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拾遗记》看先秦至魏晋时人的域外观念

赵 丽 云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拾遗记》，前秦王嘉撰，共10 卷，前9 卷按时间顺序叙述了上古伏羲至晋代的传说、神话、奇闻逸事，第10 卷记昆仑、蓬莱等名山，涉及诸多异域远国，从中可以看出先秦至魏晋时人的域外观念不仅包含传统的华夷观，也包含认可域外文明的观念。笔者即以《拾遗记》所载孝养国、卢扶国、泥离国、因祇国、扶娄国、浮提国、秖支国等域外国家为例，从先秦至魏晋时人对诸国孝文化、历法、耕织文化、幻术、学术、珍异等方面的记述探讨其域外文明的观念。

一、域外孝文化

《拾遗记》卷一、卷四分别记述了“孝养之国”“卢扶国”两个以孝行著称的异域远国，可见先秦至魏晋时人对域外国家孝文化的认可。其中，孝养之国在“冀州之西二万里”[1]500；卢扶国也距离中国遥远，“（燕昭王）八年，卢扶国来朝，渡河万里方至”[1]518。从服饰、长相上看，孝养国人与卢扶国人都有夷狄之嫌，如孝养国人“织茅为衣，即《尚书》‘岛夷卉服’之类也……其俗骁勇，能啮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钧，以爪画地，则洪泉涌流”[1]500。卢扶国人也“结草为衣，是谓卉服”[1]518。传统华夷观区分华、夷的主要标准是风俗文化，孝养国与卢扶国正是因其孝文化而被先秦至魏晋时人青眼相加。两国之人的孝行、孝道突出表现在丧葬习俗中，如孝养国人“死，葬之中野，百鸟衔土为坟，群兽为之掘穴，不封不树。有亲死者，克木为影，事之如生”[1]500。卢扶国人“死葬于野外，以香木灵草瘗掩其尸。闾里助送，号泣之音，动于林谷，河源为之流止，春木为之改色。居丧水浆不入于口，至死者骨为尘埃，然后乃食”[1]518。此外，两国之人都很长寿，如孝养国，“其俗人年三百岁”[1]500；卢扶国，“人皆寿三百岁”“至死不老”[1]518，表明时人在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也将这两个异域国度视为神仙之地。

在我国，丧葬文化是传统“五礼”中“凶礼”的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汉代起，丧葬文化几乎囊括了凶礼的所有内容，在礼乐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汉晋统治者皆以“孝”治天下，充分认识并发挥了丧葬文化的作用。汉代丧葬文化体现出“天人合一”“事死如生”“孝行纯至”等特点，深远影响了魏晋至清代的丧葬文化。古代中国人在丧葬习俗中对“孝”的恪守也成为宣扬“忠”“孝”等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巩固了封建等级制度，稳定了社会秩序[2]。而孝养国人与卢扶国人的葬礼就具有“天人合一”“事死如生”“孝行纯至”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孝养之国先后被黄帝、舜表彰为“孝养之乡”“孝让之国”[1]500，舜在接待孝养国使者时亦“特加宾礼，异于余戎狄也”[1]500。卢扶国也被大禹表彰为“无老纯孝之国”[1]518-519。

《拾遗记》对孝养国与卢扶国的记述，显然有神化、美化之处，但也包含着先秦至魏晋时人所获的域外远国信息。从其国名及被载入《拾遗记》的先后顺序来看，孝养国之名应来自意译，由当时中国人获知的此国孝养事迹而来；卢扶国之名可能源自音译，此国消息传播至中国的时间应晚于孝养国。从其服饰与所垒坟墓来看，孝养国与卢扶国还保留着其原始文化。但因两国人孝道孝行突出，符合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自然就会被古代中国人视为“自己人”而大加褒扬，甚或美化、神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先秦至魏晋时人认可域外存在文明的观念。

