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衔接研究的新里程
——《汉语的衔接》读后

杨增宏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手头拿到曹德和先生新书《汉语的衔接》（以下简称《衔接》），心中十分惊喜，因为过去曾有段时间笔者研究过语篇词汇、指称、结构等衔接，从当时能接触到的衔接专著看，几乎清一色是英语界语言学同行大作，这些专著中间或有论述汉语的衔接，但也多为用汉语验证舶来理论的正确性，或研究对象虽为汉语但内核仍是人家的，跳来跳去始终没有跳出别人的手掌心，《衔接》的出版算是弥补了这一缺憾，转向了衔接研究的本土化，使汉语衔接研究进入了新里程。

一、《汉语的衔接》紧盯“新”字

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或填补研究空白，或使用新材料、新方法、新技术等，这些都属于学术创新的范围，面对前人丰富成果，尤其英语学界的成就壁垒，《衔接》没有套用英语研究的范式，而是在内容设计上避开老路，从“问题”出发，另辟蹊径，紧贴汉语实际，探求汉语衔接的蛛丝马迹，在汉语衔接源头梳理、问题拾遗和系统架构方面，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深，把“问题”讲明白，把“问题”说透彻，在“新”字上做文章。

（一）文脉传承的“新”

《衔接》作为“问题”式研究汉语衔接的专著，首先没有忘记“我从哪里来”这一问题，开篇以外国衔接研究为参照背景，着力发掘汉语衔接的科学研究起始，这一研究方法显然遵循索绪尔“语言的价值”标准，即“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1］作者通过历时与共时的汉语衔接研究发现，“黎锦熙和刘世儒合著的《汉语语法教材》第三编（以下简称‘《教材》第三编’）是汉语衔接科学研究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2］1是汉语衔接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系统之作和前卫之作，并重点阐释了其前卫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正确指出语言衔接遍及语篇各个层面；不仅注意到语调衔接同时注意到停延衔接；认为汉语衔接研究应当高度重视平行句式的地位；很早就从衔接角度对“话语标记”开展研究；很早就意识到超句体并不是仅靠“意合法”就可以构成；明确表示在超句体研究上应当坚持表里对勘原则。作者认为以上六点之所以体现了《教材》第三编的前卫性，主要因为其中有的观点当年是发前人所未发，有的观点即便放在今天仍不失启迪意义。《教材》第三篇的这些前卫性新发现，在汉语衔接研究史上以前从未有过如此清晰的系统认识与学术表述，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前卫性新发现成为作者撰写全书指导性思想的一部分，对《衔接》系统架构和研究内容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衔接》中汉语主语与汉语话题的关系、平行句式的衔接及其运用研究等章节，则是《教材》第三编研究内容的继续与突破，“穷源溯祖”做法不仅找到了汉语衔接的根，也赓续了汉语衔接的脉，为语言学研究本土化拓宽了思路，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二）拾遗补阙的“新”

《衔接》作为第一部以“汉语的衔接”命名的专著，在未翻开页码阅读前充满想象与期待，希望在衔接研究方面能有新的发现，因为当下在学术评价等诸多诱因影响下，一些学术专著越出越厚，但内容上似曾相识，未免有些重复劳动与没话找话之嫌，所以面对新书往往会下意识产生某种定势思维，即惊喜与顾虑交织，惊喜是希望能有新发现，补充新知识新理论，顾虑则担心花了大价钱在书橱空间紧张情况又买了本用处不大的书，所以面对大量问世的新书一般不敢抱太多奢求，以免期望又要踏空。在细读完《衔接》后，联系笔者在写作《汉语意识流语篇的语言学研究》时及后来所接触的系列衔接专著进行比较，如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 年版）和《新编语篇的衔接与连贯》（2018 年版）、张德禄与刘汝山的《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2019 年版）、郑贵友的《汉语篇章语言学》（2002年版）、徐赳赳《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2010 年版）、胡建锋《语篇的衔接与连贯》（2023 年版）等专著，发现这些专著多集中讨论话题衔接、指示性衔接、词语衔接、语篇推进模式等内容，而《衔接》竭力开辟新领地，发现新问题，扎根汉语实际，提出看法，揪出本质，始终以补阙为己任，在主题相同情况下拓展外延与丰富内涵，力避雷同。“且不说其中有些工作，如关于汉语衔接科学历史起点的探溯，关于汉语句序排列规律的概述，关于语音节奏衔接及其运用研究、关于汉字字形衔接的描写和论析，在汉语学术史上都是‘前无古人’；而除此以外的其他研究，即便‘前辈时贤论之夥矣’，本书总是力避炒冷饭，且都是从‘问题’出发，通过新视角的开辟、新方法的运用、新证据的发掘，以促进有关研究的拓宽与加深。”［2］19

