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粤西士人的八股文论思想

陈丕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我们今天比较熟知的八股文，其实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常见的有经义、制义、制艺、八股文、八比文、举子业、时文、四书文等。它是明清科举考试时规定使用的文体。因其写作上有诸多限制，且仅为应举所需，故往往招致学者的批评。

其实，八股文虽有弊病，但它以阐发儒家义理为本，对士人心性德行的提高多有潜移默化的浸润效果。粤西（古代广西）学者吕璜、蒋励常、俞廷举、郑献甫、龙启瑞、苏时学等对八股文的写作，都有论略。陈维昭对郑献甫的八股文话及评点有一些研究[1]，但学界对粤西其他学者的八股文论思想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故本文欲对此作进一步的梳理和阐释。

一、八股文与古文无别

八股文为科举考试所使用的特殊文体，所以，写好八股文就成了封建士子登第入仕、改变人生的重要途径。但是，八股文因其本意是代圣人立言，有严格的八股定式。而作者为文又不能逾越雷池，纵有才情，亦受制于文体规范，故难有佳作而历遭时贤及后人的诟病。刘大櫆论之极切：“今之时文，号称‘经义’。以余观之，如栖群蝇于圭璧之上，有玷污而无洗濯。”[2]刘大櫆入京应举、词科、特科均未得中，后以教谕讲学授徒，贫病而终。而他又是桐城派散文中坚，其文“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及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3]。作文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故于代圣人立言、束缚才情的时文，视为玷污圭璧之蝇，论之甚卑。

不过，也有一些高明的作者，能看到八股文弘道教化的功能，而且他们也能在八股为文的既有框架下，驰骋才情，如遵格律而能出佳诗一样，作八股文亦能自出机杼。所以，他们对八股文，亦有扬之殊甚者。如王夫之谓：

经义虽无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导，亦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则固乐语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韵以之谐，度以之雅，微以之发，远以之致；有宣昭而无罨霭，有淡宕而无犷戾。[4]

他认为，八股文在世教沦夷、诗不足以尽乐德时，能与体正而雅的诗歌一样，以作者内心情感为本，舒才导情，谐韵雅度，发微致远，且风格宣昭淡宕。他不仅从文体上提高了八股文的地位，还对此种文体的功用、风格予以极高的赞美。

当然，古代学者对八股文的褒贬，各有不同的立场和心态。因为八股文固是应试科举的要求，但八股文的僵化式写作，也确实束缚了文士的才情。且八股文的三种品位中，即追求境界的八股文、中间层次的八股文、迷恋功名的八股文[5]，可堪褒扬者虽有却少，目之庸滥者则既俗且多。至于今人对八股文的指斥，则往往蔽于耳闻道听，未尝深考，故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粤西学者对八股文的态度则较为通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此种文体。虽然龙启瑞尝谓：“自功业道德之儒不世出，而世遂以时文为诟病。夫诚见乎雷同剿说，束书不观，终日从事于臭腐熟烂之物，几不知有古今天地之大，及措之于世，则茫乎不知所以为，如是，谓时文之误人也亦宜然。”[6]167但这只是对束书不观及雷同剿说现象的批判，或说是对庸滥八股文的不满而已。其实，粤西学者都承认八股文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也看到国家以制艺取士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们的态度比较客观。如关于八股文的起源，古代学者提出源于唐、宋、元、明各说。粤西学者大都主源于宋而盛于明说。如吕璜曰：“经义之垂七百有余岁。”[7]56俞廷举云：“制义创自宋主。”[6]63龙启瑞言：“有明以来，以制艺取士，国家因之。”[6]167他们认为，国家通过对选拔人才机制的调整，又经过数朝学者的润色取舍，八股文已渐成“良法”[6]63。

