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光环”的消解
——现代大学作家笔下的大学教师形象研究

于 萌

（中国民航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266075）

随着大学教育的发展，民国时期一批有作家背景的知识分子进入大学，创作了一批直接表现大学生活的小说，并以反讽的笔法塑造了大学教师的形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从正面褒扬大学教师，如杨振声《他是一个怪人》、靳以《生存》、许杰《诱惑》等刻画大学教师安贫乐道、坚守正义的作品数量非常少，大部分作品聚焦负面的大学教师形象，如鲁迅、庐隐、陶晶孙、老舍、叶圣陶、沈从文、废名、靳以、王西彦、陈翔鹤、李青崖、方敬、钱钟书等一批曾执教大学的作家都从批判的角度塑造过大学教师。

拥有大学教师兼现代作家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却对大学教师群体极尽嘲讽之能事，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叶圣陶任教武汉大学时，在致友人的信中推心置腹地说：“大学殆是一骗局，师生互骗，学校与社会互骗……弟以作小说人之眼光观种种现状，颇得佳趣。若连续任教师三年，当能作一小说，以大学为对象，令教育专家爽然自失也。即弟自己亦骗局中之一员。弟何所知乎?而人以为有所知，同业与我商谈，学生就我问业。当斯时也，亦复俨然自以为有所知，正颜庄语，‘像煞有介事’。另一个‘我’在旁，不禁窃笑。”[1]“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2]“一旁窃笑”的“我”是如何表现“正颜庄语”的“我”，以及他们为何以讽刺的笔法批判大学教师群体，这其中又存在哪些特点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负面的刻写：德才俱失的“大学教师”形象

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者应成为社会的榜样、真理的献身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先进，“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3]。这同样是社会和民众对大学教师这批精英知识分子的想象，然而在曾担任过大学教职的现代作家笔下，我们恰恰看到了一批智识浅陋、道德陵夷、丧失了崇高理想的大学教师形象。

首先，拥有大学执教经历的现代作家（以下简称大学作家）将讽刺的笔触指向了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大学教员。在他们描绘的大学校园中充斥着学养不足、业务水平低下的滥竽充数者。鲁迅是最早描写大学生活的现代作家之一，他的《高老夫子》《端午节》等小说，对所谓学者名流却毫无真才实学的现象作了辛辣的嘲讽。高老夫子因为鼓吹国故而登上贤良女校的讲坛，实际上却是个腹内空空、不学无术的投机骗子。王西彦在《兽宴》中生动地塑造了一批大后方的教师，他们水平低下，只把教书当作副业，而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喝酒、唱戏、“吃方条子糕”上。学识不足在一些拥有留洋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上也屡见不鲜。沈从文《道德与智慧》里留学欧美的教授除了懂得“一样专门学问”[4]，其余什么都不会。靳以在其多部小说中都对此现象做过辛辣的讽刺，如《残阳》中的文学教授在课堂上连一首完整的雪莱诗都背不下来；《人间人》中的留美教授刘文涵，在牛津旁听只带回了两样东西——抽烟斗和“牛津音”。《教授》中的重生虽然留过洋，却没有下功夫学习，以致上课时在学生的嘲笑中脸色发白如临大敌，课下也因解答不了学生的种种提问只能满脸堆笑求学生不要刨根问底。

其次，大学作家笔下的大学教师根本没有崇高的教育理想和责任意识。《牧人》中毫无同情心的教育家杨礼彬、《到上海去谋职》中敷衍学生的新教师都是典型的代表。叶圣陶的《席间》通过一场欢送宴，将一群大学教员的丑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这批人心中，大学的意义不是为国家造就人才，而是维持教员的生活，他们应对大学欠薪的办法就是“拿六折的薪水，教六折的功课”，不编讲义，糊弄学生，对教育事业极为冷漠。在面对学生“请编点儿讲义吧”的请求时，教授子衡居然说：“我是一块二角半一点钟，每课不缺席，也就天地良心了，你们还要要求讲义么？”学生听得目瞪口呆。大学教师的师道尊严也在对学生的冷酷敷衍中丧失殆尽。

