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器乐美育的学术品格研究

2021-11-26 12:38
黄河之声 2021年6期
关键词:器乐范式美育

刘 剑

中华传统器乐美育,以其“雅正无邪”、“志存经世”、“得窥天地堂奥”之弦上“二十四”清雅况味[1],培养人的信仰、情怀、担当和想象、创造、境界,培养人与天地往还的广博之爱,与时代共呼吸的进步之责,将道德、智慧、知识化为涓涓清流,激励人们传承美育文化,创造美好未来生活。提升中华传统器乐美育的研究水平,淬炼其学术品格,是做好美育工作的殊上方略。

一、建构“天人之学”的学科体系

传统器乐的美学品格,是在儒道佛思想的涵泳和古代科技工艺的“匠心”中逐渐形成的,体现了不同乐器类别中的人文意象质地和美学表现技艺,它是艺术审美品质的文化自觉和美学生命。器乐美育正是基于这种几千年形成的中华器乐美学精神,对人的生命历程具有润物细无声般的化育培元功能,属于对人的本体层面的生命意识、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教育。

传统器乐的时代性人文价值和科学性技艺品质,是中国传统器乐在历史时空中,己淬炼成就的既精微又自圆的美育文化基因“天人之学”[2]的致用,即“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尚正取中”、“和而不同”的美学品格,是将真善融入美的形式,美成为天人知性与道德的中介,成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中国人文学科奇葩。天人之学的“天”,概指宇宙、天地、自然万物,泛指自然演化的客观规律;天人之学的“人”,指涉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人性、人生、自我等,以人的解放超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理论旨归。中国5000年文明史传承的天人之学,历代思想家们的阐释都涉及其世界观、方法论、人性论、社会观、历史观等,而文学与艺术,更是深得天人之学的文化滋养。虽然天人之学历史上出现过牵强附会的“天人感应”说和“天人混沌”说,这种或神学迷信,或逻辑边界不清,阻碍了科技理性和逻辑思维的独立发展,但古代的思想家们通过不断摒弃校正,仍不失其人文性与科学性的思想光辉。

先说时代性人文价值。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地要回答时代之问,这是艺术的生命。音乐艺术的“当机而发,即身而没”的时空瞬间性、模糊性、多义性、延伸性等生发特征,使其审美的时代性意蕴,深深地打上了“妙通万象”的“共同意象”和“仁智自见”的即时性,一方面打破了物理时空的局限,一方面又必然地“无数妙境宛然现于目前”,这正是杰出作品成为经典永流传的内在原因。如琵琶舞曲《十面埋伏》、《霸王别姬》的英雄浩气,成为千古流传的阳刚审美标志;《昭君出塞》、《塞上曲》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审美意象;《浔阳琵琶》、《春江花月夜》的古代商道叙事,成为今天“一带一路”的精神传承,等等,这种经过洗练概括、取舍重组、以意立象、以声写神的特征,是传统器乐时代性人文价值的审美生命之所在,它或格调和静清远,古澹恬逸;或指法洁润圆坚,溜健柔刚;或乐曲宏细轻重,迟速阴阳。它是精神的、致远的、意象的、描述的,是充溢着更多的个人情感的可游、可观、可诉的意境。

再说科学性技艺品质。传统器乐的科技品质,是贯穿于工匠精神中的缜密态度及其巧思妙想的创造,从大量的历史典籍和考古发现中得知,中华器乐的科技品质,主要表现在对乐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八风”“八音”的材质、结构、音响的考量;对“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和谐成律的研究;对琴、弦、弓、索、孔、口的练制技巧;对金、木、水、火、土“五常”相生相克乐理机制的辩证;对阴、阳、刚、柔四气升降沉浮的体验;对吹、拉、弹、打演奏技巧蕴含的力学智慧和艺术创新,等等。这种艺道的精妙把握与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造物技巧,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返璞归真境界,使中国传统器乐“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乐者法天地四时而成韵律节奏。人的心灵体会、想象、创造,是如此的理性和惬意,如此的天人交合而又相分多彩,这是知识和智性、规则和法度的隐形表达,是人文与理性二者价值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发生机制。传统器乐文化品质的研究,跨越人文和科学的体系,特别是新时代大数据智能科技、脑成像电信号的采集分析,帮助我们打开大脑里的“黑箱子”灵魂奥秘,计算乐器音质音色音韵的物理量化,将为器乐的美学分析尽可能提供更为科学的、实证的数据模型。

