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度己，何谈度人

薄世宁

“首先为你们的不幸感到惋惜，”他说，“我是OPO（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的协调员，接下来由我协助你们完成器官捐献事宜。”

“目前患者脑死亡诊断明确，器官功能符合捐献要求。一旦移植成功，这些器官将伴随移植受者的生命存活下去，而你们亲人的愿望也将得以实现。”

“但是，”他继续说，“人的大脑功能没了，其他器官也会很快出问题，所以咱们在流程上要抓紧。”讲到这里，他把早已准备好的文件和笔拿了出来。

患者的父亲从兜里掏出眼镜盒，哆嗦着打开，把老花镜戴上。他拿起笔，握笔的手也开始止不住地抖……

这时，患者的妻子站了起来。她语气平静地说：“我后悔了，我不同意。”

深昏迷的患者

患者为男性，35岁，骑摩托车时在山路上发生车祸，好几十公里的时速，头部剧烈地撞击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当时就没了心跳和呼吸。尽管急救人员的现场救治让患者恢复了心跳，但他的脑组织损伤太重，逆转的希望微乎其微。

治疗了3周，他没有一点好转，所有的征象都指向我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脑死亡。

每天来探视患者的有他的父母、妻子，以及一对儿女。他们站在ICU门口围着我，听我给他们讲患者的病情变化、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解释，还有即将对治疗方案做出的调整。其实对这个患者的家属，我完全不需要介绍得这么详细。患者的父母都是做医疗工作的，他们退休前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父亲是资深的泌尿外科教授，母亲是妇产科的护士长。他们每次颤巍巍地给患者擦完身子，和我简单地沟通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案后，从不多问一句，很显然他们对患者的未来看得很清晰。我第一眼见患者的父亲时他还挺着身子，3周里，他的背越来越弯。每次他们来探视时，我都想和他们多说几句。但说什么呢？大家都是同行，我想不出什么话语可以安慰他们。

患者的两个孩子看上去都没到上学的年龄，大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俩蹲在地上嬉笑打闹。患者的妻子一边听我说病情，一边不时地回头轻声呵斥：“小点声，大人说话呢！”她个子很高，是附近一所教培学校的英语老师，举手投足间透着干练。每次听我说患者的哪项指标不好，她都会很激动地说：“他这么年轻，薄医生你看看他的这对儿女，无论他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放弃，变成植物人我也养他一辈子。”

她这么说，我可以理解。除了真爱，她坚持让他接受治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她混淆了植物人和脑死亡的区别。

“植物人”只是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抑制状态，但是患者的生命中枢——脑干功能还在，还有自主呼吸和脑干反应，有醒来的微弱可能，虽然希望很小，但人还活着。脑死亡则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转地丧失，一旦作为呼吸、心跳中枢的脑干死亡，人的呼吸、心跳迟早也会停止。医生可以用药物维持患者的心跳、血压，用呼吸机帮助患者呼吸，但这只是人为地延长了患者存活的时间。大脑是人类意识的载体，脑死亡意味着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意识已经消失，换句话说，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死亡。

脑死亡评定

有一天下午，探视时间过后，那名患者的家属找到我。我带着他们从病房往我的办公室走，前后不到二三百米的距离，老两口紧跟着我，而患者的妻子远远地跟在后面。

到了办公室，患者的妻子最后进来，她关上门后背倚着门，没抬头看我们，只是低头不停地刷着手机。患者的父亲说：“3周多了，我们想给他做个脑死亡评定，有个判断我们也好做下面的决定。”

“决定什么？您想要决定什么？”没等老人说下去，患者的妻子大声地喊了起来，“我说过很多次了，他不是脑死亡，他还能醒，他身体那么好！”因为激动，她满脸通红，音调很高，声音颤抖着。

两位老人一声没吭，我猜他们早已料到儿媳妇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大家沉默许久之后，我说：“一直这么蒙着眼走路也不是长久之计。做一个吧，不论什么结果，大家心里也有个数。”

她不置可否。

第二天，评估团队来了。他们认真地听了我的汇报，看了患者住院以来所有的影像学资料和其他的资料。他们检查了患者的生命体征，又给他做了脑干反射检查、自主呼吸激发试验，还带了几台仪器，有的用来做脑电图，有的用来测脑组织的血流信号，有的用来做诱发电位。所有这些都会为评估脑功能提供客观依据。

第三天，评估团队又来了一次。临走时，他们说：“太可惜了，这么年轻，赶紧商量一下后面怎么办吧。”

