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抗日先驱黄朝琴早期思想研究
--以《台湾青年》《台湾》为研究对象

念华龄

(1.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1;2.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 35000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殖民地掀起了民族运动浪潮,中国各界爱国人士也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特别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初,日据台湾已经长达二十多年,台湾民众早期对日武装斗争在日军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日本殖民统治日趋严酷,从生活方式、思想上一步步同化台湾民众,试图磨灭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然而,在世界各地纷纷爆发社会革命、民族独立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学蓬勃发展的引导与激励下,台湾思想文化界的先驱者和一批台湾青年此时掀起了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林献堂、蔡惠如等人联络台湾同胞,创办机关杂志《台湾青年》(1922年4月改名为《台湾》)。许多爱国能人志士如黄朝琴等都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己任,在《台湾青年》《台湾》上发表文章,宣扬爱国精神,试图唤醒台湾民众,使其认清自己是中国人这一身份。他们所传达的爱国精神,直至今日,对增进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感、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对于参与该运动的部分先烈先贤及其文章的研究并不多。本文结合20世纪20年代台湾抗日民族运动最重要的“喉舌”《台湾青年》《台湾》,参照李新民所著的《爱国爱乡--黄朝琴传》等相关文献,研究抗日先驱之一黄朝琴先生的早期思想,探究其思想在日据台湾期间对中华文化能够在台湾得以存续并增进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中所做出的贡献,并探讨其早期思想在当今增进台湾民众身份认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中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一、黄朝琴生平及其刊文简介

黄朝琴,字兰亭,1897年出生于我国台湾台南盐水镇,祖籍福建南安。当时正值日本非法殖民台湾之时,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歧视台民,实行台湾民众与日本人差别待遇。

黄朝琴的伯祖父在抗日中牺牲,其祖父经营的糖廊也屈辱地出让了部分股权给日本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台湾的有识之士都以摆脱日本的压迫、早日回归祖国作为自己的志向。黄朝琴的祖父、父亲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非常注重黄朝琴的教育。“希望把民族大义和传统文化注入朝琴身上,以激发复兴民族光复台湾的希望火花。……1907年,其父临终遗言:‘孩子,我们是中国人,希望你长大后,勿忘祖国,要光复台湾,我虽死也瞑目了。’”(1)李新民:《近代台湾中国丛书先烈先贤传记丛刊·爱国爱乡黄朝琴传》,近代台湾中国出版社,1984年,第3页。黄朝琴子承父志,认真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心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为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而奋斗。祖父与父亲相继过世后,他放弃了在台湾的富足生活,于1917年到日本求学,1920年正式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参加民族运动,并陆续在《台湾青年》《台湾》上发表多篇文章,1920、1921年在《台湾青年》上先后发表《欢迎台北师范学校诸君旅行东京演词》《随便谈谈》;1922、1923年在《台湾》上先后发表《土耳其的光复》《男女共学与结婚问题》《汉文改革论》《续汉文改革论》《改造运动之大势》《中华民国に就いて》(《关于中华民国》);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二十一条日华协约历史》《中国留学生的大示威》《张绍曾内阁的总辞》等,介绍了祖国大陆的情况。这些文章都充分体现了他的早期思想。

黄朝琴在祖国五四运动启示下提出解救台湾民众应该先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普及教育,要普及教育应当像祖国大陆一样先普及白话文。1922年暑假,为推动台湾新文化运动,他和同学黄呈聪返回祖国,旅行各地,考察五四运动实情。(2)李新民:《近代台湾中国丛书先烈先贤传记丛刊·爱国爱乡黄朝琴传》,附录。他发表于《台湾》上的《汉文改革论》和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被认为是台湾文学革命运动的先声。黄得时在论及台湾文学革命运动的进程问题时说:“台湾文学运动,以这两篇的主张为转折点,以后跟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取得联系,展开了热烈的活动。”(3)刘登翰等:《台湾文学史》(第二册),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0页。他充分肯定了这两篇文章的历史作用。此外,作为《台湾民报》(《台湾》的增刊)的编辑,黄朝琴和其他爱国学生一起在台湾积极推广发行该报纸,被誉为“《台湾民报》之母”。他为开启台湾民智、唤醒台湾同胞的民族观念与祖国意识作出了积极贡献。

