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问题域与当代性
——《资本论》政治哲学阐释的三条路径

□ 高广旭

自《资本论》诞生以来人们便从不同视角给予不同阐释,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论》的理论史可以说就是它的阐释史。近年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资本论》和借助《资本论》思想资源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成为学界关注的一种阐释和激活《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理论路径。如果说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的主题,那么这一主题在《资本论》中获得了最深入和最完整的叙述。《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之所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就在于政治哲学视角的引入为拓展《资本论》人类解放主题的阐释路径提供了契机。为此,本文从思想史、问题域和当代性三个角度,围绕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形态的“古今之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课题三个方面,尝试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阐释路径做一种总体考察,以期推进《资本论》的政治哲学研究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供学界探讨。

一、思想史路径:在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谱系中续写《资本论》

深入阐释《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首先需要在古今政治哲学的思想史逻辑演进中明确《资本论》与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谱系的关系。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对《资本论》做一种政治哲学的阐释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一般而言,西方政治哲学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政治哲学、近代政治哲学和当代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关注什么是好的或正义的城邦生活。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城邦必须符合正义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实现正义的城邦需要考虑城邦的经济生活、伦理习俗和公民教育。近代政治哲学关注什么是好的或合理的国家。霍布斯和洛克认为好的国家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的规避和对自然权利的守护,是一种“社会契约”或“权宜之计”,卢梭和康德认为好的国家是符合公意和公共理性的“道德共同体”。当代政治哲学关注什么是好的制度,罗尔斯认为好的制度是公平正义的制度,能够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诺奇克认为好的制度在于维持国家权力的最低限度和保证个人自由的至上性。

纵观西方政治哲学的三个阶段,虽然它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存在差异,但都是从政治理性主义的角度强调好的政治制度必须通过理性反思的方式获得哲学奠基。换言之,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坚持的一个共同信念是,政治哲学的任务在于反思和建构关于理想政治生活的哲学基础。哲学家们对于这个哲学基础的理解不同,有的从理念出发,有的从德性出发,有的从人性出发,有的从权利出发,等等,然而他们大都认为通过理性的反思和建构可以获得对于这个基础的认识,也可以为人类理想政治生活奠基。那么,《资本论》在这个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处于什么位置?如果把视角局限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上述理论目标和思维逻辑中,《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资本论》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资本论》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好的城邦、好的国家或好的政治制度,它也不以为这种好的城邦、好的国家和好的政治制度寻求哲学奠基为理论目标。一般认为,《资本论》关注的问题是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工人们何以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被剥削和再剥削,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以及这种规律中的人的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10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似乎无法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获得自身的理论位置,而且是与其没有思想交集的非政治哲学著作。

既然《资本论》无论是在关注的基本问题还是在解决问题的路径都与西方政治哲学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何以将《资本论》放到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去阐释其政治哲学意蕴呢?毋庸置疑,《资本论》的基本问题和话语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而不是政治哲学的,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根本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如果这样,那么它便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差别。《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道路,因而,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才是其最根本的思想主旨。正如科西克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一种关于资本理论,而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除了描述资本的社会运动的客观形态以及与此相符合的资本代理人的意识形式,除了追溯系统运行(包括它的动乱和危机)的客观规律,它还要研究将对这个系统实行革命性摧毁的主体的起源和形成过程。”[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真实意义。

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和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根本旨趣的《资本论》,虽然其直接关注的理论问题和话语形式不是政治哲学的,但是其根本的理论旨趣却是政治哲学的。不仅如此,奠基于唯物史观的《资本论》是将对于人类政治生活本质和现代政治事务存在方式的认识诉诸经济生活和经济事务,从而在一种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中,实现对于人应该如何共同生活和怎样共同生活等政治哲学问题的追问和解答。简言之,《资本论》不是续写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叙事,而是引入了新的政治哲学主题以及思维方式。

因此,《资本论》不直接关注西方政治哲学的话题并不意味着《资本论》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没有思想交集,更不意味着《资本论》存在政治哲学的“空场”。恰恰相反,我们只有深入到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传统中,只有系统梳理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的理论发展谱系,才能为在当代阐释《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打开广阔的理论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回到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古今之变”语境,在对其理论主题和话语逻辑转变的自觉中,才能实现《资本论》与政治哲学的真实对话。进而,只有在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中,才能将《资本论》中的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主题和深入物质生活探讨政治生活本性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真实呈现出来。

具体而言,《资本论》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对话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关系的“古今之变”,另一个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对于作为善的或好的生活理解的“古今之变”。

