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的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书写

王昌忠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现实主义冲击波”概念最早由张新颖、雷达等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提出，它所命名的对象是“刘醒龙、陈源斌、毕淑敏、关仁山、邓一光等一些相当活跃的作家”“充满了浓烈的当今实际生活的气息，表现出经济和文化转型过程中我们这个时代的勃勃生机，同时也写出了这一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痛苦和艰难”[1]的作品。“现实主义冲击波”概念提出后，同步于新的文学事实的不断出现，它所指涉的文学对象、覆盖的话语范围也在不断增多、扩大。可以说，凡是操持现实主义创作立场、运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以全景方式书写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及其面临的问题与冲突，揭发和抨击官场和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现象的小说样态，即可纳入“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范围。90年代以来，尽管消费社会所需的物质保障并未全部具备，但消费社会的雏形在中国却已建成，尤其是消费社会的运作模式、现实图景、生活情形、理想愿望和思想意识已经从国家层面到日常生活层次都得到大面积、全方位的展开。这就正如洪志刚所指出的：“消费主义赢得了合法性的生存空间。从经济到文化，从都市到乡村，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了消费主义时代。”[2]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所处理、面对的政治性的现实生活，其实就是消费社会或者说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生活或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生活。总体来看，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所书写的消费情状主要包括：消费图景、状况，基本消费资源的争取、维护，及个人消费资源的攫取、占有。

一、消费社会消费图景的逼真展示

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即在于消费活动取代生产活动成为了社会的主要和基本“事件”。人类消费不是单纯的物质、生理活动，而是一种文化、精神活动。文学消费书写，其实是对消费的价值、意义的揭示和传达，也就是对消费文化的揭示和传达。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偏于“政治写作”，其中的消费书写着重揭示、发掘的是消费事实的政治文化，即政治意义、政治价值。作为消费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和环节，消费场景、情形和消费状况、水平被广泛、大量编织进文学消费书写文本成为其中的话语组织。由于消费场景、情形和消费状况、水平，承载、寄托着较为浓厚、直接和明显的政治气息，因而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题材内容。顺应于政治意旨的实现，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主要书写了两种不同样态的消费情形和状况：一是奢侈、豪华、铺排的，二是贫穷、困顿、窘迫的。

在大力提倡“消费有理”“消费也是生产力”的消费社会，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在某些层面，奢侈消费、高档消费都被视为具有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们的身材、住宅、厨房、食品以及西方世界通行的所有消费习惯，都是意向性符号，体现着某一地位的生活方式；它们的标志性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3]，的确，消费社会的消费既标识着消费主体的社会地位、身份，也象征了消费主体的个人能力、品位。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所书写的高档消费、奢侈消费分成公共性、集体性的和私人性、个体性的两种。前者指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区域（主要是城市）公共的、集体的高档、繁华消费事实，比如城市道路、公园、景观、楼堂馆所等“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周梅森的《至高利益》书写了市长钱凡兴极力修建的峡江市“时代大道”，花建设（由太平镇镇长提为沙洋县副县长）主持建设的太平镇“镇容”，以及其修造的“比人家青湖市一般的县政府大楼都好的”“真气派”的“镇上的办公楼”；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所写的丁能通对东州市驻京办大楼的兴建，等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书写公共性、集体性高档、繁华消费事实的政治用意主要在于：一是揭示、批判官员将城市改造、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这类“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作为“政绩工程”以达到维护或提升自己的官位、权力的私人目的，二是暴露、抨击干部摒弃为人民服务宗旨而贪图享受、互相攀比的不正之风；除此之外，也包含揭发、呈现领导干部借大兴土木、建设项目以捞取好处的图谋，如收受贿赂、安排人事等。