对八股文的称呼，也体现了粤西学者的宽容心态。黄强认为，八股文的称呼，褒义类有经义、制义、制艺等，中性类有八股文等，贬义类有时文等[5]1-7。粤西学者对八股文的称呼，褒贬两类均用，或称制艺、制义、经义，或称时文。称经义者，如郑献甫之“曾无当于经义”[6]136。称制艺者，郑献甫有《双柳堂制艺》、龙启瑞言“以制艺取士”[6]63167。称制义者，俞廷举有“制义上乘”[6]63。但他们同样以时文命之。郑献甫之“因即本论古文者以论时文”[6]136、龙启瑞之“天下之善为时文者”[6]168。但不管是用哪种称呼，粤西学者都能以客观的态度来描述此种文体的种种情形，并没有表现出蔑视排斥的态度。

甚者，粤西学者还把八股文与诗文相提并论。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诗歌与散文具有雅正的地位。八股文作为逐禄求仕的工具，虽是一种文体，但却难与雅正的诗文相较。而俞廷举却说：“至前明乃盛，王守溪、唐荆川、归震川、胡思泉四家为一代之冠，而归、王又谓之集大成，犹诗之盛唐李、杜是也。”[6]63他把写作八股文的归有光和王鏊比作诗歌领域的李白和杜甫，其本意或许只是说明归王二人在彼种领域中的成就而已，但客观上却把八股文与诗歌放在同一维度来衡量，无意中提高了八股文的地位。

蒋励常与郑献甫则认为八股文与古文无别。蒋励常谓：“时文与古文何以异？但限于题，缚于律耳。”[6]51八股文限定了题目以及写作格式，而古文的内容及形式均无常法。所以，古文的气局、识见、才情等，亦可用于八股文。郑献甫曰：

贤人之文以文载道，儒者之文因文见道，故曰道贵也。尝怪朱子于唐文薄柳而尊韩，且为之《考异》；于北宋文，黜苏而爱曾，且学其体。夫韩诚胜于柳，曾岂胜于苏？……时文则依传注审语气，其体难自为，且勿论不文者，即有清真之才，有淹贯之学，而未有醇实之气，亦苟异于不文者。[6]136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对古文的要求之一，且许多学者都以载道与否来定古文的高下，如朱熹薄柳尊韩、黜苏爱曾，其依据就是因韩愈、曾巩自觉以古文弘扬儒家道统，而柳宗元、苏轼之文则略有不如。郑献甫即据此而定古文与八股文无别。而且指出，八股文虽需根据经传注释来揣摩圣人语气而作文，但作文时，亦须有清真之才、淹贯之学、醇实之气，理脉严密、辞气顺畅，如此才能代圣言而见圣道。然则，郑氏对八股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如才、学、理、辞，其实也是古文创作的要求。则自此而言，古文与八股文亦无别。

苏时学则认为清人方百川的八股文能接踵屈原等人：

兴化郑氏燮曰：“本朝文章当以方百川制艺为第一……。”又云：“百川时文精粹湛深，抽心苗发奥旨，绘物象、状人情，千回百折而卒造乎浅近。……”卓哉斯言！……诚以百川之文固为今，……还于古之人求之，则唯屈子之骚、龙门之史、杜陵之诗、欧阳子之文，能以身世无穷之感，发为日星河岳之光，而沈郁苍凉顿成绝调，千秋而下，求其庶几接踵而无憾焉者。[6]187

屈原辞赋、司马迁史书、杜甫诗歌、欧阳修散文皆为一代杰构。方舟字百川，以时文动天下。他的八股文若果真如郑氏所言为清人第一，被拿来与屈原等人比拟，若就一体之胜而言，似尚能接受。但苏时学不仅认可郑燮评“百川时文精粹湛深”诸语，而且推尊方舟的时文能接踵屈原诸人“沈郁苍凉顿成绝调”的骚史诗文，这恐怕就不容易被理解了。毕竟文体不同，功用亦异。八股文代圣人设言，思不出圣人所思，且又以温柔敦厚教人；而屈原诸人发愤为文，写其身世无穷之感，再屈原被批“露才扬己”[8]，《史记》人谓谤书[9]，均无益于封建统治者的教化需要。二者歧异如是，谓能接踵，似略嫌勉强。然不管苏氏初衷如何，由此已可考见其对八股文的赞赏态度。