二、异域历法

《拾遗记》卷二记载泥离国及其历法：“（周）成王即政三年，有泥离之国来朝……考国之正朔，则序历与中国相符。王接以外宾礼也。”[1]505可见，泥离国有与中国相同的历法，因而被古代中国人视为同类、自己人。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历法的制定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尚书·尧典》记载尧任命羲氏、和氏，分布四方，推测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3]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先秦时期我国有六种历法：“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4]973除黄帝历，其他五种历法都流传了下来，都属阴历，或称阴阳合历。每年阴、阳年日相差十余天，要用闰月补上。夏历，可能年中置闰；殷历由年终置闰向年中置闰过渡；周历年终置闰，也出现置闰于三月的改革；《颛顼历》为年终置闰，一直实行到汉代[5]。汉武帝时改《颛顼历》为《太初历》，采用二十四节气，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使朔望晦弦比较准确，成为中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因而，对于历法水平已具有较高水平的古代中国人来说，与中国历法相同的国家，自然不能以夷狄视之，周成王自然要“接以外宾礼”。而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都是世界上历法发展最早的文明古国，古巴比伦与古埃及也都实行阴阳合历，以阴历的月配合阳历的年，再设置闰月。公元前432 年，雅典天文学家梅唐（Meton）发现了十九年七闰法，即西方天文学史上的“梅唐章”[6]27。对于《拾遗记》中的“泥离之国”指向何地，中外学者众说纷纭，或认为即埃及尼罗河之转音，或主张为印度拿拉镇（Nala）的转音，或谓缅甸伊勒瓦第河（Lrawadi）西岸奴莱（Norai）古国等[7]51，但无论泥离国究为何地，《拾遗记》中关于此国历法的记载应有所本，并非虚构。先秦至魏晋时期，中国人很可能隐约获知了西方古巴比伦、古埃及等国的历法消息，是以才有《拾遗记》泥离国“序历与中国相符”“王接以外宾礼”的记述，这表明在先秦至魏晋人心目中，泥离国就是可以与古代中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国度，而非夷狄。

三、异域耕织文化

古代中国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经济支柱，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农业发展，同时也关注纺织业，包括丝织业的发展。《拾遗记》卷二记载了“因祇之国”发达的丝织业、农业：

（周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国，去王都九万里，献女工一人。体貌轻洁，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摇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内于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来献，有云昆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也；有杂珠锦，文似贯珠佩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列灯烛也。幅皆广三尺。其国丈夫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地。又贡嘉禾，一茎盈车。故时俗四言诗曰：“力勤十顷，能致嘉颖。”[1]506

张星烺认为因祇国似指印度[8]。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育蚕术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入印度[9]。先秦至汉晋时期，中国丝绸是广受世界各地人们喜爱的物品，相关传说在西方广为流行，如公元1 世纪罗马学者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写道：“他们（赛里斯人）以其树木中出产的羊毛，而闻名遐迩。赛里斯人将树叶上生长出来的白色绒毛用水弄湿，然后加以梳理，于是就为我们的女人们提供了双重任务：先是将羊毛织成线，然后再将线织成匹。它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辛劳，而取回它则需要从地球的一端翻越到另一端：这就是一位罗马贵夫人身着透明薄纱展示其魅力时需要人们付出的一切。”[10]158普林尼所说的赛里斯指的是中国的北方，赛里斯人即中国人[10]12。显然，普林尼时代的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制作方法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且这种说法很长时间内都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

汉代中国的丝织业已比较发达，纺织技术高超，丝织品种类很多，如《西京杂记》记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11]1972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绢、纱、绮、锦等丝织品，色彩绚丽，有动物、云纹、卷草等多种花纹。马王堆汉墓发现的素纱褝衣，色彩鲜艳，纹饰绚丽，且极为轻薄，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中，五色缤纷、多姿多彩的锦是汉晋时期纺织水平的代表。三国时期，蜀地织锦业尤为繁荣，蜀锦驰名全国，远销海内外。而因祇国所献女工所着衣裙质地轻薄，所谓“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不能自止也”，与马王堆汉墓发现的素纱褝衣颇为类似。此国女工还“善织”，能够织成五彩斑斓的锦——“文锦”，所献锦缎也纹样众多，包括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列明锦等，且“幅皆广三尺”，与汉晋时期中国人制作的锦不相上下。当然，古代中国的丝织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印度的丝织业无法与中国相比。《拾遗记》作者对因祇国丝织品的赞誉应是对异域的美化，源于推己及人，或者误将己国出口至域外的丝织品当成其本土物品。但由此亦可知，在先秦至魏晋时人心目中因祇国的丝织业是足以与己国相媲美的，因祇国并非夷狄之地。

上引亦可知，因祇国女子善织，男子则“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地”，其国所种作物生长良好，硕果累累，所贡庄稼一茎所产的粮食能够装满一车，即“又贡嘉禾，一茎盈车”。这显然有夸大之处，但也表明当时中国人对因祇国农业发展水平的高度认可，因祇国在他们心目中属于理想国般的存在。西汉农业生产本已达较高水平，据估算，“（1）汉代一个农业劳动力垦田亩数是十四市亩多，一家农户占有耕地数字为二十九市亩弱。(2) 汉代粮食单产约在每市亩一四〇市斤左右。(3) 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每人每年四八〇市斤左右。(4) 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以粟计）二千市斤左右，一家约在四千市斤左右。剩余产品约占三分之一”[12]86。汉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颁布《轮台诏》，努力恢复农业生产，并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施行“代田法”，并推广使用“耦犁”与“三脚耧”等新式农具：“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4]1138-1139这与因祇国“一日锄十顷之地”“一茎盈车”的农业成就颇为近似。因此，因祇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应该也是汉人在自己国家农业成就基础的美化、夸大，源于推己及人，从一个方面表明时人视因祇国为文明之国，甚至理想国。