关于第一个层面。众所周知,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语境下,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被视为一个整体。政治生活必须有经济生活的保障,经济生活也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在古典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本身就是政治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时期没有从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二者是统一的。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大的变化是经济生活或社会生活从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然而,政治生活看似获得了独立,但其也陷入缺乏道德德性支撑的“社会契约”和“权益之计”的抽象化或形式化的境地,原本隶属于政治生活的劳动和财产摆脱了政治束缚而成为经济生活的主题和个人之间共同生活的媒介。在此背景下,劳动和财产作为经济生活的核心要素生发出一种新的政治意义,即作为社会权力统治的工具或载体的意义。

对于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关系的这一“古今之变”,青年马克思既借助卢梭对于私有制起源的考察,认识到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逻辑背后的经济逻辑,同时也通过阅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了解到现代商业社会的兴起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对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关系“古今之变”的理论自觉,马克思并不致力于构建理想的民主政治国家,也不探索商业社会的经济学原理,而是通过批判继承黑格尔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及其开启的社会政治哲学路径,强调现代国家的诞生是传统政治生活解体的产物,揭示政治生活的逻辑以经济生活的逻辑表现出来这一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现实。正是在这一思想史语境下,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何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3]187

基于以上梳理,我们认为,当《资本论》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普遍形式和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时,它实际上就在一种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或社会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既自觉到西方政治哲学传统随着政治与经济关系变迁而发生的变革,又开创了将对于政治事务本质的反思沉入到物质生活关系之中的新致思路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这个路向做了明确总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因而,从政治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奠基的路向转变为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进而在政治的经济理解和经济的政治理解之间反思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本质,在政治价值与经济形式的张力中寻求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道路,马克思实现了对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内在超越。

关于第二个层面。如果说列奥·施特劳斯提出的“我们时代的危机,作为政治哲学危机的后果之一”[5]的论断,是从政治哲学“古今之变”的角度切中了现代性方案的本质。那么现代性方案的危机之所以可以溯源到政治哲学,正是因为古典政治哲学所秉持的好或善的价值在现代社会无法发挥效力,德性和正义这些在古典时代被视为至上的善,在现代社会被利益、财产、权利的善所取代。结果,人们不再以过一种德性的生活为最高的政治追求,而更在乎自身的财产是否得到保护,国家的公共权力是否逾越了个人自由的边界,进而,自由、平等和所有权成为现代人对于好或善的生活理解的价值基础。

在政治哲学价值标准的这一“古今之变”的语境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生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大的政治生活,政治价值标准的变化本质上是由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推动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无法再去渴望古希腊城邦时代共同体中的德性和正义,因为货币和资本已经成为世俗世界的神,维系人们交往的中介也不再是传统社会中血缘、信仰和伦理习俗,而是冰冷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关系。进而,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揭露“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政治哲学的任务是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和揭露“个人受抽象统治”这一现代社会最大的政治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不再诉诸追问和回答何谓好的城邦、好的国家和好的制度的《资本论》,主张回到对市民社会的现代形式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回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构中来实现好的社会共同体生活。《资本论》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重心的这一变革,既是对古今政治哲学价值变迁的理论自觉,更是对究竟何谓好的生活这一根本政治哲学问题的全新解答。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认为,续写《资本论》的政治哲学叙事和解读《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首先需要在开辟思想史阐释路径的意义上回到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与《资本论》的对话。这条路径的开辟无论是对于回应《资本论》的政治哲学“空场”的质疑、对于重审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古今之变”,还是对于拓展《资本论》语境中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路径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二、问题域路径: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阐释《资本论》

如果说思想史路径主要是从“纵向”上界定《资本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位置,从“外部”阐释《资本论》的政治哲学革命,那么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域”出发解读《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则构成了一条“横向”的或“内部”的阐释路径。

正如前文所言,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构成把握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及其理论谱系的一条线索。如果说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统一在古典政治哲学视域中还是一个“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那么到了近代政治哲学这里,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则构成了一个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虽然哲学家们大都认识到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与现代政治生活方式的诞生有着内在联系,然而,对于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近代政治哲学家们却大都选择将二者割裂开来加以考察,即要么将研究重心放在政治上,要么将研究重心放在经济上。前者产生了以重新理解人的自然状态和自由意志为基础,以追问人与人的关系为旨趣的社会契约论传统;后者产生了以关注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诞生为论域,以求解物与物的关系为旨趣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

与近代政治哲学这两大传统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现代人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存在方式的把握,既不像一个德国人(即黑格尔)那样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观念”与“观念”的关系,也不像一个英国人(即李嘉图)那样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帽子”与“帽子”的关系[6]216,而是关注现实物质生活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所隐含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将对于人与人的政治关系的考察诉诸对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考察,由此自觉提出和反思了作为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中重新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政治哲学的问题提了出来,《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研究全新的“问题域”。