吕璜还认为写八股文可以使人不朽。他说：“先生之文，裒然成秩，不愧于古作者，又如是也。后之君子敬慕先生，或意不在文。然即以文论，而先生固足以不朽，正不必歧而视之矣。”[7]56《左传》宣称不朽之“言”，多指经子史三类的著作，至曹丕称创作诗文之类的作品亦可不朽。但后人一般不认为写八股文能使人不朽，因为此种文章是命题写作，又是代圣人言，其体制已束缚了写作者的才情。应试者即使写得再好，也只能算是揣摩明白了圣人的本意而且阐述清楚而已。吕璜谓应氏可因写八股文而不朽，或有谀美之情，但既有粤西学者把八股文等同于古文，甚或“跻于古文之上”，则吕氏论之如是亦无不可。

二、八股文的写作技巧

八股文是科举考试中时务策论写作的载体，其写作的成败关乎士人的得中与否，进而决定士人命运的穷达荣枯。因此，如何写出合乎主考官审美品味的八股文，是需要学子用心揣摩的。俞廷举尝谓：

此道之难不难也！然难不难于作，而难于认题之真；不难于博，而难于淡理之精；不难于浓，而难于淡；不难于淡，而难于淡而有味；不难于长，而难于短；不难于短，而难于短而弥高。[6]63

写出浓淡适宜、长短有味的八股文是不容易的，那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困窘呢？龙启瑞曾指出：“今士人于制艺，既不肯竟学，其稍知取法者，则又貌为先辈而不究其所由然之故。”[6]167可知还是要学，要取法。然则其法何在呢？

粤西学者的做法是先辨明八股文的文体特征。古人很早就对各种文体进行过细致的分类，对各种文体的审美也有不同的要求。如曹丕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0]粤西士人把八股文视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文体，认为八股文的写作以言理为上，即以阐释义理为根本。俞廷举曰：“文章从来不外理法二字，制义上乘，理尤第一。”[6]63郑献甫谓：“理脉疎、辞气倍，曾无当于经义，又况益以空疎鄙浅流宕之说，尚冀其代圣言，而因以见圣道乎？”[6]136八股文代圣人立言，要求写作者以严密的理论逻辑来论证圣人引而未发的微言大义，这是文体的本质特征。

本质已明，则可定风格。粤西学者认为，八股文就以和缓醇实为美。蒋励常谓：“时文至前明启、祯时极盛矣，然气势峻迫，多噍杀之音、亡国之音也。国初文局度宽博，多和缓之音，治世之音也。”[6]51郑献甫曰：“时文则依传注审语气，其体难自为，且勿论不文者，即有清真之才，有淹贯之学，而未有醇实之气，亦茍异于不文者。”[6]136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它要遵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而它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要体现一朝气象，且士人也需要借八股文的写作为国家的昌盛提供治国之鉴。所以，八股文虽盛于明代天启、崇祯时，学者却不能学彼时的噍杀亡国之音，而要学习清朝初期平和舒缓、淳厚朴实的文风。这种文风就是八股文的审美标准。

文体已明，备考就要有目标。求学需立远大的志向，应试必以夺魁相期。蒋励常谓：

读书应试其尤甚者也，读书宜先立志，为圣为贤尚已，即以举业科目言之，元魁鼎甲，皆学人分内事，初学即以元魁鼎甲自期，非夸也，必如是乃可谓之有志。……学人用功，只一见小之心害之，见小则欲速，欲速则东涂西抹，工夫做不成路数，不独数年、十数年间一无所就，甚至老而无成，始自悔其从前之误，不已晚乎？[6]50