不难看出,中国器乐美育学科不仅传授艺术带来的审美情感,而且蕴含深厚浓郁的家国情怀、自然情趣、社会理性、道德精神和科学奥秘、工艺技术、智性知识、法度规则等美育学科内涵和架构。近现代以来,传统器乐文化随着中国美育的内涵而发展变迁,自强调对国民性之改造与国家之自新图强,到提升国民文明程度,振奋民族精神,再到新时代的无限潜力的梦想激发,等等,使艺术美育的地位愈发突出,功能更加彰显,影响日益深广。艺术与审美都是人类生命灵魂和精神境界自由的表现,但通识艺术美育学科不同于艺术专业教育学科,前者是指人人可共享侧重于人文素养的通识教育,而后者是指以艺术为专门技能和职业的教育,然二者的人文功能是重合的,要通过多学科的交叉、整合、融合,建构门类齐全、艺哲融通的美育学科集群平台,使美育学科名符其实地成为人类学习知识、提升境界的制度安排,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概念体系,清晰的知识规训,进而展开器乐美育学科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创建。

二、创新“中国乐派”的话语方式

中华器乐艺术文化,是具有鲜明的儒道佛文化基因,具有传统农业文明的自然意蕴式乐器形制和音乐节律及其经典作品、经典理论,其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八风”“八音”,概括了中华传统器乐的风格和品类,且从价值体系到表现技术都有鲜明的取向和方式。这里的话语方式,是指中华器乐文化自信自强自觉发展背后的原理、学理、哲理,为世界艺术界贡献学术新知、中国乐论、中国经典、中国智慧,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通过批判反思的器乐文化自觉,揭示中华传统器乐文化殊胜的理论逻辑和经典器乐作品意蕴,进而开阔世界视野,站上国际舞台,创造具有鲜明华夏民族特色的兼收并蓄包容互鉴的中国乐派理论,这应是我们新时代文化强国的一个重大使命。

比较中西器乐文化的差异,正是为了在人类共同共通的生命情绪铨释基础上,根据中西历史发展、经济基础、民族信仰、文化基因等殊异性,能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西器乐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美学价值选择上,中国器乐文化是在偏重于人文价值基础上的道艺合一性价值取向,而西方器乐文化是偏重于科学理性基础上的艺道二元性价值取向;二是从审美思维方法上,中国器乐文化是一种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的自我心性、智性、灵性、悟性为生命旨归的理解,而西方器乐文化是一种从实体世界出发的在人的科学认知范式下的以形式美、艺术美为主要目标的感悟理解。从西方音乐史的大量史料数据中可以看到,西方器乐表现形式丰富,仅体裁类别就可分为结构形式的舞曲、进行曲、前奏曲、幻想曲、即兴曲、序曲、组曲、奏鸣曲、交响曲、圆舞曲等,虽其内容、风格,演奏形式不同,但都特别追求结构、曲式、技巧等形式唯美要素。比如,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3],因其第一乐章主题那蜚声于世的四个强音符振撼力,被贝多芬形容为“命运的敲门声”,因此人们又将这首曲子称之为《命运交响曲》。在这部不过30分钟的曲子里,贝多芬通过四个乐章的音乐演绎,把对命运的反省、追问、奋搏乃至把握的哲思,凝练为“命运的敲门声”、“扼住命运的咽喉”、“英雄交响曲”的音乐意象,百年来医治了多少流血的心灵,皈依了多少彷徨的游魂,又使更多的人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为人类世界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精神丰碑。

中国传统器乐以礼乐文明教化为圭臬,在儒道佛文化的涵泳中,强调:“乐者,德之华也”,认为“审音而知乐,审乐而知政”。其作品也多以文学性的标题和序语,强调其教化意蕴和心性悟得,使乐曲的真善美高度融合为一。比如,由古曲《浔阳琵琶》、《夕阳箫鼓》等曲目整理创作的民乐丝竹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分别以诗的语言“江楼钟鼓”、“月上东山”、“风回曲水”、“花影层叠”、“水云深际”、“渔歌唱晚”、“回澜拍岸”、“桡鸣远濑”、“欸乃归舟”、“尾声”共10个小标题展开乐思,呈现江南丝竹音乐清秀细腻的特色。乐曲通过优美柔婉的旋律、丰富巧妙的配器和具有展衍性的变奏曲结构,形象地描绘月夜春江不仅景色迷人,而且可以尽情想象白居易《琵琶行》里丝绸水路上的商贾官人、匹夫贩妇、走卒船工等三教九流和琵琶幽思、江州司马的长卷史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中国传统中的艺术功能,用当代的话说,就是要五感齐发,身心开启,标题是什么,形式如何表现,此时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音乐所激发的人对事物的感觉、对世界的经验、对他人的理解、对生命的态度。