后者指的是个人、私下在衣、食、住、行、用、玩等方面的高档消费、奢侈消费。拘囿于特定的政治性对象视域和政治性主旨意涵，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主要呈现了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和商人、企业老板的高档消费、奢侈消费。先来看领导干部的高档消费、奢侈消费。在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消费叙事中，大凡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官员及其家属，都无不过着高档奢侈、挥霍铺排的消费生活。除了住豪宅、穿名牌、乘名车、喝名酒、吸好烟、戴名表等之外，他们还玩豪赌（如《驻京办主任》中的副市长贾朝轩）、玩古玩字画（如《驻京办主任》中的“京城要人”“王老”、王跃文的《国画》中的柳秘书长）、玩女人（如周梅森《至高利益》中的副省长赵达功、《国画》中的皮市长），等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对领导干部奢靡消费的书写，其目的既在于揭示他们党性人格的丧失、理想信念的沉沦和精神操守的泯灭，也在于说明他们走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道路的必然性。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的商人、老板都享用着豪华高档、奢靡铺张的消费生活。张欣的《浮华背后》中的走私头目高锦林、陆天明的《大雪无痕》中的九天集团冯祥龙这样的大企业的大老板自不必说；就是处于经济困境的小地方的私营企业的老板们，如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中作为乡三产企业的金河贸易公司的冯经理、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的镇办养殖场老板洪塔山，等等，也是如此。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一是揭露他们挥霍、铺张的消费资源通常是建立在掠夺、损害别人（主要是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消费资源的基础上的；二是反映他们的挥霍、铺张消费背后隐藏着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丑恶行径。因而，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也将商人、企业老板的奢靡、挥霍消费书写拉向了政治书写的轨道。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的各种改革在经历了它的新锐期后，各种矛盾逐渐突出、激化，进入到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境地。一些重大而又棘手的问题浮出水面：工厂破产、工人下岗；农民与土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学生就业困难”[4]。从消费角度看，贫穷、困顿、窘迫消费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关仁山、刘醒龙等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主要书写了农民贫苦、困顿的消费状况。《九月还乡》中，农民们在城市打工，或者获取不到消费资源，或者要遭受凌辱，只能回到农村靠土地为生，然而，他们不是保不住想要的土地就是缺乏开发土地的资金（如杨双根）。在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中，农民们为了得到一点政府的救济款，就要采摘冬茶（茶树会因此死掉，导致以后的消费困境）上交给镇领导去送礼。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对于农民艰难、困苦的消费情状的书写，意图在于批判、控诉造成其消费事实的深层原因。其中既有“三农政策”的问题，也有基层干部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无所作为及片面追求政绩的问题，还有为富不仁、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的问题。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更多地写了企业工人的消费生活状况。谈歌的《大厂》《车间》对举步维艰、濒临倒闭的工厂里工人们无钱看病，领不到工资，见义勇为被抓却无钱领回等消费事实或与消费相关的事实，进行了书写。陆天明的《大雪无痕》书写了下岗女工方雨珠、检举官员收受股权的原东钢集团职工廖红宇的清苦消费状况。在周梅森的《至高利益》中，由于赵娟娟受到包括副省长赵达功在内的官员、领导的庇护，而迟迟未归还所亏欠的红峰公司巨款，致使红峰公司职工陷入了严重的消费困境，以至于只能以“用附近菜场鱼摊上捡来的鳝鱼骨头和内脏做的”“漂着黄菜叶的白汤”和“馒头”打发中饭。在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工人困顿、清苦、窘迫的消费状况，都有其现实原因。比如改制、转型给国企带来的阵痛（《大厂》《车间》），比如政企不分形成企业经营、管理漏洞从而使职工遭受利益损失，比如权钱交易、钱色交易和以权谋私、徇私枉法、中饱私囊使得工人不得不承受艰辛的消费生活。

二、维护基本消费资源的客观呈现

人类消费指的是作为消费主体的人对消费资源、消费对象的消耗、享用，因而其前提是对消费资源、消费对象的占有和获取。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鲜明的政治指向，导致其中的消费书写主要落笔在了消费资源的创造、争取和维护上面。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创作者将创作视线投向了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深化改革、转型升级过程中消费资源受损、消费条件不足的群体维护，以及争取消费资源、消费条件的事实。既书写了他们自身的维护和争取，也书写了“社会”（主要是企业领导和基层干部）为他们的权益所进行维护和争取。