此外，《拾遗记》卷二还记载，周成王六年“燃丘之国献比翼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尖鼻，衣云霞之布，如今朝霞也”[1]506。此燃丘国使者“衣云霞之布”的记述，也说明当时中国人对燃丘国纺织水平的认可。张星烺认为从燃丘国使者的外貌特征来看，“或者即欧洲之白人也”[7]53。

四、异域幻术

幻术是古代希腊化地区共有的杂技魔术表演，流行于地中海附近及西亚南亚各国。《史记·大宛列传》载条枝“国善眩”[13]3163，条枝即为叙利亚王国[14]。汉武帝时，安息使者以“黎靬善眩人献于汉”[13]3173。黎靬，亦作黎轩，在《史记》和《汉书》中属于西域大国之一。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黎靬之名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音讹[15]，也有学者认为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期间在中亚、西亚和北非广大地区建立的诸多亚历山大里亚城之一[16]334-335。《魏略·西戎传》则记载“大秦”即罗马帝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17]860。印度也是一个魔术历史悠久、技艺发达的国家，佛经中常以幻师、幻法譬喻以说明人生的虚无，如《杂阿含经》卷十载：“譬如幻师、若幻师弟子，于四衢道头，幻作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有智明目士夫谛观思惟分别。谛观思惟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所以者何？以彼幻无坚实故。”[18]

《拾遗记》卷二记载了印度幻术：

（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中。缀金玉毛羽为衣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犀、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变为虎、兕，口中生人，备百戏之乐，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欻忽，衒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亡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候伎，则扶娄之音，讹替至今。[1]506-507扶娄国应是天竺诸国之一，“或即是婆栗阇国。古无轻唇音，‘扶’与‘婆’音近，这从‘扶娄’讹作‘婆侯’即可得知；而‘栗阇’的快读与‘娄’亦很接近”[19]30。扶娄国人“易形改服”“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变大变小、变为犬马之类都是幻术，即魔术表演。

《拾遗记》卷四还有一段关于印度幻术的记述：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及诸天神仙，巧丽特绝。人皆长五六分，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喷水为氛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氛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1]518

申毒国，即身毒国，亦即印度。这段文字也是当时中国人对印度幻术的记述，表演者应为印度东来的传教僧人，而“指端涌出浮屠的幻术，可能是印度僧人的常技。这应该是幻术中所谓的‘藏挟之术’，利用服装和其他机关藏掖物品，然而突然变出，让人产生无中生有凭空生成的错觉。而那些可以由小变大的青龙、白虎是折叠起来的，或者可伸缩的，随时可以拉长变大”[19]31。

对现代人来说，魔术是一种奇妙的表演艺术，世人皆知其虚幻。但对古人来说，幻术就是神迹，其功能与影响远非现代魔术所能比拟。魔术表演由此成为西域来华僧人传教的一种手段，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因此，对于受道教神仙思想影响的汉魏两晋人来说，能够展现“神怪欻忽，衒丽于时”“咒术衒惑，神怪无穷”幻术的域外国家也是近于神仙之地的存在，不可尽以夷狄视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时人承认域外文明的观念。

五、域外学术

《拾遗记》卷三记载了周灵王时期异域学者辅佐老子撰成《道德经》之事，突出体现了先秦至魏晋时人认可域外学术的观念：

浮提之国，献神通善书二人，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出肘间金壶四寸，上有五龙之检，封以青泥。壶中有黑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斗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经》，垂十万言。写以玉牒，编以金绳，贮以玉函。昼夜精勤，行劳神倦。及金壶汁尽，二人刳心沥血，以代墨焉。递钻脑骨取髓，代为膏烛。及髓血皆竭，探怀中玉管，中有丹药之屑，以涂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经成工毕，二人亦不知所往。[1]514

张星烺认为此浮提之国“即浮图国之转音。浮图即佛陀也”[7]100，此言甚是。况且，此浮提之国所献“神通善书”者“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显然有印度幻术表演的痕迹。

佛教初传中国之时，老子西行出关入胡为佛陀的传说广为流传，如《后汉书·襄楷传》载襄楷上汉桓帝疏中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20]1082《三国志·魏书》亦载：“《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17]859-860《南齐书·顾欢传》也载顾欢著《夷夏论》引道经曰：“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21]老子化胡说，宣传的是印度佛教源于中国本土道教，体现了传统华夷观的影响。而上引《拾遗记》所载浮提国之人“成篆隶科斗之字”“佐老子撰《道德经》，垂十万言”，后在老子的要求下，“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说老子所著《道德经》是在异域学者的帮助下完成的，与老子化胡说正相反。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不仅认可域外文明的存在，而且还认为域外文明程度极高，道教典籍《道德经》中就蕴涵着外来文化，异域学术文化粲然可观，与己国不相上下。