再次，大学作家笔下的大学教授道德沦丧。大学作家刻画了一批混迹于高等学府中间虚伪庸俗、重利轻义、人性堕落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将他们的伪君子、假道学以及灵魂中的污垢和阴暗面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靳以《俘》中的教授，勾引女学生明目张胆地谈起师生恋。陈翔鹤创作的《傅校长》表面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实际上包养情人，挪用公款。《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模仿西方大学的导师制，却在一帮道貌岸然的教授手里变成“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的制度，西方现代思想在与传统腐朽势力的碰撞中被扭曲成别有用心之人欺世盗名的工具。在他们高级学历和新式思想掩盖下的是虚伪的灵魂。老舍在《牺牲》中塑造的大学教授毛博士，其人性的病态已经到了让人不堪卒读的地步，除了金钱、洋服、女人、结婚、美国电影，对其他都不关心。这批本应是社会最高级道德承载者的人已经极为市侩化，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前途。《人间人》中的教授刘文涵，最上心的事就是校长夫人生日送什么礼，对于全国水灾没有一点同情之心，只是担忧大水冲毁铁路，赶不上祝寿。还有一些大学教师以升官发财为最终目的，如李青崖《工具》中参与议员竞选的大学校长洪孤博士、《兽宴》中只求升官发财的大学教授华大容等，他们像奸商一样唯利是图，将学历视作资本，一旦有机会就想方设法索取回报。对此靳以犀利地讽刺大学教师“正如同一个善于经营的商人，已经化去了相当的数目，造成了自己的身分，现在是等着利润的归返”[5]。

最后，大学作家笔下的大学教师骨子里的虚弱不堪，无法克服生命中的困境，最终妥协以至丧失崇高的理想。庐隐《秦教授的失败》描写留洋归国的秦元素抱着改革社会的梦想担任大学教授，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激励了一批青年学子站起来反抗父权，但他自己却在父亲的斥责和泪水中不断妥协，轻易地同意了包办婚姻。在《病人》中，郝立明是一位曾留学英法的欧洲史研究专家，他认为自己沾染了都市病，希望在乡下接受疗救，于是坚持从上海到内地乡下教书。但他傲慢、极富优越感又讲究生活享受，开始的新奇过了之后，在妻子不满和孩子生病的情况下，郝教授还是妥协了，从那个叫嚷着知识分子应该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的斗士，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说着“一切都听凭她做母亲的作主张”[6]的失败者。沈从文《八骏图》中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的达士先生，最后竟也无法克制被“海”和“黄花”吸引的欲望，暂时抛弃了深爱的未婚妻。《围城》中的方鸿渐在一群欺世盗名的教授中间，还保有一丝人的尊严与良知，他不屑与这群无耻之徒为伍，却又意志薄弱无力摆脱，最终在一步步的妥协中坠入悲剧的深渊。将大学教师从极富理想到沉沦萎靡的转变展现得最细致的是叶圣陶《英文教授》。该小说描写了哈佛大学哲学硕士董无垢，从热血青年转变为麻木懦弱的“老鼠”的故事。董无垢刚归国时，充满了抱负与希望，处处透露着生命的朝气，但从他妥协娶了一位毫无活力的女人开始，他骨子里的软弱开始快速苏醒，在亲眼看到了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们血肉模糊的尸体之后，他彻底被大革命的屠杀吓破了胆，再也不敢抗议，悲观失望却无力改变的他最终皈依佛教，靠烧香拜佛麻痹懦弱的灵魂，最后“蜷伏在大学的一个角落里象地板底下的老鼠”。这些激烈或者谦恭的知识分子，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骨子里都是虚弱不堪的。在强大的社会现实、亲人的泪水、敌人的炮火以及个人的幸福面前，他们不断妥协，一步步丧失了曾有过的崇高而神圣的理想，丧失了伟大生命应具有的光彩。面对腐旧陈败的现实，战乱流离的家国，他们留下的只是一声如秋天落叶般微小又毫无意义的叹息。

二、为何批判：时代产物与个人体验

作为典型的精英知识分子，大学作家在描写学者名流时，多采取丑化甚至污名化的方式，聚焦于负面的大学教师形象。这类讽刺基调的作品持续了整个现代文学30 年。同为大学教师，现代作家之所以对高级知识分子给予讽刺和批判，既有共同的背景，也与作家独特的个体经验有关。下面从思想根源、现实背景和作家自身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

