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批判诗学”的品质
——赵勇《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试评

路 遥,李 自 召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纾解西方文明带来的思想压力,是近代以来智识之士的肩头重担,要求中国思想不断更新。落实到文艺理论场域,一种重要表现是理论话语持之以恒的建构,即立足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论等理论资源充分理解、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话语。2022年10月,赵勇的学术论著《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现身,拉开了批判诗学的序幕,这正是为回应时代难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文艺理论构想,是对中国文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该书理论篇、实践篇和访谈篇的架构兼顾理论与实践层面,严肃而活泼地阐述了为何要走向批判诗学、什么是批判诗学、批判诗学如何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彰显出批判诗学介入、批判、居间、超越和创造等品质。

一、介入:批判诗学的实践品格

文学批评运作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唯有当实践性成为理论的固有品格时,文艺理论才真正影响生动活泼的文学实践活动。介入作为赵勇批判诗学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吸收融合阿多诺批判诗学的实践性智慧和萨特的文学介入主张形成的价值取向,意欲挖掘出作家、学者的知识分子潜能。

阿多诺的内在批评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行分析,揭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性、复杂性和含混性,挑明事实真相,粉碎幻象。在古希腊语境中,诗即制作,“涉及音乐和节律”“从没有到制作出什么东西来”[1]。诗学多指文学理论,黑尔姆林发掘诗学文学理论之外的实践含义,认为阿多诺的批判是干预文化境况的施行话语。批判诗学引入内在批评,关注“如何做事情或如何创造作品”[2],并把阿多诺的批评实践当作一个高标——“既发明理论又运用理论,既从事批评又反思批评”[2]301,在具体实践中实现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

诗学关乎实践,语言则涉及行动,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为介入文学辩护,指出“语言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3]“说话就是行动”[3]18,作家揭露某一情境时也在改变处境,介入并超越当前世界,趋向未来。读者的阅读和作家的写作都是介入,出于一种自由豪情,是揭示和创造行动。文学介入的哲学理据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以人的行动来确定人的特性,惟有实践才是至关重要的,行动包含着某种社会状况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实在只存在于行动之中”“人只是自己行为的总和”[3]170。作品是作家揭示世界、超越处境、筹划自由的事业,文学作品作为精神产品具有解放性,人们采取行动的最终意义是寻找自由。赵勇将文学介入视为萨特“从文学介入政治实践过渡的桥梁”“作家与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中介”[4]。在特殊历史语境下,受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群体价值观的影响,萨特颠覆和改写了知识分子在负面判断中与大众剑拔弩张、势如水火的关系,建构出一种含情脉脉、唇齿相依的新型关系,这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成和身份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实践活动中,萨特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转换成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强调占领大众媒介,征服读者群。作家通过改变原有的话语系统,以通俗化的方式向大众表达思想,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从而成为知识分子。

批判诗学借鉴萨特“以作家身份向自己的读者倾诉”“以知识分子角色对陌生的大众发言”[2]68～69一分为二的思路,吸纳阿多诺“由表而入里,因内而观外”的内在批评方法,并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问题,使其与中国复杂的现实语境和文论格局相贴切。随着文学活动转型和文学公共性消失,知识分子的介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作者和读者要介入社会,批评者、理论家更要干预现实,运用文艺理论进行批评实践即他们的制作行为,以自由批判精神激活中国文学批评的生气,知识分子应自觉承担起责任和使命。

二、批判:批判诗学的根本立场

批判的前提是介入,介入的目的是批判,两者在批判诗学中形成互动关系。批判性,是人文学者应具有的学术立场,也是一种文艺理论当蕴含的内在品格。赵勇借鉴萨义德的眼光——批评是“对抗”“对生命质量的提升”[2]302,将批评和批判的共同词源Kritik解读为“明事理,辨是非,分好坏,做决断”[2]29,并引用阿多诺的“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2]21,表达对中国文学批评现状的不满。

