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动的“青潮”

温奉桥　张波涛

内容提要：近年来，青岛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皆迎来了一个丰收期、拓展期，特别是涌现出了以《雪山大地》《观相山》为代表的多部重量级作品。青岛近年小说创作以其开阔的时空视野构建出了以“青岛”为重心的立体文学时空矩阵，在多元的人物画廊中初步突出了“青岛人”的核心形象，关注处于存在困境之中的“斗争”与“突围”，并体现出一种以现实主义为中心、富有“青岛味”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青岛作家  小说  述评

近年来（2021—2023），青岛小说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头，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意义的作品。青岛作家们不仅沿着历史的足迹逆流而上追溯“青岛”文化与历史，思考“青岛人”多种生存境遇，同时，又放眼更宽广的空间，探索更广范畴、更具多样性的人生图景，进一步拓展了青岛文学的表现域、穿透力，用小说对“存在”展开了更深刻的铭记与思辨。大处着眼、细处落笔，既描绘了“大时代”的阵阵波涛，又牵挂着“小人物”的层层浪花，讲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人、事、情各自的轨迹及其辩证关系，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海洋中的一片美丽海湾。

具体来说，在青岛近年小说创作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杨志军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而阿占的异军突起，则成为青岛近年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青岛近年代表性作品主要有艾玛的《观相山》，瑛子的《如果河流会说话》（发表时名为《江河有声》，出版时改为此名），连谏的《迁徙的人》《你好，1978》《流年》，余耕的《金枝玉叶》《做局人》等。中篇主要有艾玛的《柚林深处》，阿占的《墨池记》《后海》，方如的《雪花白》，余耕的《我是夏始之》，瑛子的《当雪花遇上梅花》等。短篇小说代表性的有高建刚的《陀螺大师》《太平角》，艾玛的《看不见的旅程》《岛》《在阁楼上》，刘涛的《老逃》《战伤》《嬗变》，阿占的《猫什么都知道》《残鸠》，于钦夫的《茶馆客人》等。儿童文学领域，除了刘耀辉、张吉宙继续捧出《寻找艾米》《爸爸的菜谱》等佳作之外，以于潇恬为代表的青岛本土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迎来了创作喷发期，《你在冰原》《冷湖上的拥抱》《海上飘来你的信》等长篇小说逐渐展示出更为成熟的写作风格。此外，杨志军2022年出版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也试水儿童文学，从儿童视角延续或重构了自己的青海书写。

一、立体的“文学矩阵”：立足青岛放眼

开阔时空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也是空间的艺术，对小说空间的选择、营造，故事结构的建构，都是对空间的使用。时间、空间往往不只是故事的背景，也会深度参与故事的发生，体现作者的用心。整体而言，青岛近年小说创作表现出了非常开阔的时空视野，形成了一个立体时空文学矩阵，彰显了“存在”的时空痕迹。

在时间维度上，青岛作家近年来的创作展现了更为开放的历史视野。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阿占《墨池记》跨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阶段，余耕的《金枝玉叶》展现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发展与变迁。连谏的《迁徙的人》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至解放初期，《流年》的时间线从20世纪50年代延伸至今；艾玛的《观相山》、高建刚《陀螺大师》等，时间跨度都很大，体现出了作家强烈的历史意识。

同时，也体现出了开阔的空间宽度。《墨池记》《后海》《观相山》《你好，1978》《太平角》《陀螺大师》等作品以青岛城区为主要空间背景；《迁徙的人》是从高密到青岛，《最后的农民工》是从梅林渡、三十里铺到青岛，《寻找艾米》是从农村到青岛；以上作品均与地理上的“青岛”有关，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纳为一种“岛内叙事”“内窥视野”。除此之外，青岛作家还关注了更广阔的“岛外世界”。《雪山大地》让故事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上展开。《我是夏始之》涉及到了繁华的北京、遥远的藏区、台湾地区甚至异国他乡（法国）。于潇湉的《你在冰原》《海上飘来你的信》等则立足青岛放眼深海远洋和万里之外的南极。青岛作家的这些“空间偏好”体现出了守正创新、守土开放的创作姿态。

对于青岛小说创作，“海”是不可绕过的重要空间要素。近年来，青岛作家的“海滨书写”已成为其最为显著的特色，呈现出从“物理空间”向“心理空间”“文化空间”的进阶，并且在某些作家那里沉淀为了一种美学风格。在这方面于潇湉是一个鲜明的代表，她的多部儿童文学作品都发生在海上甚至海底，不仅有近海还有远洋，将“海滨书写”升级为了“人-海”互动更为密切、激烈的“海洋书写”，深入了海洋本体，这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是比较少见的。在青岛作家近年来的“海洋书写”中，“海”越來越多地被寄予了一种民族转变、社会转型、文明转向的历史哲学色彩。就此而言，对于空间的自觉不仅反映出青岛作家的心态、视野具有全球时代的现代性、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青岛作家的创作成熟。