1923年,黄朝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伊利诺州大学。在美留学期间他撰写了FormosaunderJapaneseRule(《日本统治下之台湾》),揭发日本人对台湾民众虐待欺凌的情形,引起国际社会对台湾民众为自由而奋斗的关注并获取了他们的支持。他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要负责对日交涉事宜。1935年出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旧金山发起“中国日”捐献运动,筹款寄回祖国大陆,支援抗日。1937年发生的“广源轮案”曾轰动世界,它是一场发生在海外没有硝烟的抗日救国运动。时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怀疑“广源”号向日本运送制造武器的原材料,决定暂不发放中国船籍证书,“广源”号因而无法离港。这起案件成功阻止了“广源”号轮船上的废铁运往日本制成军火,避免了许多中国同胞倒在日寇枪炮下。“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要记住广源轮案,它的精神和光耀永远流传。这起案件取得胜利的总指挥黄朝琴,他敏捷果断,随机应变,坚持到底,三年如同一日。”(4)招思红:《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海外抗战--广源轮案》,《OVERSEAS海外》2014年第11期。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朝琴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长,负责台北战后重建工作。之后余生都在为台湾战后建设鞠躬尽瘁。黄朝琴一生坚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深具中华文化自信,反对日本殖民,呼吁台湾民众觉醒。应该说,他一生的思想和行迹都可以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找到根源。因此,其早期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最能反映他早期思想的主要有发表于《台湾青年》《台湾》上的文章。

二、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宣传阵地--《台湾青年》与《台湾》

无论是台湾历史的书写还是台湾新文学史的书写,都绕不开台湾近代留学生的启蒙活动及其言论阵地《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1923年创办的《台湾》的增刊)。1920年,林献堂、蔡惠如、蔡培火等成立“台湾新民会”,在东京留学生中掀起了“民族自决”运动的高潮。《台湾青年》《台湾》及其增刊《台湾民报》是当时他们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台湾青年》于1920年7月16日创办于东京,截至1922年2月18日,共发行18期。1922年4月1日改名为《台湾》,至1924年6月,共发行19期。1923年4月15日发行该报的增刊《台湾民报》,并于1927年7月移到台湾继续发行。为了让岛内不懂日文的台湾民众能够更容易吸收新知,以达文化启蒙的目的,在林呈禄、黄呈聪等人策划下,用白话文取代日文和文言文。《台湾青年》创刊的卷头之辞呼吁:从这个大不幸中幸存下来的全人类从过去惰眠中醒来了,是厌弃黑暗,仰慕光明地醒来了!是反抗横暴遵从正义地醒来了!是排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兽般的生活,而谋求共存的、牺牲的、互让的文化运动地醒来了!看!国际联盟的成立、民族自决的尊重、男女同权的实现、劳资协调的运动等,无不是这个大觉醒的赏赐。台湾的青年!高砂的健儿!我们还不站起来吗?不理解这个大运动的意义,不能产生共鸣的人,其人的价值为零,况且是国民!……我们爱护和平的前提,首先必要的是讲究自新自强之道。……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最终领悟了。即要广泛倾听内外的言论,该吸取的东西无论大小都应拿来为我涵养。而涵养得来的力量应倾尽于内外,这正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应该勇敢奋进的目标。我敬爱的青年同胞!一起站起来,一起奋进!(5)《卷头之辞》,《台湾青年》1920年第1期。

《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兼具“汉文出版”和“时效性”等特点,成为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言论机关,在引领社会改革、指导民族运动、批判殖民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呼唤台湾同胞从“沉睡”中醒来,厌弃黑暗仰慕光明,反抗横暴遵从正义。近代台湾地区的进步人士积极开展各种民族活动,除了在《台湾青年》《台湾》上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外,还于1921年1月发起“六三法案废除运动”及“台湾议会设置运动”。虽未能实现改革社会的政治目标,但在唤醒民族意识、反对独裁统治、与祖国革命斗争相连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种子等方面,都起了显著的作用,成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发端。(6)刘登翰、庄明萱:《台湾文学史》(第二册),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8页。当时,1 000多人参加的“台湾新民会”确定行动的具体方针是:“为增进台湾人的幸福,推进台湾统治的改革运动;为广泛宣传新民会的主张并启发岛民及争取同志,发刊机关杂志;与中国人同志取得联系。”(7)张海鹏、陶文钊:《台湾史稿》,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此后以新民会为中心,他们开展各种抗日民族运动,发展成为台湾文化启蒙运动的开端。