首先,相对于媒体批评和读者批评的众声喧哗、百花齐放,学院批评显得喑哑和沉寂,缺乏生机与活力。20世纪80年代,学院批评否定印象批评主体张扬、宏大叙事而兴起,但重大历史事件和复杂的文化格局、“为学术而学术”和“价值中立”的理念、学术话语的自律等阻断了其介入现实的通道,使其成为一种无奈的退守,自觉远离社会现实,把文学问题还原为学术问题,失去反抗的力量。知识化、学术化和规整化“消解或去除了文学批评激进的美学锋芒”[5],令批评家丧失了提出重大问题的能力。其次,文学批评缺乏文体意识,内容空疏,形式呆板。作为一种文学语言体式,文体“背后反映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时代的、民族的精神”[6],“作家通过他们的文体,写出作品的氛围、情调、韵味和色泽”[6]279。学院批评软弱无力,植根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论文体难辞其咎,这个学院知识生产和学术训练的产物,如今成了问题形式,裹挟并绑架了文学批评,令后者成了学术论文的附庸。文学家需要真正彻底的文体意识的觉醒,文学批评也亟待一场文体革命。批评边缘化深层次的威胁是真正批判精神的流失:回顾中国现代批评史,五四一代的启蒙者开创出鲁迅式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1949年后历次运动形成的“革命大批判”取代鲁迅式批判,政治批判遮蔽了批判精神;80年代,具有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推动新启蒙运动,启蒙、批判与现代理性三位一体;90年代,随着自我清理和反思,知识分子间的共识破裂,批判主体瓦解。批评借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变成追求即时反应快感的智力游戏,知识分子发生“从‘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角色转型”[7],无力承担批判的重任。

由蒙田发明,卢卡奇、阿多诺等强调的论笔体是批判诗学引入的异质文体意识和文体样式。阿多诺的论笔体是和他哲学话语配套成龙的美学形式,强调尝试性和实验性,既有哲学思维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又具有非连续性,以断片的方式思考,面对具体作家作品发言。赵勇的批判诗学将中国式随笔体、杂文体与论笔体有机接合,在论文写作中吸纳其气质、情怀和客观精神,植入随笔的思维和笔法,达到思想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他有意以论笔形式进行批评实践,理论篇和实践篇实际上是尝试批判诗学的新文体。

批判诗学视批判为一种面向社会、文化和文学进行观察、分析的基本视角,并以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法武装之下的“诗意的裁判”为古典形式——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以阿多诺建立在诗与社会对抗性基础之上的“艺术辩证法”为现代样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美学思考向着艺术和大众文化两极延伸,形成美学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两种致思路径和研究通道。批判诗学强调培养怀疑意识和批判意识,训练说真话的勇气和技巧,在为学不作媚时语的状态下行文运笔,呼吁知识分子汲取批判元气和力量,在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适时调整批评的姿态,保持一种捍卫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生命力、穿透力的清醒状态。

三、居间:批判诗学的方法和路径

在两极之间进行居间思维,是批判诗学的方法和路径,主要有三种理论来源:一是从童庆炳溯源到恩格斯的“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方法,在“非此即彼”之外的恰当之处承认“亦此亦彼”,通过中介使对立双方相互联系。二是从阿多诺追溯到康德的“二律背反”的矛盾思维方式,呈现问题及矛盾的不可解决性,让理性处于困窘和摇摆状态,令哲学反思深化。三是伽达默尔和巴赫金等人的“间性思维”,强调交往和对话,互通有无。批判诗学力图化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矛盾,吸收各自的长处,努力在辩证思维中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居间——介于两者之间或处于某种中间状态的思维方式早在中国先秦和古希腊已有所涉及。在《论语·先进篇第十一》中,子贡询问孔子对子张、子夏的评价,夫子先各自点评道“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后给出“过犹不及”这一深层次的教诲。与之一贯的中庸思想,同样强调合乎中道、不偏不倚,恰如其分、各得其所。在柏拉图的《会饮》中,第俄提玛教导苏格拉底有关爱欲的知识:爱若斯介于美与丑、好与坏、不死的与会死的之间,既非这也非那,而是神、人来往交谈中介的大精灵,“居于两者之间,精灵正好填充间隔,于是,整体自身自己就连成一气了”[1]75。作为丰盈与贫乏的孩子,爱若斯总处于有智慧和不明事理之间,活在一种两极之间不稳定的境况之中。《美诺》和《理想国》区分了知识与意见,前者是认识事物本质获得真知,后者则是意想事物,只看到现象,正确的意见处于知识与无知之间。作为模仿艺术,诗歌针对人的灵魂中非理性的部分,实质是摹仿各式各样的意见。批判诗学致力于“矛盾”“之间”“摇摆”,思维路径与古人的智慧有暗合之处,又凸显流动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符合后现代的思想文化语境。