由作品的时空营造可以看出，青岛作家近年的小说创作在纵向上跨越了百年历史，有历史纵深感，在一定程度上“联手”贡献了一部虽然不够全面丰富但时间线索清晰连贯的“青岛百年成长史”。这种不谋而合，反映出“青岛作家”是一个真实的概念，这个集体正不约而同地试图用手中的笔穿透历史、洞察青岛，努力“凝视”“谛视”乃至“审视”青岛这座年轻城市的作用形态和存在方式。

二、“青岛人”的“崛起”：人物形象营构的多元与重心

立足于青岛而望向世界的时空视野，决定了青岛作家近年来的创作展开了“青岛人”的构建。这个过程中，多元的“非青岛人”形象不乏亮眼的“光点”，但以青岛为背景所塑造的一大批鲜活的“青岛人”形象实际上是多元中的重心，形成了一条“光带”，他们年龄性别不同、性格气质各异，来自多个阶层，生活在不同领域，合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组以“青岛人”为核心概念的人物群像。“光点”与“光带”构成了一片耀眼的“光域”，照亮了“存在”的价值维度。

这其中有耀眼的时代英雄。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选择了一个对读者而言相对“陌生”的描写对象：青藏高原的藏族牧民，着力塑造了一个汉族干部“强巴”的光辉形象。对藏区牧民来说，“强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启蒙与建设力量的人格象征。《最后的农民工》生动地描绘了改革开放之后胶东半岛上一群青年农民在青岛创业的壮丽画卷。这些农民工冲破观念、家庭、情感的束缚，怀揣梦想来到城市创业。在杨志军笔下，“城市”和“农民工”的关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城市”的“附庸”，“城市”只是他们发现自我、升华自我、实现自我的一个舞台。这种逆向的观察具有一种颠覆性的深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辩证的“深刻”在《雪山大地》中同样得到了延续和深化。《最后的农民工》和《雪山大地》观察的空间方向貌似“相反”，但思考模式非常相似、思考线索一脉相承，两部小说堪称“姊妹篇”。

如果以思想倾向为考察维度，可以把近年来年青岛作家笔下的“青岛人”划分为守旧的老一代青岛人形象和开放的新一代青岛人形象。这方面连谏的《你好，1978》、阿占的《后海》等小说是值得重视的考察对象。《你好，1978》中的杜建成、赵桂荣夫妇是老一代青岛人的典型代表：朴实但守旧。新一代青岛人有两个“支流”，一个是老一代青岛人的后代（或可称之为“青二代”），另一支流则是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并创业定居的青年农民工（或可称之为“新市民”）。《你好，1978》中的杜沧海是“青二代”的杰出代表，《最后的农民工》中的常发财、马离农、罩子等，则是“新市民”的典型。两条来自不同“发源地”的“支流”在很多性格特质与人生经历上实现了“合流”：成长环境艰苦、创业谋生艰难，放弃旧的生活道路往往都是生活所迫，都是各自环境中的“不安分者”，都有着勇气、头脑、毅力，在创业成功之后也都不约而同地把更多目光转向了精神世界，遇到了精神上的重重困惑。他们是新时代的弄潮儿、新青岛的建设者，代表了改革开放、开拓进取的发展方向。这些不同思想的代表形象化地记录了青岛人的精神蜕变过程，构成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综合来看，这些形象还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谱系，连缀成一幅“人物长卷”。《迁徙的人》《你好，1978》表现了“外地人”从逃难苦力到城市小人物再到商界大鳄的传奇过程。《最后的农民工》则描绘了一种新型的“外地人”——改革开放后主动流入城市的外地农民——逐渐在青岛立足扎根，在改革大潮中同时开始了新的创业。如果把刘耀辉《寻找艾米》中的艾米、张吉宙《爸爸的菜谱》中的谷雨纳入视野，这个“外地人家族”甚至可以延伸到第四代——新世纪儿童。“葛晋颂—杜建成—杜沧海/常发财—艾米/谷雨”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青岛外来移民（一种特殊但又具有普遍性“青岛人”）的“家族世系”，它相对完整地记录了外来的青岛建设者们在青岛扎根、发展的奋斗历程，其中凝结的认知、品质组成了“青岛精神”的重要版图。这个“家族世系”是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些作家把“镜头”放低、把眼光放在了并不波澜壮阔的普通人身上。通过对这些人生活的描写，作家们对普通青岛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投去了有力的一瞥，使得近年来青岛小说更具概括力、代表性。余耕的《金枝玉叶》写了一对农村姐妹的成长。儿童文学《寻找艾米》《爸爸的菜谱》，将视角对准了普通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描写日常生活方面，艾玛是一个重要代表，她一贯喜欢关注平凡人的平常生活，其《柚林深处》选取了村民作为表现对象，《看不见的旅程》写到了保安队长、四处游走的养蜂人，《岛》写了物业保安夫妇和老渔夫夫妇。长篇小说力作《观相山》延续了艾玛的文体风格和取材习惯，她选取居住在青岛老城区的一对中年夫妻的日常生活作为“探针”，切入了整个青岛普通市民的生活日常。或许从人物的社会身份上来说，这对夫妻并不那么“普通”，丈夫是中学特级教师、妻子是社科学术杂志的副主编，他们更像是一对城市知识分子夫妻。但两人的生活却并无多少“知识”的“超脱”色彩，他们在衣食住行、育儿养老、工作事业、家庭经济等生活各方面的烦恼完全是一般市民的生活常态。借着作者之“观”，这部小说所展示出来的乃是凡俗人间之“相”。