（一）民粹思潮的影响

晚清以来，伴随着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民粹主义也随众多文化思潮涌入中国社会，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民粹主义的概念复杂，有着多面性和易变性，但有一点比较统一，那就是民粹主义有反知识分子的倾向。20 世纪第一个十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强调推翻贵族文学，创立平民文学。伴随着民粹主义的广泛传播，19 世纪20年代形成的“劳工神圣”观念深入人心，随后左翼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使得文学创作者对底层民众给予深切的同情，而将批判的矛头普遍对准社会上层，如靳以崇拜人民群众中存在的巨大智慧和力量，而对教授名流充满了“怨念”和反感，在感情上并不认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在他眼中：“一贯看不起教授……别人用生命来从事创作，他们却靠别人的创作来吃饭，把自己养得好好地，过着优越的生活。”[7]文学作为反映时代思潮、折射社会情绪的载体，其中必然浸润着人们的思想和态度。民粹主义的传播，平民文学的推广，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民众以一种自带光环的方式进入现代作家的视野。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作为民众对立面的精英知识分子成为被贬斥的一方，就不难理解了。

（二）现实大学的黑暗和学人的鄙陋

现代作家对大学教师的批判是有现实依据的。鲁迅认为民国的教育界并不清高[8]，老舍写过一篇记录学校日常生活的散文，名曰《真正的学校日刊》，其中写到主任给校长夫人送礼，教师在课堂上相互诋骂等不良现象[9]。很多作家在撰写小说时直接对这些现象进行艺术加工，继而展开批判。叶圣陶在小说中对当时大学的现状做过赤裸裸地揭露：“你不要把大学看做怎样庄严怎样了不起的所在；一个大学就是一个大世界。甲教授在A 一讲堂讲他的那一套，乙教授在B 三讲堂讲他的那一套；这和人人笑在三楼表演口技，王美玉在二楼唱文明新戏情形相同。”[10]叶圣陶描写的绝不是个别情况，在《围城》中，钱钟书让方鸿渐了解“中国战时高等教育是怎么一回事”的同时，也同样让读者了解了其中不可告人的秘密。所有崇高的理想、节操，以及精深的科学和脱俗的艺术，这些大学和学人应该具备的特质在《围城》中全部被消解殆尽，剩下的只是丑陋污秽和欺世盗名。大学生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大学如此，置身其中的大学教师也存在学识不足、品德低下的状况。曾在武汉大学执教的朱东润在自传中介绍过多位教授，其中一位“罗教授”开始时因为著名学者的身份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听课，但因没有真才实学，以至“窗台上的学生不来了，门框边的学生不来了，甚至教室内的学生也不一定来”[11]176。19 世纪30 年代，曾有青年在报上作打油诗《献给X 博士》调侃教授：“闻公之名惊天动地，当公之来欢天喜地，听公之讲昏天黑地，愿公之去谢天谢地。”[12]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在推崇留洋博士、学者名流的民国学界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而这也体现在了小说作品中。大学作家笔下的大学教师形象很多是有现实原型的，如叶圣陶《英文教授》的原型是其好友的哥哥；老舍所写的毛博士极为丑陋夸张，但他明确地说过“《牺牲》里的人与事是千真万确的”[13]；靳以《俘》中已婚教授背着妻子利用带学生去杭州旅行的机会和女学生公然谈情说爱，并被好事同学拍下照片，与现实生活中徐悲鸿和女学生在杭州被拍下亲密照片如出一辙。

与中小学教师啼饥号寒地教书育人相比，当时的大学老师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坐拥优越的社会地位，因此整个社会对大学教师的学识和道德水平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对很多作家来说，大学是神圣的象牙塔，当他们进入大学执教，看到诸多问题甚至是令人不齿的现象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冲击，原来那些本应拥有精深学识和高尚道德的教授不过也只是“人间人”而已。叶圣陶曾说：“大学里的教授，学问为学生的先导，人格为学生的模式，从这些概念上想，该是怎样一种人可以知道了。而近来听见有公然喝打的教授，有挥众动手的教授……学问是什么，人格是什么，飞散了，飞散了，散得无影无踪。”[14]面对这种情况，现代作家采取讽刺的笔法，对很多丑陋的大学现象和学人加以鞭挞，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大学作家对自身边缘地位的反击