六、域外珍异

《拾遗记》中记述了诸多域外珍异物品，包括各种神奇的动物、植物、矿物等，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先秦至魏晋时人心目中异域实为珍异荟萃之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们认可域外文明的观念。如《拾遗记》卷一载：

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枭鸱逃于绝漠。有秖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1]499

“秖支”之国可能由“条支”（亦作“条枝”），即叙利亚王国演化而来。此国“重明之鸟”应是神化的鸵鸟。鸵鸟是世界上最高大的鸟类，古代分布于中亚、西亚、非洲地区，汉晋时人称之为“大鸟”“大雀”“安息雀”等，如《史记·大宛列传》载条枝“有大鸟，卵如瓮”[13]3163，《汉书·西域传》亦有同样记载。汉武帝曾在泰液池造石鸵鸟，“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曰：“立大鸟像也。”[4]1245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遣使献“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20]2918。安息即帕提亚帝国。《太平御览》载：“《广志》曰：安息大雀，雁身，蹄似槖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卵如瓮。”[22]鸵鸟的眼睛与青蛙的眼睛比较像，眼大而突出，有上、下眼睑，炯炯有神，《拾遗记》作者可能因此演绎出秖支国重明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的记述。而重明鸟“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的记述与鸵鸟的外形、叫声、能力也很类似。鸵鸟躯干粗短，胸骨扁平，有一对已退化的短翅膀，没有飞羽，不能飞翔，但奔跑能力极强，可腾空跳跃，冲刺速度很快，且其在迅速奔跑时要展开双翅，以起到维持身体平衡及加速的作用。鸵鸟的叫声响亮而重浊，堪比狮吼。在汉晋人眼中，鸵鸟属于凤凰之类的异域奇禽，其鸣叫声自然也如凤鸣，如东汉班昭所作《大雀赋》云：“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翔万异而来游。”[23]此外，鸵鸟面对来犯之敌，还会张开翅膀吓唬敌人，其粗壮的双腿更是防卫武器，甚至可以致狮、豹之类猛兽于死地，这与《拾遗记》中“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的记述正好可相互参看。

可以说，《拾遗记》中对于秖支国重明鸟的描述是对异域鸵鸟的美化乃至神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晋人认可域外文明的观念。此类记载在《拾遗记》中比比皆是，如《拾遗记》卷二载周成王四年“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至于京师。育于灵禽之苑，饮以琼浆，饴以云实，二物皆出上元仙。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文彩未彪发；及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之后，文彩炳耀。中国飞走之类，不复喧鸣，咸服神禽之远至也”[1]505-506。由此亦可知，域外动植物往往被当做祥瑞携至中国。

《拾遗记》中包含着先秦至魏晋人认可异域孝文化、历法、耕织文化、幻术、学术等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的因素，总体上体现了当时人们承认存在域外文明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是在中外交通交流的背景下形成的。据研究，史前时期，中外文化就有互传的迹象[24]。西汉武帝时期，随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陆上丝路全线贯通，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得以全线开通[25]，汉人由此获得了大量异域远国的信息。东汉时期，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多年，确保了陆上丝路的贯通。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而甘英最终抵达“条支”①。甘英西使虽未到达大秦，但扩展了汉人对西方极远地区的认知，并增强了东汉与异域远国的联系，如《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甘英西使之后，“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20]2910。《后汉书·西域传》还记载了罗马帝国与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交往：“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20]2920虽然学者大多认为这些大秦使者是罗马商人冒充的，“但这件事说明，罗马人在掌握了印度洋航路以后，终于通过南海航道，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16]363。魏晋时期，中国与域外诸国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动乱，陆上丝绸之路呈衰落趋势，但前秦及河西走廊上的“五凉”割据政权凭其地理优势，仍继续保持与西域的往来，在中西交通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6]。三国时期，罗马商人曾到达江东地区，《梁书·诸夷传》记载了黄武五年（226）孙权接见大秦商人秦论之事[27]。西晋武帝太康年间，大秦王也曾“遣使贡献”[28]，表明中国和罗马帝国仍有直接交往。总之，正是在中外比较频繁的交往交流中，先秦至魏晋时期的中国人对于异域远国的了解不断增多，并逐渐形成了认可天下存在其他文明国度的观念，丰富了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内涵，《拾遗记》中的相关记述即可略见一斑。

注释：

① 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918 页。此外，据考证，此“条支”非叙利亚王国，而在今波斯湾地区，参见张绪山《整体历史视野中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的几个典例》（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第2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