我们想捐献

虽然评估团队没有直接提到器官捐献，但我，还有患者家属都能听出他们的意思。

那天，他们谁都没说话。我想，接受这个结果确实需要时间，我没去催他们赶紧对下一步的计划表态，我对他们说：“你们也别太伤心，确实病情太严重了。”

几天后，患者开始出现高热，也发生了尿崩。这几乎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还像做脑死亡评定之前一样，每天守着他，时刻盯着他身体的每一项指标。

有一天，患者的父母又来找我，可能他们也意识到永别真的要来了。

他父亲说：“薄医生，我们想了很久，有个事儿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们全家，包括我儿子，都登记过器官捐献。”他的语气很坚定，“我们想捐给有需要的人。”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竟不知道怎么接，我的心猛然间紧了一下，有种类似心脏缺血、缺氧那样的疼。

我想不到他们最后能达成一致。我问他：“您和您的儿媳妇商量好了吗？”

“她完全同意。谢谢你，薄医生，我们都知道你很尽心。”老人说。

“我马上通知医院OPO办公室，他们会来人安排接下来的事情。”我说。

我后悔了

抛开情感，客观地说，这个35岁的脑死亡患者确实是很好的供体。他年轻，出车祸前没有任何基础疾病，所有能捐献的器官都充满了活力，没有感染，血管弹性好，器官功能储备完好，无论是角膜、肾脏，还是肝脏，功能都完好无损。这样的器官移植到有需要的患者体内，不仅能救命，而且移植效果和患者未来的生存质量可能都会很好。

但那天，当患者的父亲马上要签署器官捐献相关文件，患者的妻子站起来说“我后悔了，我不同意”时，我反而松了一口气。这是种很奇怪的感觉，我甚至微微有种背叛了医学伟大的奉献精神的感觉。

我平心静气地对患者的家属说：“还是要抓紧，别错过了机会。不论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不会影响我们的治疗，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好好治。”

但是，患者的病情还在快速恶化。我想拉住他，想给他的家人更多时间，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无力。他一轮一轮地感染，我给他轮换着用各种类型的抗生素，他肺部感染的多重耐药菌对所有常用的抗生素都耐药，身体内部也开始出现深部真菌感染的迹象。他的脸庞、四肢、躯干的肌肉完全萎缩。他的生命像断了线的风筝般快速坠落。

又过了几天，患者的妻子慌了，她找到我，说：“我想清楚了，我应该尊重他，我想现在、立刻、马上进行器官捐献。”

此时，已经太晚了。

他走的那天，她抱着他已经凉透了的身体号啕着：“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悲悯与理性的纠缠

这个病例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在于，患者是有很大机会捐献器官的：他的父母是医生，懂得脑死亡的不可逆，更清楚捐献器官、拯救他人对患者、对社会、对活着的人的价值和意义；而他的爱人是老师，有学识、有爱心，她只是在情感上一时过不去；更关键的是，患者生前登记过器官自愿捐献，他有这个意愿。如果当时我能够坚定有力地多去鼓励患者的爱人，那她很可能就同意了。为什么？为什么我没能推她一把，她几乎就在同意的边缘了。

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我每天给他治疗，我眼里全是他、他沧桑的父母、他尚不懂事的孩子、他执着不放手的妻子。我每天盯着他的血压、中心静脉压、尿量、电解质、血氧……我会为他生命体征的短暂稳定而欣喜，也会为一个指标的异常而焦虑。我会反复思索、检索文献，还会找各个科的同行一起解决问题。我原以为医生做久了会越来越中立、冷静地看待患者的病痛。但没想到，我越了解患者和他的家人，就越发现在这场和病魔的浴血奋战里，我早已把他们当成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深深地陷入他们的生命中。

器官捐献的价值和意义我懂，但面对我的患者，我更能真切地感受到家属的痛、家属的苦、家属的无奈和不舍，而对于正在苦等着器官移植的人，我虽然能够理解他们的渴望，但无法感同身受。所以我像我的患者的亲人们一样不甘心、不舍得。

当然，我舍不得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听他妻子说过很多关于他的事，从而得以走进他的世界，甚至对他有了朋友一样的感觉。

她对我说：“我看ICU墙上挂着很多自驾去西藏无人区的照片，那是你拍的吧？我爱人也喜欢自驾。

“我们俩是2010年认识的，后来约了几个朋友去稻城亚丁。到了亚丁村的民宿里，由于缺氧再加上发烧，我觉得我坚持不住了，我想连夜撤回去，再好的风景我也不看了。可他说，人生所有的事别管有多难，就分为两种：坚持下来的，放弃了的。他一间一间地去敲民宿的门，去给我借氧气瓶。第二天一早，他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看到了日出。”