在对于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的反思中,《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蕴含着在政治与经济的张力中把握现代政治生活本质,以及实现人类理想政治生活目标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如果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类解放主题与政治哲学追求人类美好生活的政治制度基础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正是在对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作为现代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自觉中,《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既没有陷入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理性主义建构路径,即对“完美的政治”和“一式政治”的追求[7],也没有局限于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经验主义分析路径,即对社会财富来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而是将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事务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考察纳入到社会生活的总体中,在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不仅实现了对于政治哲学理论初心的继承,而且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和解释原则。这种理论范式和解释原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中开启把握现代政治生活本质的致思路径。《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生活本质的透视不是直接的,而是透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本质的把握,揭示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困境以及掩盖这种困境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强调的,以交换价值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蕴含着对于现代人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塑造,但是如果认为可以停留在货币的交换价值所构建的自由平等状态,那只是如蒲鲁东一般的“愚蠢”社会主义者的妄想。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货币一定会发展为资本,劳动一定会变成货币购买的对象即劳动力或雇佣劳动,而这时,“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8]202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再次强调了,所谓商品流通领域中通过货币交换关系构建起来的自由、平等和所有权,只是一种天赋人权的“伊甸园”的幻想,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一定会由于物与物的经济关系的价值形式塑造而变成奴役与被奴役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在这里,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幻象必然破灭,取而代之的则是:“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205

可见,《资本论》在对于政治与经济“关系”辩证关系的理论自觉中把握现代政治生活本质的政治哲学致思路径首先是批判性的。它不仅从一种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既相互一致又相互矛盾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媾和与冲突并存的本质,而且通过揭示经济生产关系中的劳资关系矛盾以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进一步揭露了为这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做辩护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本质,进而,通过这种批判,让现代劳动者以及现代人消除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观念的幻想,直面阻碍真正属人的政治生活实现的残酷社会现实。

其二,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中构建一种回答何谓政治生活和如何政治地生活的新范式。尽管《资本论》引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经济以及二者关系的大量论述,近代政治哲学的话语如自由、平等、所有权、正义等也被马克思多次提及,然而,需要强调是,《资本论》对于政治生活本质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和近代政治哲学有着根本区别。对于马克思而言,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中理解何谓政治生活和如何政治地生活,就其根本而言,并不是为了过一种好的城邦生活和做一个好的国家的公民,而是去追问一种超越了城邦、国家为政治中介的好的社会生活何以可能。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明确指出,真正的政治生活是一种超越了以政治实体为中介的社会生活或类生活,“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189而这一思想经由成熟的唯物史观的奠基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发展为,通过重构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不仅去推翻这种生产方式所支撑的资本主义政治生活,而且去开启一种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迁的真正的政治生活或共同体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既超越了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只有部分自由民可以参与政治活动,奴隶和非自由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的局限,也超越了近代政治哲学将美好生活建立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元对立,人的美好生活异化为政治公民在政治国家中变成抽象的政治符号,以及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在物质利益交往中变成“异己力量的玩物”。《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所指向的“自由王国”不是只属于贵族和寡头,也不是属于被抽象地塑造为国家公民的资产阶级政治人格,而是在自主性活动中确立自身的自由个性和共同体交往方式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由此,《资本论》的政治哲学透过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视角,所要实现的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及其结构本身的根本超越,是对于一种内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共同体生活的全新设想。这种超越和设想既是对于西方政治哲学“问题域”的转变,更是一种关于政治生活中人和人的政治生活的解释原则和研究范式的崭新构建。

其三,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和历史性。《资本论》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为问题自觉地提了出来,不仅在重新理解政治生活本质的意义上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在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实践和开启全新政治文明道路的意义上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9]。显然,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是,追问和探讨一种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问题,不可能脱离其经济环境。因为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公平正义,它本质上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可能的权利。这种抽象的可能的权利不仅无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现,反而变成了独立于现实生活之外并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伪善的法权和道德。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生产方式构成了促进政治生活中公平正义的基础和前提,或者说,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与政治价值无关的事实,它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公平正义的向度。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在对于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自觉中将公平正义理解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这不仅克服了西方政治哲学将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相割裂而抽象追问分配正义的局限,而且当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本身的实践性和历史性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公平正义向度时,也就将实践性和历史性原则融入到政治哲学研究范式之中,而这一融入所具有的理论效应在于,它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探讨《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开辟了新的思想空间。

综上所述,《资本论》超越了近代政治哲学单纯从政治的或经济的角度把握现代政治生活本质的局限,在以“关系”视角重提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上,将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心落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上。由此,《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既实现了对以往政治哲学特别是近代政治哲学“问题域”的重新定义,更在解释原则和研究范式的意义上开辟了政治哲学新的致思路向,为政治哲学寻求美好生活的理论初心开显出更多的可能性,而这也为我们激活《资本论》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续写《资本论》的政治哲学叙事打开了新的视域。

