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关切与空间书写

2024-05-10 15:30刘雪萍
百家评论 2024年2期

内容提要:本文从现实关切与空间书写两个视角切入钱幸小说,一是分析钱幸小说深切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关注当代人生存境遇的现实主义文学特质,二是解读钱幸小说通过空间书写具象化地呈现社会阶层差距,向读者传递明确现实批判性的文学创作特色,以期推动对钱幸小说创作的阐释与研究。

关键词:现实关切 空间书写 钱幸小说

1986年出生的山东作家钱幸,大学时期就已在《萌芽》杂志发表小说20余万字。写作中断7年后,钱幸于2020年被泰安作协发掘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在《收获》《山东文学》《安徽文学》《湖南文学》《时代文学》《当代小说》《青岛文学》《清明》《都市》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回望钱幸这三年来创作的《皮影》《茶王》《暗渠》《成婚》《冷静期》等小说,不难看出其作品深度关注现实、关心社会、关注当下生活的特质。

一、现实关切推动文学创作

在小说《暗渠》的创作谈中,钱幸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也呈现了其对文学的理解。

自从第一次发表文章,我有七八年没有再写过了。七八年的时间总让我抱憾,认为时间可耻地虚度了。但不是这样,我现代写的是我七八年前想不到要去写的——那时我对青春文学可谓驾轻就熟,但现在自废武功——选择了现实主义,是因为我理解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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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意识到生活中那些贬损我们的事情。它超越了时代,溢出时代,穿透时代,抵达的是普遍性的灵魂与良知。在黑暗中,它关注个人深渊般的命运,倾听灵魂破碎的声音,以个人的全部情感,关怀着人类的基本处境。a

可以说,钱幸重新开始文学创作时,自觉摒弃了青春文学的写作模式,主动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她的小说创作深入生活的肌理,书写当代中国的时代风貌,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文学作品。

笔者曾对小说《暗渠》关切现实的特质作了解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像光明小区这种因城市版图扩大而建设起来的空间综合体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的都市景观。钱幸敏锐地洞察到了城市内部空间的发展变化,在小说《暗渠》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语境中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的都市故事,通过文学景观的构建以及小说人物的塑造,呈现了世界的参差以及人性的幽微,为以城市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注解。”b《皮影》《茶王》《野猪下山》《魏永芳的劳动生活》《平凡的金银福》等小说同样保持了对当下社会现实的高度关切,书写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呈现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皮影》书写了以庄朴斋三兄弟为代表的皮影艺人日常生活的艰难境况,“胡同里”老旧城区改造重建过程中庄朴斋等居民与以庄溪水为代表的资本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博弈,以及在“胡同里”闲逛的小蔷因停电躲进废弃房屋又因开发商连夜推平空屋而意外死亡的悲剧事件。《茶王》讲述了城市底层女性割裂的生活——在店里的她是黛笙,每天接触身价百万的茶,茶也赋予了她有尊严、体面的感觉;回到家后,她是庄翠红,面对的是儿子残疾、丈夫潦倒、家徒四壁的艱难处境。钱幸书写了庄翠红渴望体面生活而不能的境况,茶王班章以及与其相互确认的庄翠红在火灾中劫后重生的跌落与回归。小说通过塑造庄翠红与老老板这两个人物形象,书写了高贵与卑微、体面与寒酸的隐性较量,呈现了人性的幽微与动人之处。《野猪下山》展现了因年轻人外出务工而失去活力的空心村水秀村的现状,书写了城镇化进程中焦何美、魏育林、春来一家三代人的生存处境——种地为生的农妇焦何美为了护住庄稼而与糟蹋庄稼的野猪斗智斗勇;进城务工的魏育林一年只回一次水秀村;留守儿童春来从小就习得看大人脸色的本领,努力喜欢身边不停变换的监护人。在人与野猪斗争的过程中,野猪踩踏导致了小女孩春来的死亡,身为奶奶的焦何美又在报复野猪时将家猪与野猪同养并驯化了野猪,外出务工的魏育林也重返水秀村与母亲焦何美一起母亲养猪、种庄稼、办农场……《魏永芳的劳动生活》塑造了“魏永芳”这个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形象。住在小区配套平房里的魏永芳一家,为了改善窘迫的居住条件举债翻建房屋,却被住楼房的邻居举报,拆掉平房的二层后建筑队也不再施工,“家没了,但家里人还齐整着”的魏永芳一家继续在城市底层苦苦挣扎。《平凡的金银福》讲述了童安镇柳家两代人的生活。作为小学教师的父亲柳誉名郁郁不得志,平日里总与妻子争吵,他寄情于写豆腐块文章,婚外情因女方调往省城工作结束后又靠酒精麻醉自己;母亲桑爱红承受着柳父醉酒后的唠叨、抱怨以及加之于身的暴力,最终突发脑梗而亡;姐姐柳金在小镇底层苦苦挣扎,为养家糊口同时打四五份工,还要忍受着好吃懒做的丈夫杜昌的家暴;妹妹柳芙成为演员,一举成名后又因无戏可演患上抑郁症,最终喝药自杀;弟弟柳银成为小镇的公务员,过着稳定的生活。柳家三姐弟不同的人生际遇,使他们分处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就有了不同的生存状态。小说通过对柳家两代人生活状态的讲述,阐释了孤独和平凡的人生本质。