对他这样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我同样不舍得放弃他。

把情感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场修行，而我越来越相信，救命这件事是修行中的修行。在我看来，所谓医生的修行，则是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治疗自己。

人类真正救命的知识不在书本上，而是在救命现场，在命悬一线、云谲波诡、瞬息万变的临床实践中。这是关于人类的苦难、坚韧、不放手，是关于医学的悲悯、安慰和日趋坚定。医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但他要体恤人间最痛的苦，见证最深的爱、最复杂的人心、最无奈的放弃、最不舍的告别，感受世上最痛苦的无助；他要日渐坚强，更要良知未泯，要睿智，更要善良；他要清洗、缝合别人的伤口，同时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舔舐、包扎自己的伤口；他会无时无刻不在科学的理性与人性的悲悯里纠缠，永远不可能像个旁观者一样置身事外。

有人说，医生度人不度己。要我说，这不对，如果我连自己都度不了，何谈度人？

当死亡化作生命

在收到人体器官志愿捐献卡后，我一直把它藏在车里。

但是经历这个病例后，我想找个时间和妻子好好聊聊，我很担心她也会像这个病例中的妻子一样舍不得。

那天下午，我开车带她去郊区转转。她坐在车后座上，我先从这个病例讲起，她边听边落泪。果然，如我担心的那样，听完后她擦了擦眼泪，说：“如果是我，我也不舍得，那么亲的人，谁忍心在他离开后还要把他的皮肤划开，切下他的器官捐给素昧平生的人？”

我说：“你知道一个人的器官进入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会发生什么吗？有个做了肝移植的女孩，术后能进食后的第一餐，她就让她的母亲给她买汉堡。这太不可思议了，以前她从不吃汉堡。这次，她不仅吃了，还觉得很好吃。

“她想，会不会是捐献给她肝脏的那个人生前喜欢吃汉堡呢？在有些国家，移植手术完成一定时间后，获得器官的人是有机会得到捐献者信息的。后来，她终于知道捐献者是个男孩。她找到男孩母亲的电子邮箱，一封接一封地写信表达她的感恩之情，讲述她接受移植后身体的变化，以及她的重生。但每次写的信都如石沉大海。

“为什么这个男孩的母亲不愿意给她回信？

“这位母亲始终处在痛苦和愧疚中。她愧疚没有好好管教儿子，以致他在一场枪击案中丧命。她自责、内疚，如跌落深渊般痛苦。

“最终，她还是忍不住给这个女孩回了一封信。信不长，她在信中讲了儿子的成长经历、她对他的爱，还提到了儿子喜欢吃汉堡。

“女孩收到信后身体颤抖，眼泪夺眶而出，她高声地喊，我就知道，他喜欢吃汉堡！

“男孩的母亲终于释然了。她知道儿子的肝脏不仅活着，还改变了另外一个人的一生，同样的还有他的肺、心、肾脏、角膜……它们已经化作新的生命。”

在医学的每个领域，我们毕生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而在器官移植领域，死亡是我们的另一个起点。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审视：器官捐献不是放弃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活下来；它其实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乎放弃自己的所有，让你身体的一部分活下来。

我继续给妻子讲。

“有个小姑娘在车祸中丧生，她的母亲痛不欲生，但还是忍痛把她的器官捐给了不同的人。过了几年，这个母亲去参加医院组织的聚会（有些国家为了鼓励自愿捐献，受者在手术一段时间后是有机会见到供者的亲人的）。

“人们在绿地上亲密地交谈，追忆器官捐献者的往事，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而这个母亲独自坐在角落里抽泣，因为对女儿无尽的思念。

“一位高大的男士向她走来。他蹲在她面前，掀开自己的衣服，并递给她一把听诊器。

“他说：‘女士，你听听我（的心跳）。

“那是她女儿的心脏在跳动，她仿佛在说：‘妈妈，你不要哭，你听到了吗？我并没有离去。

“这个母亲哭着哭着就笑了。”

我把我的人体器官志愿捐献卡递给妻子，说：“这是我的，我怕你不高兴，就一直藏在车里。”

我说：“万一有一天我出了意外，我说万一，你记着把我捐了。”

妻子泣不成声。“我可以考虑，”她说，“但前提是你得好好地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

（刘 振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命悬一线，我不放手》一书，本刊节选，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