（三）架构搭建的“新”

《衔接》作为系统研究汉语衔接的专著，共分十四章，除前二章和第五章研究汉语衔接历史钩沉与概念辨析外，其余章节的衔接研究主要涉及语法、语义、语音、语用、文字等内容。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十四章研究句序排列、主语与话题、语篇推进等语法要素的衔接；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研究显性衔接、同指与共轭、隐性衔接等语义要素的衔接；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研究押韵、谐音、节奏等语音要素的衔接；第十二章研究平行句式衔接涉及语用，第十三章研究字形衔接涉及文字。《衔接》紧扣语言要素及应用构建汉语衔接研究系统，这一系统架构没有沿袭西方语篇衔接与连贯的老路，而是从汉语语篇衔接实际出发，趟出了自己的路，反映了新时期汉语研究的思维转向与学术自信。因为长期以来，“现在国内流行的语篇理论和架构大都源自西方，多是介绍或将西语用例换上汉语，就算了结。其中虽也有学者从汉语角度深入研究语篇的连贯、接应，但整个框架依然是西方的。”［3］以胡壮麟的《新编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框架进行参照对比，胡氏专著主要以英语为案例，内容有及物性、指称性、结构、连接、词汇、主位与述位、语音、语境、语篇结构、多模态语篇等内容,［4］这些内容虽然同样涉及语法、语义、语音、语用等方面，但从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及其实际内容来看，《衔接》与它几乎不存在交集。后又检索到郑贵友《汉语篇章语言学》、徐赳赳《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等几本研究汉语语篇衔接与连贯专著，大多相近或相似胡氏关于语篇衔接与连贯研究内容，可见《衔接》直面汉语，摆脱英语衔接研究范式，在系统架构上突出了新意。

二、《汉语的衔接》把控“真”字

学术价值是学术追求的目标，不论是新课题还是老课题，总得整出点有用的东西，至少在学术界具有引领或参考意义，学术价值的背后是描写与阐释的科学合理，也是事物内在的真，追求真相是学界永远努力的方向。《衔接》有大量现象描写，更多为现象背后的理论阐释，二者极力求细求深，努力还原问题真相，抓住问题实质，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

（一）极致描写的“真”

《衔接》有不同衔接类型的描写，主要分布在第三章汉语句序排列规律、第六章显性衔接的类型及其表现、第十章汉语中的谐音类型以及谐音衔接和第十三章汉字字形衔接。“正确的分类是科学描述的初阶之一。下一步研究的正确性有赖于分类的正确性。”［5］为了保证分类正确，需要穷尽式语料支撑，再从海量语料中鉴别不同类型，这既要时间保证又要学术功底，勤勉求真，功底亦求真，才能保证分类科学。如第六章显性衔接中桥梁衔接，表现在语言上有十八种之多，包括补阙、例说、换言、析言、总言、释因、结果、条件、目的、近同、特提、转折、述实、退说、反言、差比、转题、附提等类别，这些分类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最多分类，它们需要梳理出所有包含不同显性词语的语料，否则就会残缺不全，这一过程背后的辛苦只有作者自知。再如第十章汉语中的谐音类型，《衔接》分为十六种：本体-谐体对应型和谐体-谐体对应型；构素同显型、构素同隐型和构素显隐型；构素同系型与构素异系型；构素同音同字型与构素同音异字型；构素整-零对应型与构素零-整对应型；构素单向延伸型与构素双向延伸型；构素叠合型与构素相继型；一底一面型、一底两型、一底多面型；有距相谐型与无距相谐型；语素相谐型、语词相谐型、语句相谐型、段落相谐型、篇章相谐型；自觉创造型与误解导致型；顺势而为型与曲意构造型；文化规约型与场合引发型；实用型与游戏型；口头型与书面型；独用型与兼用型。汉语同音字、近音字较多，谐音也极其复杂，这十六种谐音类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谐音特征，为全面认识谐音的真实面貌助力，这些谐音类型仅从名称上就可看出其背后的知识体系支撑，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估计也不可能如此完整。