此外，近年来异军突起并迅速引起文坛关注的阿占在《墨池记》中还一如既往地关注“化外之人”，塑造了一个精通中医、武术和书法，并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国学奇人李可真。阿占通过对李可真一生修炼的回溯，表达了作家对传统中庸哲学的认同和敬意。普通人是一座城市数量最多、类型最驳杂的居民群体，青岛普通人的日常举动构成了最丰富、最生动的城市生活，他们的精神面貌组成了青岛整座城市的整体精神风貌。所以，这些对于普通人的描写，是宝贵的形象化史料，这种“低姿态”也反映出了作家们的平民立场。

可见，在近年的创作中，青岛作家对“青岛人”的关注是比较全面但又参差有致的：一是既关注横向上的多种类型特色，关注到“青岛人”是怎么样的，又有意考察纵向上的历史演变轨迹，关注到“青岛人”是怎么来的；二是既努力去抓主流弄潮的“英雄”，又念念不忘时代角落的“凡人”，关心无人“代言”的市井百姓；三是既关注成人世界的芜杂，也关注到了儿童世界的复杂。这些刻画体现了作家们对于“人”的理解和把握非常全面、不拘一格，有着现实主义精神和记录时代、 探索人生的责任感。

三、“困境”中的“突围”：深刻的人文关怀

青岛作家在跨越百年的历史视野中观照“青岛”，有家庭/个人奋斗、国家/时代发展、人生困境等多个主题。在众多主题中，作家往往会聚焦“碰撞”或曰“困境”这种普遍的人生和社会处境，描写剧变时代人的感情和思想波动，对人的生存境遇表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在此过程中，作家们不仅描绘了一幅“青岛人”或者“人”的精神谱系图，并且给出了自己关于超越或者驾驭“困境”的生存哲思，以正面展示或侧面暗示的形式指出了“存在”的“救赎之路”。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所造成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本身就是一场剧烈而漫长的“碰撞”，反差越强烈的地带碰撞越强烈，《雪山大地》写的是发生在“双重边缘”——相对于传统中原或东部地带的地理边缘、文明边缘——处境中的殊为震撼的文明碰撞：汉族与藏族、内地与边疆、城市与乡村、神圣与世俗、外国与中国、历史与现在和未来。类似的碰撞在東部沿海地区也在发生，而青岛尤具代表性。青岛是一座开埠较早、土洋交汇的海洋型城市，“舶来”的现代文明与封建传统的碰撞在这里格外猛烈，人的精神世界遭受严峻考验，或者开悟蜕变，或者崩溃异变。在《迁徙的人》中，魏世瑶关于收音机的玩笑在村民中制造了恐慌，进而引起了贯穿整个故事的巨大悲剧。《岛》中，老朽顽固的“父亲”固守小渔村，不愿离岛上岸，最终被动地变成独守老屋的孤家寡人。《看不见的旅程》中，吴教授夫妻与儿子儿媳存在沟通障碍，教授夫妇名为浪漫“隐居”，实则无异于孤独“留守”。传统与现代的百年“碰撞”，在这些小说中有的体现为城乡“错位”，有的体现为代际或族群“鸿沟”，有的体现为空间“偏见”，反映出这种碰撞的普遍性与多样性，也可看出作家们对社会生活掌控的全面性。