俞廷举亦谓：“盖代圣人说话，其理大中至正，无过不及，恰好至善，所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是也。”[6]63这是应试举子应当具有的自信，也是他们必需树立的远大目标。

定好目标，就要制定真积力久的计划。蒋励常说：“志既立定，方可安排用功夫。”[6]50又言：“然功夫做到十分成熟，即首选高魁，数不可知而理自可必也。但此十分成熟工夫不易做到，姿禀高者数年，低者非十年、十数年不能收效。”[6]50俞廷举谓：“此非十年读书、十年养气、格物致知……不能。”[6]63以数十年时间体悟思考，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自然功成业就。

有了计划，还要用心读书。科举考试的内容来自四书、五经，所以，要写好八股文，固然要熟读教材。但只读经书，缺少与其他子史集部知识的融会贯通，那可能连经书都读不懂，更不要说从容应试了。因此，读书必须精读与泛读并重。蒋励常曰：

用功大略：“四书”宜透宜融；“六经”宜熟宜看注疏；《史》、《汉》宜选读；历朝古文脍炙人口者宜读；子书杂记约四五万言；《通鉴纲目》宜看，不必事事记得，但能得其大义；诗赋涉猎，多寡量力；策读三四十篇；时文按天分读，多至百五六十篇而止，看则多多益善；应制诗赋读不过百首，亦不妨多看。[6]50

俞廷举云：“古人谓读明文而以宋文参之，始文质得中，况读今文而不读明文，读明文而不读成、宏、正、嘉者哉！”[6]63龙启瑞言：“《昭明文选》、《艺文类聚》二书于制举何与？而先生读之，因以通于经义。”[6]168经书宜熟读融透，但更需广泛地阅读，思路、识见才可能与圣人若合符节，甚至能弥补圣人的某些思虑不周之处，进而写出与众不同而又合应试需要的八股文。

在临文写作时，审清题目精神最为关键。蒋励常谓：“题之面目有在题位，有在题之实字者；精神有在题理，有在题之虚字者，必书理融透，方得了然。”[6]51因此，粤西学者认为，应试者平时要揣摩时文的作法，选出精妙优秀的八股文来用心学习。俞廷举谓：“明之王、唐、归、胡，本朝山左之窦东皋，吾粤之刘灵溪以及宋高南学士所选《回澜短篇》，王已山太史所选《精诣老境》是也。”[6]63龙启瑞曰：“昔姚姬传先生谓：‘经义可为文章之至高，而士乃视之甚卑。’因欲率天下为之，尝精选名家文为一编，以迪后学。”[6]168揣摩作法，需有好的选本作为取法的对象，如古代有许多诗选、文选、词选之类的著作供后学研读取法一样，优秀的八股文选本对学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选本，还要刻意模仿，蒋励常曰：“作时文无别法，唯以肖题为主，犹之画师写真，总以肖乎其人为主。”[6]51后学去圣人千载，时世迥异。作文想要做到言如圣人口出，就要通过反复的模仿训练，如画师写真一样，在题面精神、布局命意、选调练词等方面“肖”于圣人，或许就能达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的写作境界了。

此外，蒋励常对行文结构的安排，也有心得：“凡作文，须知割爱法。”[6]51有所割爱，方能保证论述的集中，不生枝蔓。又说：“小题路窄，前路须用腾挪法，渐次拍入题为善。”[6]51这是破题的技巧，八股文作得好与不好，全看破题如何，“关键在于一语中的，精确不移，引出所要作的全文的主旨，但又切忌就题释题，重复题义”[5]25-26。而善用腾挪，可以实现小题大做，或为后文的写作留下广阔的驰骋空间，而且使文章的写作如曲径通幽，韵味有致。至于结尾的技巧：