（二）深度阐释的“真”

《衔接》从整本书来看偏重理论阐释，每一命题有常规的“什么”与“怎样”，重点是“原因”，曹先生视野开阔，中外理论随手拈来，除语言学科理论外，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等均深入涉及，尤其是哲理思考，有打破沙锅之毅力与决心，也“不为尊者讳”地展开讨论，对理不对人，理是对的，均拿来为我所用。全书十四章中，有十章主要以阐释为主，比如第二章“广义语篇观立论基础考察”，共有五小节，除引言与结束语外，其余三节小标题分别为：“狭义论者何以拒斥广义语篇观”“狭义论者的批评是否足以证伪”“广义论者为何始终坚守其看法”，仅从所用“考察”“拒斥”“证伪”“看法”等词语，就能够领悟章节的理论阐释性。《衔接》的阐释讲究方法与学理，如第四章“汉语主语与汉语话题的关系”，关于主语与话题这一老话题，作者并没有直接切入主题展开阐释，而是通过借鉴日语中的主语与话题有明确的形式标记，且已经形成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语形研究与语义研究双轨并进，互勘互证，比如在语形上将句子划分为无题句与有题句，在语义上将句子划分为现象句与判断句，将现象句与判断句作为研究主语与话题关系的抓手与支撑点。本章共引用日语、英语等语言文献17 次，引用中文参考文献35 次，仅涉及国内语言学者，以其文献出现先后顺序有沈园、邵敬敏、赵春利、陆丙甫、赵元任、吕叔湘、朱晓农、黄师哲、陆烁、潘海华、刘丹青、曹逢甫、朱德熙、石毓智、宋文辉、屈承熹、徐烈炯、贺锡敬、罗敬仁、董秀芳、邢福义、徐杰、宋柔等二十余人。总体来看，《衔接》对古今中外理论持为我所用的开放态度，没有姓“洋”姓“中”的狭隘，没有张家李家派系之争的顾虑，没有长幼有序的桎梏，以实事为依据，以学术为准绳，以钉钉子精神，汲取多方精华，广征博引，求深求精，把问题说清说透，接近事实真相，提出匹配汉语实际的解决方案，极力推动本土化理论建设。

（三）率直辩论的“真”

