，而且在向国际社会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942 年，何明华通过英国广播电台积极宣传中共长期抗战的表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尽管他们的装备和条件异常艰苦，但这些八路军战士十分顽强，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勇气和力量。”[24]《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8-1939 年》指出：“向世界人民呼吁中国‘工合’应当得到一切中国朋友的帮助。捐助他们的每一元钱都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这将加强中国的经济基石，帮助中国通过抵抗的征途并重建。”[25]49正如斯诺所说：“如果没有宋庆龄和美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这两位十分热心人士的发起赞助，工合是永远办不起来的。”[3]239因此，正是因为工合国际委员会具有较强的社会关系，所以才使得中共领导下的工合组织在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的同时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真实的国际形象。

4.3 工合组织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提供传播素材

抗日战争时期，工合组织在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发展具有较大差别，这成为工合组织向外宣传中共领导工合运动的最佳素材。由于工合组织的价值追求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主张相背离，当时社会各界也认为工合是用来对抗资本主义、排斥资本的手段，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合进行了政治的打压和经济的封锁。在政治上，国民党反动派给工合冠以“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和杀害工合成员。例如，“皖南事变”后，工合组织泾太事务所遭到严重破坏，所属合作社社员有的被捕、有的被活埋。被捕的人中，有些被关进上饶集中营，最终下落不明”[26]。更甚的是，国民党特务还以各种罪名来监控路易·艾黎，以此打击和削弱工合组织的力量。在认识到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之后，为了让海内外人士进一步加深对蒋介石虚伪面孔的认识，同时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工合组织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工合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成果，客观上向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共的正面形象。反观工合组织在延安的发展壮大，始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工合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与斯诺、艾黎有着密切的联系。1938 年6 月15 日，周恩来、博古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之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和建设新的工厂、作坊，以容纳失业工人及难民参加生产。”[27]1939 年2 月2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会议不仅采纳了工合组织的有关章程，还决定在延安建立延安事务所。在工合处于困难时期时，1942 年10 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注意工合事业的困难》，指出工合当前面临的种种困难并号召有作为、有热情的青年积极参加工合事业，帮助工合渡过难关。工合在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发展迥异，因此，“常常是离开重庆总部最远的地区性工合组织，工作搞得最出色。同样，往往又是远离地区办事处的事务所比靠近地区办事处的事务所工作要开展得好。而工作最差的就是总部所在的周围一些地方”[25]212。正是工合运动在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发展形成的鲜明对比，为国际友人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真实、良好的国际形象提供了较好的宣传素材。

5 延安时期工合运动建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实际效果

“借口说话”是一种高超的宣传策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工合运动这一非本方的传播途径，最大化地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中共的声音，在国际社会塑造了良好的自身形象。

5.1 工合运动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渠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国民党严酷封锁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形象塑造危机。当时，中国共产党自身形象的塑造主要局限于传统的报纸宣传，形式较为单一，无法在国际社会上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镜像认知偏差。

1936 年10 月，斯诺回到北平后，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对陕甘宁边区的工合运动进行了广泛、迅速的宣传报道。《密勒氏评论报》、英国的《每日先驱报》、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等海外报刊发表了斯诺对陕甘宁边区真实状况的报道，向西方社会揭开了延安神秘的面纱，使得中国共产党开始进入世界人民的视野之中。1938 年4 月13 日，中国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海伦·斯诺和埃德加·斯诺参加了宣传委员会；9 月，海伦·斯诺在纽约《读者文摘》上发表了《日本的蝙蝠政策》一文，成为在美国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工合运动的文章。因此，延安时期，工合国际委员会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渠道。

5.2 工合运动打破了中国共产党跨文化形象塑造的桎梏

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产生镜像认知偏差的主要原因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造成的塑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认知矛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缺乏科学的话语方式，中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对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宣传往往存在模糊化的倾向，导致接受者往往自主生成他者镜像，使得中共形象塑造陷入了“说不清”和“传不开”困境。延安时期，工合运动通过大量使用“民主”“独立”“合作”等符合美国社会的叙事话语，使得美国社会更易接受中共的政治思想。例如，第一个来陕甘宁边区考察的美国军官卡尔逊在考察完西北工合后，积极宣传中共领导下的工合组织，“1943 年卡尔逊及其突击队的事迹被拍成英文版的《工合》影片，从此，工合在美国社会声名远播。此外，芒克的新书也将卡尔逊准将及其所倡导的工合精神包含在内”[28]。正是在这些国际友人的宣传下，美国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通过“借口说话”的宣传策略，有效打破了跨文化传播过程的桎梏，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得以让世界了解。

5.3 工合运动的成就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素材

政党形象塑造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他塑和自塑两种方式。他塑是形象塑造主体被他者通过各种媒介报道宣传，从而产生一种他者镜像。自塑是形象塑造主体通过对本体形象的主动塑造从而构建自我镜像。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传播素材在他塑和自塑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延安时期，工合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在国统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具有评价性的差别使得素材更具有真实性和说服性。卡尔逊在参观完陕甘宁边区工合之后认为：“民主思想已在共产党八路军中扎根，很快就会向更大范围扩散，最终成为整个东亚的民主堡垒。”[29]斯坦因在美国《外交事务》发文说：“中共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有老百姓的拥戴和支持；实行了政治民主，解决了国统区完全无法解决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痼疾，即使是发生一场内战也无法将其消灭。”[30]因此，正是工合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向外传播提供了评价性的素材，使得中国共产党塑造了较好的政党形象。

6 结语

“中共形象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本质而表现出的行为状态和面貌，通过向外部展示和传输某种信息，然后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党的总体面貌的认知结果和价值判断”[31]。延安时期，中共的形象塑造是一个从自塑逐渐发展到他塑和自塑互相促进，从而充分、准确、全面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借口说话”的对外传播策略，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从镜像认知偏差发展到理性建构，进而在国际社会树立了真实、民主、立体的国际形象。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工合运动建构自身国际形象的成功典范对于新时代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镜鉴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塑造政党形象和宣传治国理政思想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借口说话”的宣传策略，真正避免“有理说不清”和“说了传不开”困境，避免形成“他者镜像”的理论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