在重视学术研究成果的大学环境中，学历过低又缺乏传统学术成果的现代作家，往往会遭受学院同侪的排挤和讥诮。沈从文被刘文典讽刺四块钱也不配拿的故事曾广为流传，叶圣陶遭受过更为恶劣的对待，1938 年叶圣陶到学风保守的武汉大学执教，顽固派根本看不起新文学。朱东润曾回忆此时的叶圣陶：“不是什么大学毕业……而且曾就写过几本白话小说，这就成为他的罪状。”[15]在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下，文学创作不被当做成果看待，还会被视为“罪状”。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以“文名”进入大学场域的作家不能被大学场域真正地接纳，无法在其中确立适合于己的位置，有时也无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于是他们在忍受奚落的同时开始在创作中试图反抗，更加倾向于以一种讽刺的态度呈现大学和学人的负面形象。叶圣陶的《席间》中，唯一没有学历资质的大学教师小陆认真敬业，但他却受到众人的挖苦嘲弄，在席间人的心中，这位老师好好教书也只是为了混一个资质，好拿着大学教授的幌子到处行骗。在老舍《牺牲》中，毛博士知道梅先生不是博士却和自己拿一样薪水时便写信质问校长，而老舍也借梅先生之口发出了“美国博士值几个子儿”的不满。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靳以在大学教授文学也曾遭遇质疑，在小说《残阳》中，他描绘了一位文学教授的愤愤不平：“那些没有到过国外没有进过大学中的文学系的居然也在狂妄地讨论着研究着文学上的诸问题。”[11]234而实际上这位教授浅薄无知，下笔不能成文。这其实也是靳以借由自己的笔而做出的反击。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作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作者’（出身、教育程度、角色、地位、生活方式等）和‘社会’（读者、大众媒介、效果、责任、影响、批评等）这两个题目不宜分而论之，因为这两个复合体始终相关，或者是相蕴于内，或是相形与外”[16]。作为身处象牙塔之中的知识分子，大学作家熟谙大学的生存环境，对于大学体制的弊端以及人事的纠葛也有着切身的体会，而他们在大学中所处的边缘地位直接体现在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对大学教师的塑造中。

三、深刻与片面：负面大学教师形象的意义和问题

（一）塑造负面大学教师形象的意义

叶圣陶曾说：“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形象总得‘讽’它一下。讽了这一面，我期望的是在那一面，就可以不言而喻。”[17]大学作家虽然在作品中消解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光环”，但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也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批判中，诉诸笔下则是冀图揭露黑暗的现实，引起人们的反思以及探索进步的道路。大学作家通过作品与丑恶和腐朽做斗争，在暴露和批判中寻找意义，寻求变革。这也是他们聚焦负面大学教师形象，不遗余力地加以讽刺的“那一面”。身兼教职的现代作家对大学教师的讽刺是与整个社会和时代密切相关的，他们从多重角度出发对大学以及大学教师展开讽刺与批判，内容涉及个人、教育、社会以及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讽刺带有鲜明的时代倾向，构成了一部近代大学教师的丑态史，并以此参与了社会的改革和现代国家的建设，为转型中的社会寻找价值重建的良方。

大学作家对学者教授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启蒙、反封建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意识。他们对叫嚣着“做新小说的就没有一个规矩人”[18]的顽固派的无情嘲讽，对自私冷漠的国民劣根性的猛烈抨击，都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19]。他们冀图通过塑造的大学教师形象，无论是高老夫子、金其骏、傅校长这些披着新思想外衣的复古派，还是秦元素、董无垢这样企图与腐朽反动抗衡却最终屈服的新式知识分子，警示世人面对黑暗现实时应该拥有坚定的勇气。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较早描写精英知识分子的作家兼大学教师，他参与教育事业很重要的目的是为新文化运动开辟新的战场，为新的事业培养更多的进步青年。这种强烈的启蒙意识也蕴含在他的作品中，他笔下反面的大学教师形象正是他作为一位新文学斗士立场的显现。靳以、陈翔鹤、王西彦、陶晶孙等左翼作家重点批判大学教师对国家社会的冷漠和对为民族复兴流血牺牲的进步青年的残忍。他们笔下的教授对学生被捕毫不关心，即使日本兵在崇文门上架起炮了，警察都打死学生了，他们仍然在“雅会”中喝茶吃点心读诗。他们对大学教师的讽刺、批判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渴望唤起大学教师应该有的承担和民族血性。