作截下题，凡收煞处有三种法子：一从本题缩住，如在堂上走路，至近阶时急缩住脚是也；一从前路缩住，如在堂上走路，至近阶时却从后面缩住脚是也；一从旁路缩住，如在堂上走路，至近阶时忽从两边缩住脚是也。[6]51

文章收尾的方法很多，功用各不相同。但对八股文来说，“缩住”收束，强化论述的内容，使观点鲜明有力，就是此种文体写作的最佳选择。

三、八股文的写作能砥砺品格

八股文与其他文体不同。作为科举考试选定的特殊文体，它具有鲜明的功利诱惑性。国家以八股文取士，甄选出许多通达时务而又才干优长的士子，这吸引着天下读书人为此而皓首穷经。但因其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所以它又极具道德修养的价值导向性。士人写作八股文，固是应试科举的需要，也是对自己心性品德的反复洗炼。他们备考过程中对儒道的揣摩以及写作时的代圣人设言，以儒家圣贤之心为我心，其心性就在潜移默化中具有圣人的心性了。当他们隐居独处或入仕为官时，就能以圣人的行事来要求自己，独处则慎于取予，为官则达济天下。所以，归有光《山舍示学者》云：

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而所读者即圣人之书，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绪言。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陈说于吾前，独能顽然无概于中乎……以吾心之理而会书之意，以书之旨而证吾心之理，则本原洞然，意趣融液。举笔为文，辞达义精。[11]

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2]认为人品与言论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而且强调个人优秀品德对其美善言论的单向决定性影响。孔子此论，后来又逐渐演变为人品决定文品的文学批评观，即其人道德修养高尚，则其文自然高格有境界。

粤西士人亦持此论，而且他们往往能从文章所写事理来反观作者的品行，认为文品高者，其人之道德品质也必能自立。吕璜谓：

夫为文之与植品，事虽异而不异者，志也。为文之与敷政，途虽歧而不歧者，识也。往余尝以验于交游朋好之间，其文晰于理，洞达于事，昌明于词气者，其人不自立，其官不自贵，重任之事不立办，盖十不一二焉。[7]56

八股文不同于“虽足以翼圣道而未必皆代圣言，故时有愤怼奇怪驳杂之谈而不害为工”[6]136的古文，它是代圣人设言的特殊文体，必须言圣人之所言；而且应试举子长期揣摩圣贤经典，潜修圣人大道。因此，读者可以据文品人，从事理明晰、词气昌明的文章中考知其人之自立。

郑献甫云，“李安溪《贻何义门书》有云：‘有明盛时，治太平而俗醇厚，士大夫明理者多，盖经义之学有助焉！’夫以最无补之艺而谓最有关之学，其意果何在耶？”[6]136郑氏认同李氏之意，认为社会太平、风俗醇厚，正得益于明理的士大夫众多。而这些士大夫恰恰都是经过读圣贤书，参加科举成长起来的。他们所明之理，就是以四书、五经为根本所宣扬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龙启瑞亦曰：

自有明以来，以制艺取士，国家因之。阅数百年，其间忠臣孝子、魁人杰士出于其中者，几十之七八。今试取其文读之，与其人无不相符合，虽功力有至有不至，然皆非世之为文者所得而及焉。[6]168

汉代独尊儒学，此后经千余年的弘扬传播以及潜移默化的浸润，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许多忠臣孝子。因此，明代以来，品行高洁的魁人杰士未必都因国家以制艺取士所致。但以弘扬儒家义理为旨归的八股文，既已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途径，必然是有助于士人对儒家德行的砥砺潜修的。而龙氏尤能用八股文来考见士人的忠孝大节，以此而论，有言者已必有德矣！

其实，八股文的题目以四书为准，而四书的内容出于圣人，圣人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故士人应举考试，在熟习揣摩四书的过程中，也是他们人格形成的过程。文天祥曰：“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13]吕璜云：“经之道简严易直，得其粹者为宇宙之正人。”[7]56这些读圣贤书而义尽仁至的宇宙正人，在得中入仕之后，亦多能笃谨自守，成为名臣循吏。龙启瑞谓：