从上文对钱幸小说的分析不难看出,她的创作始终聚焦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也注重书写不同空间中不同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家庭伦理,其小说创作在现实关切中呈现中国大地上的万千气象,对新时代文学新鲁军严肃文学创作的创新与突破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二、空间书写呈现阶层差异

关于“空间”,英国学者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总结了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对空间的划分:“第一种是依据人身体所处的位置形成的‘实用空间(如,上、下、左、右等);第二种是根据我们的意向,我们注意的中心形成的观察空间,它是以观察者为中心的;第三种是由文化结构和我们的观念而形成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充满社会意义的空间;第四种认知空间,即我们如何抽象地构筑空间关系的模式”,本文在此“空间”概念的基础上对钱幸小说中的空间书写进行解读。

小说《暗渠》用光明小区的南苑(回迁楼)与北苑(商业楼盘)以及分隔了这两个空间的“暗渠”c巧妙地构筑了叙述空间,故事的推动与“暗渠”的存在、拆除、重建以及叶萍生活空间上南苑-北苑-南苑的变化紧密相关。叶萍在南苑这一空间生活时,她渴望穿过围栏享受北苑舒适优越的环境及便利的生活设施;叶萍在北苑这一空间生活后,则开始谋划在南北苑间重新建起“围栏”,将光明小区南苑、北苑重新区隔开来。暗渠象征着不同阶层不同生活间那道看不见的沟壑,小说对“暗渠”的关切直指阶层分化的社会现实,而叶萍以黎敏芝为镜像关照自身的清醒,对好日子的美好期待以及面对苦涩生活时的昂扬斗志,隐喻着其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小说通过空间书写呈现了社会转型期的城市景观,通过叶萍这一底层群体女性人物的塑造表达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关怀,在引起读者共鸣的同时也激发读者对当下现实的思考。

在小说《皮影》中,作者钱幸以隔湖相望的城中村“胡同里”和富人区龙角别墅构筑起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从童安市整体空间格局上看,被高楼大厦包围的“胡同里”拖着繁华城市的后腿,是高楼中间发育不良的怪物,是城市亟待祛除的“疮疤”。作者对胡同里内部空间的书写,呈现了城市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这里有着歪歪斜斜的三五层楼高的建筑,地上的路灰头土脸,下雨后污水横流,电线挂在半空中,路灯昏昏沉沉,还经常停水停电。庒朴斋等居民的内部生活空间同样逼仄不堪,屋子昏暗、狭小,又因塞满了东西而显得拥挤,置身其中有种时空错乱的阴冷感。富人区龙角别墅,壁垒森严的外墙上每隔五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大门还配有哨岗。别墅区内是高墙古树,影壁浮雕,青石板铺成的台阶错落有致,路两边是优质草皮。与昏暗、破落的“胡同里”不同,龙角别墅是一派气宇轩昂的光亮,相应的,生活在此地的人过着与“胡同里”居民迥然不同的生活。受小说人物马欢的视角所限,小说文本并没有详细描述龙角别墅房屋内部的具体陈设,这也意味着龙角别墅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胡同里”与龙角别墅之间,既有湖水、高墙这类物理上的隔绝,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在物质财富层面上的隐形区隔。