三、《台湾青年》《台湾》刊文中所反映的黄朝琴早期思想

黄朝琴发表在《台湾青年》《台湾》上的文章充分体现了其早期思想,本文选取其发表的主要文章为研究对象,探讨黄朝琴的早期思想,再现当年台湾青少年高尚的人生奋斗目标,印证台湾民众与祖国血肉相连的历史关系。

(一)在困境中呼吁觉醒,提出救台之路并躬身实践

20世纪20年代初的台湾,日本殖民当局残酷武装镇压台湾民众之后,政策上改为所谓的“文治”。台湾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改革台湾地方制度,于1920年公布州制、市制、街庄制,实行所谓的“台湾自治”,实际上仍然继续实行武装警察保甲制度,甚至保甲制度达到滥用的地步。正如当时的日本贵族院议员江木翼所言:“此后,该保甲制度为施行诸行政提供了便利,被用于警察以外的诸制度。或是用于土木建筑事业,或是卫生事业,甚至连教育事业都使用该制度。或许可以说超过了其使用范围,达到了滥用的程度。”(8)江木一:《有关保甲制度》,《台湾》第四年第七号,1923年7月。其实,“自治”根本就是有名无实、无法实施的一个骗局。当时的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支那部长”神田正雄也说:“现在制度之非实际的,纵形式如何完备,而制度上非实际施行、决无调和之余地。”(9)神田正雄:《台湾视察谈》,《台湾》第四年第七号,1923年7月。除了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之外,来自日本的台湾官吏,也只会贪食台湾的“美果”(美丽的森林,丰富的矿山,特色农产物)。当时被派遣到台湾来殖民台湾民众的大部分日本人是在日本混不下去的人,到达台湾后如蛆虫一般吸食台湾民众的“血肉”,通过垄断台湾特产行业等方式,剥夺台湾民众的劳动果实。殖民当局不顾当地人民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强行实施同化政策,对台湾民众的节日习俗、信仰习惯、日常生活甚至学校儿童的日常交流语言进行全面干预。不仅如此,对台湾民众和在台日本人实行差别待遇,台湾民众在求学、就业等方面无法得到公平对待,甚至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都被剥夺了。此外,殖民当局对台湾实施全面封锁,害怕台湾接触世界,从而引发台湾民众对日本统治的不满;也隔绝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台湾的了解,对外夸耀台湾是世界模范殖民地,以至于不了解台湾状况的国家和地区赞叹日本能够以公平公正、和平政策治理台湾。然而,我们从当时日本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如时任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支那部长”神田正雄在《台湾视察谈》中指出:“第一,本岛人与内地人之间,有受差别待遇之事实。第二,言论之自由极受压迫。……当时渡台之日人,悉在本国为饥寒所迫,不得不冒险渡台。若善意解之,则为有欲望,有勇气之志士,若恶意解之,则为社会之落伍者,不能脱离封建时代之思想者矣。……强台人只用日语,衣日服,住日居,以及新春之张绳树门松等。无一不强台人之同化。……现在台湾之治绩不举者,因闭锁主义不与外界接触故耳,倘台湾若设世界之通路。夫台湾当局,若果有真正之政策,何必忌惮欧美诸国,而将台湾隐藏。”(10)神田正雄:《台湾视察谈》,《台湾》第四年第七号,1923年7月。可以说当时的台湾民众在全面高压、暗无天日的困境中,过着非人的日子,连有点良知的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按黄朝琴的话说当时台湾民众在自己的土地上,“……给人做个万世不能超生的奴才”(11)黄朝琴:《续汉文改革论-- 倡设台湾白话文讲习会》,《台湾》第四年第二号,1923年2月。。在殖民当局长达二十多年的镇压和有意的意志磨灭后,抛出欺骗台湾民众的“自治”鱼饵,部分被欺骗了的、麻木了的、没了反抗意识的台湾民众开始对日本的殖民政策起了幻想,有的甚至助纣为虐。“……课租何太酷。施政不公平。……落魄英雄抱膝扪心洒泪。得时孺子摇头摆尾横行。”(12)天涯生:《新声律启蒙》,《台湾》第四年第七号,1923年7月。这篇发表于1923年7月《台湾》上的《新声律启蒙》真实反映了当时台湾的社会状况。黄朝琴在《欢迎台北师范学校诸君旅行东京演词》中也提到:“我们前日回到乡里听见一帮不知死活的东西,说台湾这般发布特别自治制。我们可有出头的日子了。”(13)黄朝琴:《欢迎台北师范学校诸君旅行东京演词》,《台湾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20年12月。在这样的困境中,台湾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深深感到危机,觉得必须唤起民众觉醒,不然就要面临台湾灭族的危机。黄朝琴在提到自治骗局时更是一针见血:“这话真真好笑。实又可怜想台湾民众。现时教育还未普及,哪有能力去自治。政府明知此理。所以自治制上,加了特别二字,恐怕是俗语所讲,骗请害饿的办法。”(14)黄朝琴:《欢迎台北师范学校诸君旅行东京演词》,《台湾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20年12月。黄朝琴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民众永远是奴隶、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永远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想我们台湾同胞今日虽有好好的人才,并无好好的学校可留。虽有好好的学识,并无相当的地位可占。”(15)黄朝琴:《欢迎台北师范学校诸君旅行东京演词》,《台湾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20年12月。“资本主义的发达,若果至极点,现在的教育制度,绝对不会使贫民子弟享受这智识的分配。……现时未受教育的兄弟,绝无接触智识的机会。”(16)黄朝琴:《续汉文改革论--倡设台湾白话文讲习会》,《台湾》第四年第二号,1923年2月。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沉溺在绝望中,他不断地发出最强劲的呐喊,提高台湾民众的警惕。“我最可敬最可爱的同胞!听-听-听-!!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你想现时台湾这三百六十万同胞,站在这未知数的地位,岂不是欲哭无声,空送这人生最高贵的光阴吗?”(17)黄朝琴:《随便谈谈》,《台湾青年》第二卷第四号,1921年5月。“今天是世界改造的日子和我们学生大声呐喊的时代。……诸君都是我们未来子弟的未来先生,是代表我们台湾几十万的子弟而来,不是空空游玩,不要徒费宝贵光阴。”(18)黄朝琴:《欢迎台北师范学校诸君旅行东京演词》,《台湾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20年12月。