个体与环境的碰撞所造成的困境。所谓“命运”，往往是“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轨迹，这些轨迹也进入了青岛作家的视野，并表达了自己关于“救赎”的生存哲思。“松涛”是一个虽未真正出场但却贯穿《观相山》的悲剧人物，艾玛通过他的遭遇着重表现出了如“山”般命运的无常、无理与个体的无奈、无力，松涛的“幽灵”在邵瑾夫妇的生活中始终挥之不去，给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灰色”。在《墨池记》中，父亲用“练字”来磨李可真的“野性”，这是一种“碰撞”；其后，在向师傅松菴、庐老学艺过程中，原有的认知不断被丰富重塑，又是一种“碰撞”；同时，李可真还要小心翼翼地面对变动的时代环境，又是一种碰撞。在层层碰撞之中，李可真学会了书法、医术、武功，渐渐体悟到了“甘草”的精神，变得通达平和，成就了自己的中庸圆融之道。《我是夏始之》聚焦当代社会小市民的生存境遇，描写了他们的窘迫纠结、无力挣扎与苦心孤诣，写出他们被戏弄的无辜与无奈。儿童文学中，描写“碰撞”往往是为了烘托“成长”主题。《寻找艾米》没有选纯粹的“农村儿童”或“城市儿童”，而是选择以从农村进城的“过渡儿童”作为主人公，找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写出她在城乡二元对立碰撞中逐渐成长。于潇湉的《你在冰原》《双橙记》《冷湖上的拥抱》《海上飘来你的信》多是双层结构：表面的探险救援故事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碰撞”，其实深层寓意则是在此过程中主人公与自然、情感困境的搏击与成长。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所造成的困境。《观相山》最着“力”之处便是以不温不火、毫无“力度”的语言写出了人对生活的理想向往与难以把握的现实之间的错位，无论是爱情、工作还是儿女的培养上，女主人公邵瑾的人生就是不断“退而求其次”、不断向生活本身妥协。年近半百之际，面对接踵而来的意外冲击，她表面上与世无争、随和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不过是在以一种“自我隔离”的方式来维护脆弱的人生的“力学平衡”。理想与现实（道德追求与物质利益）的激烈碰撞突出体现在《最后的农民工》中的常发财身上。從某种意义上来看，常发财可以视为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圣徒”，他出身悲惨、物质匮乏，但这没有让他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不止一次“舍利取义”，坚守自己内心纯洁无瑕的道德理想并为之作出了生命的献祭，可能这也是作家最初给这部小说命名为《雪白》的原因。常发财的选择，可能也是作家本人的选择；而常发财偶然的悲剧，可能也是现实社会必然的悲哀。

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都在努力追求一种幸福生活，但却没有人能够安稳顺遂、问心无愧地得到幸福。这些故事里即便会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都摆脱不了浓郁的悲剧色彩。深入地看，这些“碰撞”在很大程度上是“前现代”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碰撞，或者以之为背景，这些碰撞意味着动荡、疼痛、破坏，让身处其中的人在“前进”和“退守”之间徘徊不定，精神无所归依、肉体无所安放。所以，《岛》中提到了父母围绕宗教信仰而发生的激烈冲突；《看不见的旅程》出现了退休的吴教授夫妇，不仅身体处在没有烟火气的城市边缘别墅区，更重要的是精神也被“边缘化”了，陷入了孤独。但辩证地看，这些碰撞同样意味着交流、改变、新生，所以青岛才会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寻找机遇，青岛人就在百年不断的碰撞中变得越来越成熟、沉着、包容、“现代”。在一定程度上，“山东”是中国的“缩影”，“青岛”则是“山东”的“样本”，所以青岛作家对“青岛人”精神浪涛的关注其实也是对“中国人”精神海洋的关注。

四、开放的美学追求：现实主义的“青岛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是长盛不衰的洪流，也是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一股热潮。在创作中，现实主义既是一种思想倾向，也是一种审美选择。在青岛作家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出了以现实主义为中心、富有青岛“味道”的多种美学风格，让“存在”升华为一种美学景观。

以《雪山大地》为代表的一些作品体现出了一种充满诗意的现实主义。边疆奇特的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浓郁的文化氛围让这部小说在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基础上增加了更多诗意的“神光”。以铺陈、曲折隐喻为特征的藏族式日常对话，穿插全书的藏族民歌和藏地风情，以及隐秘而深入的民族文化影响，使得这部小说厚重的主题和“坚硬”的现实主义变得更为灵活生动而富有浪漫气质。这种气质与宏阔的历史视野、深邃的伦理考辩、高昂的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让小说成为一部“史诗”。