《衔接》有许多章节是在问题辩论中展开的，这些辩论并非作者喜欢争辩，而是研究过程中辩论才能全面认识把握问题的真相，对不同观点或难以苟同的观点，聪明的做法一般采取回避，或隐讳对象只言片语，而《衔接》不仅列出不同观点，而且采用脚注或尾注方式指名道姓，甚至文中列出对象大名，辨析关键激烈之处，能感受曹先生真挚的学术情感，表现在语言上似乎夹杂着火药味，显然作者执行了真理欲辩欲明的态度，问题辩论不是把对象作为批评的靶子，而是多维度解剖分析问题，为认识解决问题提供不同视角，从而剥离现象抓住本质。面对如此的学术率真，熟悉曹先生的同仁肯定会淡然一笑，不了解曹先生的人透过文章也会被其学术求真的人格精神打动，更不会有表面风平浪静内心波涛汹涌的“商榷”。《衔接》辩论中求真，在第五章“语篇学核心概念：‘衔接’与‘连贯’”中完美体现，作者在“引言”中列出了九位不同观点，在第二节“从常识认知看问题”的结尾处，作者写道：“科学研究需要尊重常识性认知。因为‘整个科学不过是日常思维的一种提炼’，‘从常识性倾向中提炼出共性原理，这是科学的普遍方法’。通过以上考察不难看出，认为衔接乃为衔接纽带伴随现象的观点，认为衔接和连贯乃为语义行为和语义表现的观点，认为只有语篇性才是连贯生成基础和必要条件的观点，皆有悖于常识认知。既然前述观点经不起常识检验，当与谁归不言自明。”［2］69在第三节“从学术思辨看问题”中，针对“衔接与连贯并无必然联系，事实上存在有此无彼和有彼无此现象”这一观点，曹先生也“不为亲者隐”，直言此论证明显存在两大硬伤：“硬伤之一为所举例子不可靠”“硬伤之二为其由此导出的结论缺乏学理根据”，从而“表明前述观点不足为训”。辩析如此硬气，皆深植于先生学术求索的无私、清白与情怀，继而感染打动着同样漫漫求知路上的同仁，传递着熊熊燃烧的学术圣火。

三、《汉语的衔接》唯求“实”字

学界前辈以人生经验告诉后来者，做学问要老老实实，有两种理解，一是对学术充满敬畏；二是学问要做得扎实。《衔接》亮点之一是干货满满，全书没有正确的废话与严谨的套话，挤去学术水分，精益求精，从全书架构到字斟句酌都是讲究品味，追求质量，不惜时间成本基础上，打开多元思路，既能梳理脉络发现问题，又能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形成美美与共的学术闭环。

（一）系列专题中求实

《衔接》内容以专题形式构成，共有十四个专题，每个专题构成一个章节，自成一篇体系完整内容，可以作为单篇期刊文章发表也毫无违和感，同时又是构成汉语衔接体系的模块，离合自如。语言学同行都清楚，学术专著中可以抽出来部分章节修改成期刊文章，但保证每一章节都能直接生成期刊文章确实不易，而《衔接》能够做到，足见专题生成过程中构思之巧妙，质量之上乘，融入了全书大系统，又满足了自身体系需要，当然这一过程也是极其漫长磨砺过程。专著立项于2011 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到2023 年7 月出版，先后经历了12个年头，真可谓十余年磨一剑，相对于洋洋洒洒且厚度可观的短平快专著，相对追热点赶潮流碎片化研究而“著作等身”时髦学者，这个书写得有些“呆傻气”，这种执拗的学术精神在当下少之又少。“板凳宁做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并非鼓励大家不追求效率，而是强调学问在于实，宁缺勿滥，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铁杵不成针绝不放手，这一硬杠到底的学术操守令人真心钦佩。曹先生有个写作习惯，有了一些看法，先写下来再慢慢改，写好的文章都要放一放，焐一焐，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打磨再打磨，删改再删改，不计时间与精力成本，不考虑单位时间内的数量产出，只看产品质量与成色，这一文章标准近乎苛刻，所以读曹先生文章别想着一目十行，旁征博引与深邃哲思需要消化不说，破中立新总能激起灵光，争辩中同与不同的并存张力值得玩味，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拔丁抽楔的决绝，真大先生是也。