他认为当下要拯救台湾,台湾必须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必须从教育抓起。他提出非普及教育,不足以挽救台湾民众的顽迷。儿童是台湾的未来,他时时刻刻都留心着台湾儿童受教育情况,指出1918年台湾儿童受教育比例仅仅占全台儿童总数的15%。小学都如此,更不用说中学大学。他痛斥台湾殖民当局:与其虚假空谈什么自治,不如切实进行国民教育,造就栋梁之材。除了提高台湾儿童就学率外,还应该改良各学校的汉文科,所教的汉文改用白话文体,使得学生学习快、掌握快,能够最快得到其实际的学力。对于成年人的教育,他也提出自己的方法:会汉语的人,写信写文章时注意一点,以通俗的文字下笔,能让下辈人明白意思,自己也不必为文法而费心神,想要研究白话文的,可寄几角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买本教科书看一下就明白了。对于没有学过汉学的人,应该教会他们,他迫切地呼吁:“最可敬的兄弟呀!快快发奋起来呀!同胞的愚劣,就是我们的马鹿(愚蠢)呀!……指导他们,使他们得享精神上的快乐,免长长做那不知生死的愚民。”(19)黄朝琴:《续汉文改革论--倡设台湾白话文讲习会》,《台湾》第四年第二号,1923年2月。为了使民众能够尽快得到教育,他极力推崇使用白话文。他提倡设立讲习所,以最快的办法普及白话文教育。“照讲习会的办法,利用夜间的闲暇,开设白话文讲习会,使不识丁的兄弟,练习练习,以最少的时间,使他们得着最大的智识。”(20)黄朝琴:《续汉文改革论--倡设台湾白话文讲习会》,《台湾》第四年第二号,1923年2月。他自己先亲自实践:在东京多年,给同胞写信绝不用日文;不拘古法,不怕笑话,写信全部用白话文;用白话文发表自己的议论;愿意回台湾无偿宣传白话文,无偿提供种种参考书,无偿作为讲习所教员,并公开附上自己的地址。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他说这样青年人受过新教育,中年人汉学得普及,几年后台湾的文化可面目一新。(21)黄朝琴:《续汉文改革论--倡设台湾白话文讲习会》,《台湾》第四年第二号,1923年2月。他呼吁同胞共同行动起来,帮助这些没受过教育的人接受教育。“共享人生应受的教育,这是诸君的义务呀!非是纸上空谈的。实在人人都可实行的。”(22)黄朝琴:《续汉文改革论--倡设台湾白话文讲习会》,《台湾》第四年第二号,1923年2月。他留学日本数年,在台湾的报纸上却常常用白话文发表评论,唤起同胞的觉醒。虽时有感叹独力难支,然则见到日多一日与他共鸣的人,他精神上觉得非常爽快,即使要费无限的辛苦,他亦是觉得心甘情愿。他认为要拯救台湾,不仅要普及男性教育,还应该普及女性教育。要想达到“理想乡”,必须快快实现男女共学。在《男女共学与结婚问题》中,他呼吁男女儿童快快实现共学,男女青年也应该快速觉醒起来。“青春男女也要快快共起运动!青年的前途,是青年要自己开拓的!”(23)黄朝琴:《男女共学结婚问题》,《台湾》第三年第九号,1922年12月。他呼吁有条件的青年要走出台湾,去西洋研究研究,不但为国家出力,也为自己谋出路,谋自己应分的地位。“世界大势已变了,守在这区区的地方,不认真奋发,那是不济事的。……君子志在四方,做青年立志的标语。”(24)黄朝琴:《随便谈谈》,《台湾青年》第二卷第四号,1921年5月。