先来看消费利益受损者自身对消费资源的维护、消费条件的争取。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的工厂题材作品经常以国企职工因为收入低下而另谋出路为书写对象。《大厂》中，当在举步维艰的国有“大厂”无法得到基本消费条件的保障时，包括总工程师在内的职工便产生了跳槽到经济效益好的私营企业的主意。由于三农政策的出台、基层官员的工作作风问题、农村经济基础薄弱、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等原因，农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消费资源受到了损害，消费条件遭遇了危机。面对这些情形，农民们要么如《大雪无乡》中的九月到城里打工（甚至卖身）挣钱回乡开垦土地，杨双根偷卖公家铁桥换钱开垦土地；要么如何申的《信访办主任》中的揣德强上访呼告；要么如《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农民拒不理睬镇长要求的上交冬茶。官场小说、反腐小说在这方面书写较多的是当官商勾结侵犯了企业职工的利益时，如企业向官员行贿（施与股权、金钱），企业被廉价兼并或转让等，企业职工通过上访、集会、谈判、申诉等途径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大雪无痕》中，东钢集团将内部股行贿给省市领导自是损害了职工的利益，占据了职工的消费资源，以廖红宇为代表的东钢职工上诉、告发便是为了维护、捍卫自己的消费资源权益。

再来看政府、部门、单位、企业如何为集体、他人争取消费资源、创造消费条件。个体作为“社会”人，当利益受损、资源缺失时，他们就不得不求助政府、部门、单位、企业。事实上，“社会”也确实向他们伸出了援手。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对此所做的“记录”主要有：第一，政府查清权钱交易真相，惩处贪污腐败，清除黒恶势力，维护集体利益，保障职工、百姓的合理消费需求。在《大雪无痕》《苍天在上》《绝对权力》《至高利益》《苍黄》《国画》等反腐小说中，国家、政府中的正义力量，经过艰巨复杂的较量，最终都惩处了贪官，消除了官员及其家属对企业资产的占有、夺取（如享有股权、收受贿赂、直接挪用），从而保障了职工的权益。第二，企业经营管理者（厂长、经理）加强管理、改善经营，甚至采用一些阴暗、下作的方法，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给员工提供消费资源、创造消费条件。如吕建国厂长（《大厂》）与派出所交涉保出涉黄的重要客户，田书记（《大厂》）等人给下岗工人安排工作和给因公殉职的职工家庭“弄些困难补助”、秦志文索回张青（私营老板）向厂里借走的三百万资金，等等。第三，农村基层干部想方设法促经济、增收入，使基层公务员、乡镇教师等获享基本消费资源，并铲除黑恶势力，维护农民利益。孔太平（《分享艰难》）镇长为了发放教师工资，与派出所“斗智斗勇”巧妙获取了赌博人员的罚款经费；为了保住作为镇里主要财政来源的养殖场，不仅袒护养殖场老板洪塔山嫖娼，而且在表妹被强暴后也选择了姑息、容忍。太平镇镇长计夫顺（《至高利益》）更是“胆大妄为”，为了发放教师和镇里工作人员工资，为了凑到退休干部的医药费用，竟冒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挪用了村民上交的超生罚款。铲除黑恶势力以维护农民利益的情形，在《九月还乡》《至高利益》中有所表现。前者如制止冯经理强行低价收购棉花，后者如惩处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私自在公路上设卡收取通行费等）的郝老大、郝老二（计夫顺为此付出了生命）。

三、攫取奢侈消费资源的如实描摹

消费社会消费主体的消费对象，有的是纯粹为着满足身体的奢靡需求，有的则是“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功能失去了联系”，“对应的是”“社会逻辑”和“欲望逻辑”[5]。消费欲望的闸门一经打开，在漫无止境的消费需求的胁迫、驱动下，对于消费资源的占有往往会失控、失禁，其手段、举措往往会越过合理性、合法性藩篱，而滑入不合理、不合法的泥潭。这就如王峰秀所指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对利益的追求为杠杆，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使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东西泛滥起来，严重恶化了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以赤裸裸的生活真实，让我们警觉到了市场经济中‘一切向钱看’的负面效应”[6]。正因为如此，关于官员、干部、商人对于消费资源的争取、占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着力书写的是他们采用不合理手段、不合法方式的“巧取”“豪夺”，比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具体来看，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集中呈现了官员、商人（老板）和女人对个人消费资源的贪婪攫取和大肆侵吞。