还有很多作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大学教育的弊端和人性的背光面。大学作家在作品中对大学教师伪君子、假道学的揭露，对大学市侩化、商业化的不满，对青年学子麻木怠惰的痛心，其实都体现了深入大学内部的作家对整个大学教育事业的反思与担忧。在他们的描绘中，大学已经堕落为有钱就能进的游戏场。学生为了混资格，老师为了混饭吃，当大学教授和学生都将教育当做攫取利益的投资，大学不再是神圣的象牙塔，而是裹满了商业气息的名利场。大学教师的虚伪堕落和沽名钓誉为大学教育蒙上了深深的阴影，以叶圣陶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站在教育的立场，从宏观的层面思考大学教育体制的问题，其小说《投资》《感同身受》都真实再现了当时大学的不良现象，反映了整个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民国时期大学作家对“大学教师”的批判显示出了宏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渗透着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和文化反思意识。老舍、钱钟书在揭示人的生存困境的同时，也意识到传统中国的旧世界落后保守且顽固，正在过度成熟中慢慢腐烂。《牺牲》中的毛博士一直提倡美国的精神，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夫为妻纲的陈旧观念，而西方的现代精神被他简化为享乐主义，进而转化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围城》中的方鸿渐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却缺乏足够的反省意识，最终沦为现代精神与传统观念冲突下的牺牲品，正如温儒敏在谈到《围城》的独特性时所说：“《围城》……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20]。

（二）塑造负面大学教师形象存在的问题

大学作家对大学教师的讽刺有其深刻性和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身兼教职的作家本是大学有机体中的一份子，然而由于大部分长于创作的作家在大学场域中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使他们在创作时较多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加以批判，这本身就会在创作中埋下诸多隐患。除了思想根源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创作自觉使创作者无法转换立场，作家的人生经历、情感好恶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判断也会反映在创作中。

自身的好恶很多时候会妨碍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当作者带着主观偏见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时，往往无法全面地理解人物，以至于不能发掘人物灵魂深处的复杂性。这在包括老舍、沈从文在内的很多优秀作家身上都有体现，比如这些作家往往会对底层人物注入更多的理解与温情，塑造的形象也就更加血肉丰盈和更见人气，而与之相比，他们塑造大学教师形象时，受自身情绪影响往往会对其刻意丑化，使大学教师形象失去了一些真实感。在现代文学三十年间，描写大学教师的作品数量并不多，虽然在个别人物塑造和人性发掘上深刻而传神，但与描写底层人物的作品相比无论是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都要逊色得多，如在沈从文心中，教授都是些“吃肉睡觉打哈哈”[21]的蠢人，靳以描绘的文学教授也是脑满肠肥，“说是一个学文学的人不如说是一个饭店的掌柜”[22]，《兽宴》中的学校简直就是恶劣道德和精神堕落的渊薮，而钱钟书毫不节制文学才华，肆意嘲弄笔下的学者名流，以至于被人批评“仅有否定一切的笑与冷嘲”[23]。而且“把个性单纯地归结为某种品质，不能不导致‘性格’的片面”[24]。不深入其中加以体察而以先入为主的观念表现人事往往会遮蔽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人物简单化、苍白化。以老舍的《牺牲》为例，老舍曾说《牺牲》中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但署名清华大学弱缨的人在关于《牺牲》的短评中写道：“我觉得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现实的故事……现实的博士教师就在这两种同流合污的没落文化中过着一种轻松舒适不长进的无聊的生活。所以我认为本篇是失败的。”[24]弱缨作为一个对大学情况较为熟悉的人，认为小说是不真实的，这也说明作者人物塑造的失败。

优秀的作品，其成功处往往体现在对时代本质的揭示上，大学作家对大学教师的讽刺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时代的一角，却不足以呈现时代的本质，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笔下的讽刺其实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正如叶圣陶所言：“我的叙述当然不能超越我的认识与理解的范围；认识与理解不充分，因而使叙述出来的成为歪曲变态的形相，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免的。”[25]作家的作品必然浸润着他们的立场和心态，很多描写也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

具有双重身份优势的作家并未向读者呈现全面的大学教师形象，毕竟在国家动荡、战乱频生的民国时代，大多数大学知识分子肩负着“文脉”传承的历史重任，撑起了这个国家不屈的脊梁。正如费希特所说的：“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3]在本身就是大学教师的作家笔下，我们却很少看到对知识分子的正面颂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学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