(二)旗帜鲜明的殖民批判,坚定回归祖国的信念

日本殖民当局极力压制言论,不允许台湾民众有言论自由。黄朝琴不畏强权,对日本殖民本身以及虚假的、欺骗的殖民政策提出尖锐批判。在《土耳其的光复》一文中,他斥责这种强行割去他国土地的做法是“没理的”“莫名其妙的”。他说:“就这个理由,就不认土国国家应享的权利,将他们的国土没理地割去,这个国际道德、不晓得他们根据哪条的约法做来,真是莫名其妙。”(25)黄朝琴:《土耳其的光复》,《台湾》第三年第七号,1922年10月。当时的中国一如土耳其,饱受八国联军的入侵和欺凌。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是未开化的顽固守旧民族,他们以租借、割让的名义强占中国的大片土地,并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欺压中国的百姓。日本在非法割据的台湾土地上残酷剥削压迫台湾民众,强制推行同化政策。黄朝琴在《台湾》上发表《土耳其的光复》一文,使台湾民众从土耳其的光复看到了台湾地区光复的希望。他说:“土耳其民族光复了,对世界上如下一个千古不灭的教训,土耳其虽亡、如果他们的民族能够依然生存、压迫他们、他们益发反感、不过危害近东的形势而已。……土耳其岂肯长长屈受英法希伊各国的压迫。……事至如今,算是巴尔干问题的结账时候了,既是土耳其的领土,虽千百万年后,至此地步,亦不得不还他们。……没理的压迫终不能生出良好的结果。……土耳其的夺回领土是依据历史上的行动、断非人力所能事的。”(26)黄朝琴:《土耳其的光复》,《台湾》第三年第七号,1922年10月。土耳其的光复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中国民众岂肯长久受日本压迫,总有结算的时候,总有归还领土的时候,哪怕需要千百万年。他坚定相信台湾地区如同土耳其一样,一定会归还给祖国。他在《有关中华民国》一文中批判:“列强往往把汉民族等同于非洲人种,加以种种压迫。他们过于相信武力万能、科学万能。然而欧洲大战的结果显示军国主义思想终是一场梦。”(27)黄朝琴:《有关中华民国》,《台湾》第四年第七号,1923年7月。正如黄朝琴所期待与预言的,这种没理的压迫总是要结算的,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二十多年后他参与了台湾的光复,军国主义思想的确终是一场梦,台湾回归祖国也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断非人力所能阻止的。