然则谓时文之不足观人而达于吏事，亦鄙夫小儒之言，而未足与于疏通知远之道也。吾乡周景垣先生以庶常改知县，分发河南，逮知湖北德安府事。凡所至，皆有声。大吏于疑难事，皆倚君以办。[6]168

又谓：

盖自有明之唐、归、金、陈暨我朝国初诸名大家，其人类皆学有本原，沉潜乎经训，通达乎世事……如先生者，可谓知所从事矣！夷考先生生平以举人得知县，洊升至直隶永定河道，所至皆以循良治行著称。[6]169

写作八股文，不仅对士人有潜润德教之功，而且有考校学子策论时务之用。因此，士人入仕之前，不管功力浅深，都能沉潜经训以通达世事；为官之后，不管官职大小，均可循良治行而达于吏事。

粤西学人持论如是，而他们的立身行事也能遵守儒家教义，达济天下，穷独修身。俞廷举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其同学左方海谓：“石村至性过人，其于父子、兄弟五伦间最笃，予以是尤重之。”[14]蒋励常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清史列传》载其官融县训导时，“或以三百金贿狱事，怒责之，请除名于学使。巡抚汪某重其名，将改边缺教官以擢知县，吏索赇不应，遂引疾归。主清湘书院十年，士皆怀恩服教”[15]。吕璜是嘉庆十五年（1810）进士，官浙江钱塘知县，升海防同知，“治凡五县，先后不及七年，所判案千余，翻控者颇少”[7]2。《清史列传》谓其“时称循吏”[7]4。龙启瑞中道光二十一年（1841）状元，咸丰七年（1857）三月，迁江西布政使。次年九月，卒于官。“在任上他‘劝民积谷备荒，并推广普济育婴诸善政’。”[16]他们知行合一，学问与道德并重，独修则读圣贤书，入仕则竭诚吏事。

粤西其他士子亦是如此。明清广西科举兴盛，明代中举士人共5 098人[17]134-135，清代有5 475人[17]201。他们不管是官居高位，还是沉沦下僚，无不是品行兼优、忠于职事的循吏廉官。谢良琦，崇祯十三年（1642）中举，一生沉沦下僚，难得升迁。然为人正直，遇事持正，吕集义为其作传谓：“为蠡县令。在任二年，事无大小，不避嫌怨，必持以正。迁常州通判，八月中断大狱以十数。”[18]谢济世，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未浃旬，疏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列举十罪”[19]10327-10328。陈宏谋，雍正元年（1723）进士，历官布政使、巡抚、总督，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史书评曰：“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19]10564他们都是通过写作八股文而应举入仕的，他们的高风亮节，不仅影响了治地的风气民俗，对粤西士人亦有榜样引导的作用。由此而论，粤西士人褒扬八股文，确实是有见地的。

治理国家需要人才，而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在各个朝代也有差别。但统治者都希望能选拔德才兼备的贤人以辅世长民，如汉代察举孝廉、贤良、方正、直谏，是首重人品的表现。到了隋唐之后，封建王朝确立了科举选人的制度，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吏。隋唐时，考试采用诗赋策论的形式，已经尽量兼顾考察了举子的文学才情和处理实务的能力，但对士人的品德修养却未能形成有效的引导劝勉机制，而只能寄希望于士人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自为。宋代以经义取士，明清演为八股文录官，考试内容则专据儒家义理。这样的考试形式和内容，既考察了士人解决时务的能力，也激励学生自觉地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有效地打破了以往选拔官吏时无法兼顾的困境。

粤西士人深明其理，所以，对国家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多持宽容的态度。他们也通过科举考试，积极参与国家治理。而在备考时，读书明德，提高修养；为官后，严于律己，与人为善。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今天仍有启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