高建刚在《陀螺大师》中营造出一种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氛围，以“回忆”的名义回避了对“真实性”的质疑，在虚实参半的叙事中表达了对于“父”的执念和遗憾。与《陀螺大师》的魔幻现实不同，《太平角》所触及的则是坚硬的现实，它通过一个中年守坝人的不幸经历与自我重建，表达了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在这两篇小说中，高建刚选取岛城人的故事，小切口、大气象，主人公和故事都不是重大事件，但却写出了深度和气势。他笔力千钧，把像海一样浓郁深厚澎湃的情感和哲思压缩在精当克制的文字、简约从容的情节之中，叙事节奏举重若轻、饱含张力，体现了扎实的浪漫主义美学功力。

杨志军和于潇湉的作品指出了海洋叙事的两个路径、海洋美学的两种视角：“陆地上的海”与“海洋中的海”。如果说，从青海迁居青岛的杨志军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写海，他笔下的“海”是“站在陆地上看过去的”海、“海”作为一种“观赏物”、一个“他者”得到呈现，“观沧海”让人-海之间带有一些审美距离的话，那么于潇湉的涉海写作则是以一种“家人”的身份来呈现融入自己成长经历的“生命成分”，她的海是“深入海中的海”、“自我”的一部分，“探深海”极大弱化了人-海之间的隔膜感。

杨志军的海洋美学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述中大量的海洋风景描绘，作家在书中以非常欣赏的笔触描写海洋，海洋风景描写或者优美活泼，或者沉稳壮阔，但都是可爱、可敬而非可恶、可怕的；二是在情节上的海洋叙事力学，海洋风景描写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情感和哲思，这些“借景抒情”展露了主角们的心路历程、影响了故事的发展，而且海洋还会直接介入来影响情节走向；三是在思想层面体现了一种“由陆向海”的文明认知，加深了海洋美学的思想深度。一个有趣的视角是，如果考虑到土生土长的青岛作家于潇湉的《冷湖上的拥抱》是以高原戈壁为背景的话，则会发现这两个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对话：于潇湉以海滨子弟身份（“海的女儿”）写西部高原，杨志军以高原子弟身份（“雪山之子”）写东方大海。彼此眼中的“大海”与“高原”可以形成复杂的对话：“高原”“大海”到底意味着什么？“高原”“大海”可以有什么样的美学可能？这种交互凝思的对比视角，也许可以进一步打开海洋叙事美学的思考空间。

阿占在不同风格之间游刃自如，反映出她良好的文学感觉和深厚的语言功力。《墨池记》略带古朴涩味，体现出幽雅神秘而又端庄高妙的古典传奇美学；《孤岛和春天》的语言细腻而利落，密集的短句营造出一种生动的“讲述感”“现场感”，文字的“情绪含量”高，属于一种雅化了的“说书”风格，有雅俗共赏之效；《猫什么都知道》有鲜明的女性视角叙事特色，语言虽然生动，但整体气氛却偏于压抑、烦躁，有现代、后现代都市文学的影子；《后海》则着眼更为广阔，有明显的家族叙事、城市史叙事倾向，吐露出进一步拓宽自己文字表现域的迹象。

艾玛的《岛》《柚林深处》《看不见的旅程》《观相山》语言和故事一样朴素、寻常，情感平和节制，叙述节奏舒缓自然，体现出古朴冲淡的美学风格。余耕的《我是夏始之》全书杂糅了优雅裕如的古典、冷静深刻的现代、狂躁荒诞的后现代、回环往复的悬疑等多种美学风格。此外，像余耕的《做局人》聚焦骗局，从一个新奇的角度反思了社会的病症，《最后的地平线》则从他自己的从警经历中汲取素材灵感，这两部小说角度新奇、可读性强，也体现出了一种现代都市通俗美学。连谏的《迁徙的人》《你好，1978》《昨日之谜》叙事节奏明快，故事性强，情感纠葛复杂而充满戏剧性，体现出轻快刺激的通俗市民美学。

米兰·昆德拉说，现代小说“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a。近年来青岛作家以小说的方式凝视、谛视、审视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民，在创作中表现出了开阔的时空视野、搭建了多彩的人物画廊、表达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开放的美学追求，“照亮”了一片多维多层的“生活世界”。如果将中国当代文学比作海洋，那这些作品就像“在天风海水的浩荡中迸跃出一线青潮”（王统照），既有大情怀，可以跳出自身观国族历史（整体式存在），又有小悲悯，能够关注小人物的小人生（个别化存在），就像是“波涛”和“浪花”，反映着中国式现代化大潮的波澜壮阔。

注释：

a[捷]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