黄朝琴对日本对台的殖民政策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当时国际社会对于日人对台“堂堂”之政策赞叹不已,认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是成功的、对台湾人是仁慈的。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就教育一事来看,黄朝琴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很不错,明眼人一看就露出“龟脚”。台湾的教育费一分一毫都来自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然而,日本在台的子弟却享受充分的教育,而台湾民众的子弟却很难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台湾年年所开教育费,一毫一毛都是父老兄弟的辛苦。那一毛不拔的内地人反得受满足的教育。我们连百分之一都不能达到希望。”(28)黄朝琴:《欢迎台北师范诸君旅行东京演词》,《台湾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20年12月。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学校强制推行日文为“国语”教育,减少甚至不开汉语课程,为了磨灭台湾民众子孙后代的民族性,可谓居心叵测。黄朝琴说:“日本对台的殖民政策,无乃太过。要自己问问良心,才不负作为世界一等国的度量了。”(29)黄朝琴:《欢迎台北师范诸君旅行东京演词》,《台湾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20年12月。对于所谓的“自治政治”,他说:“我们对这番的改革。没有什么感谢。”(30)黄朝琴:《欢迎台北师范诸君旅行东京演词》,《台湾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20年12月。对于日本当局推行所谓“讲习所”来普及教育,黄朝琴认为实际只是做个形式,不可能让台湾民众普遍接受教育。他主张若想尽快获得知识,就得学会白话文。白话文是能让台湾民众最快受到教育的手段。在他的心里,汉语才是官话,汉文才是国语,作为中国人的台湾民众最易掌握而且必须人人掌握的应该是汉语。“(讲习所)不过开个发会式,饮几杯的止宗酒,发起人做个大红鼎鼎的会长咧干事咧!迎香随拜的,领张白光光的修业证书,做个文明人的招牌,其实内容连‘亚伊宇易恶’(日语5个日文元音假名)的字母尚且念不清楚,像这样空费几个月的光阴,开销几张票的金钱,不过得着一个空名。……现时未受教育的兄弟,绝无接触智识的机会。”“台湾兄弟所用的话与北京口音虽然差一点,言语组织大都相同,一来可以通达汉文的门径,二来可以做学官话的基础,做台湾的人,将来欲做实业诸事,非经过中国大陆不可,所以学中华的国语,实在人人都必要的。”(31)黄朝琴:《续汉文改革论--倡设台湾白话文讲习会》,《台湾》第四年第二号,1923年2月。

(三)寻找救台救国的出路:民众史观

黄朝琴提出拯救台湾拯救中国的第一步是要重视民众的教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匹夫”都要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唯有匹夫有了文化,才当得起救台救国的责任。他主张学问要平民化。唯有普及民众教育才能振兴台湾、振兴中国。他在《续汉文改革论--倡设台湾白话文讲习会》中痛斥清朝施用愚民政策,一方面给少数有教育的人挂上秀才、进士,让他们专攻诗书,无暇顾及政治;另一方面使未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学问是世界最难成功的事,不敢轻易研究,不知不觉消灭民众的精神欲。汉字难记也是大多数民众无法接受教育的根源。大多数民众无法接受教育,所以中国的革命总也不见成功。他抨击那些自私自利的所谓学者,把汉语变成了少数人的所有物。“我们祖国有四万万的同胞,有夸耀天下四千年的伟大历史,汉学又是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常常受列强的压迫,甚至一部分的兄弟亦送给人做个万世不能超生的奴才。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文化教育不能够普及一般民众,教育不普及皆在汉文字的难记。……中国的知识阶级,虽发起数次革命,改革政治,但是无暇顾及教育,所以国家仍然不见统一。”(32)黄朝琴:《续汉文改革论--倡设台湾白话文讲习会》,《台湾》第四年第二号,1923年2月。“自己有了教育,就不管别人,像这样见解的人,社会多一个,恶人便算多一个了。……不论何国的文字,切不可成为少数人的私有物。必须做一般民众的公用的物品。就说汉文吧,亦不是我们少数人的‘涩养料’。……一般民众,亦不可缺少这样保全精神生命的白米饭。……教育不普及人类不能幸福。”(33)黄朝琴:《汉文改革论》,《台湾》第四年第一号,1923年1月。