一些作品书写了各级政府官员、领导干部和国企管理者中所出现的把持力弱、控制力差的人，从工资福利等合理合法渠道之外去谋求消费条件、占据消费资源。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重要类型之一的“官场小说”也称为“反腐小说”，就在于它集中书写了官员的腐败，而这腐败就包括凭借权力而实施对财富、金钱的占有和夺取。具体情形主要有：第一，收受贿赂。谈歌的《车间》里，厂子本身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困境，吴厂长却不去追回厂里贷给张青的三百万元巨资，原因就在于他收受了张青的贿赂。何申的《信访办主任》中的县委梁书记之所以阻止村民们上访，就在于他收受了村支书杨光复的贿赂。第二，接受股权、股票分红。这其实也是企业向领导干部的行贿，而且往往是更大额度的贿赂，只是形式更隐蔽一些。《大雪无痕》中顾书记获取了东钢集团三十万的职工内部股，《绝对权力》中的市委书记齐全盛夫人高雅菊“买”入的是蓝天集团的股票（轻而易举就赚了二百万）。第三，占有、挪用国家、企业资产。周密（《大雪无痕》）便是挪用了九天集团老总的十万元资金给顾书记买东钢集团的内部股。市长赵芬芳（《绝对权力》）为了坐上市委书记的宝座，居然占取金字塔集团一千万元人民币向北京来的“领导人儿子”（实为骗子）买官。第四，利用权力经办、插手企业事务并从中牟利。齐小艳（《绝对权力》）就因为是市委书记的女儿而当上了蓝天集团的老总，从而给了情人白先树副市长占取公司资金的机会。卓琴（《浮华背后》）利用母亲杜党生是海关关长这一背景，开办第三方公司，自己走私也协助他人走私。

企业老板、负责人，通过管理、经营企业，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萌生了占有个人财富的欲望。占有财富的欲望一经产生，便没有满足、没有止境。因此，企业老板、负责人便会千方百计地借助管理、经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利益最大化。在90 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现场，企业、公司采用不合法、不合理的途径、渠道创建和经营的情形比比皆是。诸如偷税漏税、投机取巧、剥削职工、挪用国家资产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对90 年代以来出现的企业老板、商人不合理、不合法经营和管理，攫取消费资源、占据消费条件的事实展开了书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直接将企业资金占为己有。比如周梅森的《至高利益》中的峡江市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田壮达，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老婆、孩子和情人全悄悄移民国外”后，携“公司的近三亿元港币”“消失”了。其次，强行向银行巨额贷款而拖欠不还。关仁山的《大雪无痕》中的乡镇企业老板潘老五贷了银行的巨款，倒成了要挟银行、政府的资本，因为银行需要他经营好企业偿还贷款和利息，政府需要他利用贷款经营好企业来为乡镇创造财富。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中的北都集团老总陈富忠，在“向东州各家银行总共贷了七个亿了，一分钱也没还”后，因再次向市建行中山支行贷三个亿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竟将行长段玉芬和一名工作人员暗害了。再次，采取非法途径、犯罪手段谋求经济利益。王跃文的《国画》中，雷拂尘的龙兴大酒店隐藏色情服务以招揽顾客；《九月还乡》中有势力有后台的乡镇企业老板冯经理，设卡低价收购农民棉花；《苍天在上》中的万方公司，仗着“上方”授意，强行将“质量不过关的煞车管”使用到新生产的汽车上，导致试车时车辆失控，失去了“二三十条人命”。至于张欣的《浮华背后》中的高锦林，更是置国法于不顾，大肆走私获取暴利，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有，官商勾结在买地及企业转让、股权交易等巨大经济行为中借力政府“暗箱操作”，谋取巨大经济利益。周梅森的《绝对权力》中，在市长赵芬芳的支持、策划下，先让蓝天集团宣布破产，然后让金启明的金字塔集团以超低价买进蓝天集团。《国画》中，皮杰（皮市长儿子）用四百万购置了别人（如雷拂尘）愿意出五百万购置的一块好地，并且很快建起了东方娱乐城，抢走了雷拂尘龙兴大酒店的生意。