（二）多元视角中求实

为了保证问题描写与阐释扎实，把问题说明白道清楚，走近问题真相，《衔接》针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以多元视角小心求证，从问题多维层面揭示其内在规律与价值。如第三章“汉语句序排列规律”中，作者从时间、逻辑、习惯、韵律、语境、超常表达等六种制约因素的维度探寻汉语句序排列规律，每种制约因素能够多点展开的则绝不大而化之，如对第三节“逻辑制约下的规律”，则又从先原因后结果、先条件后结论、先措施后目的、先轻后重、先顺后逆、先设定后否定、先陈述后阐发等要素确立七种类型，并进一步把这七种类型与不同复句建立对应关系，从复句角度层层细化加深对这七种类型的认识。除平面上多维度说清问题外，《衔接》大多采用描写加理论，不仅列出问题规律，还通过理据能够解释为什么，令问题更加全面得以认识，如第八章“隐性衔接类型描写兼理论探讨”、第九章“押韵衔接面面观”等内容，主要包括形式描写、功能验证和理据探讨。纵观《衔接》全书，基本上采用了“形式描写”加“理据探讨”方法，而落脚点在理据阐释上，所以阅读《衔接》不仅有描写宽度更有理论深度，如第八章第三节“隐性衔接理论探讨”中，讲到“含义支撑”型隐性衔接研究成绩不甚理想时，用到了索引语、索引引出语、会话含义、内部语言、所指、情景语境、音响印象、音义两面体、言语意义、语言意义等语言学术语，每一个术语都是信息量较大，有语言学理论支撑。如作者认为“许多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会话含义属于内部语言（internal language）范畴，作为内部语言之所指，其直接载体不是所谓‘情境语境’，而是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印象’（image acoustique）。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因为任何会话含义其实都是音义两面体，这就使得依附于索引引出语的会话含义，事实上很难成为索引语的直接所指。”

（三）多方验证中求实

《衔接》秉承“陈望道先生特别重视语料的搜集”［6］传统,在描写与阐释过程中举例经典丰富，既有文学话语，也有生活话语，所使用语料主要来自文学作品，还特地引进作家不同时间的修改文稿，以此观察文稿修改的话语前后变化及其蕴藏的道理，往往更具有说服力，正如朱德熙曾告诫学界同仁，语言研究必须以“靠得住的语料”［7］为基础，因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从中寻找出有价值的语言规律。如第七章“同指衔接与共轭衔接”中，为对两种不同的衔接有更为直观认识外，作者对两类衔接区分与对比进行了深入化考察，包括将零形回指衔接改为共轭衔接、将共轭衔接改为零形同指衔接、剔除穿插在同指衔接中的共轭衔接等内容，为区分与对比这两类衔接，作者选择了叶圣陶、郭沫若、郑振铎、曹禺、王志坚、方纪等名家作品话语作为案例，以他们作品的前后不同时期修改文稿话语为案例，强化了案例的真实性，从而验证了零形同指与共轭的异同。《衔接》在描写与阐释过程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会通过问卷调查来验证观点正确与否。如第九章“押韵衔接面面观”中，不同单韵式粘合力从强到弱的关系为：脚韵＞头韵＞腰韵＞头脚韵＞脚头韵＞其他，为验证此假设的正确性，在此章节后面添加了附件，通过“在近年来随见随录中发现的腰韵用例（总计59 例）”，检测民间韵语及文人韵语中均存在大量腰韵，用作者话说“本文有关押韵研究的所有结论，均建立在据此采集的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在审读本文结论之前，可首先审查本文语料采集标准以及语料样品。”［2］172为验证假设的正确性，作者还通过三个问卷开展押韵优劣、单韵连续统、复韵连续统的调查，数据统计结果符合预期，大大增加了结论的可靠性。

结 语

《汉语的衔接》经过十二个春秋的磨砺终于破茧而出，其间青灯黄卷，锱铢积累，探赜索隐，甘苦自知，曹德和先生始终以学术的虔诚认真刻写每一章节，通过文脉传承、拾遗补阙和架构搭建从而紧盯学术创新，通过极致描写、深度阐释和率真辩论从而走近学术真相，通过系列专题、多元视角和多方验证从而压实学术假设，强调了在架构中重点突显汉语语音衔接，在描写中努力锚定理据深度发掘，在方法中竭力验证观点支架可靠，全书学术情感真挚，文脉传承清晰，学术导向明显，拓宽了汉语衔接的学术视域，深化了汉语衔接的理论建设，推进了汉语衔接本土化进程，使汉语衔接研究进入了新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