三、打造数智平台的集群资源

中华器乐艺术美育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宝库,承载着祖先的精神、智慧、价值、信仰和精微而自圆的器乐知识认知范式。建构独树一帜的中华器乐美育愿景,就是要揭示其起源和发生的条件、基础、机制、过程及其学科框架,形成体系严谨、定位精准、边界清晰、人文精神浓郁、艺匠品质优秀的学科课程体系,把美育落实到课程建设开发上。因此,打造数智化课程资源的集群平台,是提升器乐美育学术品格的重要手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提升对传统音乐文化基因的萃取能力和创新铨释能力,从礼乐文明的历代音乐典籍和乐器考古遗存中,确认中国乐派的美学特质,建立殊胜的铨释边界,显示中华器乐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使我们不仅能够听到千年的遗音,看到远古的舞韵,感悟历史遂道中的理性智慧,更要开创一种新时代、新场域、新受众、新方法的全新表达和话语体系;二是要充分认识中华器乐是世界音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建构特色鲜明的中国音乐文化,就要立足于全球视野,增强我们的国际话语权,研究中国音乐的国际表达,借鉴吸收其它民族先进文化的精华,创造中西互鉴、平等交流的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契机,让我们的美育课程资源,为世界贡献中国美育智慧、美育精神、美育力量;三是要顺应国家教育部提出的“新文科建设”和“新时代艺术美育工作意见”的要求部署,在学科的论域拓展、价值重塑、科类融合、研究范式和美育教学平台建设、课程集群优化等方面,彰显中国器乐的人文心性和科学理性的音乐美学美育质地,使华夏器乐文化在“载道”、“体用”、“质性”上,真正筑牢其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的美育建构愿景;四是要打造优质精品课程,形成课程标准、课程教材、课程资料、课程模式、课程团队、课程评价等方面构成的科学体系,并坚持不懈对课程进行优化和更新,使课程资源平台成为锤炼优质精品课的学术高地,成为MOOC(慕课)、网络直播、QQ群答疑互动等数智化教学改革的前沿阵地,为器乐美育独特的浸润、熏陶、感染、共情、唤醒、激发的课程思政和创新创造功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我在主持获奖的2019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大赛二等奖《中国器乐的美育追求》作品建设打造中,就探索出了“以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人文教化目标——以学生的想象创造能力培养为理性目标——以不同专业班级教学背景为美育课程切入点——以数智化为课程研究和教学手段——以师生教学资源的平等共建、互享相长为教学模式”的课程建设路径,为传统器乐的学术研究和教学资源开发,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数据。

四、丰富学术质性的研究范式

提升中华传统器乐美育的学术质性,就必须在丰富器乐美育的学术研究范式上做足文章。学术及学术质性,前者强调其学问、成果、理论和方法,后者是其研究的内涵、属性、精神、品格等,是形上层面。范式是学术研究的规制、方法、整合的手段。器乐美育的学术质性特征,可概括为艺术性、学科性、教育性和范式性,而范式性是它的生命之本、精神之魂、品格之境,因为,它是求真理、求创造的思维方法和理性“工具”,并饱含着感情、理性、视野、境界、修养、人格等,都“大象无形”地渗透于美育文本、美育课堂、美育实践等范式规制之中,构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象相合的理性世界。概括器乐美育丰富的研究范式,可归纳为:交叉融合范式、学理思辨范式、作品实证范式、数据量化范式、数智推演范式等。不同的研究范式,是基于的学科、理论、方法的不同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其学问或成果又不断地推动着知识的更新、生产和传播,造福人类社会。器乐美育的学术研究范式,是学者和教师治学的科学态度和基本价值观的蕴含,而市场化的社会又复杂地异化了学术,违背了学术精神和学术规则,严重危及学术事业的生命,我们必须予以警惕,要心怀敬畏之心。

器乐美育的研究范式应用,要根据课题性质和问题导向,可综合使用,可单独进路。这里,我们通过对刘天华创作于30年代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4]的作品实证分析,以期揭示这部作品的人之本、艺之体、育之用的学术质性。《光明行》吸收多民族丰富的演奏技法和表现风格,集各民族音乐艺术之大成,使乐曲旋律铿锵有力,气势雄壮豪迈,富于激情,满载觉醒时代热烈喧闹的气息,表达了知识分子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变革现实的抱负理想,以及不怕挫折失败,坚持探索光明和进步出路的信念和意志。全曲为多段体(引子、四个乐段和尾声)结构,又结合循环变奏和复三部曲式的特点,采用顿弓、跳弓以模拟军鼓敲击,威武雄壮,分弓以显示宽阔有力,颤弓抖弓演奏以展示意境壮阔,内外弦交替演奏以显示深沉而不屈,三和弦分解式旋律以显示向上热情和进取力量等,这些三部曲式、丰富技法、循环变奏、同音重复、激情揉弦、玄妙滑音、三和弦分解旋律,融合了民族大家庭中不同的风格、演技的艺术再创造,都使乐曲生气勃勃,乐思动人,意象光明,艺术是一种解放身心的力量,是唤醒包括人文与科技等一切创造力量的源头,是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共性基因。不同的器乐艺术虽形式多样,风格迥异,但其学术的质性分析一定要守正,突显内在的、内涵的思想性和价值性,通过对作品的穿透式分析和整体性探究,对其获得意义和建构上的解释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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