他主张快速推行白话文,让民众快速接受教育,提高民众素质,这样台湾和祖国就都有希望了。当祖国大陆推行白话文,黄朝琴看到了“一道光明”,祖国未来有望了。他说白话文“文字节,意思足”(34)黄朝琴:《汉文改革论》,《台湾》第四年第一号,1923年1月。,能于最少的时间,学得最多数有用的学问。扫除秋水轩式的教育障碍,学问进益快。“古人有说,村里不必出圣人,若无愚人,天下就没有不成的事。……民众教育普及了,素质提高了,再图其他的事,是没有不成了的。”(35)黄朝琴:《汉文改革论》,《台湾》第四年第一号,1923年1月。这些言论,充分体现了他的民众史观。要想台湾和祖国未来“成事”,须要依靠民众教育的普及和素质的提高。

(四)自信的中华文化传承和民族身份认同

黄朝琴多次用“没意思”“世界不共通”来形容日语,虽然他精通日语,不得已作为日本的国民,但从来不认为日语、日本文化是台湾人应该继承的文化。他认为只有汉文、汉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才是奇迹,才是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台湾人应当继承的。他盘点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其中之一。他感叹中国国家诞生不仅远远早于日本,早在公元前就把可以匹敌于整个欧洲面积的领土统一于一个主权之下,这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奇迹。在“全盘西化论”中,他冷静地指出中国不适合像日本一样引进西洋文化,因为我们自身就有西洋无法超越的特有文化,有远远比欧洲更发达的社会制度。他对自己祖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自豪感。他指出日本引进西欧文明能够一跃成为一等国,不过是固有文化贫瘠、国土狭窄、国民少,人心容易一致而已。中国国家虽然乱了,但社会、资源等依然存在。他说欧洲大战证明了过于相信“武力万能、科学万能”终是一场梦。而中华民族提倡的热爱和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阔胸襟才是值得自豪的。他对日本人故意误称中华民国国号为“支那”,无视中华民国五色国旗等感到愤怒。他批判:“总之,日本人是只重视空名的岛国民族,到底和那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英国人不能相提并论。”(36)黄朝琴:《有关中华民国》,《台湾》第四年第七号,1923年7月。他怒斥欧洲列强对中华民族施加的种种压迫,呼吁列强早日废除惯用的恶劣手段。他深信汉民族只要团结起来,结束目前的内乱、重整国政、对外开放,将会更加进步。当台湾面临着被殖民当局取消汉语危机的时候,黄朝琴毅然站出来批判台湾殖民当局,并呼吁、警醒台湾民众。他在《汉文改革论》中指出:汉文是台湾一般民众不可缺少、保全精神生命的“白米饭”。他呼吁台湾殖民当局,学校教育里要保存汉文(白话文)作为必修课,并尊重台湾人的语言习惯。他呼吁懂汉语的台湾有志之士,利用夜间闲暇时间,开设白话文讲习所,对不识丁的同胞进行汉文白话文指导,避免常常做那不知生死的愚民。在民族身份认同上,他更是毫不犹豫地时常提到“我们中国”“我们本家的中国”“我们祖国有四万万的同胞”“汉学是我们的祖宗发明的”“我们台湾的同胞,亦是汉民族的子孙,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性”“教育不普及皆在汉文字的难记。……于台湾三百万同胞,同文同种的兄弟,自然亦有共通的利害”。(37)黄朝琴:《汉文改革论》,《台湾》第四年第一号,1923年1月。他和他同时代先驱把坚定的中华文化自信和民族身份认同,根植于台湾民众的心里,弱化了日本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

四、结语

黄朝琴是我国台湾近代抗日先驱之一,他在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启迪下,积极参加海外留学生爱国运动,为台湾乃至祖国大陆的生死存亡奔走呐喊。他害怕台湾的民众在日本人的糖衣炮弹下被同化,不断发出警醒,并提倡在台湾民众中普及白话文,才能使台湾民众受到真正的教育,才能改变台湾的命运。他对祖国文化拥有高度的自信和自豪,并指出台湾民众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他的早期反帝反殖民思想是积极的,值得后代子孙学习。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3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16日, 第1版。就算在祖国满目疮痍、山河破碎,被迫与祖国分离的时候,黄朝琴先生和其他台湾的青年志士以这几千年灿烂文化的自信、自豪之心,不懈奋斗,迎来了台湾光复。而今天,一部分“台独”分子为了谋求一己私利,改写历史,企图“去中国化”,欲割断台湾祖辈的“中国根”,把台湾民众带入“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危险境地。我们年轻一代应当把以黄朝琴为代表的这些先辈作为楷模,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不懈奋斗,才能创造新的辉煌,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贡献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