《皮影》这一文本,不仅通过龙角别墅与“胡同里”这两个空间的明暗对比,揭示了童安城市内部的繁华与落魄,还对其历史进行了追述。现如今“荒凉无人如同坟冢”的胡同里,在童安市还只是个镇子时就已作为庒朴斋祖辈的菜园老家而存在多时。最终,有着二百年历史的“胡同里”在童安从镇子扩张为城市的过程中消失,其废墟上生发出比龙角别墅更大的中式园林风别墅区“和为贵”。“胡同里”与龙角别墅的对峙以及“和为贵”对“胡同里”的终结,构成了小说《皮影》的空间叙事,庒朴斋们阻挡不了时代的滚滚洪流,只能在巨大的爆破声中迎接一种崭新的人生,其中蕴含着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几代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在小说《茶王》中,主人公有着两个名字——黛笙与庄翠红,这两个名字因其所处空间的转换而变化。她的双重身份由“店”和“家”这两处空间赋予,店和家之间“有钱的世界”与“没钱的世界”的差别也造就了她日常生活的错位。“店”这间茶室地处英雄山书市这一清雅地方,内部摆放着屏风、宽达一间屋的博古架,整个空间弥漫着一饼饼名贵的古茶所散发出的醇熟香味,给名为黛笙的她一种有尊严、体面的感觉。在处处讲究的店里,她的生活也在茶香的浸润下有了质感。“家”这一空间则揭示了她卑微的生活底色。“家”是小区深处的平房,只有配房的一半大小的两间屋子,一间客厅兼餐厅兼卧室,一间孩子的书房兼卧室。后来加盖的一间房,让家里有了一个独立的客厅兼餐厅,但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盖着泥瓦和塑料布的屋子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庇护。屋子在雨里被压塌,有了一个贯穿的大洞,丈夫也因修补屋顶而摔折了腿。“店”与“家”之间的差异,不仅造成了黛笙/庄翠红生活的错位与落差,更为重要的是“家”这一空间的逼仄、寒酸也戳破了“店”这一空间赋予她的体面与尊严。“店”并不能让身为打工人的她彻底摆脱贫穷、寒酸的生活,带给她的体面与尊严也只是幻觉,而这幻觉也因一场大火消失殆尽。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名为黛笙的她,她彻底告别了在茶店焚香煮茶的体面岁月,成了医院里不受待见的卫生工。

从空间叙事的层面上来看,小说《茶王》中“店”与“家”这两个在城市中并置存在的生存空间,象征着城市空间内部“有钱的世界”与“没钱的世界”的阶层分化。一场大火烧毁了茶店,但并没有对老老板和小老板的生活造成影响,他们靠着保险公司的千万赔款仍旧过着体面的生活,而她却永远地跌落到了“没钱的世界”,身为庄翠红的她在儿子的暗示下搬离了“家”,如老鼠般住到了茶店的遗址里。火灾变故后远在波士顿的新茶铺以及小区深处的“家”对她的驱逐,意味着城市里已经没有其可以长久栖身的生存空间。与她相互确认的茶王班章,在焚烧、供人啜饮后回归平凡世界,居无定所的庄翠红也继续着城市底层群体隐秘的挣扎——“她的胸膛再也不为外面的世界、为快乐而跳动。她只是活着。任由自己活着。”d

《世间的光》《魏永芳的劳动生活》等小说,对城市底层群体生存空间的书写并未超脱出《茶王》的空间叙事范畴,本文不再赘述。钱幸在《暗渠》《皮影》《茶王》等小说中,通过对小说人物生存空间的书写,呈现了城市化时代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貌。钱幸小说对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巨大差距的强调,反映了现实社会中日益凸显的贫富分化问题以及精英阶层与底层群体间的矛盾,其创作初衷在于对社会公平正义这一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

小说虽是虚构的故事,但钱幸在众多文本中,通过空间书写具象化地呈现了阶层差距,向读者传递出明确的现实批判性。可以说,钱幸小说创作是其用文学的方式呈现的针对当下社会的一种思考。她的小说呈现了不同社會空间内生存、打拼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状态,她提出了问题,呈现了矛盾,但并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通过讲故事与空间书写激发读者的广泛思考。

注释:

a钱幸:《隐性的河》,《山东文学》2021年第11期。

b刘雪萍:《都市景观的构建及城市生活经验的文学表达》,《山东文学》2021年第11期。

c钱幸在小说简介中对“暗渠”做了如下阐释:“暗渠是光明小区南北苑的修了又拆的围栏,是人工河,也是不同生活那道看不见的‘沟壑。”

d钱幸:《茶王》,《时代文学》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