批判诗学的理论预设和操作方案介于阿多诺的艺术自主与萨特的文学介入之间。由于不满法国近代以来的文学且忧虑当下的现实处境,萨特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介入,让文学与既定的读者群形成关联,有用是他判断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文学必须介入社会现实,作用于世道人心。阿多诺则针锋相对地倡导艺术自主,强调艺术日益独立于社会的特性,并努力让自主性和社会性保持一种平衡,他认为艺术的存在本身便是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抗,只有自主的艺术才具有社会性,介入观念从外部贴近艺术,主题先行,意味寡淡,而自主艺术则以特别的方式、特殊的形式构造重组艺术,使其爆发巨大能量。对于赵勇批判诗学来说,文学介入与艺术自主不仅无法截然分开,而且不能有所偏废:一方面,“只有在艺术自主的前提下,所谓艺术创新或形式革命才可能出现”[2]118;另一方面,文学介入“体现着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2]121,也是一种批判。批判诗学介乎两者之间,既沉浸于作品之中又超拔于作品之外,寻找作家(学者)与知识分子角色扮演、形式创新与通俗表达、内在批评和外部批判之间的平衡和张力。

批判诗学融合艺术自主和文学介入,品评作家的创作和知识分子的批评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审察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联系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与当代中国视野探究本土问题,凝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全面、开放、融合的居间性视野。

四、超越和创造:批判诗学对文化诗学的反思和拓展

批判的目的是超越,并进一步有所创造。批判诗学拓展了童庆炳的文化诗学,其诞生是对已有的中国文艺理论“理论脱离实际”“封闭和孤立”“学术研究浅表化”[6]293～295等不良倾向的批判和反思,是在前辈文艺理论家“追求当下性”“加强学科关联性”“提倡历史语境化”[6]296～299等破解思路上新的理论概括和体系总结,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文学文化问题。

文化诗学话语的现实背景,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商业化浪潮和大众文化冲击造成文学沉寂,另一方面是文学理论话语生产和体系建构的嘈杂带来学术的萎缩。在学理层面,则是应对两种思潮:一是语言论转向中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促使文学叙事学变革,重视文本细读和叙事技巧;二是欧洲文化批评理论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结合下文化社会学研究繁荣。文化诗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学,以审美为中心,重视审美文化属性,强调分析作品要进入历史语境,要有过细的文本分析,并把两者结合和关联起来,从微观和宏观双向拓展,从文本批评走向现实干预,“不仅能够‘入乎其内’——在文学的语言之维、情感之维上,研究文学的语言、形式、叙事结构、人物形象,体验作品深层的审美意蕴,还能够‘出乎其外’——在文学的文化之维上,通过‘互文性’的互动参照,在历史语境的追问中解释文本背后所隐藏的作家的审美理想及其价值意图”[6]462。

在赵勇看来,文化诗学的核心命意特别倚重文学,释放审美内涵,但偏重高雅文学、美文学或纯文学,其审美世界以古典人文主义价值观为精神底色,以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主要审美对象,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为审美理想,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某种矛盾或错位。“审美中心论”充满纯正、高雅的古典主义气息,没有正视审美的复杂性,自成一体后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断了文化诗学介入现实的通道,其思路与理路势必要摒弃许多文学文本与文学现象,很难面向现实、关怀现实。

批判诗学拓展的思路首先是把审美中心论的单维结构变成“审美/非审美(反审美)”或“诗意/非诗意(反诗意)”的双维结构。面对古今中外思想交汇下新的文化景观,审美在当代社会发生变迁,出现多种形态,批判诗学调整身位,着眼于审美与非审美、诗意与反诗意、纯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其次,在方法论上协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研究对象选取、研究方法运用、研究路径采纳等方面向后者学习,批判诗学兼重鉴赏式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落脚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交融。立足于文艺理论新的历史方位和现实遭遇,批判诗学对文化诗学进行了超越,未来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一步夯实并释放各种理论资源。

五、结语

作为一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举的研究范式,批判诗学以介入为实践品格,以批判为核心立场,以居间为方法和路径,以超越和创造为理论追求,其方法论兼重鉴赏式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并结合阿多诺的论笔体和中国式随笔体、杂文体发展新文体样式,其价值观取向则是萨特的文学介入与阿多诺的艺术自主的融合创新,强调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问题,要求知识分子持批判性立场有效介入社会现实。批判诗学是赵勇诊疗中国文学批评现状并反思其学术道路形成的创造性的文艺理论话语,《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命名,已点明一种行进的姿态。理论篇精妙严肃,实践篇有血有肉,访谈篇通俗易懂,透露出作者谋篇布局下的真情实意:批判诗学的构想不是偶然,而是集百家之长、融百家之思所成的一家之言;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个逐步推进的历程;此外,已经有了具体的实践操演,并逐渐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