与物质消费欲望紧密结合的是人的情欲、性欲。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所书写的一些女性以出卖身体交换消费资源、消费条件的情形主要为：女性将性资源投放给男性政府官员、领导干部和商人、老板以满足其性消费欲望，从而换取财富。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书写了不同层次的女性（高层次的如白丽娜、苏红袖、罗小梅，低层次的如林娟娟）与官员、商人之间的不正当男女性关系。在这其中，虽然也有建立在纯粹情爱基础上的，比如丁能通和罗小梅之间。但更多的是女性“出卖”性资源以满足男性官员、商人的性欲、情欲而获取消费资源、消费条件。白丽娜成为市长肖鸿林的情人，除了谋求更高的职位还包括享拥他腐败所得的财富。苏红袖“投身”于副市长贾朝轩、袁锡藩和商人陈富忠，无不为了与他们一起挥霍金钱、享用财富。至于林娟娟以保姆之躯“服务”商人陈忠富、副市长袁锡藩，直接就是为了换钱给父亲治病。《至高利益》中，赵娟娟把身体“支付”给赵达功而被其树为企业家典型；把身体“支付”给陈仲成和其他法官“换取”了红峰案的胜诉，从而占有了本应支付给红峰公司职工的巨额租金。

文学“在向人们展现真理的同时，也向人们呈示着意义，并以审美情感诉诸人们的心灵和激发人们的情绪的方式，发挥着它的审美意识形态作用”[7]，这意义往往借助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情感态度来体现。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作家在将领导干部、政府官员以及商人、老板和女性，靠不合理、不合法的政治手段和途径攫取消费条件、掠夺消费资源的事实，作为题材内容时，所持的价值立场、情感态度坚定、鲜明，那就是无情暴露、强烈批判、坚决抵制。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传达写作主体情感态度、价值立场的途径、方式也很常见。从叙述投影来看，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以全知全能的外聚焦为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三人称叙述为主；从叙述声音来看，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以故事外叙述（异故事叙述）为主。具体到领导干部、政府官员以及商人、老板对消费资源的攫取，消费条件的获具的叙事，叙述者和聚焦者常常都是隐含作者，而这隐含作者在思想立场、价值态度上又与作者本人保持着同构与一致，即都是无情暴露、强烈批判、坚决抵制。这一情感态度、价值立场主要通过下述方式得到了体现：第一，采取不合理、不合法的政治手段、途径攫取消费条件、掠夺消费资源的行为最终被败露、被禁绝，那些人大多受到了应有的行政惩处、法律制裁。第二，将他们占夺消费资源、争得消费条件过程中不合法、不合理的具体表现和完整细节“展览”“播放”出来。第三，用有着暴露、批判、抵制等情感色彩、思想意涵的叙述声音（语词、语气、句式等），描述、阐释、评价他们以不合理、不合法的政治手段，途径攫取消费条件和掠夺消费资源的行为。显然，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消费文化书写的意图在于审视、反思和质疑、批判消费文化，为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得到美的享受”[8]的消费目的而努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基本确立，消费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成为了一种重要文化事实。一方面，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秉承现实主义原则，笔触游走于20 世纪90 年代的消费文化现场，深入、具体地描摹了其状貌，透视了其肌理，把捉了其实质。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作家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文化的书写，并非停留于真实“记录”、客观“呈现”的层面，而是凭依自己的标准、尺度，进行了思考和评判，也即投入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态度。显然，通过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消费文化话语不难发现，创作主体在面对、处理20 世纪90 年代消费文化时的基本立场和主要态度是反思、审视和质疑、批判。他们的意图不在推动、鼓噪愈演愈烈的消费文化，而在纠偏消费文化的异化、扭曲之处，以便把社会主义消费文化发展引向合理和健全。因此，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消费文化书写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就社会学意义而论，第一，使公众读者对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蜂拥而入的消费文化既有现象上的感性了解，又有实质上的理性认知。第二，提醒相关职能部门管控、规范消费文化，尤其要制止、杜绝其中的负面倾向，从而使其呈现应然、正常态势。在文学层面，第一，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先锋”“实验”“探索”盛行的文学风气中，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通过书写活生生的消费文化现实，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勃生机，也彰显了文学所具有的现实介入、社会担当的强大威力。第二，消费文化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盘踞”于中国版图，将成为文学书写的客体对象，因此，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消费文化书写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示范、参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