三、当代性路径:在中国政治哲学话语建构中激活《资本论》

《资本论》政治哲学的当代阐释需要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当代建构结合起来,在“两个结合”背景下深入阐释《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对于构建当代中国自主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走出的一条不同于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式政治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深入阐释《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以《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将为在新时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0]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摒弃和超越。这一摒弃和超越既是将现代化的普遍逻辑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创新,也是重新理解现代性本质以及现代人追求的“更好社会制度”的政治哲学理念创新。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创新,构成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视角,也构成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语境下,激活《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书写《资本论》政治哲学叙事的当代篇章的重要路径。

在中国政治哲学话语建构中激活《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其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交互阐释中,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一任务在一般意义上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内涵。

一方面,立足于《资本论》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政治哲学意蕴。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工具,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6]40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过去一切时代的根本变革,它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塑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现代性的本质规定。作为《资本论》的“入门读物”,《共产党宣言》的这一表述构成我们理解《资本论》现代性思想的一把钥匙。《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实际就是对这种生产方式所塑造的现代社会的全面考察,或者说,就是对于资本现代性的全面考察。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现代性批判是理解《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视角,也是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所蕴含政治哲学意义的重要切入点。

在以资本为生产的最终目的与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主导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必须不断变革才能适应资本扩张的本性。传统社会生活被剥去温情脉脉的“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关系”,一切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6]403,由此,资本现代性不仅推动了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信仰等各方面对传统社会的超越,而且酝酿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和实践困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既以资本现代性为中枢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发展,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酝酿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种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8]390-391可见,资本现代性的危机就其根本而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资本无法容纳自身所召唤出的庞大生产力的危机。《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就是剖析这种危机发生的内在结构与必然逻辑,揭示现代性危机的克服不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立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既从实践层面实现了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根本变革,也从理论层面实现了从“资本”到“人民”的现代政治哲学理念的根本转变。中国式现代化以劳动资料的公有制、劳动产品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不仅体现了《资本论》所蕴含的“生产正义”和“劳动正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激活和发展,而且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政治文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实践创新。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重构资本的形态和存在方式,积极发展中国特色公有资本,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发展,不仅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合理运用资本发展社会生产的经济发展之路,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发展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两条道路又是一条道路,即以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之路。

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政治哲学理念创新,积极汲取《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来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恩格斯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1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科学的说明”,将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政治哲学理解诉之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与物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不仅批判性地揭示了资本逻辑塑造的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事实”与“价值”的内在矛盾,而且建设性地为现代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社会政治哲学道路,实现了对于现代社会的“更好社会制度”的崭新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理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建构中是激活《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切入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2]“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需要现实的体制机制保障,也需要相应的政治哲学的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的引导。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价值形式分析以及剩余价值分析,都指向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批判。马克思不仅揭露了基于权利逻辑的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虚假性和有限性,消解了现代政治哲学所缔造的分配正义神话,而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内容之间矛盾的“再现”,揭示了社会财富的资本形态的内在限度及其必然崩溃的内在逻辑[1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只有在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劳动作为社会劳动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才超越了商品交换这一中介形式,“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96-97而“简单明了”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意味着,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不再建立在对货币这一抽象物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才真正得以实现[8]107-108。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在共同体中生产和生活是人最为原初的政治存在方式,真正的政治生活是在消除了生产关系异化和劳动活动异化的社会共同体中才开启的。只有在这样一种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实现了以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的自由个性为目标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哲学所追求和定义的人类“美好生活”才会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实践对于社会财富的生产逻辑和分配逻辑的重构,对于“共同富裕”的物质生产关系前提的重置,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勾勒的政治理想的生动实践。

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所勾勒的政治理想虽然有着人类性意义,但是就其诞生的理论土壤而言,它深深植根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因而,如何将《资本论》政治哲学的崇高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说中国话,构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语境下阐释《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另一理论任务。只有回到中华传统优秀政治文化中的伦理政治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才能获得更“接地气”的思想资源。

毋庸置疑,无论是在时空意义上还是在话语表述方式的意义上,马克思与孔子、《资本论》与《论语》的对话注定是困难的。然而,当我们从二者共同指向的现代政治批判的问题域出发,从二者共同追求的社会伦理共同体的政治理想着眼,那么二者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精神会通正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直面的理论语境和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诚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成一种‘实践能力的明证’,已经在事实上实现并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会通。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马克思主义决不可能绕开中国本土文化而能够在中国扎根、开花和结果。”[14]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必须将阐释《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二者的精神对话和理念融通。

综上所述,《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是一项充满理论挑战但富有重大意义的课题。推进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既需要在“纵向”上通过梳理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谱系,界定《资本论》在政治哲学传统中的位置,也需要在“横向”上立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的理论自觉,阐释《资本论》政治哲学的思想特质,更需要在“纵向”和“横向”相交叉的当今时代的“坐标系”中,以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为指引,激活《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思想史”“问题域”和“当代性”是《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当代阐释需要关注的三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